社会运行总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体现出来的。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但就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运行机制：一是利益激励机制，主要指利益是推动社会运转的力量；二是权力支配机制，主要指政治权力推动社会运转；三是制度约束机制，主要指各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具体政策、法规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四是行为规范机制，主要指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以及整个社会运行的规范作用。尽管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这些机制，但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运行机制上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中权力支配机制占主导地位，现代社会中利益激励机制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两种机制对社会运行的作用尤为直接，因而我们的分析主要围绕这两种机制来展开。

权力支配与利益刺激作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种运行机制，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同的社会结构首先造成了不同的运行主体。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未分化的结构，而未分化的结构必然产生未分化的主体。如东方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运行主体高度集中化，全社会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君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国家和君主决定的，国家和君主的意志就代表了全民的意志。如在印度，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主权，就是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国家所得到的从公社缴来的产品，究竟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实现的，还是以主权者的身份实现的，那是不可分的，所以马克思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1]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形成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全面依附，而这种依附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2]正因为各种权力均集于国家一身，国家就是唯一的社会主体，所以其他部门、组织都是为这一主体服务的。对于东方社会这种独特的结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也曾经这样深刻地指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一批尚未成熟的混乱的群众。在西方，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透过国家模糊的轮廓，就立即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粗壮的结构。”[3]由于国家完全控制了政治、经济生活，因而把任何可能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的”次要团体都同化了。与东方的情况相反，西方社会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市民阶级的兴起开始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罗网，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他们可以自主决策、自主生产、自由交换，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制。因此，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与这种新型主体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不同的运行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运行方式。在东方，由于社会成员缺乏主体地位，因而其活动方式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方式是权力支配型的。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封赐时指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4]这就是说，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限制了属于基础的经济关系向欧洲式封建主义的演变。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在其《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中也曾经对古代印度社会的情况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从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罗陀法典开始到印度被穆斯林征服为止的时期，即从公元前九至五世纪到公元五至六世纪”，“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5]。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来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公社，现在获得了国家政治职能，成了国家维护自己政权的手段和工具；公社本身的法庭、千百年来形成的公社的习俗原本就具有公社范围内的法律效力，现在又同国家托付、责成和规定的司法与警察职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使公社本身的存在得到更加牢固的巩固。所以，公社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运行必然是超经济强制式的，权力成为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在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6]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东方社会超经济强制型的运行机制非常简洁地勾画和概括出来了。

超经济强制必然给社会运行机制带来这样一些变形：在决策机制上，集中化的决策代替了分散自主的决策，一切重要的决策均来源于国家；在动力机制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完全是以权力为基本动力的，基层单位与组织缺乏真正的动力与活力；在信息传递机制上，信息源来自社会最上层，各种信息均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进行传递，很少有横向的交流。总之，在这种超经济强制的作用下，整个社会是靠权力推动的，其运行的轨迹是自上而下的。这就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以至各种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社会的运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由于现代社会是从市民社会中演变过来的，而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所以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在商品经济中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这样，整个社会的经济联系不是用权力来维系的，而是靠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来维持的；利益激励机制成为商品生产和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受利益的驱动，现代社会运行无疑会凸显出如下具体机制：

1.竞争机制。“当前的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7]因为现代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必然突出竞争。“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8]既然商品经济就是竞争经济，那么，各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和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生存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其巨大的动力源泉就来自于利益驱动下的激励机制。“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9]竞争对社会运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它迫使所有的人的全部精力都极度地紧张起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也不敢疏忽、怠慢一步；它通过剧烈的角逐，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传统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方式；它突出了效率优先的地位，使社会资源与社会能量得到了充分利用与发挥，加速了社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变迁的步伐；它促进了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大力推广，谁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领取现代化的**，谁就要关注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对此，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10]总的说来，竞争是加速社会运行的强大动力。有无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对能否加快社会发展影响甚大。

关于竞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恩格斯也曾以英国与美国为典型进行过专门地比较研究。在1881年6月所写的《对法国的通商条约》和《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两文中，恩格斯对英、美两国的发展趋向做了具体剖析。恩格斯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美国开始崛起、英国走向衰落。大约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曾是世界棉纺织工业的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工业的革命。另外，大片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延伸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加上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得到新的刺激。在整个工业体系的革命中，英国确实走在了世界经济的前列，以致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称。但是，自从19世纪中叶始，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逐渐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美国的后来居上。当时出现的发展格局是：在发明机器方面，美国走到了英国的前列。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代替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输入英国，而且几乎输入到所有的工业部门。“毫无疑问，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织品在印度和中国跟英国的棉织品竞争，并逐渐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上争得地盘；美国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内）和英国货展开竞争。使佛来米的工场手工业转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1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原因固然是多样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英美两国在竞争意识上出现了差异。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已有的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缺乏原来那样的开拓进取精神，因而在其他国家的挑战下，日渐显得被动衰退，走上了威尼斯人和荷兰人的老路。相反，美国没有什么工业霸主的包袱，它只有顽强竞争，才能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12]。正因如此，美国在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关税保护之后，在经济领域里向英国等主要国家发起了全面挑战，致使这些国家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可以看出，有无竞争机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2.创新机制。商品经济下的竞争必然突出创新，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创造的关系。“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3]因为资产阶级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受其利益所驱动，它必然要不断变革创新。如要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除了提高剥削率之外，关键是要不断改进机器与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又如开拓世界市场，要求资本在它所到之处，对妨碍它顺利运行的一切陈旧制度都进行改造，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运行的自由。因此，“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4]。正因为不断地变革、创新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生命源泉，因而所开创的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传统社会都具有更大的发展动力、更强的生命活力。也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于这种变革、创新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曾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保持已有的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15]

