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必将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推动国际分工和相互依存市场的形成，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了条件，其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预示的全球性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对此学界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未形成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是马克思又确实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其世界历史思想已经潜在地内涵着全球化思想。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虽然不是对全球化所有问题的具体解答，但它对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而合理地推进全球化进程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今天的全球化与往日的世界历史尽管在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全球化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依然是市场扩张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产物。马克思当年对世界历史所作的基本分析和基本判断，同样是今天全球化探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工具。

第二，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有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一方面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有关前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发现带来的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种不同的理解。具体说来，主要涉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其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类历史发展“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是否适合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一般的历史哲学意义。其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即是按着一条确定的轨迹发展的还是有所变化的？其三，对于上述问题“五大形态”理论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学界的基本看法是，“五形态”理论与“三形态”理论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标准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五形态”理论的基础是从所有制的性质出发，进而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而“三形态”理论则是从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发展或人的关系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因此“五形态”理论与“三形态”理论并不矛盾。但是对于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地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见解：（1）“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加和曲解，这一理论是从斯大林开始正式形成，并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模式固定化的，“三大社会形态”才是一般进程。“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思想只是揭示了西欧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2）“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确是马克思提出的，是马克思用社会生活条件分析历史得出的结果，是一元化的历史观。但马克思晚年根据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提出了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问题，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统一。（3）“三形态”理论与“五形态”理论并不矛盾，相反，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的学者指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或者说，二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总结。因为“三大社会形态”中第一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第二阶段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则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从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上进行划分的，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则趋向综合指标——人的发展或人的关系。（4）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上述不同理解，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中心问题。对此，学界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应遵循“五形态”理论的发展规律，而是要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也有一部分则认为，尽管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但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同样要遵循五形态的发展规律。

第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关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最初还集中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变化的各种形式。但是，随着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深入，单纯地以物质生产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逐渐受到质疑，人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被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提了出来。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界对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与讨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受到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基本上否定了“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认为把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同等看待，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则基本上肯定了“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历史，因而“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即一元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人自身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充分肯定并深化了“两种生产”理论，同时提出了精神生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了对“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本身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三者的关系，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国内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人类自身生产是前提，物质生产是基础，精神生产是条件，三者相互适应，协调发展构成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有的学者指出，在原始社会，人本身生产占主导地位；在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在未来社会，精神生产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还有的学者指出，从宏观上说，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枢纽地位，它受制于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生产，同时又影响和驾驭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生产，其功能具有全面性和辐射性，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机体再生产的控制系统。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人自身生产的一部分，是人自身生产的不同方面。因为从广义理解的人自身的生产并不是单纯人的个体生命的生产，而是把人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再生产出来。因此，人自身的生产本身就包含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现实的、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人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四，关于社会形态本质问题的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源于“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著名的论断。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具有一种如同自然存在一样的客观性，遵循着自然规律一样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这一论断被视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也正因如此，这一解释模式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解读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另一个重要论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学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准确而深刻地提示了社会的本质，表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由此就形成了社会形态的客观性与实践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对此，学界认为肯定社会的本质是实践并不是对社会客观性的否定。这是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客观活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肯定社会本质是实践的，实际上是在肯定客观性是自然和社会的共性的基础上，深入到社会领域的特殊矛盾，找出其特殊本质或根本性质，从而揭示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区别，是对社会认识的深化。

因为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自然界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构成部分，因此在人的实践活动之本身就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并且正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不断地生成着这种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为规定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任何的实践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并不是指自然科学所说的那种绝对的、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而是指一种历史的客观性。虽然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实践规定着人类社会的本质，但是对于从事现实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人来说，任何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的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前辈人）实践活动创造的历史前提基础之上的。这就使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摆脱了主观的任意性，而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现实的实践活动前提是由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确立下来的，是客观的。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又是根源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并不会导致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与实践性之间的矛盾，相反正是由此出发才能真正说明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的本质与根基。

随着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逐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也逐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开始触及传统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本身，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性质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的研究的核心就是重新确定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位置。按着传统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社会历史理论的推广和应用的结果，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对此，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一，认为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而是马克思哲学的完全形态，它是以历史的视角与原则来对待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新唯物主义。其二，“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它在唯物主义的历史上实现了从“直观”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革命，从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革命。其三，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生成论，即从人的对象性实践本质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存在理解为一个通过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这一生成的过程既是人身自然的生成过程，也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其结果就表现为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世界本身就是历史的世界，历史就是现实的人的生存世界的生成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统一的。其四，也有学者提出区分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并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历史任务，在于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科学代替旧哲学对抽象的人的崇拜。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正是“新”的用社会历史的思维方式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性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各种不同的理解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切研究都将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4.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

