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的动因，这是发展理论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歧义最大的一个问题。由于立场不同、侧重的角度不同，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为便于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不妨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简要的概述。

1.“宗教伦理”说。这是由韦伯提出来的，在发展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观点。韦伯认为，任何事业的成功，总是以一定的精神力量为支柱的，而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的，而这种精神明显得益于新教伦理的产生，因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那么，新教伦理到底如何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主要在于新教伦理持有如下革新的观点：

（1）“天职”的观点。韦伯认为，改革前的教义把人们能否“得救”完全归咎于个人的信仰是否虔诚，是否经常参加祈祷，而新教则提出“先定说”，认为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灵魂能否得救，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先定的。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这是人所无法更改的。但人却可以通过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去验证自己是“选民”还是“弃民”，而其标志就是人在尘世间的事业是否成功。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是获得上帝解救的真实表现，是上帝预先决定解救其人的神意的证明；财富是得到神恩的人获得成功的标志。因此，能为上帝所解救的唯一方式，并不是以修道般的方式来超凡脱俗，而是要勤奋地追求自己的业绩，这就是每个人的“天职”。不难看出，这种“天职”观实质上是一种世俗化了的伦理观念，它的核心就是鼓励人们创业、进取。

（2）“禁欲主义”的观点。这种禁欲主义是直接从上述“天职”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因为要勤勉于“天职”，就要适当节欲。韦伯认为，新教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影响就在于它形成了“理性化”的观念，这种“理性化”观念突出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合理地限制消费。强烈反对非理性地使用和享有财产，严格限制消费，特别是奢侈的消费。任意动用财产，任意挥霍、浪费，这在封建贵族那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新教徒眼里只能视为“肉体崇拜”。当然，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要让有产阶级充当苦行僧，而只是苛求人们出于合理的目的来动用资产。它把那种适度的舒适观念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坚决反对封建贵族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态度。第二，合理地追逐财富。赢利固然是目的，但在经济活动中强烈谴责欺诈与贪婪，抵制那种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而追逐财富的拜金主义行为。然而，如果财富是从事一种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这种来路的财富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韦伯认为，当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时，即当合理地限制消费与合法地追逐财富自由结合在一起时，新的奇迹就会出现，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加剧，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加快。

韦伯就是这样用宗教伦理的观点来解释西方何以现代化的原因。他的观点开启了用文化因素解释发展的先河。

2.“业绩需求”说。这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麦克莱兰德（D.C.Mclelland）对现代化动因所做的一种心理解释。他反对用外部的客观条件来解释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感兴趣的是“内在”因素。所谓“内在”因素，就是导致人们去利用成功机会、获取有利的贸易条件的价值观念和动机，即导致他们去自己创造命运的价值观念和动机。他把这种价值观念和动机称之为“业绩需求”。为了说明业绩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麦克莱兰德进行了大量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对于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收集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资料，如诗歌、戏剧、悼词、航海船长的信札等来量度某一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业绩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现实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验来衡量现代社会中不同国家、民族的业绩需求程度与经济发展快慢的关系。测试业绩需求程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无根据业绩需求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无追求业绩的自觉行为；有无将业绩需求、自我形象、文化价值观念进行融会的欲望与能力，等等。通过研究与实验，麦克莱兰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业绩需求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业绩需求越强烈，经济发展就越迅速。心理因素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能否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3.“文化变迁”说。用文化演变来解释发展的观点在学术界甚为普遍。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所持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变迁。他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从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从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原因。在其代表作《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他列举了影响文化演变的四种因素：发明、积累、传播和调节。这四种因素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因果链条，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在一种文明打破旧均衡状态之后做出调节以寻求新的均衡的过程。如果传播和调节遇到障碍，就会出现“文化的滞后”，而这种滞后最终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延缓。当代另一位著名的发展论者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也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他认为，任何社会结构都是同特定的文化取向相联系的，一个社会的变迁或发展，除了受先进国家“现代性”的诱发和推动外，主要是受所处文明圈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定文明圈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源于该文明核心形成时即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的思想，如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罗马以及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精英与文化，“儒教”文明源于“孔孟时代”的精英与文化，伊斯兰文明源于穆罕默德传教时代的精英活动及其思想，等等。正是这些“轴心时代”文明的延续和推动，才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文明圈，并影响着这些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他举例说，为什么西方国家抢先进入现代社会而非西方国家迟迟落伍呢？这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变形能力所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在应付和解决由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能力要比非西方国家强，因而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相反，非西方国家由于政治、文化高度一体化，文化依附于政治，故而降低了文化变形能力，致使这些国家长期处于传统状态。按照社会结构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分析现代化原因的，还有其他学者，如摩尔、列维等。

