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就其经济形式来说，不外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商品社会，它与商品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不能说有商品经济就有现代文明，但现代文明的出现则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很难设想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现代文明而它的经济形式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正是这样的缘故，马克思在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商品经济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借助商品经济确立起来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6]商品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的双重效应，这就是对传统社会的解体效应以及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促进效应。正是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加速了社会的新陈代谢。具体说来，商品经济对于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通过这样几条渠道发挥作用的：

1.促进了以前社会形式的瓦解。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式尽管表现不同，但其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另—个是共同体成为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这种共同体最初表现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如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氏族、部落等），而后逐渐表现为地域共同体（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公社）。在共同体内部，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的统治之下。尽管在这些共同体之中以及共同体之间，也早已出现了商品交换，对共同体起着某种瓦解的作用，但由于这种交换并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因而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些共同体。诚如马克思所说，“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27]。只是到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即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普遍的、唯一的经济形式之后，这种共同体才真正发生了动摇。因为交换的普遍化和经常化，使交换价值控制了全部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交换关系几乎支配了全部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便将每一经济领域和生产部门脚下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了，甚至连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也不再可能在自己内部找到其生产条件，而必须面向市场、服务市场、依赖市场。另外，商品交换把人从一切非经济的固定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使生产者变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这就斩断了以往依赖关系的纽带。传统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或者表现为个人作为共同体、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依赖于首领、家长；或者表现为奴隶被当作客观生产条件屈从于主人；或者表现为农奴对领主、陪臣对诸侯、俗人对牧师、学徒和帮工对行会师傅的人身依附。在这些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社会里，劳动者根本无权也没有必要成为独立的生产主体和市场交换主体。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天荒地用物的联系、货币关系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经济形式下，超经济的统治与奴役关系再没有生存的土壤，“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28]。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共同体的解体，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现代社会。

2.为现代社会的产生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29]货币欲何以能为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物质准备呢？原因就在于，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货币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成为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象征和唯一条件，因而成为“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30]。正是借助于这个“主动轮”，资本“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31]一句话，才第一次创造着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高的生产力。这种更高的生产力无疑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这种货币欲的形象远非是那么可亲可敬的，它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贫困，生产着两极分化，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促进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现代社会发展不能无视货币欲、货币积累的作用。

3.打开了国际通道。如前所述，现代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社会变迁，它不同于以往社会，从其一开始就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而这种全球性正是通过商品交换形成的。商品交换往往会引起新的需要，而为满足新的需要又会引起新的追逐，当这种追逐在当地实在无法展开时，它就会“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32]，这样就必然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如在16世纪至17世纪，尼德兰纺织业发展很快，因而把大量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以换取羊毛；而当时的英国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以换取其他商品，便把耕地变成了牧羊地，把小租佃制变成了农场制。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就不完全是由自己安排了，而要服从世界体系了。世界体系一旦代替地方格局，便标志着传统社会的结束和现代社会的到来。

显然，现代社会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而商品经济又是如何进一步推动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呢？从马克思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两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是商品经济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虽然是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它一经产生，便又反作用于社会分工，尤其是随着它的发展，会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奉行的一条准则是：它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而是为市场而生产，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竞争的压力必然推动生产向着专门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分工将会越来越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劳动者能够把精力更集中于某种技艺上，从而促进熟练程度的提高和生产工艺、劳动工具的改进；另一方面又使人类具体的有用劳动不断获得发展，从而开拓更多的生产门类，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社会发展。另外一点是，商品经济在推动社会分工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还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大批地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而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下，这种“二元结构”几乎无从改变，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把城乡完全隔离开来，限制了农民的择业与流动，这样，农民只能从事耕作经营，不能务工经商或进城谋生，最后的结果是，城乡人口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很难得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会阻碍整个发展进程。所以，发达商品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休戚相关的。

这两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值得注意。因为这些国家在向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分工不发达、“二元结构”长期并存，这两者都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连在一起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以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和工业化。

毋庸置疑，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这是任何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使一个国家、民族必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无疑要以商品化为前提，但有了商品化并不一定自然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样讲来，岂不陷入“二律背反”？表面上看，确实有点悖论的味道，但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悖论”又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这里关键要考虑到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问题，即商品经济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以什么样的状态发展才能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商品经济都会起到这种促进作用，有些病态的、不健全的商品经济甚至会妨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在充分肯定商品经济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商品经济与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具体关系。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1.小商品经济与现代社会。小商品经济无疑属于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并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而恰恰是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条件。在讨论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常常谈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并不晚，而且发展的程度也并不低，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远不追溯，就从15世纪说起，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比较繁荣的程度：原有的城市扩大，许多新集镇在各处纷纷建立；货币制度由混乱趋于统一，确立了银本制，国家税收从实物形态变为货币形态；农业生产商品化趋势加强，出现米贱丝贵的新现象，经济作物的生产有较大幅度增加；家庭手工业大批地脱离对农业生产的依附而向市场集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专门的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集镇；农业人口大量离土离乡涌进城市，形成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到明朝中期（约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中国江南五府非农业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20%以上。一些地主对土地的经营也已经商业化，专门种棉、种桑、种香料的“专业”地主也大量出现。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并不亚于西方。但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非常独特的，它始终没有撼动小农经济这一根基，反而成为小农经济的存在条件。散布于全国的地方小市场为小农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也为小农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充分空间，使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存和再生能力。由于有这种小市场的支持，因而小农完全可以运用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分散孤立的经济活动，用不着改变生产方式，用不着扩大社会分工。所以，尽管地方小市场能够把某些地方特产汇聚成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失业群众也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始终处于萌芽阶段，不足以培养起催化现代社会诞生的新兴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尽管王朝一再更迭，小农经济基础却破坏了又修复，始终没有突破原来的模式。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自然只能按照原有的轨道来运行。

