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和探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仅仅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到当今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追踪和反思，近3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研究方式和研究范围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步引进阶段

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在实际生活上直接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也在理论层面上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变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起步的。[1]1978年，徐崇温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的文章，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的由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德拉—沃尔佩学派、阿尔都塞学派的代表性思想。1981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同年，由云南省外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外国哲学史讨论会对当代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主题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当中。1982年，徐崇温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由此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研究也开始起步。

由于刚刚起步，再加上当时整个哲学界的研究状况和国外研究资料的限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介绍和引进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也不够深入，而且多持批判的态度。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初步认识，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介绍主要包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等，而具体的思想介绍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和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方法等方面。

此外，当时哲学界的两个讨论重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南斯拉夫哲学十分关注，还对南斯拉夫实践派、“辩证唯物主义派”的思想进行了介绍，这与当时哲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相关。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关系，这是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一命题出发展开的。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证了列宁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复杂性和艰深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深入下去。

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在这个阶段，整个哲学界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作出了重新的理解；相应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直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但还是处于初步阶段。这在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如下三类著作中有着明确的表现，这三类著作分别是：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原著的翻译，主要有：《评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理论》（徐崇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徐崇温，三联书店1980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英］安德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苏］拉宾，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江天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贾泽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美］马尔库塞等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狱中札记》（［意］安东尼奥·葛兰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苏］别索诺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同层面的推进

在经历了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介绍和研究之后，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加客观，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质等进行了研究，还就如何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界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和批判之后，学者们开始思考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思考其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这一时期，很多研究课题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由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通过并落实了负责人的课题有：贾泽林等负责的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哲学；余源培、林永民、俞吾金等负责的当代各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刘放桐、黄颂杰、陈奎德等负责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其与科学的关系。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有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陈京璇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与主体性的发展、胡义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王锐生的社会哲学研究、陈先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当代西方思潮、戴文麟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衣俊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也对之后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阶段，国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程度很高，相继召开了一些专门的研讨会：1986年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哲学现代化问题讨论会重点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1986年8月16-22日在长春召开的由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会把介绍外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作为讨论的重点；1986年8月17—24日在长春召开的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吉林省委党校主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探讨；1987年10月6—10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大连市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年会，讨论并明确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难题，包括如何对待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学派和流派问题。课题研究的开展和大型研讨会的召开，都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了这项研究的开展，问题也更加趋于集中。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这一概念的争论也很多，有些学者基于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开始采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2]而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1987年开始，《中国哲学年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外国哲学专题”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位置归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恩格斯、列宁哲学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等层面推进了研究，从而打破了佩里·安德森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从单数变成了复数。[3]

如果说在最初的阶段，学者们还是更多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内来思考问题，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关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起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可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86年8月于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讨论会”上，与会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例外。学者们研究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标准，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并以此作为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反过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论反思。

这一时期学界还讨论了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列宁的态度问题。国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恩格斯思想的文章多把焦点聚集在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对立”这一思潮上，很多学者对国外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介绍，并反驳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他们的理论背景和来源有关，也与他们的时代状况相关。而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思想的否定，学者们在分析西方研究概况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有的学者通过论述列宁哲学实践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一元论进行了反驳。[4]

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外国哲学（7）（存在主义专辑）》（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苏］鲍戈莫洛夫等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叶汝贤，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美］埃里希·弗洛姆，1986年版）、《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下）》（［苏］梅斯里夫钦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从时代的产儿到时代的弃子：法兰克福学派述评》（翁寒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麦克莱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欧阳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卢卡奇自传》（［匈］卢卡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薛华，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徐崇温，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安德森，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英］柯亨，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交往与社会进化》（［德］哈贝马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柯尔施，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批判理论》（［德］霍克海默，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匈］卢卡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匈］卢卡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卢卡奇》（［英］里希特海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南］米洛斯·尼科利奇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美］胡克，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美］马尔库塞，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马尔库塞，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二十世纪的思想库：马尔库塞的六本书》（陈学明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美］威廉姆·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马尔库塞》（［美］麦金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3.20世纪90年代：专题性研究阶段

同20世纪8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有了前十几年的积累，研究者们就没有再停留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上，而是更多地加入了自己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解，从思想的总体介绍和统观，发展到了对于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的研究，以及对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反思。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大量翻译过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这本身也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大量著作的翻译和与原著的接触，也推动了研究的纵深发展。同时，在这一时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系问题被关注，这就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出版相关的译著和论著30多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学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加］本·加格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戴维·麦克莱伦）、《辩证法的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等也被翻译、出版，还翻译、出版了某些工具书，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据不完全统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的文章就达百篇之多，还有很多文章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流派入手探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

