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揭示和剖析了资本的“秘密”，并断言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的。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野蛮社会的病理学诊断，是资本主义世界自我摧毁过程的历史。[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大批判”也是作为“瓦解的逻辑”而存在的。
（一）瓦解的对象：资本的逻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强调：“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货币又成为资本——引者注）。”[2]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揭示出了从物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逻辑发展过程：物与物的交换W－W，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G－W，再到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G－W－G′，最后形成以资本增殖G－G′（G′﹥G）为核心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是资本的增殖。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3]。这一以资本自身的增殖为最终目的的由“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逻辑”的形成和作用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是指资产阶级社会里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而资本逻辑作为这一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其本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和逻辑。它像传统形而上学在思维领域里一样，在现实领域里起着同化一切、吞噬一切、控制一切的作用。具体来说，资本逻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其一，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价值”，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和标准。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订方向的”[4]。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使自身增殖，它如同“普照的光”，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隐没其中，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它“至大无外”——没有什么还能逃避于资本力量的掌握而自存；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能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而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5]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明确的揭示和指认：资本逻辑“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即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资本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
其二，与此相关，资本逻辑还体现在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8]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9]，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对此，国外有学者指出：资本逻辑“在全世界扩张——它吞噬世界，使世界同质化”[10]。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11]；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所以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2]。而对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强大的同一性力量，马克思强调：“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因此，“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13]。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完全受制于资本，资本逻辑成了颠倒、同化和统治一切的巨大社会控制力量。“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14]对资本这种同一性力量对个人的统治作用，马尔库塞曾深刻指出：“在此过程中，目的与手段似乎易位了：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的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15]而资本主义正是从这样的阶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它将全部主要的生命活动统一到一个由“价值规律”及其所伴随的“金钱权力”所统治的“单一的”有机系统中。
其三，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作为保守力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6]因此，“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的特征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的意识”[17]，也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本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18]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永恒的符咒”。针对资本逻辑的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指出：“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19]，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做法，就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20]。
从资本逻辑的上述基本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最高原则和控制力量，在现实领域里起着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它本质上就是现实的同一性形而上学，也即形而上学同一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感性显现”。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本身既具有同一性和现实性，又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方使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在“感性的”现实领域里强劲地存在着，并左右和控制着人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西方著名学者赫勒强调的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和政治权力的逻辑[21]，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资本的逻辑。因此说，在20世纪一片“拒斥形而上学”的“呐喊”声中，传统形而上学表面上被“打倒”了，但实际上形而上学却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以“资本逻辑”的形态继续“感性地”显现着自身。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22]，也即“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23]。这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里“理性的狡计”被“资本的狡计”所取代的直接体现。所以说，资本逻辑是抽象形而上学在资本时代的“感性复制”，也即形而上学“幽灵”的现实再现：“商品交换，还有市场，使世界充满了幽灵般的面目。”[24]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形而上学不是被打倒了，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剧性力量树起了现代性的擎天大旗”[25]。
但资本逻辑这种强大的、极度自我膨胀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必然会为了自身的无限增殖，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变为自己增殖的手段和工具，都变成自己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因此也就必然造成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严重和突出的两极对立和两极分化。这其实也正是形而上学本身内在的二元论困境在资本逻辑身上的必然表现。而这又是资本逻辑在自身内部永远也无法弥补和调和的裂缝和悖论。当这种分化和对立达到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力量所无法控制的边界和限度之时，资本逻辑必然要走向瓦解。在这一意义上，资本逻辑的这种强大的同一性，必然孕育着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二）瓦解的前提：资本逻辑的“自反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无限制的自我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就在于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6]。因此，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决不是表面上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产”，也即广大工人的劳动：“劳动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所以马克思强调“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27]的。对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解释道：“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28]也是说，资本之所以能够无限增殖，是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所致。若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就只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针对这一点，马克思还专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作了深刻的说明：“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29]针对资本这一“疯狂的自我增殖”本性，当代欧洲著名的思想家齐泽克称之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30]，是非常精辟的。
