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不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但它毕竟与自然条件有关，完全否认自然条件的作用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另外，一个社会的现代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这些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但也不能忽略其他相关社会条件的具备。研究社会发展，必须对这两方面的条件问题予以关注。事实上，马克思无论是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对亚细亚社会的研究），还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以及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研究，都没有撇开对相关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综合考察。

这里所讲的自然条件是广义的，它包括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均以不同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1）地理环境。一个国家、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往往与其发展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位于沿海、水路发达的国家易于接受现代文明，有利于经济贸易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远离海洋、穷乡僻壤的国家则往往趋于落后保守，发展较为缓慢。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来看，首批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大多是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好的国家。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大西洋沿岸的英国、葡萄牙、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等，都是海岸线上的国家，它们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非常快地驶入现代文明的行列。相比之下，与上述许多国家紧邻的德国却起步缓慢，迟迟落后于这些国家。因为德国远离海洋，“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反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将它们和更加粗野的地区连接了起来”。因此，现代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汹涌而来的时候，德国“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51]。西方的情况是这样，东方的情况也基本如此。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52]而这种基础又客观上要求中央集权政府的产生，因为举办水利公共工程，“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53]。这样，便造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缓慢。

（2）资源。资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美国资本主义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赶上并超过英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国棉花和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54]；其次，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它的意义超过了法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它使美国西海岸这一广大地区成了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亚洲许多地区土壤贫瘠，资源乏匮，因而客观上制约了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源条件绝对化，他的总的思想是这样的：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55]。

（3）气候。一个国家的生产布局与剩余劳动量通常与当地气候有关。在这方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56]为什么温带易于资本的成长和发展呢？马克思认为，温带地区土地的差异较大，产品种类较多，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往往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种状况非常有助于资本的兴起与发展。而热带气候一方面不能形成这种状况；另一方面，该气候所形成的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应当指出，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就资本产生的自然条件来谈的，而不是将其作为资本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来看待的。他特别强调：“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57]

（4）交通。社会发展与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亚细亚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交通的不发达：“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58]与此相反，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的发达。这种发达的交通一方面来自于新航路的开辟；另一方面来自于铁路的修建。铁路被马克思称为“实业之冠”，之所以为“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59]。另外，铁路网的建立，还促使甚至迫使这些国家在最短期间内建立起与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60]修筑和使用铁路以及其他道路必须有一定的前提，这就是大规模的交换已经存在，当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交换障碍已经被充分感觉出来时，当缺少运输而使资本价值不能增殖、剩余价值不能顺利实现时，发展交通就迫在眉睫。因此，交通与交换是相依相存的。

除了上述这些主要的自然条件外，其他社会条件也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移民、政治变动、生活方式状况等就是如此。首先是人口。人口的过分增长或过分减少都会给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波动，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但是，在19世纪前后，人口增长的压力还未出现，主要的问题是人口增长不足，所以马克思在人口问题上主要强调的是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61]，“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62]。正因为保持—定量的人口是现代生产所必需的条件，所以近代以来美国社会在其初期发展中，为了补充本国劳动力的不足，曾经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黑奴贩卖。与实际生产相比，人口增长的快慢究竟如何确定呢？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人口的密度呢？马克思认为，“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63]。这就是说，生产对于人口增长的需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是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马克思对于当时人口增长现象的考察，同样运用的是双重视角。他认为，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工业化的要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之所以需要增加人口，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可能使雇工代价昂贵，或者妨碍资本家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大工厂或大种植园。例如，由于兰开夏新建的纺织工业缺少合用的劳力，以致不得不到英格兰的其他地方去招募童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产生的人口过剩，则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造成的。

其次是移民。移民是近代西方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它不仅弥补了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使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得到了传播。像美国的后来崛起就明显受益于巨大的移民。美国实际上是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封建制度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这种移民浪潮在18世纪中叶以后每年平均约20万人以上。大规模的移民，一方面，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如在美国北部，18世纪60年代的居民年龄构成中，20—35岁的人所占比重比其他国家至少多34%）；另一方面，又大大加速了美国资本大规模积聚的过程。马克思对移民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价，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64]

