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主要关注的，不是为“原始积累”而奋斗的不发达和遭**的国家，去推行所谓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87]的共产主义。而是关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对其自身的“自然”方式和绝对公正作了自信的理论概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形式，关注它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趋向。这才是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目标。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都把资本描述为“冻结的永恒”，是普遍必然的。但马克思从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普遍必然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的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88]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除了描述资本的社会运动的客观形态以及与此相符合的资本代理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式，除了追溯系统运行（包括它的动乱和危机）的客观规律，它还要研究将对这个系统实行革命性摧毁的主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89]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现在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0]。所以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阶段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生产方式有规则链条中的一环”，“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两个更高的阶段要来临，它将超越资本主义”。[91]对此，英国有学者强调“这就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他并不把资本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运动即使有其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暂时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恰恰是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92]

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是历史的、暂时的，主要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所致。马克思强调，“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93]。所以说，正是资本逻辑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自掘坟墓、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的历史发展趋势。对这一点，马克思自己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4]而这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产主义所需要的所有制。这才是马克思伟大的资本辩证法的精髓所在。共产主义虽然孕育和生成于资本主义的“母体”和“胎胞”之中，但其成长和壮大，却需要在资本主义达到顶峰而自我瓦解之后，我们决不能人为地“冒进”。对此，我们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这里，我们仍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只有资本主义“行到水穷处”，才是共产主义“坐看云起时”。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就可以无所作为，像一些改良主义者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需要坐等资本主义就会灭亡，共产主义就会自发实现。马克思一直都很重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对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伟大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求“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95]而对于共产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所以马克思紧接着强调：“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但同时马克思也深刻而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6]在这里，即对共产主义实践的理解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马克思伟大的辩证法的闪光：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结合。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共产主义会加快实现的步伐，但其运动的条件，却又要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否定来提供。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暴力只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7]，但“婴儿”还需旧社会自己孕育。在这一点上，美国有学者批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不是把共产主义革命理解为推动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浮现出来的那个过程，而是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捣毁（break-down）”[98]，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瓦解的效应：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

作为对资本逻辑的动力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只要当代资本主义没有消亡，马克思主义就仍有其丰富的生长空间。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99]。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抽象”意味着“抽象”的全球性统治。所以个人仍受“抽象”统治，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反过来也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走到哪里，它的幻觉机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镜子系统就不会在后面太远”[100]。所以，资本逻辑的全球控制并非是密不透风的铁板一块，仍然存在诸多裂隙和隐患。对此，德里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或弹性生产概念是当前资本主义的真实描绘，同时，它也是有关资本的假想结构。作为描绘，它透露了新的生产方式、组织和市场意义。不管怎样，它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它们所描绘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一种非常不稳定和矛盾地运行的东西。同样地，它们代表着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提出一种关于资本的理念（或想象），似乎它已经成为世界的现实——虽然资本仍然正在完成之中——因此掩盖了驱使资本如此的许多矛盾。由于资本的全球化从今以后受到话语的游说，与过去相反，资本便获得了全球的支持。但是，同一全球化进程以新的形式再造了旧有矛盾。[101]这一看法也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响应，如印度的艾哈迈德指出：“当代帝国主义资本的辩证法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对一切可以利用的地球空间的更深入的渗透；第二，民族国家的日益增加，因而导致文化和意识领域中互为矛盾的后果，这一切又产生于这样一个环境中：即全球规模的政治霸权急剧改组。”[102]因此，关于当今世界秩序的矛盾与资本的新型霸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几乎全部左派激进主义实际展开他们理论的入口。无论是德里达这样具有颠覆性的解构论者，还是艾伦·伍德这样更接近于传统立场的“新社会主义”者。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对当代资本全球化的现实世界的实质也有明确的指认：世界决非像福山及其同伙有时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资本主义乐园”。从德里达列举的“世界混乱”的十大灾难中，她们看到标榜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本身就是一个“邪魔”，一个不能消除它企图掩盖和逃避的功能障碍和命运终结的邪魔。[103]