但是，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31]。而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一切的魔力，这种魔力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32]。而人、人的劳动等等反而都成了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手段。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这种无限增殖也正是形而上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同一性力量”的实质和体现。资本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3]。而这种力量的“本能”就是对利润最大化的无休止的追求。在这里，资本逻辑代替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成为最高裁判者：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所以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不安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4]此情势之下，一切稳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变得不确定了，一切可靠的价值准则都被动摇了，任何想找到一个坚实的价值立足点的希望，在资本裹挟一切的**力量面前，都被无情地击碎了。对此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点的资本逻辑的“自反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5]这就是说，由于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本性，它自身的内在裂隙也越来越大，所以资本在带来巨大文明作用的同时，也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36]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作为形而上学的“现实幽灵”主宰世界的资本逻辑，实质乃是一种启蒙的理性神话所造成的强大的“同一性逻辑”，它与理性形而上学具有内在无法割舍的“姻亲”关系。资本是形而上学的动力和世俗根基，而形而上学是资本的灵魂和理论框架，资本的逻辑就是形而上学的现实体现或现实的形而上学。在这里，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与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是内在统一的。资本逻辑本质上就是“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时空中的展开。在资本的逻辑中，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按其本质而言具有一种力量：它能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它自己的反面。正是这样，马克思指出：在资产主义社会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情况下，“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37]，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38]。因此马克思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9]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人及其劳动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对资本逻辑造成的这种社会状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也有过明确的指认：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确些说：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做的那样。[40]正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实质，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早确立了自己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揭示资本逻辑的自否定性和自我瓦解趋势，“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41]，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具体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但对资本的这种同一性逻辑和力量，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甚至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却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而是仅将其看作是资本的天性和普遍永恒本质。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其伟大就伟大在他不但看清了这一点，而且还揭示出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本身”。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分析，逐渐认识到：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使自身无限增殖，而这就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明确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42]正因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3]——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未来它自己被废弃的条件。不仅如此，它还积极作用于它自己的终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也指出：“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44]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在“启蒙的辩证法”基础上所揭示出的“资本的辩证法”——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和高于其他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对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自反性的发现和揭示。在这一点上，苏联学者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从资本逻辑“这个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中引出彼此外在的对立面之间的两极性的”[45]。
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终生事业。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过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支柱——“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最终揭开了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逻辑最终将自取灭亡。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断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6]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批判性和具体人道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的逻辑”[47]。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透过社会的“实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间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静止不动的结构，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马克思的《资本论》“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48]。这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代表人物维尔默所指出的：资本运动的逻辑不允许任何回到一种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企图。[49]所以，资本逻辑释放了一种原动力，它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资本的集中、经济危机和大众贫困，而这两者只有通过超越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得到合理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资本逻辑逐渐趋向其历史极限，越发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因此，事实是资本逻辑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一方面为20世纪的资本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本身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已经作为一种潜能或秘密，包含着在后来的发展中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了”[50]。在这一点上，英国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时，既把它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视为一种最终自我毁灭的体制”[51]，是深得马克思真意的。
（三）瓦解的道路：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幻象”和“现实运作”的双重批判
在马克思这里，“凡是对于货币形态以及根据货币形态而展开的思考所进行的批判，都化为对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52]。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破除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和“共谋”所形成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一独特性的实践化道路来实现的。而这一批判主要是从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和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批判这种“双重批判”进行的。而正是通过这一双重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53]
其一，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对以“虚假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对自己时代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共谋”的意识形态“霸权”进行诊断和剖析，从而彻底消除由于“虚假意识”的统治而造成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必不可少的重大理论任务。[54]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前提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55]。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在于“概念的误用”，而在于其背后的“阶级利益”。
