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所显示的一个基本方向。

马克思生活于19世纪，当然没有遇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科技革命，但是，只要对《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加以认真研究的话，不难看到：马克思虽然没有谈到现代科技革命的具体内容，但他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研究，对科技革命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科学预见，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变革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指南，以致连首先提出“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美国学者贝尔（尽管他不信服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发展的许多方面很久前就已被人预见到，例如，圣西门和马克思早就极为关注技术人员和科学在社会转变中的决定作用。[42]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

其一，科技革命加快了社会形态的转换。在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往往以人服从于自然力为前提；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生产的发展则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尤其自大工业生产开始以来，“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3]。这就意味着，科学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发生着质的变化，并有力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随着直接劳动同科学劳动（即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相比日益变为从属的要素，科学技术不仅促使以往传统生产方式解体，而且也促使资本这一统治生产的方式走向解体，以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形式。马克思还认为，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日益增强，现代通讯（即今天所说的信息传递）的社会地位也凸显出来，这就孕育着改变旧的社会形态的巨大可能性：人们试图通过各种通讯渠道了解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就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44]这一切，都加剧了新旧社会形态的转换。

其二，科技革命加速了财富的创造。马克思的财富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但他对劳动价值论具有全面的、历史的理解。在他看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将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的力量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把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是社会发展缓慢、尚未摆脱贫困状态的表征；而把人的自由时间即人的聪明才智发挥的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则是社会日益发展、日益走向富裕的表征。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将是人的智力和潜能素质的全面发挥。[45]在现代化进程中，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以人才优势弥补资源劣势，从教育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成功的秘密正在于此。

其三，科技革命促进了新人的出现。新人的出现往往依赖于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而科技革命恰恰推动了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全面创新。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使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被动执行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的监督者和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宰者，人类理性的力量日益强大，使人逐步变为自觉控制客体的真正主体，变为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活动主体。科技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除了深刻触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即生活条件之外，尤其对人们的生活内容、生活结构带来新的变革。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内容保持着“原始的丰富”；而在现代社会初期，原先融合于劳动中的管理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娱乐因素逐渐独立出去，成了少数资产者的专营领地，大多数劳动者成了片面的“经济人”；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正在打破这种束缚人的狭隘框架，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人人寻求分享信息、参加管理、参与决策、参加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大趋势。另外，科技革命也给人们的交往方式、社会联系带来新的变化。借助于现代通信手段、交通工具、信息网络，每个人都增强了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自我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日趋融为一体。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对人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进而对社会发展起到强大推动作用。

其四，科技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化程度的标志是机器体系的发展状况。“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6]现代机器体系一旦通过科技的力量创造出来之后，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便是向自动化机器体系迈进；而要实现这种迈进，也只能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新型的自动机就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现在所讲的自动化机器体系中的“有智力的器官”，几乎是电子计算机、微处理机、人工智能的别称或形象描述。

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基本的作用机制是这样的：科技革命生产力革命社会全面变革。由于生产力革命处于这一链条的中介环节，因而如何看待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更为明确的表述是这样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否可以实现一定的跨越？由于不发达国家首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加速发展生产力，因而正确认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可跨越性与不可跨越性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也意义重大。因此，这里想就此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意见。

关于生产力发展阶段能否跨越的问题，这是伴随着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两大潮流而逐渐提出来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可见两种提法：当谈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时，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是可以跨越的，但其所经历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绝对不能跨越的；当谈及新技术革命和经济技术发展战略时，又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完全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某种跨越完全是有可能的。对于这两种提法，如果孤立地看，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如果要联系起来看，从统一的哲学历史观来考虑的话，似乎就出现了理论上的困惑：生产力发展阶段既是不能跨越的，但又可以实现某种跨越，这从理论上作何解释呢？诚然，这两种提法提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完全是对同一性质的问题的两种回答，但不管怎样，都还是涉及并可以最后归结到历史方法论的问题上来，即究竟如何从哲学历史观来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可跨越性与不可跨越性问题。为此，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做出具体说明。

如果对上述两种提法的“相悖性”作一理性分析的话，不难看到产生困惑的症结，即在讲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跨越性和可跨越性时，我们究竟分别指的是何种范围、何种意义的生产力。如果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讲，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不可跨越的，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跨越”；如果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生产力来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各种力量则是可以实现个别发展阶段跨越的。这样的跨越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有鉴于此，在进行理论说明时，不能抽象地讲生产力发展阶段能否跨越，关键是看所要分析的参照系是什么。