因此，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商品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因而并未把中国一步步引向工业社会。由此说来，讲商品经济时应当予以界定，分清是小商品经济还是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笼统地谈商品经济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似有不妥。当然，承认小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维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对传统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瓦解作用。

2.商业化与现代社会。商业化并不等于商品化。商业化主要反映的是商业贸易发展的程度，而商品化则反映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内容不同的概念。商品化要比商业化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商业贸易只是流通领域的一部分），而且包括商品生产领域。由于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因而商品生产所代表的意义远比商业贸易深刻得多。正是这样的差别使它们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33]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商业即商人资本活动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揭示出来了。应当肯定，商人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货币财产的相对集中，而这种集中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第二，商人资本对于那些卷入商业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产生腐蚀瓦解作用，因为它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它不仅仅是攫取生产的余额，而且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由此导致旧的关系解体。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交换而生产，而不是为满足消费而生产，这就客观上需要有一大批商人的出现，他们不是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所有这些，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商人资本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并“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34]。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深刻触动旧的生产方式，毋宁说是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这种经济形式在一个社会内越占统治地位，就越排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越排斥产业资本的确立。马克思曾经举例说，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因为他实际上是作为商人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因为它不变革生产方式，而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更加恶化，并且是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35]另外，独立于社会生产和消费两极之间的商人资本，往往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在生产、消费两极之间实行贱买贵卖的投机原则，依靠这种不平等交换所获的商业利润，“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6]。“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37]，通过这种侵占、欺诈和掠夺，商业资本占据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所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同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38]。

如果说上述所见还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话，那么，西欧许多国家的近代发展则提供了实践证明。在发展研究中，荷兰的兴衰往往成为一个议论较多的话题。无论马克思，还是当代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荷兰的兴衰做过探索。在研究中，提出的共同问题是：16世纪前后的荷兰曾经是西欧最强大的商业帝国，而为什么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行列？众所周知，在15—17世纪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荷兰曾在世界舞台上领**一百多年之久。荷兰的最初经济发展，严格说来并不是靠商业贸易刺激起来的，而主要是靠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启动的。在16—17世纪，荷兰的农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技术的改良、新耕作方式的推广、对土壤肥力投资的增强，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大规模的拦海造地、围湖垦荒、开发沙丘地，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的进步，又加速了乡村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使得相当一部分乡村人口脱离农业，这就促使乡村工商业蓬勃发展。当时，荷兰的乡村工商业涉及造船、纺织、捕鱼、煤炭采掘等几十个行业，在地理上遍布沿海和内地诸省，各区均有自己的生产特色。随着乡村工商业的兴起，乡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其运行日益超出自身地理范围，对城市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波，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当时荷兰城市工业主要有两大支柱：一是纺织业（主要是呢绒制造业）；二是造船业。这两大产业在当时的西欧均居领先地位。据统计，在16世纪，荷兰就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三百多个，好多城市都有大规模的毛织业、麻织业、造船工场和众多的海洋渔业船队。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兰商船吨位数占全欧总吨位数的四分之三，因而荷兰人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称。

然而，荷兰在走向它的黄金时代时，却也在悄悄地迈向黄昏时代。这一发展走向主要表现在它将商品经济做了片面化的发展，即只偏重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资本逐渐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支配者；商人资本虽然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但这种投资工业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的。他们的经济兴趣主要是商业投机，他们的经济联系是商业大于产业。因此，商人资本家极易让自身的资本发生转移：一方面是从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转移，其结果是，虽然促进了本国商业贸易繁荣，但却是以工业资本的减少为代价的；另一方面是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等职能资本向财产即借贷资本转移，这种转移使借贷资本越来越同本国经济发展相背离，资金或大量外借，或参与国际投机。这种资金大量的外流，严重地阻碍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因此，伴随本国财富的外流，荷兰终于在临近现代世界的门槛时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与荷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借助海外贸易却将大量资本转入国内，投向工业建设，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这样便使英国经济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决不是片面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应该是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统一发展。失去商品生产的支撑，商品流通或商品贸易终究是没有后劲的，靠这样的办法来推进现代化，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就像马克思所说，“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因此，就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道路来看，“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39]。“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40]“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41]这就是马克思给予我们的关于商业、工业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有益启示。