4.“人的素质”说。这是一种用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对立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其主要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英克尔斯主张社会现代化应从人的素质去寻找，因为社会能否现代化，关键取决于人是否具有“现代性”。所谓“人的现代性”，就是指那种有助于现代化的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人的现代性”包括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乐于接受新经验；（2）欢迎社会变革；（3）勇于发表意见；（4）对信息敏感与知晓；（5）时间观念强；（6）办事讲求效率；（7）计划性强；（8）重视专门技能和公平分配；（9）接受现代教育，渴求对人类有益的职业；（10）尊重他人。具备这些特征的人就是现代人，否则就是传统人。英克尔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化，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最早有“现代人”的出现，而这些“现代人”均是通过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工厂和都市生活培养出来的。可以看出，英克尔斯关于传统人与现代人的概念，明显反映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

5.“情感”说。这一观点也主要是从人的因素入手来解释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不过它更强调人的情感、态度。美国学者D.勒纳（Daniel Lerner）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情感移入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奉行的是传统主义价值观，眷恋过去，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惯于用迷信的、宿命论的眼光看待世界，有着消极的听天由命的生活观。这种“传统社会是非参与型社会，它通过世袭的办法把人们安排在各个彼此隔绝和偏僻的社区中，它缺少使人们相互依存的纽带，人们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地方”[1]。这样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人们的“情感移入性”，因此，传统社会要想走向现代社会，必须吸取来自世界先进部分的文化，转变人的情感与观念，树立进取精神、创新精祌。另一位美国学者P.鲍尔（Bauer）也基本上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料等因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2]。

6.“技术决定”说。这种观点采用的是与文化、心理分法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思路，它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像前面介绍过的美国学者布莱克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3]。知识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科学以技术的形式运用于人类实际事务中，在这种运用中，不仅社会的各种体制及其功能受到冲击和调整，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也得到改变，这一切，均促进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布莱克同时认为，在从12世纪到19世纪这一段时间里，所说的科技革命、知识革命几乎都是欧洲的产物，正因如此，欧洲许多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这种强调从技术、知识来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观点，在当代未来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未来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派别，即悲观派与乐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主要从人**炸和资源的有限性两个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对人类的发展前景充满悲观情绪。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努力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努力下去的结果，可能招致资源更大的破坏，环境更大的污染，生态更大的失衡。一句话，可能永远停留在“不发达阶段”。与此相反，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卡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为期400年（1776—2176）的经济社会大过渡时期，目前正处于这个时期的中点，大过渡时期完成之后即后工业社会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将走向另一个伟大时代。卡恩认为，目前大过渡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导向灾难，而是导向繁荣和富裕”；至于目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能源、原料、污染、粮食等，这是基本上能解决的问题，是“过渡时期中的一些过渡问题”，因为科技仍在继续进步。为此，卡恩主张，发展中国家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加速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在对发展的看法上都把目光聚集在技术焦点上。乐观派之所以乐观，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力量感到非常自信；悲观派之所以悲观，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神通”表示怀疑。

7.“商业动力”说。这种观点主要是在探讨西欧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时提出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学者皮雷纳（H.Pirenne）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商业动力说，认为“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的航运，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从商业资本主义在十二世纪发展的气势和相对速度来看，拿它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拟，并无夸张之处”[4]。这一观点自提出以后，在西方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不少学者都认为封建经济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与凝固性，若无外力的冲击与推动，它将永远停滞不前；而远距离的通商活动则是促成一种新的生产体系的主要动力，这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对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以致最终促进封建社会的瓦解。不过，商业动力说自从问世之日起，就引来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甚多。

8.“制度变革”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就开始从经济制度进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发展。该学派认为，现代一切制度都是从它们远古时代的“历史胚胎”中产生出来而不断地演变为各种不同形态的；要了解现在的社会经济及其将来的发展趋向，必须从制度发展过程的了解入手。为此，他们致力于描述和探讨各种制度从远古以来的各种形态，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后来被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发挥。像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诺斯（D.C.North）和托马斯（R.P.Thou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是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对现代社会的兴起做出解释的。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产权制度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总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5]。由于英国等国首先建立起那样的产权体系，所以17世纪经济增长的现象首先在这些国家出现。

9.“人口因素”说。这种观点是将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视为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决定因素。像被称为“波斯坦模式”或“人口学模式”的剑桥大学教授波斯坦（M.M.Postan）的理论认为，中世纪农奴制度的维持与崩溃均是由人口的波动引起的，在从农奴制度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人口的增减，大概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6]。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人口问题尤为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数发展学者都把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教育发展看成是工业现代化的三要素。这三要素的中心问题是人口问题，即人口的数量、质量和分布问题。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向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人口增长是刺激、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管其作用如何，许多学者都认为，人口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种不容忽视、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之一，就在于减轻人口的压力。

探讨现代化动因的观点，当然远不只上面这些。仅从以上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它们确有某些独到之处，都从一个侧面对现代化的动因做了深入地揭示，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值得深思。像韦伯、麦克莱兰德、艾森斯塔特、英克尔斯等人所做的宗教、文化、心理分析，确实抓到了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差别，看到了这种差别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样的研究无疑开启了社会发展研究新的视角；另外，像对现代化动因所做的技术分析、商业以及人口分析，也是抓住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要害，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所有这些观点和方法，都是发展研究所值得珍视和借鉴的。

