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概况
（一）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与逻辑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从总体和主流上看，3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理论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和正在经历着自身的变革。进入21世纪，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聚焦点。“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精神家园建设等问题，特别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成为步入21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1.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解放思想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承担起相辅相成的双重使命：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理论自身的思想解放。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
以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突破口的思想解放，蕴涵着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这首先是针对“两个凡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看，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均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本质，这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径”问题，也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何称谓”问题，而是集中地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理解，深刻地昭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看，在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下述重要理论成果：一是在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从理论上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哲学基础，并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二是在从理论上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思想与反思的关系，凸显了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三是在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以及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关系”，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为基本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四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反思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在回应“非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论的挑战中，深化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五是以“历史”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变革对“世界观”及其理论形态的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理解；六是在“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某种僵化模式和“终极真理”，真正确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进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进程，也是一个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诉诸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余年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一，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研究和论证“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这个大讨论并从而推进了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其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既是源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又是为这种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三，“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凸显的“主体性”问题和“主体间性”问题，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交往实践”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和阐扬了改革开放所要求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从理论上探索和回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的实践问题；其四，“实践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趋向性与选择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其五，“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因而既是以“发展”的观点和“变革”的理念去回应社会生活提出的全部问题，又是对“发展”本身的哲学反思，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六，“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个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从而在哲学世界观上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提供了最为根本的理论支撑。
从实践出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既赋予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时代的目光和世界的视野，又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聚焦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问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实际的呼声”。“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研究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地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形成了指导全部工作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所展开的关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为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发展”，这并不只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评价。“发展”与“发展观”是密不可分的。“发展观”，是基于对“发展”的评价标准而构成的在实践中作出顺序性选择与安排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因此，“发展观”总是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密不可分的。
在集中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发展”的要求，首先必须是“加速发展”。正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又好又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形成“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才能凝练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
进入21世纪，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标志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面对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经济的发展比较自然地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的差距拉大了，城乡的差距拉大了，贫富的差距拉大了，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并不自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最严峻的迫切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面对现实，最为重要的是以科学发展观思考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历史尺度，在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实现微妙的平衡，从而自觉地促进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出发的，而且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反思为基础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发展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
“发展”问题蕴涵着一对根本性的矛盾，这就是发展的“标准”与“选择”问题。“以人为本”和“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为发展中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即：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是巨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为现实的活动；目的性，是实践活动的灵魂。对人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某种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发展是实现了的目的、理想和价值。正因如此，确立发展的标准，并依据发展的标准而确认实践中的价值排序和行为选择，就具有不容回避和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实践意义。
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的，也是“反驳”实践的，即：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不做什么”。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识，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共识告诉我们，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作出顺序性的选择和制度性的安排，并为这种选择和安排提供赢得人民支持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反驳”违背人民利益的实践，“反驳”阻碍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反驳”各种“形象工程”的实践，“反驳”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同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成为我国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获得了新的体制性支持。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被确定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批高校马克思主义院系的申报研究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重大或重点项目。尤为重要的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编写马克思主义教材列为首批重点建设项目。