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主题，是时代精神的主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中观照中国当代发展，这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走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哲学深层的反思和总体把握；以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既是对先发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又是对后发国家摆脱发展困境的启示，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资源。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的起始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主旨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鹄的，90年代中国发展哲学是专门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总体性转变的发展问题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哲学研究。简言之，即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发展理论首先在经济学领域兴起，发展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生态学、未来学等对发展的研究。虽然不同发展理论界定发展都有自我独特的视角，但总的说来，90年代之前的发展观几乎等同于经济学所设定的经济增长观。人们就发展的内涵、本质、动力、主体、客体、价值、机制、规律、机遇、战略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学者们认同开展发展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建设的重要生长点，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尤为必要。发展哲学研究取得初步成果，表现在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和出版了少量专题性著作，如戴向军、曹志军主编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1995），李佑新等著《社会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考察》（1998），汪石满主编《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研究》（1998），陈晏清、王南湜主编《社会哲学研究丛书》（1999），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1999）等。这一时期学术界初步探讨了发展观的理论形态、社会发展评价、邓小平发展哲学思想，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专题性哲学研究。

第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可谓发展观研究的反省期。20世纪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失业率增加、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等。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我国政府和学术各界开始反省既有的发展理念，试图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观：发展哲学研究不断向深度推进，学者们就发展哲学的界定、发展哲学的体系框架、发展观的内涵及主题嬗变等提出了各自的研究理路；出现了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发展哲学研究学者，分别探讨了发展哲学的学科定位、理论特质、方法论框架等方面，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发展哲学研究视角；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百家争鸣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学术界发表了大量专题性学术论文，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如：《发展哲学引论》（刘森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王南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理论论纲》（庞元正、丁冬红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发展哲学导论》（邱耕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与发展哲学》（袁玉立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田启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重思发展——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刘森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交往实践的哲学：全球化语境中的哲学视阈》（任平，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发展哲学研究论纲》（贺善侃，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

第三，21世纪初，这一时期是新发展观的确立期。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学习任务。但是，对科学发展的研究却远远滞后。现有的理论著作和学术著作仅仅停留在对科学发展观的介绍和阐释，也只是对科学发展起到了学习和宣传的作用。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需要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视域和全球发展理论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的发展。

5.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南京大学哲学学科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创立了南京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11月和2007年10月先后举办了两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个领域的问题。目前在该领域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形态史、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等主题展开研究。[49]

（1）关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理论形态史

同济大学周敏凯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这一新兴领域中已经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根本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来自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多重理解；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态”有一个产生、发展的不断变形过程。换言之，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梳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态史，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具有奠基性的理论意义。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研究成果指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平台和理论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角度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理论形态。通过对文献史的考察，张一兵教授回顾了这一经典形态产生、发展、深化、调整的五个历史阶段：1844年之前，向往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异化劳动”理论抽象地批判现实；1845年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确立了从生产方式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形态；晚年应对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不断调整理论。张一兵教授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入手全面分析批判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2009年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6卷本《资本主义理解史》，是相关的最为厚重的研究成果。

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由经典形态向现代理论形态过渡的关键时期。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国内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研究资本主义的丰富理论成果。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考察了以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卡尔·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这三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分别指认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获得的新的历史形态。姚顺良教授不但分析和探讨了上述三种代表性理论的历史命运，还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和不足，他援引考茨基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也可能不实行。北京大学仰海峰副教授从生产方式的变迁入手进行了评析，将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和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是一种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世界的建设性、命名性、可行性探索。东华大学邵腾教授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资本都将长期存在。这个问题以往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对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资本日益为否定资本自身创造出越来越完备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资本将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体系，而完成了历史普遍性的资本将成为消灭资本自身的世界历史力量。

（2）关于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并表现出新的形态特征。今天的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质性判断。在“丰裕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等标签化的概念背后，实质上反映出不同理论家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时的方法论差异。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进行定位，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另一焦点。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用以观察历史与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苏联的解体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时代激进的政治学，仍然为分析、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平台和理论资源。

中共中央编译局林德山研究员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状态，表现出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除国家外，包括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正在社会关系的调节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言而喻，阶级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在现象层面上已经彻底不同于马克思直接关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由此西方产生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理论思潮。这样一来，如何看待“后现代性”就成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一个理论枢纽。

从“全球化”角度出发来定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苏州大学杨思基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并立足于经济关系考察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影响。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特征——雇佣劳动和资本统治、物役经济和拜物教——在更普遍层面上的表现和拓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导出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更显示出理论和现实的说服力。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韦定广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资本在占有运行方面日益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自由性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罗文东研究员则认为，西方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通过理论、政策和体制的调整，从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

