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这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首要的途径。实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从现代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来看，只有机器大工业才确立了现代社会的统治地位。传统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手工技术基础一直没有得到触动。正因为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长期落后、保守，因而一直没有撼动传统社会的根基。机器大工业的产生第一次动摇了这一根基，它使传统技术基础得到全新的改造，原有的、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洗刷一新，新的现代文明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谁要独领现代社会的**，谁就要站到现代工业的前沿。其次，从现代市场的形成来看，正是借助机器大工业，才使国际国内的市场稳固地确立下来。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2]。自从16世纪中叶以来，这种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虽然开始衰落，工场手工业逐渐兴起，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因为工场手工业还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3]不仅如此，大工业的发展还冲出国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建立了世界市场。因为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社会成员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客观上要求冲破国内市场的界限。再次，从现代社会主体力量的形成来看，只有机器大工业，才有这种主体力量的形成。毋庸否认，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的形成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现代社会。但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能够继续推进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还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一致，而资产阶级则由于狭隘的阶级利益所限最后会丧失其进步的、革命的作用，这样，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必然落到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恰恰是大工业的产物。大工业使得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以致“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4]。

总之，机器大工业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离开了工业化，就无从谈及现代化。

1.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就世界发展进程来看，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无疑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革命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首先兴起于西方？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都从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相互关系上进行了探讨，力求从农业革命的发动寻求工业革命的经济动因。像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认为，对于工业化“必须从经济方面给予解释。在这些解释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工业革命依赖于农业革命先期或同时发生”[5]。对于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实际上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在《资本论》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马克思就曾对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前提与基础就在于农业革命，因为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的剩余。在一个传统农业国家里，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必须首先有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确切地说，必须首先有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有了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才可能出现稳定的市场，才可能供养那些不再需要自给衣食的从事工业或商业的人口。为什么西欧中世纪从农村中最早游离出来的工匠和商人，在他们的聚居之地开始形成城市的时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兼业农耕？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新兴城市周围的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可供他们食用的剩余产品。这些城市之所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放弃农耕，其居民之所以后来完全致力于商业，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周围农耕地区发展到有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剩余粮食和某些必要原料的可能，或者说有以剩余农产品交换城市产品的可能。另外，农村工业的发展与农产品的剩余也密切相关。农村并不是清一色的农业，它也有一定比例的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样必须以增加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剩余量为前提。否则，农村工业将永远不能突破农本经济框架的束缚，始终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所以，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基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能够成功地发动，原因就在于英国从15世纪末以来就开始进行了规模浩大、内容深刻的农业革命，这一革命为工业的起飞培植了强大的动力源。没有这一革命，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

但是，饶有兴味的一个事实是：真正农业革命的产生，又不完全是农业自身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要靠工业革命的推动。因为农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工具得到了彻底改造，以致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进入并支配了整个农业。这样，农业革命客观上要求以工业革命为条件。马克思指出：“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6]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那么，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工业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这样一来，事实上把农业部门脚下的自然基础抽掉了，传统农业由此变成了现代大农业。

既然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前提和基础，而农业革命又必须以工业革命为必要条件，那么，这是否陷入循环论证？这里关键是对“农业革命”的理解。

何谓“农业革命”？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向来存有分歧。农业史学家一般把同传统耕作制度的决裂和新耕作制度的采用以及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看成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认为这一革命发端于17世纪初，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80年代（即1775—1880）。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过“农业革命”一词，并且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原始积累时，专门就“农业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探索。[7]马克思所讲的“农业革命”与农业史学家们所作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它指的并不是狭义的农业技术改良，而是农业领域的全面变革，其基本内涵主要包含这样两大方面：其一是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其二是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这两种变革的紧密结合，便构成马克思所讲的“农业革命”的内涵。