从这一期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来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的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本主义趋向及其困境（郝立新，1990年度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世纪之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朱士群，1997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杨金海，1999年度一般项目），还有相当一部分课题从不同的侧面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有唯物史观与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人本主义历史观批判（冯景源，1990年度），西方人本主义新形态研究（李瑜青，1990年度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谢龙，1993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公平（李小兵，1993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诠释学研究——当代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洪汉鼎，1994年度一般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孙正聿，1994年度一般项目），法国后现代哲学批判（于奇智，1994年度青年项目），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韩震，1996年度一般项目），现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冯俊，1996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的追踪研究（龚群，1996年度一般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佟立，1996年度青年项目），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欧阳谦，1997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哲学关于“现代性”理论及其论争（陈嘉明，1998年度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的发展（李德顺，1999年度一般项目），历史唯物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哲学文化批判（张一兵，1999年度一般项目），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陈亚军，1999年度一般项目）。

1996年10月中旬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并相应成立了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以“国外马克思”为题发表文章的数目不是很多，只有10篇左右，但都是从总体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把握，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论域中对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199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联合发起了“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

这一阶段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研究得到了纵深发展。首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或者说，能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由此，学者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也给出了更多的论证，并开始用它来统称当代世界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认为这一说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思潮的地域特点和学说特点，而不会因为人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点而限制对它的理解。1999年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探索其提出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致力于向国外介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以期通过如此的双向过程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另一方面，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研究也得到了广泛展开。在实践问题上，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观点，对此作出评论。在辩证法问题上，学者们的思考主要聚焦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总体倾向的把握和对于个别有代表性人物的研究上。在具体的学派研究方面，首先是既有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研究在继续。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在整个西方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于这一学派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约有50篇文章集中讨论了这个学派的思想，并特别地从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整体角度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来源特别是卢卡奇的晚期思想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关系，还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交往和理性思想、主体间性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是对一些新的流派和学说作了述评，如生态危机论、女权主义论、新中间阶级论等。[5]在关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1991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苏联东欧哲学讨论会对处在剧变中的苏联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德国统一前后德国东部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另外，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如卢卡奇、萨特、阿多诺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重要著作有：《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美］斯莱特，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欧力同、张伟，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德］霍克海默、阿多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美］戈尔曼，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加］阿格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论》（陈学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美］弗洛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马克思论人》（［美］弗洛姆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西方“马克思学”》（孙伯鍨、曹幼华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廖惠和，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德］卡尔·柯尔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匈］卢卡奇，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南］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衣俊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德］哈贝马斯，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弗洛姆思想研究》（张伟，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法兰克福学派史》（［美］杰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张峰，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马驰，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欧力同，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哈贝马斯传》（余灵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张西平，三联书店1997年版）、《回归与重构：卢卡奇哲学思想体系研究》（刘卓红，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时间的种子》（［美］詹姆逊，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张翼星主编，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余其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批判与反思——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任暟，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傅永军、王元军、孙增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美］詹明信，三联书店1997年版）、《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傅永军，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曾枝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理想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陆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陈学明、吴松、远东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周穗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德里达》（［英］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字学》（［法］德里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哈贝马斯》（［英］威廉姆·奥斯维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哈贝马斯》（金惠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认识与兴趣》（［德］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德］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马尔库塞》（陆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卢卡奇》（张西平，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格奥尔格·卢卡奇》（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4.21世纪初：研究全面拓展阶段

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覆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论文和著作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仅以“西方马克思”或“国外马克思”为题发表的论文就有将近300篇，还有大量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研究、专题研究的论文。这表明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开拓，国内的研究已不再停留在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介上，很多研究者直接接触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版书籍和新近发表的论文，研究开始和国外同步，在一些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结论。通过这种个性化的研究，研究者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也不再局限在某一个方面，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背景、研究兴趣和整个哲学界的研究状况，开展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力作[6]，召开了一系列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或代表人物为题的学术会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的连续举办[7]。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内的研究在范围和领域上的不断扩大，在内容上的不断深入。

这种研究的繁荣情况还可以从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立项以及出版和翻译的重要著作上看出。从立项的课题来看，直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文本——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研究（刘卓红，2000年度一般项目）、走近马克思——西方四大思想家“苏东剧变”后的思想轨迹及其启示（陈学明，2000年度一般项目）、新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童世骏，2000年度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衣俊卿，2000年度一般项目）、哈贝马斯伦理思想研究（艾四林，2002年度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王雨辰，2003年度一般项目）、政治意识过滤：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新视角（应国良，2003年度一般项目）、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杨思基，2005年度一般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研究（乔瑞金，2005年度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张之沧，2005年度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困境和出路（吴友军，2005年度青年项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张亮，2005年度青年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观（李佃来，2005年度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研究（欧阳谦，2006年度一般项目）、作为一种批判方法的拜物教理论研究：以鲍德里亚与齐泽克为例（夏莹，2006年度青年项目）。