移民对于社会变迁的重大作用在欧洲许多地区也可以看得出来。如在11—13世纪，在西欧、中欧广大地区曾出现了持续近300年之久的垦荒浪潮。在此期间垦出的土地之多，竟使其后500年间西欧、中欧的耕地面积无须再有显著增加。这次大规模垦荒促进了移民的发展，广大劳动者离开原来的家园奔向新垦区。在新垦区内，他们相对获得了自由，减少了劳役、地租的重负，因而大大刺激了农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髙。不仅如此，当广大劳动者移向新垦区耕作时，其力量和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许多人由原来的农奴变成了具有“新的力量”、“新的品质”和“新的观念”的农民。这一切，均为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移民都有助于社会发展进步。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也有时通过强迫移民来达到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如马克思讲，“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65]。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水平有限，它只能满足一定的人口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现代的移民固然不同于古代的移民，但现代移民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强制性的。为此，马克思曾在1853年专门写过《强迫移民》一文，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向世界各地的移民问题以及其他移民问题进行过专门阐述，认为现代移民不是人口压力造成的，而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66]

此外还有政治变动。这里所讲的政治变动主要不是指一个国家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的政治变革或政治革命，而是由于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原因所引起的政治生活方面的波动，如战争、政权的更迭、政治的动**等。这些政治变动尽管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但它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直接左右到此后的社会发展。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一些国家之所以后来居上，其间的奥秘除了自身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政治变动上的发展契机。如德国原来落后于英、法等西欧国家，工业发展比较缓慢，但由于19世纪70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德国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当时德国向法国索取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而后把这笔赔款投入到自己的工业中，从而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利用战争和战后政治变动的契机来加速经济发展，在20世纪以来更是不乏其例。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就明显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变成了美国的“东方前哨”，在经济上受到了大力扶植。仅1959—1981年韩国就获得外国援助和资金284亿美元，人均700美元。截至1984年，台湾接受的经济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额达140亿美元，人均730美元。[67]大量外资的流入，起到了输血作用，为其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没有战后政治变动这一契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很难迅速“起飞”的。马克思反对用暴力、偶然的政治事件来解释历史发展，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这些政治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政治变动足以促成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像1848年法国革命中小拿破仑的上台就是如此。因此，在研究发展问题时，不能完全忽略这些偶然的因素。

最后是生活方式状况。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性或现代性最明显地体现于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之中。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不仅反映着人们的心态、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且反映着社会生活的节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可以说，社会日常生活方式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最明显的指示器。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往往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世代更迭而得以延续。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模式，它也可以因某种力量的作用而得以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会成为社会发展新的转折点。比如，一个国家因某种原因或力量打破了原有生活方式的平静，这就非常有利于打破传统、接纳新的东西；这种新旧冲突有可能成为积极的碰撞，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为加速和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准备条件。所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此意义上来讲，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于发展研究是有一定合理价值的。

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所涉及的社会条件当然不止上面这些，而且，上述社会条件主要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条件，基本上没有涉及那些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因前面已有专论，故不展开）。这些条件尽管不直接决定社会的性质，但其毕竟带有强烈的社会制度色彩，以不同方式作用于社会发展。

既然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那么，这两类条件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的作用、地位如何？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发展固然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条件（包括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条件），自然条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条件来起作用的。比如，“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68]。从唯物史观来看，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归根到底取决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特点。就以地理环境而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不是处于热带，而是温带，而且就土壤的差异性和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潜力来看，就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自然资源的潜力来看，并不亚于西欧，为什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长达4000年之久对那些潜力都未能加以充分发挥呢？固然，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大陆国家，似乎远不如多面环海而又幅员甚小的西欧国家那样有利于发展海上贸易、有利于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外贸易在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只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首要的和主导的作用，真正主导的作用还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形成。假如西欧社会本身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新航路的发现及其引起的海上贸易的突然扩大，也不可能对欧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意义，大概也不会比他五六百年前的北欧威金人到达美洲高出那么多。实际的事实也证明，中国人最迟到公元5世纪就到过美洲，比北欧威金人到达美洲的时间至少早四五百年；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的远航，也比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早半个世纪以上，但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发展起来呢？[69]可见，单纯用自然条件不能解释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对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作用均予以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突出研究自然条件的社会利用，即社会条件问题。

[1] ［美］D.勒纳：《传统社会的消失》，50页，英文版，1964。

[2] ［美］P.鲍尔：《关于发展问题的争论》，41页，英文版，1976。

[3] ［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 ［比］皮雷纳：《中世纪欧洲经济经济社会史》，4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 ［美］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英］M.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载《波斯坦论文集》，中译文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4）。

[7]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37—3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8] 转引自［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3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6—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2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法］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61—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2页。

[36] 《嘉靖实录》三十八卷。

[37] 《明经注文编》卷四百。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5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1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60]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61—362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18—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7] 参见《人民日报》，1990-04-13，第5版。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9] 参见庞卓恒：《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14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