农业革命首先是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开始的。这种变革肇始于15世纪末，结束于18世纪后期，主要地点在英国。英国土地关系的变革主要是通过这些形式进行的：（1）圈地运动。圈地是英国土地革命的一种特有形式，它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是要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早在13—14世纪，随着养羊业的发展，英国就已经出现了“圈地”现象。后来，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成了特别有利可图的行业，圈地运动随之扩大。特别是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国会以立法形式扩大了圈地运动的规模。据统计，在1700—1760年间，国会先后通过了208项圈地法令，共圈占土地31万英亩；1761—1801年间，又通过2000项法令，圈地达318万英亩。这样，“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之发展起来了。（2）教会土地的世俗化。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9]。经过宗教改革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教会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巨大转移。天主教掌握的教会土地被没收，全部转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里。由于这一宗教堡垒的倾覆，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就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3）王室和旧贵族变卖土地。从16世纪以来，农村土地关系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新贵族的土地私产不断扩大，王室和旧贵族的土地财产不断缩小。17世纪初，仅国王詹姆士一世出卖王领土地时，有一半就被新贵族买去。1625—1634年的十年间全国出卖土地总值为23万镑，而新贵族仅仅133人就买到一半以上的土地。[10]新贵族还投资到工商业，成为身兼工商业者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所处的地位异常优越，不仅和旧式封建贵族享受同样的特权及政治地位，而且经济地位远远高于旧贵族；就是同工商业资产阶级比起来，他们也有着许多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们本身多半担任地方官吏，可以利用特权及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在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中，新贵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骑士领有制的废除。1646年英国长期国会通过了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律，取消了贵族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并取消了相应的监护制度和监护法庭，从而使贵族地主的土地变为他们的真正财产。地主此后不要再向国王政府交纳“骑士捐”了，在土地问题上再也不用受国王政府的干预了，进行圈地时也不用向国王缴纳罚金了。当然，这一立法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为在实施这三项立法之后，贵族地主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圈地，将独立的农民阶级抛向罪恶的深渊。正是通过上述措施的实行，英国土地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从而为整个农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道路。

伴随土地所有制关系变革而来的，是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业的改造与控制，必然刺激新的农业技术、方法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技术上的变革主要包括：新作物的种植、耕作制度的进步；人工肥料和化肥的施用；排水技术的发展；农具改良和农业机械的采用；畜种的改良；农业科学的发展等。这些技术上的变革均为集约化的农业奠定了基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新型农业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科学技术与大工业的支撑与渗透，即客观上要求工业革命的爆发。

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农业生产技术这双重变革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第一，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彻底分离，使大批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提供了自由的劳动者。第二，为工业革命积累和提供了资本。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原料，而且为城镇人口提供了粮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扩大了市场。“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11]如在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而在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这些商品，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第四，为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上的推广、使用创造了条件。通过圈地、土地变卖等方式进行的土地革命不是把土地分散化，而是确立了大土地所有制，这就为大农业的发展以及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上的推广、使用铺平了道路。所有这一切，均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此，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在理论上并非是循环论证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要对农业革命做出正确的解释。如果把农业革命仅仅理解为农业技术上的变革，农业革命无疑要以工业革命为前提，离开工业革命，无从谈及农业技术的巨大变革；如果把农业革命理解为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农业技术的整体变革，那么，工业革命必然要以农业革命为前提，因为没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首先变革，工业革命就无产生和确立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不能爆发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革命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向我们所显示的方向。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实际上正是得益于农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假如没有农村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没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工业化和整个社会工业化很难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来的，也不是仅仅模仿学来的，而是通过深刻的农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整体变革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2.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换机制。如上所述，农业革命的意义，主要是为工业革命即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创造前提条件，而手工业如何转换到大工业，其转换的机制是什么，这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到第12章中曾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专门分析，其思想观点在今天更显示出它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工业化初期，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用什么方式打破手工业与家庭经营的天然联系，冲破封建依附关系下城市行会组织的束缚，完成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正是旧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解体的突破口，它是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桥梁，其演化和完善成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起点。工场手工业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的最大特点——实行广泛的分工、协作。虽然它的技术基础还是手工的，但由于实行了分工，从而使得整个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它使工人专门从事一个部件或一道工序的操作，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培养和发展了工人的专门技能；它缩短了各个生产阶段在空间上的距离，因而减少了劳动的非生产消耗，提高了劳动强度；它将工具日益专门化，把复杂的工艺分解为许多个别的操作，从而使劳动工具大大改进，提高了从手工工具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为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准备了基本条件。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中，工场手工业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些阶段，生产力最终实现了根本变革。第一阶段，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通过包买商控制供应和销售环节，把生产纳入市场体系。比较典型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纺织行业中以活跃在城乡之间的包买商为中介的分散的家庭手工业。第二阶段，生产某一产品的各个程序或环节相对独立化，根据产品的性质和技术要求形成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手工工场。马克思称之为“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在混成的工场手工业中，制品—般“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12]。例如钟表，它是由发条、齿轮、字盘、指针、表壳等许许多多零件构成的，这些零件都是由局部工人生产出来的，生产这些零件时，工人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只有最后到装配工人手中，才装配成为一个产品。因此，生产各个零件的各个局部工人，不一定都集中于同一工场内，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第三阶段，以严格的分工协作和生产要素在时空上的集中为特征的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在有机的工场手工业中，制品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13]。如制针，个别工人只在制针的某一工序上进行操作，不像过去那样要独立完成二十多种以上的操作，这种生产形式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

