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因问题上，一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外因说，一种是内因说。早在马克思在世的时代，对于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解体的考察，就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当时的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和美国学者摩尔根都对原始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给予了具体深入地分析，不同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强调外部的因素对传统社会基础的破坏作用，强调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制度的输入对氏族公社的瓦解作用，据此断定氏族公社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摩尔根则强调公社内部生存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了财产差别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产生，从而造成文明社会对原始社会的取代。这两种思路在对现代社会研究中也得到了强烈地反应。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因论，它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现代—传统”，对于许多落后国家迟迟未能突破传统的界限而进入现代的原因，该论的解释是，这些社会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发展；要克服这种障碍步入现代化进程，唯一的出路是变革这种制度与文化，向西方看齐。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反，依附论所持的观点则是一种外因论，它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中心—边陲”，认为“边陲”国家的不发达正是由“中心”围家的掠夺、控制造成的，因而“边陲”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就在于与“中心”国家“脱钩”。这两种思路都试图解释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但囿于方法论的局限，最终得出的结论均是片面的。

马克思分析的特色，就在于突破了这种内因与外因截然对立的模式，走向新的综合。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既不是单纯内部条件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外部条件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对此，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世界历史”的观点。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整体而单独生存，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国际环境而孤立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国际分工的发展，把各个国家、民族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致各个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情形。马克思对此有过一段很好的描述：“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34]这就是说，在生产、交换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内部的条件，而且依赖于周围的外部条件。要想封闭起来走向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所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状态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的内部条件与国际外部条件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传统社会之所以为“传统”，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它与封闭连在一起的。马克思以当时的中国为例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5]中国的落后与脆弱确实是与闭关自守分不开的。自16世纪前后以来，西欧各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都先后制定了拓海政策，积极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从此走上商业强国和殖民帝国。与欧洲各国相反，在16世纪前后，中国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积极支持海外贸易活动，反而严格实行禁海政策。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以防止倭寇为名，多次下令禁海。到嘉靖年间，海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36]。在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地开禁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这种开放限度极低，采取的仍然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37]。中肯地说，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的航海贸易虽然落后于西方，但这种落后还仅是开始，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当时中国的生产还比较先进，可供输出的产品很多，拥有较好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如果以后的统治者能改弦易辙，取消海禁，则中国至少在西太平洋水域的航海贸易中不致处于被动的地位。遗憾的是，取代明朝的清王朝又继续推行禁海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大门之后，中国的禁海政策才告结束。此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了。也正因此，中国就像木乃伊一样变得脆弱不堪了，它根本经不住“新鲜空气”的袭击，分化瓦解的命运势在必然。

不光中国的落后导因于封闭，任何国家的落后均与此直接相关。像近代以来印度所遭受的不幸命运，就是与它长期的封闭落后直接相关。马克思认为，从很古的时候起，印度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38]。这种封闭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生活方式，往往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把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而后又听任这种命运的摆布，“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39]。可以想见，要从这样封闭落后的村社制度迈向现代社会，是何等艰难！

与传统社会固有的封闭性相反，现代社会自始就是与开放连在一起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密切相关。西欧国家最先进入现代化，就在于它们最先建立了与世界的联系，融自己与世界为一体。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往对现代社会发展主要有这样一些重要影响：

第一，有助于保存以往的文明成果。“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0]事实正是这样：闭关锁国必然带来的是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每个国家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只有国际交往才会打破这种重复性，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可以绕过“单另进行”的阶段。这样的捷径，无疑会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

第二，有助于利用国外资源。现代生产是按照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建立起来的，这种生产不同于古老的民族工业，它所加工的，可能“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41]。既然现代生产需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那么，只有扩大国际交往，才有这种可能。马克思逝世后，列宁曾经具体发挥和践行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认为，为了恢复发展苏维埃经济，就必须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以换取本国缺少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为了做到这一点，不要怕在一定时期内付出较髙的代价。他还认为，既然我们懂得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关心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稍许像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应当指出的是，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不能进行狭隘的理解，它除了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之外，还应包括引进外资、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现代化生产更为重要的资源。

第三，有利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兴起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工业革命的传播和扩展主要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的。没有世界市场这一普遍交往的中介，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很难出现的。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是来自物质方面：需求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生产；满足新的需求又成为目的，使生产更有规则性地不断扩大。这时候，虽然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被流通和交换所改变，但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而在世界市场充分发展即对外贸易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变革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克思指出：“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发展的程度。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由于尼德兰工业的发展，本国的羊毛生产在贸易上获得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对尼德兰商品和意大利商品的需求也增长了。现在为了得到更多的羊毛来当作交换手段出口，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小租佃制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托马斯·莫尔所哀叹的（所揭露的）那一整套暴力的经济变革。”[42]可见，对外经济交往对于经济变革、生产方式变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四，有利于扬长避短，获得比较利益。在国际贸易方面，李嘉图曾经对斯密的生产成本绝对差别说加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比较成本说”。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合理内核”，认为在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43]。这就是说，相对落后的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获得相应的“比较利益”。为什么能够获得这种比较利益？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个国家用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参加对外贸易所得，较之用同量资源在国内所能生产的产品要更多、更好；另一方面，参与对外贸易本身就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即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对于一国的影响是使生产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从而可以实现在原有技术水准下的资源有效配置。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经历过这种资源在技术水准不变下的重组，利用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取得对外开放的比较利益。