其他的立项项目还有：主体性哲学批判：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刘森林，广东省“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入选资助项目）、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黄颂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研究（汪行福，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解放与救赎——论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思想的乌托邦之维的解读（张双利，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问题研究（王雨辰，2002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研究（陈学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度重大立项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研究（俞吾金，2002年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俞吾金，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视域及其批判（吴晓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2002年度重大立项课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刘放桐，2001年教育部立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仰海峰，2006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项目）、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嬗变：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姚顺良，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生态马克思主义（韩立新，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吴开明，200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葛兰西译著及研究（田时纲，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王晓升，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孙承叔，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王金林，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哈贝马斯之后：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转型与发展（汪行福，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发展动力论研究——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郑忆石，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逻辑（张亮，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世纪左派社会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变迁（张传平，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观念、方法与实践（刘怀玉，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谢永康，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王时中，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

和国外马克思研究高度相关的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当代符号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苟志效，2000年度一般项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侯惠勤，2001年度一般项目）、现代性问题的马克思哲学革命（张盾，2004年度一般项目）、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衣俊卿，2004年度一般项目）、后现代视域中的唯物史观（张立波，2004年度青年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程研究（陈学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乌托邦与现代人的根本困境（张双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叶险明，2006年度重点项目）、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原则的当代解读和建构（陈立新，2006年度一般项目）西方实践观念与实践哲学源流研究（丁立群，2007年一般项目）、战后法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莫伟民，2007年一般项目）。

其他的立项项目还有：实践观念：从马克思到现代（刘森林，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俞吾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余源培，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汪堂家，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西方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丁立群，2006年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刘振怡，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助项目）、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生成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郭艳君，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批判（张传平、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西方自由思想传统（徐长福，2006年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王国富，2007年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从上述课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既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总体性研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还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性人物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的展开直接推动着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

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重要著作有：《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陈学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美］沃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后形而上学思想》（［德］哈贝马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章国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德］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德］曼海姆，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释》（张一兵，三联书店2001年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王雨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阿尔都塞哲学研究》（郑忆石，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陈学明、马拥军，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包容他者》（［德］哈贝马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后民族结构》（［德］哈贝马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政治的剩余价值》（舒炜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日］细见和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姜哲军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胡大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奥康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王凤才，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张一兵、胡大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张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德里达中国演讲录》（杜小真、张宁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德里达》（［美］哈恩，中华书局2003年版）、《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赵海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符号》（［法］梅洛-庞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实践感》（［法］布迪厄，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卷（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解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王雨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卢卡奇早期文选》（［匈］卢卡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德］霍克海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肖锦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周穗明，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麦克莱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王凤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马克思的幽灵与现实：运用当代阐释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解读》（赵天成、李娟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思想研究》（李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论》（燕宏远、宋惠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衣俊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赵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杨大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英］西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美］霍洛克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贺翠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阶级意识、交往行动与社会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朱士群、李远行、任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为真理性内容的艺术作品：阿多诺审美及文化理论研究》（孙利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美］沃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时间的种子》（［美］詹姆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英］沃尔夫，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阶级》（［美］赖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解读》（刘怀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马尔库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哈贝马斯》（英文版，斯蒂芬·怀特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李佃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幻想的瘟疫》（［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模糊暧昧的哲学：梅洛-庞蒂传》（［法］罗宾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爱的艺术》（［美］弗洛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叶汝贤、李惠斌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叶汝贤、李惠斌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叶汝贤、李惠斌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李惠斌、叶汝贤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现代解读》（叶汝贤、李惠斌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叶汝贤、李惠斌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李惠斌、叶汝贤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研究》（李惠斌、叶汝贤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休闲：解读马克思思想的一项尝试》（刘晨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尤战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保卫马克思》（［法］阿尔都塞，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弗洛姆：有爱才有幸福》（吴光远、李慧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精神分析与宗教》（［美］弗洛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王晓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美］威廉姆·肖，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李惠斌、薛晓源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俞吾金主编，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后马克思主义》（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傅永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当代国外主要思潮流派的社会主义观》（徐崇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批判的社会理论及其当代重建：凯尔纳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颜岩，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的研究》（刘明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尔库塞批判的理性与新感性思想研究》（范晓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加］菲利普·汉森，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郑晓松，齐鲁书社2007年版）、《哲学是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朱晓慧，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高亚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吴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陈爱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克思与诺奇克之间：柯亨文选》（［英］柯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林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刘小枫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经过多年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者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反思，这一反思对于推进研究有很大的作用。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看，它的主题和内容的转换和时代密切相关。一方面，它得益于国内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主题上表现出亦步亦趋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的内容转换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感。有学者把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为启蒙、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分别为1982—1986年的启蒙阶段，1986—1989年的发展阶段和1990年至今的深化阶段。[8]有学者指出，从初步介绍和评述到展开讨论和争论，再到持续开展翻译和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在总体态度上亦经历了否定性介绍（“供批判用”）到有选择性研究（“洋为中用”或“借鉴合理因素”）再到全面研究（“对话”）的研究旨趣的变化。而隐藏其中的则是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方式的进步，从对一种话语的旁观式观察走向参与式对话、从对结论的评论走向对提问方式的质询、从对本真性的追求走向对作为历史效果的意义的生产。[9]这其中大致经历了两个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10]