从工场手工业发展演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作为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它经历了由松散到紧密、由局部到整体、由简单协作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有机组合。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手工业仍旧是基础”[14]。这就是说，由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换并不以劳动工具的决定性变革为基础，生产力的革命基本上限于新的分工和劳动组织形式。因此，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过渡，真正的变革在于劳动因素的重新组合，而不在于劳动工具的革命。

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过程与转换机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第一，在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基本保持原有水平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加以重新组合便可成为生产力变革的契机。这一点，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要想马上突破原有的生产技术进入工业化行列非常之难。但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上进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求发展，则是很容易实现的。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是传统家庭经营，它对农村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要打破传统家庭经营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发展分工、分业，实行专业化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产力持续增长问题，必须十分重视劳动要素的重新组合。重新组合的形式就是要发展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彻底改造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完成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为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和工业化的推进创造条件。诚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经济（包括小城镇经济）的特殊性，农村生产要素组合形式与工业中的组合形式有较大的差异。从生产集中的条件看，工业易于农业，而且集中程度也高；从分工协作的水平看，农村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约束，不可能像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那样，自始至终能够以严格的程序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生产要素的组合更多地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但尽管如此，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重组，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从手工生产走向现代生产的现实途径。

第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应当切合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有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必须具有承上启下、适应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以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组织功能，从而能够为实现生产力变革开辟道路、准备条件。这种重新组合没有离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但又由此出发，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组合，为机器生产的实现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一点，同样是农村工业化时期生产力变革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中国农村生产力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发生巨大变革，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走过来的。起初，农村生产要素的组合是以联产承包的形式出现的。随后，伴随分工、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像流通领域的合作组织，将农户的各种交换活动从经营活动中独立出来，承担了原来由农户分散进行的小宗生产资料的购买和产品销售活动，并通过专门的运销和运输合作组织从生产领域的分离，使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了重新组合；与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相适应而出现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合作组织，则使农业生产中一些易于分解而且合作起来更具有明显优势的环节独立出来，如机耕服务、良种培养、科技推广、农产品储存加工等，这些合作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仍在继续出现，而且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上逐渐接近于城市工业化时期的有机工场手工业。

总之，研究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的转换机制，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所讲的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转换，虽然是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讲的，但其所揭示的生产转换过程的一般特点与规律，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是任何社会都值得珍视、借鉴的。虽然我们不能把这种转换变为一个剥夺、吞并小生产的痛苦过程，但也不能不把小生产通过有效的渠道引导到现代大生产上来。