在资本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力量在越发膨胀和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作为瓦解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进入了“晚期”，甚至消失或终结。相反，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逐渐显露出了新的生机，并充满了全球性的批判张力。对此，英国的约翰·格雷指出：“共产主义的失败（指‘苏东剧变’——引者注）摧毁了作为一种政治方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时也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新的生命。”[104]也就是说，资本逻辑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逻辑全面分析和批判的时期。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德里克也强调：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可以回到它本来应该成长的“故乡”——资本主义社会。[105]而正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时代特点和资本逻辑的统治方式的分析和把握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又充分体现出了其应有的时代效力。

“苏东剧变”之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人们糟糕的生活状况、持续动**的国内局势、各民族的纷争、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等等，这一切直接的恶劣后果最终表明：资本主义并非天堂乐土，它的虚假承诺也只是“美丽而真实的谎言”[106]。而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因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被掩盖的一些深层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反而迫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吸取了马克思对它们揭露和批判的教训，并采取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些“改良”措施，从而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出现。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根治自身的顽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就是又一绝佳的例证。[107]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108]。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再奴役和压迫人了，而只是说它奴役和压迫人的方式更加隐蔽、更加具有欺骗性罢了：“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阶级社会的区别在于，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捆在一起的锁链是无形的（正因为看不见它，大多数工人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109]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代，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强大动力，技术理性以精巧的手段和方式执行着资本同一性逻辑的种种隐蔽的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幻象。这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110]而要透视和把握资本逻辑这一新的隐蔽统治方式，自然离不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德里达在谈到“外债”时曾强调指出：“资本的一般兴趣，一种对当今世界秩序——世界性市场的嗜好，就是以一种新的奴役方式使大批人置于资本的奴役之下。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被认可，用的总是国家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现在，这些外债的问题——以及一切由这个概念转嫁的问题——至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处理，包括对市场的批判，对多种多样资本规则以及把国内法、国际法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逻辑的批判。”[111]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无限剥削和扩张的揭示和批判。今天世界上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运动背后一股最强劲的动力，就来自于对资本逻辑霸权下愈演愈烈的“商品化”——物（异）化的抵制。所以说，马克思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资本逻辑走向全球化的最强有力的批判武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在与资本逻辑对抗的意义上离资本主义更远了，而是在与资本逻辑内在超越关系的意义上离资本主义更近了，更加深入资本主义之中了。正是在深入资本主义并要求全面把握资本主义当中，人们越发感到不能没有马克思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就在这一“回归”之中越发凸显了。在此意义上，针对当代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吉布森－格雷汉姆指出：超越资本主义学说，誓与资本主义权力决裂，摆脱已经妨碍共产主义运动的羁绊，并不是要超越和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解除人们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非法婚姻”，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要有助于创造各种过渡条件，使社会主义或别的非资本主义建设成为“现实可行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荒谬的或乌托邦式的未来理想。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资本主义碎尸万段，彻底剖析，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统一性（作为否认多样性和变迁性的工具）的虚幻性”[112]。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运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113]——生理学和病理学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的武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内孕于资本逻辑之中的否定和超越精神，只有在对它所做的教条式的、僵化的外在滥用被真正彻底抛弃之后，它的本真的批判精神才能恢复和焕发出来。在此意义上，约翰·格雷认为：“在我们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某些关键地方被证明是正确的。”[114]所以我们说，资本逻辑走向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全面回归之时。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凯尔纳也指出：“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115]这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仍然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对此，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韦尔默强调：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指苏联东欧的——引者注）崩溃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历一种复兴。[116]