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智慧的民族。中国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与表达方式，并形成了集中地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我国当代学者在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精神，这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社会和谐的理想观。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和感受，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宏气派和独特风格。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肥壤沃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和升华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自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动；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内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普及工作。在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教育部采取各种重大举措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高校马克思主义教师获得了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一批马克思主义课程被评审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一批马克思主义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科教学团队被评审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这些成果切实地推进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革，强化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6]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我们真正地面向世界与未来，立足于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创造出具有典范性的伟大作品，从而在世界发挥其影响力，赢得世界的关注和承认。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无限光明的发展之路。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1.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我国，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该学科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期，其开端应当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8]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推动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由此进入了大发展、大丰收的黄金时代。较早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以及4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综合性通史。另外，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家都陆续进入自己的学术盛年，留下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其中一些经历史检验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经典，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先达与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9]20世纪末，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工程，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终在1996年出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篇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也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作为一个学术集体所树立的学术丰碑。此外，学术界还出版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诞生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等众多的专题史著作，发表的论文则数以千计。[10]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继续走向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创立“马克思哲学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过10届，规模与影响与日俱增，成为该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界的一次年度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发起的“青年哲学论坛”成功举办系列学术活动几十次，为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崭露头角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第二，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者已经顺利地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家手中接过该学科的旗帜，肩负起了领导该学科不断发展的历史使命。他们自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著作主要有丰子义等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晓明和王德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遇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学明的《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俞吾金的《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梁树发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令人欣喜的是，更加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他们近期的优秀论著主要有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家华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荣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仰海峰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11]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题研究继续走向深入，有学者总结出三部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马克思主义150年》、《马克思主义创新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史论结合，以史为主，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顺序展开，从历史时代条件、革命实践活动、理论建树、创新和发展以及品格和精神风范等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立、开拓、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150年》则以时间为经，理论为纬，依托历史和时代背景，旨在以科学社会主义150多年的重大变化为重点，回顾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创新的进程与进展，以期揭示马克思主义基于时代、实践和各门学科发展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创新史》的特色则在于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即创新，抓住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可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经验。[12]
审视上述成果，我们可以感到该学科的蓬勃发展及其研究范式的真实变化，即从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这是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以及可利用的学术资源的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是必然要出现的历史进步，但也必须注意到其中所可能隐含的问题，主要有：必须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必须正确对待MEGA的文献学研究等等。[13]可以期待的是，在视野开阔、平等宽容的学术交流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会得到更加切实的推进和发展。
2.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样几个阶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其理论形态是一致的。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以上各个阶段理论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界定。同时，也有许多学者主张直接以时代特征而不是经典作家思想体系（理论形态）为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是有区别的。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作为同一个内容进行论述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分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几座丰碑，它们一脉相承、不断创新，同时这些历史丰碑又具有继承性和独立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指导性和应用性等特性。[14]
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其理论形态应有区别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与其理论形态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不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形成有一定时代特点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特定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者解决时代课题的理论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应以时代的划分为依据。据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经典马克思主义阶段和列宁主义阶段。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一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15]
而有的学者虽然同样超越以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理论形态）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更为详细地划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是马克思主义从在实践中运用和展开并发展为日益完善的科学体系的奠基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约20年时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十月革命胜利到50年代中期近40年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连续胜利中的重大发展时期；20世纪下半叶以来是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曲折前进时期。[16]
3.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我国当前的一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建设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该观点针对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看作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史，或片面注重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历史，研究它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17]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主题：社会主义能否取代资本主义和怎样取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一个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第二个主题回答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个主题是在世纪之交，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队伍状况都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党的事业发展迫切要求回答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共产党宣言》科学地回答了第一个主题：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二、第三个主题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回答了或正在回答的问题。[18]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的动因。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具有不可超越的一般本质和由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可超越的特殊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本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现时代还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可超越的特殊本质，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总是立足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的区别以及各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和传播的内在原因。[19]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失败和危机。有学者认为，从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得出“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的结论，是一种没有历史眼光的短见。但是，我们在驳斥这一类谬论时，也应如实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确实曾遭遇到暂时的失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迎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危机，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和革命，不仅是对敌人，而且也包括对自己。我们要树立“危机意识”，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20]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研究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