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来看，它的每一阶段之所以是不可跨越的，其道理并不难理解。其一，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它、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取消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于每一代生产力的“先行者”来说，都必须在继承上一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拾级而升”，而不可跳过其中的每一代。人类不要说从石器时代不可能跳到自动化时代，就是从蒸汽时代跳到自动化时代也绝无可能。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的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发展，即人类劳动的发展史。劳动发展史从其生产工具来考察，实际上就是生产的“工艺史”，即“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47]。它的发展如同达尔文所注意的“自然工艺史”一样，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们无法更改这一过程的自然顺序，实现其跨越发展。

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同，就某一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社会发展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下，跨越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何以可能？原因就在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由于近代以来全球范围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离群索居的封闭状态中生存和发展，社会生产日益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而走向全球化。正因为生产日益全球化，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就不仅受到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生产发展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民族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实现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跨越。具体说来，这种跨越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总体联系打破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顺序性。在没有形成世界整体联系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顺序都必然是严格的。而在“世界市场”开拓之后，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性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这种顺序在某一国家就不一定是那么严格了，超常发展屡见不鲜。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风险企业，这些企业都冒着较大的风险，集中力量开发新技术，试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这些企业尽管规模较小，但却是当代新技术的产房。风险企业的兴起，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完全有可能不按照世界技术发展原来的顺序而实现跨越发展。多年来，国外经济学界考虑到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认为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梯度，即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技术力量薄弱、开发较慢，另一些国家与地区是中间技术水平的，还有一些国家与地区则具备先进技术与雄厚的经济力量。先进技术将按梯度逐步向中间和落后技术地带转移。但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通过风险企业的技术传递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顺序不一定是按现有技术水平的梯度进行的。这是因为，如果技术先进国家与地区的风险企业同技术落后国家与地区进行协作，或者技术落后国家与地区建立自己的风险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从事新产品的开发，那么这些技术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这种情况符合于经济实际，也同样符合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显然，如果不是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就很难理解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为什么会出现个别发展阶段的跨越。实际上，从一国范围来看显现为跨越，而从世界史或人类史来看则是未跨越。一国的跨越恰恰是以世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所以，对于生产力发展阶段能否跨越的问题不能一概论之，应当具体分析，做出合乎规律的解释。如果为了强调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性，而一味否认生产力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跨越的，这在理论上难免是“机械论”；如果不是具体地历史地讲跨越，又难免背离唯物史观，走向“空想论”。因此，要具体分析哪些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哪些是不可跨越的，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那些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照搬别人走过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上面我们还主要是从科技革命所造成的世界总体联系的角度来谈生产力发展阶段跨越问题的，实际上，就生产力本身来说，也潜藏着实现跨越的内在根据，这种内在根据突出地体现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些特点上：

1.跳跃性。一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阶段上能否实现跨越，起码的条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能否给它提供跨越的机会。在古代，由于科技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人们在生产方面都是按常规和经验办事，选择技术的余地几乎没有，因而很难超出这种水平实现某种跨越。就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迟缓的，供选择和跨越的机会很少。而只有到了现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呈现出了跳跃式的发展。一方面，科技知识的数量越来越多，知识老化和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据推测，人类知识在19世纪大约50年增加一倍，在20世纪初每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每10年增加一倍，到70年代每5年增加一倍，现在大约每3年增加一倍。目前，90%的物理、化学、工程和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是1950年以后获得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许多科学发现用于生产的过程已经不需要上百年，甚至不需要几十年，而只要用几年的时间。如果说从发明无线电和电子管之时起到它们的成批生产花了三十多年的话，那么从制造太阳能电池和激光到它们的实际应用只花了还不到三年的时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这种明显的跳跃性，因而为后进国家创造了跨越某些生产阶段以至赶超先进国家的机会。这种机会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供选择的科学技术范围日益增大，可以使后进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选用那些最有利于自己“起飞”的先进技术，从而缩短以至跨越某些阶段；二是提供了避免重复的可能性，可以使后进国家直接采用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实现某些科技发明和应用阶段的跨越。因此，科技发展的跳跃性越大，跨越的机会也就越多。

