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已经接触的材料来看，各国学者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开始对社会认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苏联学者是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反对新康德主义入手，并从社会事件可知性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展开思路的。他们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辨析社会认识与社会意识的异同，把社会认识作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准备，从加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角度提出开展社会认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2]

相比之下，英国学者则更多受到大陆经验哲学传统的影响。安东尼·夫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社会认识的思考》一书实际上是他《关于认识的思考》一书的继续。他力图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自然试验与社会试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的对比分析中，在对人的理性、人的行为、人的价值等的探讨中揭示社会认识的特点。他上承培根、休谟，中接康德、孔德、马克思，直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力图对现代人类认识中的一些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3]

大概与其社会的科学与文化背景相关联，美国学者斯蒂夫·富勒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富于实证的色彩。他的《社会认识论》一书从认识论的现代发展入手，在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对比中立论，以西方社会中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实为背景，在对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的具体考察中揭示人类认识的特点，对知识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哲学在知识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4]

我国的社会认识论在其研究的初期，是在不了解国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情况下自己提出和展开的。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国内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在同样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名目下，实际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国内的学者在社会认识论的名称下也有不同的研究思路。自1990年以来，我们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者建立了联系，并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1993年，我应邀为美英加日等国合编的国际英文学术刊物《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撰写了《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国际报告》（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P.R.China）长篇英文稿，该文连同拙著《社会认识论导论》的英文目录和一些评论文章一道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2期。我和美国社会认识论研究者斯蒂夫·富勒在长期的交往中开展对话，形成了《关于社会认识论的对话》，被《哲学动态》1992年第4、5期连载。我所指导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有三人先后到英国从事访问研究，加强了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了对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