在所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占据着某种突出的位置。正如施密特所说：“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讲到自然‘自体’，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他的社会理论中，自然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事实恰恰相反，这正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21]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不是很多。
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接触之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解主要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基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是与“心灵”、“精神”等概念相对，其地位类似于“物质”、“存在”、“客观世界”等概念的一个哲学概念。这种自然观描述的是一幅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一幅与人及其劳动无关的世界图景。这种自然观在我国学界的主流地位可以从下面这些事例中清楚地看到：自然辩证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门必修课，后来则又演变成了科学技术哲学这样一个二级学科。这种自然观主要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按照自然科学技术的既有发展阶段对自然世界图景进行划分，缺少了对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理解。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进和国内对教科书哲学体系改革的反思，人们开始反省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理解。由此而来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一直贯穿到《资本论》等论著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以实践为中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能动的历史性的对象性活动为契机而建立起来的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22]还有学者指出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重要的现实意义，即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意义。[23]
与此相关，学者们也开始对恩格斯的自然思想作出了新的诠释。认为把恩格斯的自然观局限于《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所阐述的自然观，特别是其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性质，也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因此，人们还应该关注恩格斯其他文本中所表达的自然思想，比如《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短文对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的论述，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2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著述是周义澄教授的博士论文《自然理论与现时代》。该书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自然哲学研究时期、批判唯心论与机械自然观时期和建构哲学与经济学相统一的自然概念时期。由此，周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作了如下区分：第一，作为一切存在物之总和的自然概念。这是最广义的自然概念，也是前述所谓自然科学式的自然概念。作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着重阐发并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概念，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根本所在。第二，作为人类环境的自然概念。认为自然是人或社会的外部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第三，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概念。认为既然人类物质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点，那么作为人类社会外部环境的自然也就首先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而这也就是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概念。
这部著作是在德国哲学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课题给出的自己的回答，颇具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这一回答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即自然科学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的杂然并存，并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中某种不必要的理论混乱或内在冲突。例如，如何处理上述自然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和后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没有被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周教授的这部著作都是国内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中的扛鼎之作，任何后来的相关研究都不可能绕过它。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谢保军教授所著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含义是多样性的，至少有四个维度，即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价值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曹志平教授所著的《马克思科学哲学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于当代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选题都聚焦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多维度解读、当代价值等问题上，显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良好前景。
2.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理论核心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而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有关论述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质论、社会存在论、社会意识论、社会批判论、社会理想论、社会时空论和社会形态论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
“社会”概念是把握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窗口和入口，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它的生成与嬗变就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流变历程的浓缩及其内在逻辑进程的展开。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敞开广阔的问题域，开掘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不同面相及其丰富内涵，而“社会”概念原初语境的再现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启示并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地平，成为进一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25]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的多维视野。哲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展现出了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的多维视野。其一是理想和现实双重向度中的“社会”概念。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具有双重向度：马克思不仅在理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还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层面上来理解它。[26]其二是动态和静态双重视角中的“社会”概念。认为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范畴表现了人摆脱自然性，征服改造自然，从而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从静态角度来看，“社会”直接指向未来的社会状态。[27]其三是生成与嬗变视界中的“社会”概念。认为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入手可以获得对马克思思想流变的基础理解。如果从“社会”概念的科学生成这一角度扼要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阶段，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不仅起着基础性的致思触发和导向作用，而且其本身的科学化也经历了几个阶段。[28]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涉及的问题领域。主要有五个：其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和费尔巴哈的“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类与社会这一组范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借助于费尔巴哈而又最终从根本上超越了后者。[29]其二是“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理想和信仰而存在的“共产主义”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大道之行，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及“形态”，则体现了人类具体的社会历史演进。[30]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对该社会的一种否定性表述，是对该社会现存现象之实然性的否弃，那么，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思想的阐述就是在这一否定基础上的对他所认为的理想状态的一种肯定性和应然性的说明。[31]其三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种观点是“三种观点”论，如《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一书中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总结为“人本论”、“社会本原论”和“人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论”。[32]第二种观点是“三重关系”论，从马克思的三个经典命题即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社会的运动是人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出发，深入地界定和阐发了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三重关系。[33]第三种观点是“相互理解”论，认为离开人或者社会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确证另一方，“社会”概念即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34]其四是“社会”与“自然”、“历史”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与“社会”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具有活力的概念，“自然”、“社会”与“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三者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相互贯通。[35]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与社会存在有区别，自然是一个无人的世界，而社会是一个人的世界。社会是指一定空间意义上的历史，历史是运动着的社会。在共产主义者的视野里，社会应该是一个人类性和全球性的总体性概念。[3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不同于自然，但社会又离不开自然。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之中，面临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也可以说，社会是历史的横截面，而历史是社会的纵截面。[37]其五是“社会”与“集体”、“共同体”、“联合体”的关系。