3.大工业的发展进程与推进机制。工场手工业所产生的分工协作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无疑是实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桥梁，但它对生产力的变革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15]真正使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还是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机器大工业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经历了—个什么样的发展进程呢？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这种发展做过一般描述：“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16]在《资本论》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马克思又详细分析了机器的发展及其趋势。他总的看法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7]他认为，所有真正的机器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而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由于工作机械从工人手里转到机器身上，这就有了进一步增加劳动器具的数量与规模的可能，从而有了向自然动力过渡的必要。蒸汽发动机正是在机器动力的要求下才应运而生。机器的发展又经历了由单个的机器→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发展过程。“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联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18]当工具机不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这样就有了新型的机器体系——自动化的机器体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机器的第四个环节——控制机，伹他已经从机器发展的走势，预见到自动化体系新时代到来的必然性。他认为，锭精纺机“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19]，自动工厂将“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20]。可以说，一切现代技术的基本原则还在萌芽时期就已为马克思所预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和智能机进入生产过程，马克思当时所作的预言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

机器工业所经历的这一发展进程，是靠什么机制来作用和推动的呢？马克思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21]。在这里，分工被作为机器大工业发展的推进机制。马克思认为，机器工业最初就是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往往引起这样双重后果：其一是从人的方面看，分工使每个劳动者终身只从事一种简单的操作，这样便可以积累劳动经验，改进劳动技术；另外，这种操作经验与技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便可以使劳动者在前人已有的经验与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发展，创造发明出新的技术与工具。其二是从物的方面看，原来同一工具一般在不同的劳动过程内被使用，而同一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内又有不同用途；现在，分工使得工具分化和专门化了。劳动工具的分化，使同种的工具只适合于每种特殊的用途，取得特殊的固定形式；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则使每种这样的特殊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有机结合，便造成了机器的产生。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22]。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同这种手工业基础发生矛盾，因为机器规模的扩大，自动体系的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的应用，都要碰到人身的限制或手工的限制。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讲：“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23]这就是说，只有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能建立起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新的技术基础。

机器工业不仅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借助分工来推进的。分工越发展，生产技术变革的速度就越快，机器发展的步伐也就越大。相反，如果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没有扩大，即使有了新的机器，也不可能很快地大规模地运用于生产，自然也就很难有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

当然，分工与机器生产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机器生产一旦产生并且得到深入发展，必然会推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如在工业革命产生最早的英国，只有在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像纺织行业中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在一个家庭里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则被机器完全分开了，就像马克思所讲：“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4]总之，机器对分工有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会立即分化为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分工发展的结果，无疑又会促进机器工业的加快发展，二者就是这样互动的。因此，“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25]。最后的结果是：分工必然引起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这形成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传统生产方式甩出原先的轨道。

重视大工业推进机制即分工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业化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在对待工业化问题上，过去我们认识上长期有一个不明确的观念，以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到70%以上，就算工业化了。但是，我国今天工业产值虽然已经占到70%以上，而农业人口却仍然占到70%，大大高于世界平均44%的水平，更不必说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与此同时，大部分农业人口仍然是用手工劳动搞饭吃，工业还没有大量进入农业。这种状况说明，我们的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现阶段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要把中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

怎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这涉及工业化实现的道路问题。应当指出，现在我们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形势与发达国家当时实现工业化的背景大为不同。我们处在日益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以大机器生产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为特征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我们的工业化决不能走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工业化老路，必须吸收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的现代化，则包含着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要求，并向着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奋进。所以，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工业化，具有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新的内容、新的标准。工业化与现代化虽然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水平的要求，但就其发展来说，它们则是两位一体的，是彼此渗透、彼此促进的。这就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要吸纳先进科学技术，推进工业化进程，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分工分业。我国的劳动分工历来很不发达，农村许多地区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工业中“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分工，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为此，首先，要髙度重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促使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其次，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努力促进生产的社会化。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不发达和社会化程度不高。不少经济部门和组织都在力求“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这就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必须打破这种格局向专业化和协作迈进。再次，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开辟新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发展以流通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不发达，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起飞。因此，发展第三产业是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