3.商品经济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采取什么样的结构与运行机制，对于社会的发展方向与道路至关重要。成功的发展之路，有赖于健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跛足的、病态的商品经济只能导致现代化过程的曲折与延误。要使发展少走弯路，必须注意建立能够真正适应发展需要的商品经济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在这方面，荷兰的近代发展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如上所述，荷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早的，而且发展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荷兰商品经济从总体来看，在其结构与运行上存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就国内这一块来看，荷兰的商品生产主要是高档消费品生产。荷兰曾经引进“新毛呢”制作技术，扩大了呢绒生产规模，降低了呢绒产品价格，因而较适合大众需要，使呢绒生产有很大发展。但到了17世纪中叶后，呢绒生产便由大众品转向高档品。由于高档品主要限于城市，限于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以失去了广阔市场，生产由此步入歧途。尽管呢绒生产在当时的荷兰经济中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为缺乏城乡贯通，缺乏广阔的市场支持，因而这种生产终究没有真正发展成为富有生机的民族工业。这说明，商品生产本身及其产品的结构如何，直接影响到商品生产发展的兴衰。其次，就国外这一块来看，海外贸易无疑是刺激荷兰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后来出现了畸形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就表现在贸易的范围超出了国内商品生产的限度，生产能力跟不上贸易能力，结果可投向海外市场的产品严重不足，最后使荷兰贸易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澳洲飞镖”式的冲击（即反向冲击）。尤其是在与东方的贸易中，由于出口商品匮乏而导致单向性贸易结构，不得不把大量金银转往亚洲用以弥补逆差。正因如此，到了17—18世纪，荷兰成了西欧诸国中最大的金银输出国。另外，荷兰在海外贸易上还存在这样一个病变，即用于贸易的纺织品因城乡脱节，城市纺织业得不到乡村支援，而乡村纺织业则得不到城市指导而处于低水平状态，这样便大大弱化了纺织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总之，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的角度来看，荷兰由兴旺走向衰落，确实与其商品经济的病态发展分不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结论性的意见：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冲破小商品经济的界限。这里关键是要大力推进乡村经济的商品化，使城乡商品经济连为一体。如果农村还依然保持传统式的农业，或者仅仅把小商品生产作为发展传统农业的补充，那么，要实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根本转换，几乎没有可能。只有用商品经济控制了农业并且把这种商品化过程纳入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轨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础，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因此，现在要发展的农业，应该是商品化的大农业。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健康的运行。不能把发展商品经济仅仅理解为发展商业贸易，以为全民经商就是发展商品经济。须知，现代化必须以完整的、健全的商品经济为基础，不能仅仅以商品交换为基础。为此，要防止商品经济发展的逆转，即只从流通领域发展商品经济。另外，要发展健康的商品经济，必须注意发展大市场，保持市场体系的完整化。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而现代商品经济则要求全方位地依托市场。市场体系完整化的一般进程是，先有消费品市场，后有生产资料市场，再有资金、技术、劳务、人才、信息、房地产等经济要素市场，再有产权、经营权、劳动权等经济权利市场。最后各种市场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多成分、多功能的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以这样的市场体系来组织经济，才能提高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

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冲出国界。囿于局部地区内的商品经济很难得到长足发展，自然也无法诱导大工业的建立。如上所述，中国的商品经济起步并不晚，其发展规模也曾达到相当的程度，但因商品交换很少冲出国界，狭小的市场无法使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由于狭小的市场使生产各部门对源源不断的资金拒之门外，因而大量投资只得涌入土地买卖或放贷以取利，这样便人为地扼制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要真正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冲出国界，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开始从自然经济的状态下走出来，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现在，发展新的市场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确实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为了保证这项事业能够顺利、健康地进行，除了许多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需要解决外，同时需要吸取世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克服目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两种思想倾向：

其一是浪漫主义的倾向。实行市场经济，无疑是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举。但是，不少人将市场经济赋予过分浪漫的色彩，因而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浮躁与狂热。前些年，经商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四起，曾经强烈冲击到整个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这些做法完全是对市场经济的庸俗化。假若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靠“炒股票”、“炒房”、“炒地皮”来发展市场经济，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很难说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对市场经济的逆转。还有人倾向于用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来推进市场经济，把经济发展完全交与市场来处理。这样的主张也有点太浪漫了。要知道，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得有一个过程，靠**行事是要受惩罚的。诚如有的同志所说：市场经济本质上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精神，而不是放纵人的欲望、非理性的冲动。没有理性，就会浮躁；没有冷静，就要混乱。

其二是感伤主义的倾向。市场经济的实行，打破了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宁静，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原有心理的平衡。一些人面对新兴的市场经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情感上，总觉得有点别扭，因而不免有些感伤。应当承认，这种感伤情绪确实有它产生的客观基础，诸如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不正等，均是引起人们忧患不安的因素。另外，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要带来利益的调整，甚至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这也是引起一些人怀旧的原因之一。但是，感伤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与历史进步观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无疑是要付出一定代价；另外，由于市场经济起步不久，很难一下做到比较完善。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不能将眼前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好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弄清什么是历史进步、什么是进步的价值尺度、什么是进步的必要代价，使改革的价值观确实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