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论》，恩格斯认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1]。然而，真正从理论上掌握这部巨著的思想，却绝非易事。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每天都可以透过人类历史的灾难和理想，论战和冲突，透过我们唯一希望和命运所系的工人运动的失败和胜利，十分清楚地阅读它。可以说，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未停止透过那些为我们阅读《资本论》的人的著作和演说来阅读《资本论》。他们为我们所作的阅读有好有坏，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逝去，有些人还活着。这些人有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斯大林、葛兰西、各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追随者或者他们的论敌：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我们阅读了形势为我们‘选择’的《资本论》的片段和章节”[2]。恰恰是这种“他们为我们所作的阅读”以及“我们阅读了形势为我们‘选择’的《资本论》的片段和章节”，使得我们在越来越熟悉《资本论》的同时，却越来越远离《资本论》。在我们看来，只有走出这一“被动”的境地，只有打破所谓的“选择性阅读”，才能真实地还原《资本论》，并由此透彻地理解《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的《资本论》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域出发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看在这一著作中是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和主张，具体地说，就是看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理想是否得到贯彻；另一方面，则是考察在这一巨著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要看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言是否得到理论的证实，人类必然在物质资料及其丰富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否得到理论的印证。

1.《资本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论》，从其内容来看，主要就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就开始了这一研究。在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劳动的异化问题、私有财产问题到剩余价值问题，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剖析，都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其整体理论的价值诉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亦是如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3]。因此，从私有财产出发的政治经济学是不会考虑劳动的异化、资本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之间的关系，更不会考虑人在资本主义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它所关心的只是剩余价值。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因此，穿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揭示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探索人的解放何以可能，必然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

而事实也表明，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实现了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透彻理解，并把问题逐步引向深入。这个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证就可以看出来。

基于宗教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这表明，只有通过宗教批判，才能“揭穿神圣形象”，并把那异化给上帝的人拉回到现实世界之中。但是，伴随着“神圣形象”消解的，是“非神圣形象”的确立。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当下的任务就是在宗教批判的基础上，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即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以及对政治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把人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中“拯救”出来。基于这一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实现这一“拯救”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社会现实，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所有制形式等，从而在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中实现对人的关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以及共产主义等问题的分析，由此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6]。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性”的事件，即诉诸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事件。正是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将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7]由此可见，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只有社会发展了、历史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发展。就像汤姆·洛克曼所认识到的：“也像黑格尔一样，他（指马克思——引者注）认为人类的自由只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还和黑格尔一样的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自由的有意义的理解需要一种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它在工业革命之后存在。最终也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自由既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任何一种现实感觉中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8]因此，人类的自由只能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来实现，《资本论》就揭示了这种斗争的隐蔽性。它发现剩余价值的存在，它发现了资本的内在矛盾，它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把一切都奠基在对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这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使得他深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内部，最终发现了人的资本主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并力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揭示中，发现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而为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找到新的出路！

2.《资本论》与共产主义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曾指出，“‘政治经济学’将西欧的市民社会想象为人类普遍永恒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历史理论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是一个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9]。这表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再次深入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由此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作了科学的预言。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是人类暂时的和历史的存在，它只是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人的存在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还在于通过这一批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作出理论的论证和探索。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理性目标无疑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诚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因此，他主张，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他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0]。其实，福山的这一主张也为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认可。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技术的进步、生活的改善、消费品的极大丰富等等，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为完美的制度。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就像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一切都处于资本的逻辑强制之中，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大机器的生产、流水线作业、分工协作等都使人变成片面的人。因此，马克思把这一状况的改善诉诸于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向往。