第五，有利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世界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生产技术水平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传统的工艺技术必然被先进的工艺技术所淘汰。因此，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正是实现传统技术改造，加快技术提高的有利契机。这一点，对于今天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当代发展经济学就有这样一种看法：相对落后国家在转变经济落后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诸如资金、物质、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约束，在这些制约因素中，技术水平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一制约因素得不到解决的话，资金和设备的引进都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通过参加世界市场竞争，开创了引进技术打破恶性循环的先例，它们所显示的方向是值得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注意研究的。

实行对外交往无疑是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一环，但是，自近代以来，这种交往并不是那么和谐顺利的，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马克思当时就已经看到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现象的出现，指出“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44]，“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45]。他尤其指出，近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是在先有国际分工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而是先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市场，控制世界经济主权，然后形成和影响国际分工，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国际农村，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际贸易。马克思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落后国家要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就要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并以此来推进工业化。从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许多原先落后的国家后来居上，均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贸易保护。如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欧洲大陆的工场手工业要比不列颠发达，为了保护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就曾实施了保护关税政策，“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机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羽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46]。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也曾加强了贸易保护，从而使它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今天，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必要的贸易保护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贸易保护就其实质来说，是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那种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47]。

尽管在对外贸易、交往中总会存在障碍，但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个国家要想摆脱与周围世界的交往，单枪匹马地闯入现代化，那是绝无可能的。在内部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与否、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外部力量的作用。马克思曾以印度和亚洲社会为例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48]由此说来，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也起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所谓的“外因”作用日益突出，以致成为现代化过程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

当然，这并非是主张外因论，因为只靠外力是建立不起一个新的制度与社会的。比如，同样是在印度，英国破坏了它的旧结构，但没有形成新结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49]。为什么印度在外力的作用下并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原因就在于英国只触动了印度社会结构的表面，其深层的社会基础还未得到改造。只要社会内部的传统力量依然在起支配作用，这样的社会就很难产生现代气息。只是随着印度村社制度的最后瓦解，原有传统力量与外来的先进因素得到新的融合，印度才逐步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所以，真正的现代社会还需要靠自己来创造。

总的说来，现代社会不能单纯依赖于外部条件或内部条件，而实质上是内外条件的复合变奏。按照马克思的这种基本观点，有关当代发展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应当考虑清楚：

1.依附与发展。按照依附理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在于与西方脱钩。这样的出路是否能够行得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真要是按依附理论那样回到封闭状态，在完全孤立的环境里求得高速经济发展，似乎是天方夜谭。这样的道路在一些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并不是没有走过，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封闭阻碍经济发展，开放又容易陷入依附，这确实是一个二律背反。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对这两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关键在于如何在开放中求得自主发展。不容否认，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不发达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分工，必然会或多或少带来某种程度的依附，这种依附也或多或少地造成某种程度的不发达。但是，这种依附并不是不可突破的，也并非预定了不发达的命运。就世界整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国家固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陷入了依附的困境，步履艰难，但也有少数国家突破了依附，进入了自主发展的轨道，如亚洲的“四小龙”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道路表明，摆脱依附、求得自主发展并不是不可能的。依附与发展的关系决不是固定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大分工的初始阶段，不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往往会呈现依附化的趋势，但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争取主动，这些国家也可能出现依附中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程度越来越高，那么最终会摆脱依附，过渡到自主发展。因此，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要想加快发展，根本不可能完全斩断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封闭起来“富国图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真正的依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从依附论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自觉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之中，通过努力，力求走出一条自主发展、健康发展的新路。

2.交往与发展。在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扩大交往已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因而这种世界**往并不是那么和谐、顺畅的。在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渗透往往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影响。除了经济失衡、分配不均和失业问题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鼓励的个人消费意识，逐步传播到不发达国家的各个阶层，这种消费意识的刺激和扩散，严重妨碍了不发达国家社会首要目标的实现。另外，资本主义渗透使得不发达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也日渐发生动摇，进而影响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平等的交往过程中造成的。既要开放门户、扩大交往，又要不致受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冲击，这又是一个两难处理。对于这一难题，同样不能靠限制交往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靠增强自己的交往能力，尤其是国际竞争能力来解决。因为交往中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当然，要避免不正常交往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实行相应的保护政策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能不能成功地走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不在于要不要堵住外来冲击的渠道，而关键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交往能力、竞争能力的提高。从最终目标来看，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50]。

既然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外部条件的利用，那么，在利用上应当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是机遇问题。过去社会发展理论很少研究它，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哲学概念。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机遇往往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与矛盾链条上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是国际矛盾交织而成的，有时也是在国际关系重组和调整时形成的。由于机遇总是在交互作用中产生，并且是相对某一特定对象（如某一国家、地区）而言的，因而它又属于交往关系范畴。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机遇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传统社会，各个国家、民族基本上是封闭的，经济关系比较简单而且变化缓慢，所以出现发展机遇的时候并不多。自近代以来，经济联系日益社会化、全球化，这就造成了较多机遇的出现。社会越是走向现代，越有可能发现、抓住机遇。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机遇随处可见、随手可抓。实际上，真正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一方面，机遇对所有国家并不都是等值的，对有的国家来说是机遇，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则无机遇价值可言。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有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发展过程，隔一段调整一次，可能出现机遇；隔一段又恢复正常，机遇随之丧失。所以，机遇是有限的。能否抓住机遇，就看反应能力如何。要致力于发展，就必须有强烈的机遇意识。

其二是机制问题。要利用外部条件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要抓好、用好机遇，也是以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为前提的。要不然，机遇随时会溜掉、丧失，即使不溜掉、丧失，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落后国家走出国门，同国际社会发生广泛交往的时候，自然会感到原来传统的社会运行方式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矛盾，这就要求重新认识和变革这种旧的经济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