更重要的是研究范式的反思。有学者把我国学者研究范式的转换概括为从移植借鉴进展到自我创新，从以哲学为主的分散研究进展到多学科齐头并进的综合研究。[11]有学者主张要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具体分析、考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时代问题、文化传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中予以研究。[12]有学者主张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13]有学者强调从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两个方面来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其时代背景包括政治影响、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其学术背景包括不同哲学流派的形成和相互影响。[14]还有学者提出，要从传统的立足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阐述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以历史主义原则为基础，在西方社会运动、西方思想运动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思与哲学建构。正确处理西方与现代西方哲学、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不仅关注他们的关联性和同一性，而且要看到西方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异质性。[15]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40年的时间，这一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时间里，学者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作出了深入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总体性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有对理论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对于基本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从事具体人物研究，而人物研究的深入，也推进了对于理论的总体把握，这二者的互动将进一步推进和繁荣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马克思的文本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最初的阶段，中间又经历了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的研究，而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来看，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向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是一个趋势。这是因为，经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之后，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产生了新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于马克思哲学重新理解和解读的渴望，而这种解读，能在新的层面上推进马克思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一个互相递进和推进的过程。与整个哲学界的研究情况相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开始“发声”，他们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并为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的接轨架起了很好的桥梁。在这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翻译和研究的互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殊研究对象，也决定了这样一种互动将持续推动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比较研究要求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底和广博的哲学背景，而这一研究能够直接推进某一论题和论域的深入。在近些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比较研究和专题研究越来越多。专题研究能使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学术历史作出梳理，使研究者的原创和结论更有根据，更扎实。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和发展史研究

1.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研究

在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研究者使用的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相关内容。而这样一个概念本身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如何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这些争论从这一概念出现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是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这也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层面上得到了深化，它始终贯穿了整个过程。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源的考察，对其作出相应的界定。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二是认为德国哲学家卡尔·柯尔施最先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两种说法只在谁最先使用了这一概念上存在着分歧，但其内涵所指都是在西方出现的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截然不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说。与对这一概念的上述宽泛使用相对照，还有第三种观点，主要是用这一概念特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13人在内的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16]

研究者对如何定义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计，主要表现为‘左’的意识形态。”由此出发，他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定义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非马克思主义思潮。[1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宽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倾向：一是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阐发；二是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在西方兴起的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阿尔都塞的理论。在这几种主要倾向或思潮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异，甚至严重的对立，但也存在着一些根本的一致之处。从理论上说，它们都试图重新诠释和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评第二国际特别是苏联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试图从近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中借取某些概念、理论或方法，因此可以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8]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后来很多学者都不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笼统地称呼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来指称地域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具体的学派名称来具体地界定他们所研究的思想。其基本思路是：只有将地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精确地界定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如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具体的历史性的概念去涵盖那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所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流派，则会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由此，他们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外延要大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国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和思想解放的产物；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各个国家、民族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出现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兴盛于50至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括20世纪70年代起兴起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边界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等等。[19]

情况的实质改变源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二级学科之一。从最初的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被介绍，到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进行分类研究，到今天发展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它对于当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设立势必会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20]这一举措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有了明确定位，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也变得更加清晰：与原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的状况相比较，学科范围扩大了，理论视域拓展了，学术队伍也壮大了；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联合起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将促进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师直接参与研究，形成了三方力量凝聚合一的有利局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多视域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并将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结合中产生长远而重要的影响。[2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这一时代最富有活力的学术与思想范式的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现时代仍在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理论中心从以往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陆地区特别是德国开始向过去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英美转移；第二，理论主题日益分化，各个流派之间的理论关系复杂难辨；第三，自由的左派知识分子取代过去具有政党背景的左派知识分子成为理论阵营中的主体；第四，研究领域拓展迅速，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经济学、生态学、人文地理学等都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