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都对共产主义作出了思考，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考察显得更为深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1]这就要求，要对未来的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只有对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作出新的理解，对具有经济性质的各种物质条件进行详尽的分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分析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因此，他主张，“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2]也就是说，对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是分析以往一切社会历史过程，并由此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为简捷的途径。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3]。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德意志民族现在还没有达到英国那样的发展程度，但是，由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因此，为了避免已经在工业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例如，工人的贫困、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器吃人等，就必须充分地研究已有的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批判性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才能在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消除不必要的麻烦。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在前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对以资本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总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这一批判性的考察最终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支撑。就像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作出的批判性考察，都是围绕这样的中心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建立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诸种可能性”[16]。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力图通过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考察，从而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内部，剖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总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人的存在方式，揭露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而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和预测。

3.《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把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其理论的最终诉求和理想目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一诉求和目标的实现，完全依仗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和终结。《资本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对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的积累问题、资本主义平均利润下降的问题，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等等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终结的历史趋势。

在我们看来，与其说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是为了探寻一般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话，倒不如说是为了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总矛盾，来预告资本主义的短暂性和历史性，来宣告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以自由竞争为例。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伴随着封建行会制度的衰落，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大行其道，它倡导自由贸易、自由交往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它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它由此打碎了限制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限制，即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自身的限制。总体来讲，就是打碎了限制资本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里，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17]。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对原有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的限制的破除，实际上就是以强大的资本为后盾，借助于与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从而确立了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这样，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都依赖于自由竞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却是垄断。因为，自由竞争只不过是“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它也就是建立在有限性基础上的自由。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任何资本家要获得最为丰厚的利润，都必须处在垄断的地位，换句话说，只有居于垄断地位的资本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18]。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东西其实都是服从于资本的增殖，服从于利益的最大化，而人不再是目的。这一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就预示着，以单纯的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其最终不能跳出自身所设置的“恶循环”，而只能走向灭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唯一的最好的制度，只有那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最终使人类走向未来。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在根本上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巨著”，它把人类的自由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都诉诸于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从而彻底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和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秘密，并由此科学地证实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走向胜利”的理论预言，因而也就大大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一点集中地体现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及其趋势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瓦解的分析之中。

（二）资本积累及其趋势

大致来讲，资本主义积累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原始积累；二是资本积累。作为前者，实际上是指资本家在从事生产以前的所积攒的“第一桶金”。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9]。作为后者，实际上就是指把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因此，对资本积累过程考察，实际上就是对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再次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但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的生产以资本主义的生产为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手中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为了清楚地解释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假定在资本主义的积累之前存在“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第一，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实际上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1）对农民土地的剥夺。（2）立法限制流浪者，将其赶入工厂，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农业革命与工业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这就是说，它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模式的小农经济，从而为资本家所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20]。（4）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总体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大量的自由劳动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土地、生产工具、货币等向少数人手中积聚，两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实际上，这一过程是一个剥夺的过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1]。

不同于原始积累，资本的积累则是指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把在简单生产中由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在流通领域实现了的剩余价值不是直接用于自己生活资料的消费，而是将其投入下一阶段的生产。因此，资本的积累的开始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是这么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它适应以成本和价格之间合理核算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以及以再投资为目的的财富的不断积累”[22]。因而，“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23]。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构成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掘墓人”。

第二，资本的积累导致与积累自身的异化和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资本的积累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资本的积累不是以人自身为目的，而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目的活动，即“积累活动本身成了目的”[24]。这种目的的倒置所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积累，不断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增加劳动的强度，从而“一切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5]。不仅如此，那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6]。由此可见，资本的积累及其过程本质上是工人不断变成相对失业人口，生存状况恶化过程，由此带来的必然是阶级关系的对立和革命的到来。

第三，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断裂。由于资本积累的存在，资本家把大量的剩余价值用于生产过程，而相应地减少消费，由此所导致的必然是生产和消费的冲突。众所周知，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它不仅为消费提供材料和对象，还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从而使得消费能够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27]，但是，由于积累的需要，原有的本应消费的被用作生产和积累。因而，“资本主义积累的事实排斥了Ⅱc=Ⅰ（v+m）这一可能性”[28]。这种平衡（即作为第Ⅰ部类的积累即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和作为第Ⅱ部类的积累即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之间的平衡）的打破，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作为内在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的联系断裂了。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这三个本来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过程断裂了。因此，那种认为“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29]。而这种“假定”必将为其事实所推翻。