2.替代性。在抓住机会赶超的过程中，物质前提的充分具备固然很重要，但对某项具体条件来说并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于资源、能源、交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在某些物质条件不太充分具备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可以利用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选用新产生出来的多种物质条件作为替代物。如传统能源不足，可用太阳能、原子能来替代；原材料缺乏，部分可用新兴材料来替代，等等。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对某些具体条件具有这样的替代性，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后进国家在赶超过程中的某些先天不足，帮助实现发展上的跨越。显然，替代的能力越大，替代的范围越广，实现起飞和跨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3.渗透性。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几乎冲击和渗透进了所有生产领域，它既可以和传统产业结合，也可以和现代产业结合；既可以和较低水平的生产力相融，也可以和高水平的生产力贯通。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同各种技术水平的产业与生产力产生了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便会导致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而新的生产力的出现便意味着有可能缩短和跨越某种生产力发展阶段。如在我国传统产业中，可以直接应用新兴技术成果，与现代科学技术“联姻”。尤其是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新兴技术在农村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像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就可以越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以高度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石油农业”的道路，而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态良性循环的、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的“生物农业”的道路。当然，我们讲走“生物农业”的道路，并不是要否定机械化的作用，忽视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而是指可以不必再完整经历一个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经历过的机械化过程，而坚持以生物技术为主，生物工程与机械化并用，现代科技和传统的精耕细作技艺结合，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农业之路。

4.吸附性。所谓吸附性，简单讲，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吸引力或牵动力。如果现代科学技术这块“磁铁”对生产（各种层次的生产）的吸引力越大，那么被吸引的生产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尤其是处于较低层次或较低水平的生产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大幅度地跃迁和跨越发展。这种吸附性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生产三者关系的重大变化。在整个古代，科学本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生产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因而科学常常是跟在生产和技术之后，就其三者相互作用的形式来说，基本上体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滞后性自然不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什么吸附性，更多的是游移性。正因如此，这时的生产发展是缓慢的、按部就班的，很难达到什么跳跃与跨越。在近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节的。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常常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例如蒸汽机，虽然1768年经过瓦特改进并达到了生产使用阶段，并在1782年造出了比较完善的往复式蒸汽机，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热力学，却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虽然有时科学出现了新理论，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例如，1831年法拉第等人就已经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创立了电磁感应定律，但直到36年后才制成了可供生产使用的直流发电机。可以说，在近代，“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虽然初露端倪，但尚未明显形成。要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显然不是时机。到了20世纪，复杂的生产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已不再是和生产脱节了，而是快速跑到了生产实践的前面，对生产起了超前引导作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三者相互作用的形式，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逆向过程。由于科学技术走到了生产的前面，因而对生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对其变革作用急剧增大，使得后进国家的生产力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作用机制就在于吸引现有的各种产业向着现代化标准看齐。如上所讲，现代生物技术就可以吸引传统农业绕过“石油农业”的阶段进入“生物农业”阶段。

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着的“跨越”根据，当然远不止上面这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跨越的潜力将会越来越大。许多后进国家完全可以借用这种力量加速自己的发展。

显然，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跨越，并非是“例外”，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是，实现“跨越”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起码应该是：（1）提高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关键是抓好两点：其一是要增强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社会需求为前提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对科学技术产生强烈的需求，它就会比十所大学更有力地将科学技术推向前进。因此可以说，社会需求与科技发展是成正比的。其二是要寻找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点。我们讲跨越总是有前提、有条件的，谁也不能指望从手工生产力一下跳到信息生产力。为此，不能盲目地主张跨越的步伐越大越好，而应该是使科技的发展贴近现有生产部门对这些成果的可接受程度，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嫁接到可结果的“树”上，使生产力发展的跨越真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2）建立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物质基础，主要是指现代化经济发展赖以实现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劳动力素质、能源及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这是实现现代化的“硬前提”。增强物质技术基础，提高跨越能力，显然是我国现阶段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3）增强创新能力。技术引进固然必不可少，但创新更为重要。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创新的综合战略，才是实现“跨越”的有效战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8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4—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9—790页。

[10] 参见刘祚昌等：《世界史（近代史）》，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5—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75—37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1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7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21—42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5—16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7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70、572、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3页。

[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9页。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0页。

[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9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2] 参见［美］贝尔：《工业化后的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的尝试》，英文版，1973。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7—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9页，注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