我们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虽然经过了几多曲折，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但现在却真正走进了一个研究马克思的“新时代”。当今世界，不管是称作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还是全球化时代，它仍然是“资本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和资本的统治方式较之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创造了新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了挑战，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对这些新挑战和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非都有所关注和论断。这样，就为我们充分理解、运用和发挥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反思这些新问题创造和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一条“现实性道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质上就是一种伟大的“可能性”：马克思所开创的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从而使马克思所开创的思想传统不但不会衰竭，反而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满活力。[117]在这一意义上，阿明的论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挑战，根据既定方向制定改造世界的战略的有效工具。但是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承认，“在这方面马克思只是从思想和行动上开了个头”，“人们要以马克思为基础进行发展，而不是到此为止”。[118]这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只要是在一种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119]也就是说，“《资本论》对于控制我们生活的那些力量及其所产生的不稳定、异化和剥削的生动描绘，将永远不会失去其共鸣，也不会失去将世界置于焦点之下的能力”[120]。所以，只要资本主义一天不死亡，马克思主义就一天不会过时；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有多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空间就有多大。对马克思和我们来说，共产主义决不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在继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道路上，我们仍在途中……

[1] 参见［法］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郑吉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4] 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第46页。

[5] 参见贺来：《“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页。

[10] 参见［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3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15]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25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24页。

[21] 参见［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5页。

[22]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3]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4] ［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页。

[25] 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67页。

[28] 同上书，第255页。

[29] 同上书，第256页。

[30]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易碎的绝对》，蒋桂琴、胡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34] 同上书，第275页。

[35] 同上书，第277-278页。

[36] 参见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40] 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0页。

[41]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409页。

[43] 同上书，第393—394页。

[44] [德]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李晖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5] [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生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47] [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生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48] 同上书，第184页。

[49] 参见[德]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50] 吴晓明：《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第17页。

[51] [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52] ［日］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53] 参见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31页。

[54] “意识形态”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却是马克思真正实质性地赋予了其贬义色彩。但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中的最大兴趣，并不在于理论的阐发，而在于对意识形态背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动力（利益）机制的揭示和批判（参见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56]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57] 参见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58] ［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60] 参见［德］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5页。

[61] ［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

[62] ［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生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63] 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64] 参见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66] 同上书，第2页。

[67] 参见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69] 同上书，第294页。

[70] 同上书，第270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72] 参见张盾：《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16页。

[7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74] ［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生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7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76] 参见［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下，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2页。

[77] 参见张文喜：《颠覆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78] 参见朱培：《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曼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第30页。

[79] [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80] ［美］詹姆斯·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张建华译，见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页。

[81] 同上书，第644页。

[8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83] 同上书，第499页。

[84] ［美］詹姆斯·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张建华译，见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3页。

[85] 同上书，第680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87] 同上书，第303页。

[88] ［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89] 参见［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9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3页。

[91] ［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92]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9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96] 同上书，第87、75、87页。

[9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10页。

[98] ［美］詹姆斯·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张建华译，见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页。

[99]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00]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7页。

[101] 参见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Hanover，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4，p.53.

[102] ［印］艾哈迈德：《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郭军译，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03] 参见［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104] ［英］约翰·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苑洁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05] 参见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06] 让我们来共同体验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对此情势的切实感受：“今天，当资产阶级关系再次笼罩俄罗斯时，人们特别明显地感觉到真正的人的关系的扭曲状况”，“在俄罗斯，我们可以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19世纪描述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积累和人们关系异化的全部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杨百朋、张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2页）。

[107] 自2006年春季以来，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席卷全球，这正是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矛盾的又一次爆发。而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的《资本论》反而在德国得以热销（《新华网》2008年10月18日）。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及其批判精神的另一种形式的再次“出场”。

[108]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页。

[109] ［美］贝特尔·奥尔曼：《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神话：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朱士群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110]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11] 转引自［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112] 同上书，第333、331-332页。

[113]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114] ［英］约翰·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苑洁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0页。

[115] ［美］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闫月梅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16] 参见［德］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17] 参见贺来：《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13页。

[118] ［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19] 参见［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鲁克俭等译，见《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20] ［英］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