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出现，既根植于当时的经济发展之中，又受到当时各种非经济力量的催化，可以说，它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自16世纪以来，造成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很多，但在马克思看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工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正是这些因素的交汇，形成现代社会的历史洪流。

虽说早在16世纪现代社会就已出现，但真正使现代社会稳固确立下来并得到快速发展的，还是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经济因素。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是从英国开始的，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又首先是从新兴的棉纺织业开始的。棉纺织业的第一个革命是纺织机的改革。早在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约翰·凯伊开始发明了飞梭，使织布工效提高了一倍。1764年，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格沃斯发明了珍妮机，工效提高到8倍。随后，在1768年又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85年发明了织布机。与此同时，相继产生了与棉纺织机相配套的净棉机、梳棉机、漂白机、整染机等，组成了复杂的机器系统。棉纺织业的革命又大大推动了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动力机械的研制。早在1709年英国就发明了用煤炭炼铁的新技术，但开矿、冶炼中的动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769年，瓦特试制成功了单向蒸汽机，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这样一来，一系列新机器的动力问题随之解决了，它大大推动了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炼工业、机械工业等产业的迅猛发展。继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革命达到前所未有的**。在这一**中，蒸汽机以它高超的技术优越性刷新了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明显标志。恰如马克思所说：“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15]

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还是工业革命第一个**的话，那么，电力的发明与应用则是工业革命的第二个**。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特别是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电力时代的大门打开了，人类开辟出一种新的能源。此后，相继发明了电动机、内燃机、无线电通讯工具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把电用于动力、照明、通信和自动控制的现代文明生活，使工业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说：“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16]工业革命除了使以往社会的技术基础发生质的变化外，对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还在于：

第一，工业革命彻底摧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了作为生产单位的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和土地财产是人们的客观存在方式，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共同体是依赖于土地而自然形成的。与此相应，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以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现在，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每一种产业自然生长的根基被挖掉了，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工业化和社会化的间接生存源泉。生产者与自然条件的天然纽带被工业革命无情地撕断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被强行地铲除了。因此，“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17]。

第二，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技术基础与工具性质，而且改变了以往的分工形式。传统农业社会只有生产部门的分工而没有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生产相对一体化；工业革命不仅使生产部门日益多样化，而且使生产过程本身的分工越来越细。这样施行的结果，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18]

第三，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工人，形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19]因为工业革命完全割断了以往工人同自己工具与土地的联系，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来源，除了一辈子做雇佣劳动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另外，那些经不起大工业竞争的手工业者也纷纷破产，融入雇佣劳动者队伍。所以，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现代工人队伍的形成。工业革命的特点需要形成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合作化、集中化和同步化，因而要求工人集中生产、集中活动，要求一切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按照统一指挥进行，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遵循统一的原则。这一切，都为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现代气息。

现代社会的形成不仅直接依赖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而且明显得益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非经济力量的巨大作用。

西方宗教改革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天主教会的腐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化发展的综合反映。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16世纪初期由德国首先兴起的，而后遍及全欧洲，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宗教改革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泛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运用宗教改革的形式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呢？这是由当时西方封建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20]，它在宗教的旗帜下把整个西欧社会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天主教会如同世俗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行政和财政机构；罗马教廷每年都从各国获得大量贡税；为了显示天主教的权威，罗马教廷往往不遗余力地干涉欧洲各国的内政以及敌对国之间的战争。在资产阶级还未成长壮大之前，各国王权均十分软弱，需要教会势力的保护，因而尚能对教廷采取容忍态度。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开始形成壮大起来，因而各国与罗马教廷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那些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大力支持而使王权强大起来的国家，日益迫切需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受制于王权的民族教会，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针对教会的攻击。……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21]。另外，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要运用宗教改革的形式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即在西欧封建社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宗教徒，宗教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情感上打下非常深的烙印。这样，新兴资产阶级要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不能离开这样的“国情”，必须在宗教的感召下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斗争。“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2]宗教改革的广泛推行，使西欧天主教会以至整个封建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宗教改革期间，“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23]。在当时，不仅英国和很多地方天主教掌握的教会土地有些转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里，而且信奉路德教的教会土地也转到了世俗封建主手里，尽管后者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但由于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24]所以，宗教改革剧烈撼动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宗教改革对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封建势力的沉重打击上，而且表现在对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弘扬上。韦伯单纯用宗教伦理的观点来解释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因固然不对，但否定发展动因上的“宗教伦理说”并不是要否定宗教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因为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神，毕竟对人们的观念、信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西方宗教改革过程中所提出的个人与上帝可以直接对话的观点、个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得救的观点、节俭禁欲以去投资创业的观点等，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奋发向上、追求业绩的文化氛围；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新的道德观，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宗教改革可以称得上“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25]。

看来新教道德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并不能仅仅归于韦伯的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解剖现代社会时就曾经充分注意到新教的出现与传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在探索商品拜物教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给予具体地阐述。他认为：“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26]马克思同时认为，作为“货币崇拜”的拜物教，始终是和商品生产相生相随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7]。显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不等于排斥文化宗教因素的纯粹经济决定论。