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同中译本进行对比，结合学界的相关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与集体、共同体、联合体尽管有不同侧重，但是它们的实指或趋向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版中的“集体”在新版中被译为“共同体”，而且与“社会”的趋向一致。但是应该指出：译本差异不仅仅是因为翻译者对原文字词的理解不同，也许还与翻译者的观点或认识有关。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面相及其丰富内涵。依托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社会”赋义。其一，本体论视域中的“社会”概念。有学者认为，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三个“只有在社会中”的论述，初次确立了“社会”对人、自然的本体论地位。国内很多学者都从本体论的层面界说了“社会”概念。欧阳康教授认为，唯物史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本体论。[38]刘远传的专著《社会本体论》也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思想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本体论思想体系。[39]其二是对“社会”作为“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指认。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是人的共同体。[40]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是生活共同体。[41]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是关系共同体。[42]其三是对“社会”作为“一个生成中的有机体”的指认。研究者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不仅自我创造了社会，社会也创造着人，因而人也自我创造了自身，而且自身构筑着社会。[43]杨耕教授则指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社会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理论，并且他明确阐发了这一理论对社会研究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即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分析法；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分析法和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要素分析法。[44]
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诸种解读模式，概括起来说，可以归纳为集合体与有机体式、早晚分期式、实践唯物主义式和现代性反省式的解读模式。
集合体与有机体式的解读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具体观点。其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是高于“个体”的“集合体”。但这样一来也就容易把“社会”当作“抽象化”的“集合体”和“无人身”的理性“实体”了。其二，马克思的“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客观实在”，“社会发展”被归结为一种似“自然性”过程，并且可以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考察其“规律”和“趋势”。其三，马克思的“社会”被理解为一种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存在物”。从而，“社会”可以被当作“生物有机体”来进行“解剖”和“分析”，并且“社会”也可以仿照“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来进行“建构”和“改造”。“社会”于是有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形态”和“结构”。
早晚分期式的解读模式的主要观点是，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由于受“人本学异化史观”框架的制约，因而是“不成熟”的。其一，由于受其不成熟的“人本学”思想框架的制约，使得早期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类”概念无法充当新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其二，早期马克思“社会”概念及其“类哲学”思想试图通过恢复“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来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现实，由此使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这是一种隐性的“唯心史观”。其三，早期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及其“类哲学”思想预先假定了一个“先验”的理想模型和价值秩序，因而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想观念。“类哲学则把人的本质的现实历史发展纳入由它预先安排好了的价值秩序和等级，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的类存在较之于当下的个人存在更加符合人的本性，更加符合人的类概念和原型。”[45]
实践唯物主义式的解读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内学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过程中。应该说，国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反思性讨论，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自由”、“价值”以及“解放”等理论的认识更加清晰。但是综观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历史和现状，在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认知上，依然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46]：其一，这种解读把马克思“社会”概念放在“主体性”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只是一种静态的“事实”和“客观存在”，是被“主体”改造和批判的“对象世界”。但由于缺乏对“社会”概念真实内涵的解读，导致在相关讨论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把“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主体性”哲学。其二，这种理解对“社会”概念的“实践”特质缺乏较为深入的揭示。“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整个哲学革命中的“基石”位置，并且从“实践”出发，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都可以得到合理的阐释，特别是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种哲学特质的区分，更是彰显了“实践”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如此抬高“实践”并确立“实践”的“核心”地位时，人们往往对这一概念作了“空泛化”的理解，忽视了“实践”概念的真实作用并不在于作为“普适性”原理建构知识体系，而是“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和构建未来“社会生活”。其三，这一理解方式容易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我们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革命的理解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在讨论诸如“主体”、“自由”以及“价值”等等概念时，没有把它们放到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和构想“可能生活”的具体语境中，因而也就无法为解决当下人类生存困境和建构“理想图景”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二是人们在构建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过程中，无形中又把“实践”和“唯物主义”等范畴“实体化”了，没有从更根本的“社会批判”、“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层面来解决问题，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社会”的实践特质。
现代性反省式的解读模式认为，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场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利”原则的确立，“个体自主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思想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个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裂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黑格尔之后诸多思想家的重要理论目标。在这种解读模式看来，马克思正是着眼于解决这一重大现代性课题来进行其思想探索的，而“社会”概念正是其确立新的哲学观念、重建现代“公共生活”的重要思想标志。马克思通过“社会”概念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解放”、“社会化的人类”等思想观念，都为构想未来生活图景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方案，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社会”概念包含有需要详尽解读的“公共性”思想内涵。卞绍斌博士提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通过四个层面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建构。一是通过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从“社会实践”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观念，明确了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的、批判的”革命活动才能重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新哲学观念，也是马克思提出“规范论”社会图景的思想前提。二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来批判并颠覆其生产关系。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性”、“非历史性”以及“奴役性”特征的分析，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具体运用，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让我们认识到走出“现代性”困境应该具有的辩证立场和自觉意识。三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把人的真正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归还给人，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的“存在论”问题。四是在对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中，马克思又让我们体会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到底是何种样态、基于何种价值基础得以建立的。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社会”概念包含有需要我们仔细解读的“价值”指向。“实践性”、“历史性”、“存在论”是马克思“社会”概念所具有的多重思想维度，也是马克思实现“公共生活”这一现代性课题的具体方式和思想路径。
在关系与关系者式的解读模式看来，马克思的“社会”指称的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及其化身。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的个人既是原有社会关系的继承者，也是新社会关系的追求者和创造者。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总要受到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具体的个人就无所谓社会，因而“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47]。随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和关系存在论的确立，马克思开始对社会和个人进行了一种“关系主义”的透视，把全部社会存在理解为关系性存在，把具体的个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人格化，把其他社会存在者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外化和内化。由此形成了一幅资本的时代的国家世界图景。在这一宏大的国家世界图景中，全部社会存在者都作为关系者即社会关系的化身、承担者、获得者而呈现在人们眼前：具有始源性意义的社会关系外化为人的活动（生产劳动、交往、消费）、物像（自然界、机器、商品、货币、资本、财富）、制度（所有制、分工、分配、交换）、组织（阶级、国家），内化为意识形态，人格化为雇佣工人和资本家。[48]
3.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问题到体系的演变。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解之中走出来，一方面借助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深入研读，另一方面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亦逐渐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视角，并开始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例如，提出了“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到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诸多种不同的阐释，如实践哲学、发展哲学、人学、类哲学、交往理论、生存论，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诸多不同阐释还很少触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