（3）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效应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也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诸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就必须对这些影响作出理论回应。西方左派激进思潮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为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吉林大学张盾教授的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重点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性批判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产生的理论效应，内容涉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现代性立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概念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体验的批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规划、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伦理理想等论题。

上海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从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获得了启发。他通过对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三个层面（规范的哲学层面、社会理论层面、实践政治层面）的分析，认为弗雷泽的分配和承认的二价社会正义理论，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正义问题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模型。

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通过对罗尔斯的道德正义与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的对比性研究，肯定了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理论的实践价值。他认为，为了解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民主法治国家的构想，其实质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而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潜力的耗尽。因此哈贝马斯以系统进入生活世界来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根源的时候，就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批判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论嬗变，对其进一步的理解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此，东南大学陈爱华教授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了透视。她认为，反思与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研究活动之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对单向度思维和事实中立说的学理性批判；对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批判；对社会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批判。

（4）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从文化和历史哲学角度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并主要展开为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研究与批判活动。“泛文化化”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特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线仍是这样一种路向。在此基础上，邹诗鹏教授提出必须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坚持并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有效历史批判。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从解放的视角梳理了从马克思到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理论建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图的批判性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建基于解放的立场之上。在后福特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立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大众》两部代表作中得到了坚持。

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本质性差异。第一，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第二，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的是一幅自然本体论与科学分析方法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描述了一幅实践本体论与总体性辩证法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第三，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职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强调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政治职能。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韦定广教授细致分析了列宁研究西欧主要国家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基本方法，肯定了列宁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东南大学陈爱华教授则着重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双重逻辑：一是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二是批判其研究方法，并科学评价了他的科技伦理观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6.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苏东剧变”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一是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三是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以及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四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针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五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进行了客观的预测与展望。[50]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研究。就前一个问题而言，主要有这样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就后一个问题而言，主要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使之摆脱异化，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另一种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不能因为现实中有不尊重人的问题，就把一切为了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51]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问题。学者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了新变化、科学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苏东剧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必须以宽广、深邃的目光重新思考科学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必须承认、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但又必须注意到这些新变化决不是资本主义在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的种种自我调整、改良措施并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实际影响中去把握这些新变化。[52]其次，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暂时挫折之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运动。[5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新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的指引下，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最终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54]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原因即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55]有的学者则具体地研究总结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获得大发展的两个条件和一个总的原则。两个条件是：第一，21世纪社会主义力量将更加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力求与各国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争取在资本主义力量占优势的世界环境中使社会主义力量逐步积蓄起来；第二，社会主义力量将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可以包括左翼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派别，以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同各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善于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发展自己。总的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56]有的学者则在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指出：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加深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必将形成有利于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形势和条件。其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会促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增强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积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决定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主体因素，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重新恢复活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在政坛上崛起，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的发展，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几个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程度的发展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的。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在低潮中有复兴，在挫折中有发展，在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开始由紧急应付转入探索发展的新阶段。[57]

7.马克思《资本论》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以及收入分配等理论在任何社会都有普遍的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深入发展，我国的《资本论》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的《资本论》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第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和周转、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社会主义银行制度等问题，并把《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和方法上来。第二，关于《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以《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及工资的变动趋势，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流通的运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和表现形式，现代资本主义产业周期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第三，关于《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方法论和创作史的研究。对《资本论》基本理论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对《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见解。对《资本论》和现代系统论问题的研究，有了进步。对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全国性的专题学术讨论。[58]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以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狭义上说，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现代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行有效的国家调控、充分体现国家计划要求的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有着推进体制转换，加速新体制形成的重大意义。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还依据自己的《资本论》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当代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问题、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论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症结、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用地的价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论反思。[59]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资本论》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60]近年来，国内经济理论界关于《资本论》研究还出现了如下几个新的问题域：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的研究。第二，关于民生问题的形成、凸显及其解决对策的研究。第三，关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应用问题的研究。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研究。第五，关于经济增长背后的潜在问题及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第六，关于寻租和腐败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第七，关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研究。等等。[61]