综上所述，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本身就是矛盾。不仅如此，这一本性决定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等等都不是终极性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存在，这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的内在瓦解。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和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而只有到那时，作为抽象实体的资本对人的奴役与统治才结束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三）资本逻辑的瓦解与资本主义非历史性神话的破灭

资本主义社会是受资本普遍支配的社会，因而，无论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抑或资本主义的所有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资本的绝对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精神”。但是，资本本身的矛盾决定了，由其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处于内在的瓦解之中，它们和资本积累一起，必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神话。

作为资本主义枢轴的“资本”具有如下的特性：资本的增殖本性；资本具有主体性；资本是关系性的存在；资本就是权力。可以说，这些基本特征都揭示了资本的基本内涵。但是，从根本性上讲，资本最大的特性实际上是它的矛盾性。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要实现自己价值的增殖，就需要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自我的扬弃，从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内容”，即不断地实现价值的增殖。但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走向了自我的否定和瓦解。资本的这一本性决定了，从其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30]。大致来讲，这些条件包括：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等等，它们一起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些基于资本的生产条件自身的矛盾性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内在的瓦解和终结。

1.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及其瓦解

人类社会的历史，根本上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活动，一方面，人们创造了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人们还创造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31]。因此，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剖析，构成马克思理解作为“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瓦解的第一个着手之处。

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生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具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第一，从其存在的前提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需要作为资本的货币；需要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需要以自由竞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原则。第二，从其形成的过程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形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大量的劳动力从封建制的奴隶解放为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工人；产品的极大丰富，形成了自由交易的市场以及充裕的货币（即可以充当资本的货币）；由于分工的发展，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导致了一部分人不再从事生产，而依靠他人生产的产品来生活，这就形成一定的消费市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交通工具的改进，使市场从区域性的市场变革为世界市场；原有的手工作坊的生产升级为大机器的、大工业化生产；劳动由个体的劳动变革为群体性的联合劳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原有的封建生产变革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第三，不仅如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第四，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被生产的过程。不仅如此，资本家还通过把简单生产过程中所得来的剩余价值再次转化为资本，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实现资本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又不断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五，这一过程和流通过程息息相关。一方面，资本家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只有在流通过程中，资本家才能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加以出售，从而在出让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获得交换价值，以实现剩余价值。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特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内在瓦解的过程。这在根本上根源于资本的增殖本性。我们知道，资本最大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必须不断地提高生产力（包括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引入新的管理模式等），以此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变相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种生产力的提高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例如，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就减少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工人的消费能力下降。这种消费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资本家产品的积压和生产过剩。这样，资本不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而变成生产的限制。资本家生产得越多，积压得越多，损失的也就越多。由此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变成生产的限制。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在李嘉图看来，生产遇到的限制是偶然，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而西斯蒙第则认为，生产肯定会遇到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因此资本只能陷入自身的矛盾。因此，他预言资本自身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他主张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32]；另一方面，由于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危机。因此，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来阻止资本自身的毁灭。

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危机都根源于资本本身。不论是重新控制供给和需求，还是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不论是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还是按比例的生产，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他看来，资本本身其实就包含着对生产的限制。从表面上看，似乎资本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都是对生产力的限制，只有到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阶段，生产力才从这种桎梏中得到解放。例如，资本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出现；开拓了世界市场，摧毁了“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3]。但实际上，由于资本和不顾以下的限制：“（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34]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的过剩。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35]。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36]。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37]。这就决定了，“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38]，伴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候资本本身便会被扬弃[39]。到那时，资本终结了，伴随而来的必然也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