但是，这些观点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其明显的、共同的缺陷是：

其一，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因时，都试图寻找某一因素作为决定性的根本原因或条件，而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则不过是它的衍生物。这种终极的原因要么是宗教、文化、心理、情感，要么是经济技术、制度、人口等。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使分析及结论简单明了，但却难以经得起进一步地深究。比如，韦伯主要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解释近代社会转型的，他力求从社会变革的器物层次后面发现深刻的精神动因——资本主义精神，并从这种动因中找出更深刻的动因——新教伦理，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说明新教伦理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事实上，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已经开始在欧洲出现。作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虽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这时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工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从东方运到意大利再转往北欧的商品需要从德国过境，因而商业也相当繁荣。所以，宗教改革的出现，正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宗教改革中提出的人的解放、个人主义、平等自由等主张，恰恰反映了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等级的要求。相反的事实也证明，在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条件还不具备、还不发展的国家，尽管也有新教的传播，但对政治与经济生活却影响甚微。在17世纪的苏格兰，加尔文教的传播比在英国和荷兰还普遍，但商业活动却始终落后。因此，仅用新教改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牵强的。至于用心理需求、文化价值、态度情感的变化来说明现代社会动因的观点，其失误也基本与此相同。所以说，把某种精神因素看作现代化的唯一或最终原因是错误的。

与此相反，把经济技术的原因强调到唯一的地位而否认精神因素的作用，或者把精神因素看作完全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样的看法也是简单、片面的。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人总是有思想、有意识的，其行为必然要受其意志、目的的支配。从唯物史观来看，精神文化固然是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有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就一定历史进程来说，精神因素并不完全是一种被决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在某些历史转折和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就现代化的原因来说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民族长期生活在封建蒙昧的社会状态下和文化环境中，要想步入现代化，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人们的观念与心态，使思想观念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另外，经济、技术的发展也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有赖于其他社会条件，如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的支撑，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一个经济技术的发展所能承担得了的。因此，如果仅仅强调经济技术原因的唯一性，也是有失偏颇的。

其二，上述观点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因时都忽视社会制度与国际关系的影响，理论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就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且，这一理论也未能正视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权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侈谈‘进取心’”[7]。另一位社会学家A.M.胡格维尔特也曾尖锐地指出：“帕森斯的学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和平的思想交流史：社会交往到处都在促进着繁荣昌盛；文化传播犹如友好的商务旅行；马可·波罗漫游世界时从一个地方拾来几个观点，然后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传播，一切都那样有益无害。然而奇怪的是，在帕森斯关于社会演进的任何著作中，都丝毫未谈及‘统治’、‘剥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等灾难。”[8]胡格维尔特对于帕森斯理论的批评意见，同样适用于上述各种观点。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化的动因问题呢？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发展的动因很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而实际上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当然，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发展根源于经济因素时，从来没有把经济因素当作唯一的因素。他一向认为，所谓历史，就是人们自己活动的历史，人在对象面前并不是被动适应的，而是能动创造的，这种能动创造就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恩格斯晚年给布洛赫的信中又得到了清楚地表达，恩格斯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9]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恩格斯进一步发挥出颇具特色的历史条件论和历史合力论，认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0]。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强调经济因素，但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因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众多因素或多种动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各种动力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和独特的作用，又彼此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按一定规律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动力系统，以一种强大的合力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不是唯技术史观，也不是唯生产力史观，而是按照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史观。

在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因的理论时，应当注意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现实生产”。这是统合社会发展动因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社会发展动因的切入点。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出发点的现实生产，并不是如通常所褊狭地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同义语，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即现实生产本身，是由三方面组成的：（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3）人的自身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11]。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整体，共同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笫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2]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把上述三方面作为现实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把精神生产也同样看作是“全面生产”或“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精神生产最初就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3]。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精神生产“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4]。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生产，尽管突出了物质生产，但决非仅仅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几乎包括了人的各个方面生活的生产。从这样的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自然不能将其发展动因仅作单一的理解，而应该作系统的理解。在这种动因系统中，历史发展的多因论与决定论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仅从现实生产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动因问题做了深刻地阐述，而且从现实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透彻地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历史本身包含的矛盾是异常复杂的，但最基本的矛盾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方式与矛盾运动，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经济形态，即构成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就一般进程来讲，生产力总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一个民族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一般地也达到它的社会生产的高峰。但是，对这一条原理马克思也没有作僵化的理解。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很难简单地、机械地套用上述原理，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一般都是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开始的，这种变革首先带来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后在此前提下加速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早期西欧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革与完善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此看来，在考察社会发展动因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阶段对社会矛盾各个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予以具体确定，简单化的理解是无助于说明问题的，于实践也是非常有害的。

按照上面的基本思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动因进一步做了具体、全面地阐发。大致说来，马克思所看待的现代社会就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