对于创新，当代发展经济学也给予特别地关注。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是以“创新理论”著称的。熊彼特的基本观点是：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何谓“创新”呢？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列举了创新的五种形式：（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技术、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来源；（5）实现企业组织的新形式。熊彼特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框架，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新中毁灭的生命过程，强调变革与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这种变革与创新视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认为没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没有资本主义产生，也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显然，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某项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一种不息运转的机制；它是一种经济与社会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尽管他的创新理论回避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运动和各阶级的利益冲突，抹杀了不同制度下创新的不同社会后果，但他从经济内部的运行机制去寻找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动因，其研究方法是颇有意义的。

3.交往机制。现代社会的交往，是由利益驱动下的现代商品经济所产生出来的。有商品经济，就要有交换；有交换，就要有交往。随着市场、交换的扩大，必然产生广泛的交往。普遍交往的发展，首先使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形成一种整体发展，因而有助于加快社会运行。其次，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各个国家、民族都可以打开门户，充分吸取、利用现代世界的文明成果，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另外，普遍交往的发展，对于主体的个性、主体的活动、主体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主体的性格、资质、能力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交往掌握社会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主体的发展也是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同步的，因为只有广泛的交往才有可能克服个人发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至于主体的活动，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广泛深入的交往，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离开交往，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无从进行。因此，交往的发展，这是加速现代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内外封闭的情况下迈向现代社会的。这种情况在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可以得到充分地反证。亚细亚社会大多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由宗法制度所形成的村社壁垒，使整个社会犹如一盘散沙，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整个社会发展非常缓慢。虽然专制王权通过超经济强制也可以对社会起到某种联系、推动作用，但因缺乏健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因而在专制王权作用下的社会运行是非常笨拙、缓慢地。

由利益激励机制与权力支配机制的重大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引起的上述各种运行机制的不同所决定，社会运行的后果自然大为不同。在权力支配机制的作用下，亚细亚社会的结构不仅没有得到破坏，反而得以维持，因为权力支配机制与家国一体的封建宗法制度是融为一体、互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唯一显著的社会运行规律，是周期性的经济政治危机，具体体现为“乱—治”的循环和王朝的更替。正由于不能打破这种循环，因而亚细亚社会迟迟不能进入现代社会。与此相反，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后期以来就实现了社会的根本转轨，这就是从传统自然经济转向现代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既使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又使超经济强制转向经济强制，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均得到了深刻改造，以致西方社会自16世纪以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既然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在运行机制上的差别主要是权力支配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差别，那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否完全取消权力支配机制而突出利益激励机制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作用机制，而是各种机制都在起作用，只不过作用的程度不同。就我国来说，在目前条件下，解决社会运行矛盾的出路不在于对这两种机制完全做舍此求彼的选择，而是寻求一种能够恰当反映社会运行实际需要的主导模式。具体说来，就是要伴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从权力支配机制为主向利益激励机制为主的转变。

所谓利益激励机制，其基本内涵是：利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动机，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在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调整和改变利益关系，借此激励各经济主体自觉地依照社会宏观管理的要求行事，从而保证全社会有序、协调、高效地运行。在这里，利益激励机制实际上就渗透着权力的作用或政府行为的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利益激励机制一般处于较低的层次，其特点是：政府仅仅设定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交往的一般利益准则，以防止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建立经济交往的一般秩序。这种机制通常并不反映或很少反映政府组织、管理经济与社会的意志和要求。这种利益机制的理论依据就是亚当·斯密和配第等人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及“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思想。事实上，健全的利益机制的内容并不纯粹是自由放任的利益调节，它不能不受政府各种经济手段的制约。正由于自由放任的利益调节所带来的直接弊端是政府很难染指和影响资源配置、产业导向，因而才有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性的增强，才有国家干预的出现。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现阶段所应、所能建立的只能是有宏观调控的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利益机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利益机制，其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从我国改革发展以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确立这样的利益机制确实有着明显的优势。其一，如帕森斯所说，权力机制是以特殊主义为特点的，它往往以单个主体的个别行为为作用对象。与此相反，利益机制奉行的则是一种普遍主义，由政府所建立的利益条件，对全社会各经济主体都普遍适用。这既使各经济主体能够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从而避免权力机制下经济主体机遇不等的现象，又可使经济主体确立稳定的预期，注重长远利益的追求。

其二，利益机制与权力机制虽然都体现政府的意志，但利益机制不像权力机制那样用纯粹的权力或行政命令来使经济主体遵循政府意志，而是把政府意志具体化为某种或某些利益目标，通过经济主体自身的利益驱动而使政府意志现实化。在利益机制下，政府意志对于主体来说，已经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成为经济主体的内在追求，经济主体的行为完全由自己所决定。从表面上看，政府对经济主体的实际控制弱化了，实际上却使政府的意志与要求得到了更有效的贯彻。

其三，由于权力机制是超经济强制的，因而其发挥必须借助于各级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作用于经济主体。这样，一方面造就了重重叠叠的行政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又给决策的科学化和信息的快速传递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与此不同，利益机制并不需要多层次的机构，经济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我接收的利益信号，按照一定经济导向和价值偏好能动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在利益机制下，具体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以及利益承受主体是集于一身的，这既避免了权力机制下的决策与实际执行相互迟滞的现象，同时又由于决策与利益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减少了决策的随意性。

总之，建立新型的利益机制，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