与此相对应，国内哲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表现在：第一，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进行的批判性研究。阿尔都塞把自己的《资本论》研究明确区别于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研究，声言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并在《读〈资本论〉》这部著作中集中展示了这种研究。这潜在地构成了国内哲学界研究《资本论》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认真地回应了这个挑战。首先就是指出，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只具有方法论意义，有待展开的工作还有很多且更具实质性意义；其次是指出，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在地具有一种理论困境及这种困境的意义论根源。[62]第二，对《资本论》本身进行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于一身的“超学科”研究。从逻辑上看，这项研究可视为对阿尔都塞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方法论提示，发展的是对《资本论》所具有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挖掘，而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集于一身，对《资本论》进行了实质性的超学科研究。[63]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顺利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含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64]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层含义，具体表述上又有所不同，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提炼两个方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65]第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说法也有不同，或者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三个方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三个方面。[66]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阶段划分。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第二阶段以“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题；第三阶段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67]二是以“时间演进”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1921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阶段。[68]三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突出成果”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思想为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为第二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阶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特征。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某些共同的规律，比如都要经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考验和过程；都要立足中国实际这个共同基础；都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要求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手段；每一次飞跃都产生体系化的理论成果；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卓越贡献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有一个不断拓展的历史发展脉络；每一次都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不断得到弘扬，生命力日益增强等等。[69]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认识。有些人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存在、有无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但更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理论形态上还是对指导中国80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上而言，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有学者更是对从1938年艾思奇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和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后，80多年来中国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内涵和性质等十大误解进行了辨误，澄清了诸多谬识。有学者还从哲学自身的人类性、时代性、现实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论证和肯定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还有学者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要警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可能出现的“去理论化”和“去自由化”消极面。[70]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实质是要实现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普遍真理并不只限于马列学说，需要对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保持开放性，才能做到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机，与时俱进。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在中华大地上熔铸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而成的一种体现民族传统、把握发展规律、富有时代气息的哲学形态。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对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思，也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并指导当代中国实践的一种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涵盖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化、现实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诉求，体现为基本价值（和基本方法）、社会历史、社会现实、中国问题、文化传统和大众思维六个核心要素，而其中面向“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义和使命。[71]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败的评判标准。有学者回顾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深刻剖析了在这一问题上坚持“文本标准”和“实践标准”带来的重大后果，从而指出坚持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根本原因。同时也特别指出，这绝非轻视文本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而是要警惕由此产生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新老教条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如何相结合存在着“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若不坚持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会沦为一句空话，不可避免地滑向教条主义。[72]

关于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不少学者都意识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视野上拘囿于以往过于褊狭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够的，从而强调指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化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努力构建起“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双向互动、互补的研究格局，坚持既从中国实际出发聚焦“中国问题”、创造“中国形态”的主体路径又反对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中国视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出场。还有学者从复杂性哲学的观点，借鉴文化DNA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方法问题。[73]

2.代表性人物或思想研究

（1）毛泽东思想研究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等。一些过去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如随着《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已有一批新成果问世。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成为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又一主题。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展战略思想、国情分析思想等问题的比较研究，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在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日益紧密，关于毛泽东等人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问题，都引起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

最近，还有学者从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视角，重估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元素，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的“象思维”的辩证法。还有学者探讨了湘学经世务实的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与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群体中对于中国建设实践最具有独创性和开创性见解的人，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资源，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和开掘。[74]

（2）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界纷纷召开学术会议，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及其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回顾和理论探讨。

关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家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人民解决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勇气与力量、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教科书的传统模式，包含了丰富的新思想。邓小平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特征和标志，在于走向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自觉、全面的统一，是当代发展学说的突出代表。[75]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通过对落后观念、旧体制、传统模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建构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品质来看，邓小平理论是批判和建构辩证统一的产物，是批判和建构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体。[76]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内涵。有学者提出，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体系、结构，我们应当从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个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即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观等。[77]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问题。《北京日报》专门刊发了题目为《怎样把握创新了的发展理论——正确认识小平的改革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的系列文章，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78]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极大重视。学术界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思路、总体概括、科学体系、内在结构、丰富内容以及主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极其深入、精致和丰富的研究。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拓展和深化，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具有密切联系的两大理论成果。[79]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二是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是党建内涵：作为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在理论形态上很好地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80]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内在统一关系，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更加完善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建设理论同世界文明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开放的姿态建设党的全新思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了推进，赋予了更强的生命力。[81]

（4）科学发展观研究

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经200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4年3月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就这样完整地提了出来，随后，学术界对之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这方面，对“以人为本”的研究是一个焦点。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解的角度，如本体论、方法论、唯物史观、价值论和发展观等等：在本体论上，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以人为本是对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如实反映；在方法论上，以人为本可被视为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方式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在价值论的视野中，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这既是一种价值导向也是价值创造的动力；从发展观上理解以人为本，就是要看到以人为本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是对过去以经济基础为本、以物为本的纠偏。[82]

关于如何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学者认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处理好五个关系：第一，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关系；第二，科学发展观与GDP主义的关系；第三，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第四，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第五，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83]还有学者认为，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需要党和政府进一步强化执政成本和社会收益意识；需要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需要对宏观管理树立科学的调控观；还需要通过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来保证。[84]具体言之，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设必须注意四个问题：第一，制度设计要体现科学理性，集中民智民力；第二，制度建设要体现人文关怀，获得合法性；第三，制度安排要体现创新思维，祛除保守思想；第四，制度创制要体现法治精神，摒弃人治思维。[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