如果说西方宗教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攻破了西欧封建社会的最大堡垒，强烈撼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那么，文艺复兴运动则是现代社会最初兴起的思想先导。现代社会的曙光就是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迎来的。

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世纪、思想禁锢的世纪。宗教蒙昧与封建统治相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稳定的存在方式。要走出封建黑暗，必须冲决思想藩篱，打开思想解放的大门。文艺复兴就是适应这一时代潮流而兴起的，它是西欧早期资产阶级掀起的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在经历了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后，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先后在西欧各国广泛兴起。此时，拜占庭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博大精深的理性力量，摇撼了人们的心灵；而古罗马废墟中重见天日的艺术品，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光辉，刺激了人们的感官。于是，**的火焰、理性的巨流，以其特有的力量，冲垮了中世纪的神学殿堂，燃起了欧洲大陆新世纪的希望之火，为欧洲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对于这一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述中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它“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28]。马克思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思想巨匠还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称赞，认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29]。

文艺复兴的思想主潮是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的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人文主义突出地反映出如下倾向：一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说教，强调人的尊贵，抬高人的价值。它把人看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赞美人的力量，颂扬人的特性和人的理想，提倡尊重人、发展人的事业，其箴言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二是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来世”和“天堂”的观念，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注重人的尘世生活的意义。认为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是人生最大的本色，完全符合理性和人的自然本性；满足享乐是真正的幸福，是普遍的道德原则，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三是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和封建等级，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唯其如此，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人应该顺其自己的意欲而行，不受任何限制；只有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才能培养出精通学术和全面发展的人。由此出发，强烈反对按人的出身门第来划分等级、贵贱，主张人完全可以由于自己的道德修养、努力而臻于高贵，于人不朽。四是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认识自然、造福人生，强调人的认识对于宗教信仰的绝对独立性，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只要传播知识，推广教育，就能消除社会弊端。

总之，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它赞美人的力量，讴歌世俗生活，鼓吹个性解放，提倡科学，反对蒙昧，其思想冲浪具有排空之势。文艺复兴运动所掀起的这一浪潮，摧毁了中世纪神学的精神大厦，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人类自我意识日益觉醒。这一切，均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不仅带来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普遍繁荣，而且迎来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黎明。在文艺复兴期间，西欧先后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哈维等一大批科学巨匠，他们所燃起的科学真理的火焰，如同璀璨的晨曦，划破了中世纪神学笼罩的夜幕，从此，西方便踏上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征程。

总体说来，文艺复兴所产生的人文主义和科技主义这两大思潮，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西欧许多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就是靠这双轮驱动的、靠这两翼起飞的。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科技主义的兴起，就没有西方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同时也是政治革命的产物。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是应当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17—18世纪，西欧经历了剧烈的动**时期。在这一时期，首先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后革命的火种燃烧到欧美大陆，先后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西方卷起了巨大的政治狂澜。发端于1640年而结束于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封建王朝，建立起代表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政权。虽然这次革命带有浓厚的妥协性和保守性，但它开创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爆发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不仅使美国人民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30]。独立战争胜利不到10年，法国大革命又敲响了法国封建制度的丧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但摧毁了法国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开辟了法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推动了整个欧洲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开辟了欧美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胜利与巩固的新时期，所以它是一次西方范围内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马克思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说：“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31]可以说，17—18世纪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清除了路障，从而保证了现代社会的快速运行。

资产阶级革命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清除路障的同时，也促成了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马克思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往往“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32]。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也担负着双重使命：其一是破坏的使命，即瓦解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其二是建设的使命，即帮助资产阶级实现生产方式的迅速转变，使之更有利于促进现代生产。在现代社会发展初期，这双重使命是内在统一、相互依存的：没有旧制度的破坏，就没有新社会的建设；没有新社会的巨大发展，旧制度也最终很难得到解体。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呈同步效应。以英国为例，在资产阶级未掌握国家权力以前，从15世纪开始的以圈地形式进行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运动，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但并未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得到大规模改造。只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掌握国家权力后，才利用国家权力使圈地形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变革，由非法的、私人的暴行变为合法的、有组织的合并。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农业开创了广阔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唯有此时，英国的封建制度才奄奄一息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夺取过的国家政权还通过法令的形式保证了工业革命的开展和革命任务的最后完成。在英国资产阶级完成“光荣革命”的第二年（1689年），就颁布了保护机器生产的法令，规定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在这种法令的颁布下，以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工业革命随之迅速发展，使夺取政权前的手工工场迟缓发展时代锐进到“真正的狂飙时期”，使旧社会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得到充分瓦解。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一个立法非常频繁的时期，它所通过的《人权宣言》、《废除封建制法令》以及严禁囤积垄断的法令，都在保护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显然与这些国家法令的制定与执行分不开。

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不是至善尽美的，它在刀光剑影中既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同时也把工人与农民逼到了严酷的境地。不过，从历史的观点看，它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3]。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在16世纪以来的西方，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上述各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什么在同样的时期，其他许多非西方国家还在传统社会的状态下蹒跚爬行，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出现像西欧那样的急风暴雨，整个社会的根基和思想文化氛围并未受到多少触动，因而同是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这些国家以后就渐渐落伍了。因此，现代化的实现，不能缺乏这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