当资本的同一性逻辑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共同遵守的交换原则，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绝对性的理解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思维方式时，它实质上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与现实生活中专制的统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把人受物奴役的现存状态宣告为永恒的、终极的状态，成为支配和统治现实生活的“精神枷锁”，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即是“被人打扮成在世界上对现实产生作用的东西”[56]。马克思据此把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观念体系”。一切意识形态的最大阴谋，就是把这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历史生存状态通过各种文化的、政治的手段无意识地演化为自然生存状态，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的种种可能性。[57]因此，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这一批判向度所指向的是扭曲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虚幻观念，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这种批判，祛除抽象观念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推动对现实生活的变革，以彰显和捍卫人的现实生命的具体、丰富本性。“摧毁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揭露精神的世界乃是现实的扭曲镜像，19世纪的激进思想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逆转了柏拉图主义。”[58]但区别于其他哲学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单纯的“观念的批判”，而是一种“实践的批判”，它要求立足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以对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的批判为前提，来解除抽象观念对人的统治。对此，马克思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59]所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并没打算寻找一种新的哲学和一种新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目的是揭露劳动剥削，撕毁意识形态上的欺骗面纱，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把人对人的剥削合理化了，马克思的宏伟目标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对此韦尔默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摧毁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非暴力的假象”，而且它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到这一点的。[60]在此意义上，赫勒也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旧形而上学的逆转，它擅长于深入地挖掘本质，并揭露出扭曲本质的幻觉、表象和意识形态”[61]。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旧形而上学逆转和超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批判性是摆脱了那样一种形而上学同一性结构的局限性的。而由于这种形而上学同一性结构的局限性，批判性甚至在像黑格尔那样的辩证法家那里，也只是由于付出了把它的被视作最高标准的尺度加以规范化的代价，才取得了它的成果。但“这种规范化归根到底变成了非自我批判性，变成了设定某种绝对的标准”[62]。对此，国内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对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剖析，而且还在于它的这种剖析实际上铭写了资本同一性的自我复制的形而上学”[63]。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认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如下实质：它要使人们从虚假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宗教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抑或是实证主义和科学技术专制主义的。[64]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意味着作为超感性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的彻底终结。
其二，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批判。在马克思这里，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与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批判携手同行。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进行反省和批判，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省，揭露其中所存在的与人的存在发展相敌对的抽象力量，破除其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源，从而促进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自觉理解和自我意识，并推动人们以实践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5]。资本逻辑不仅以思想观念的抽象理论形式出现，而且更展现为一种具体的现实运作，即展现为一种统治人的现实生活的支配力量——商品、货币和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原则的总体性统治即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这一批判超越了纯粹的观念批判，而是直指人的现实生活，其根本旨趣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来改造和变革现实生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6]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由此而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提升、改变的现实的思想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所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马克思所面对的唯一现实。在马克思这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批判的概念，而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超越出“资本主义”的魔法世界。[67]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因此“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68]。
马克思不再从一种先验的或想象的抽象价值原则出发，而是在资本逻辑运动本身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和确认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自我增殖、自我膨胀的秘密就在于作为形而上学同一性力量的现实体现——资本逻辑的统治所导致的资本对劳动，即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的奴役和控制。而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和自毁灭性的根源也在于此，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9]。所以要瓦解资本的逻辑，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键在于超越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拯救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从而通过“劳动的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启蒙理性的宣扬者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70]之所以如此，马克思强调是因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受治于资本，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死劳动”（资本）对“活劳动”（工人）的奴役、剥削和控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71]。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想解放人，就必须解放“劳动”（生产）。
在马克思资本辩证法的视野里，“生产”（劳动）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存在论概念”，即强调生产是人在历史中生存下去的第一基本前提；另一是“社会批判理论”，即侧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批判。而这两种理解在马克思这里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72]依马克思之见，生产作为对象化的劳动，是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本身是进步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交换原则”的扭曲，却成了滋生剥削的“唯一场所”。生产本来是满足人的需求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73]对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一再申明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东西，但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的根源的“钥匙”。而“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恰恰在于找出理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基础与原因的钥匙”[74]。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及后现代主义者对生产概念的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具体内容规定。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马克思认为不能靠简单地消灭资本人格化的私人资本家，而只能利用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既成的“有机体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5]这样才能把支配劳动的异化了的权力归还给劳动本身，实现劳动在“实质上自我解放”，而不是“幻想的自我解放”。[76]在这一意义上说，本质上的对资本逻辑的瓦解和颠覆，要是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维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77]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本人终生的事业。
（四）瓦解的旨趣：资本主义的否定与共产主义的确立
任何一门科学的核心都是在寻找一种关系，特别是寻找那种不是一眼就能够觉察到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关注的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正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资本主义一切方面的“是什么”、“能够成为什么”、“应当成为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之间的关系[78]，也即资本主义为什么、如何演化和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发现了这一切，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让马克思发现这一切的——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则仅仅只抓住了皮毛（却错误地贴上“事实”的标签）——却是他的辩证法。正是辩证法让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到构成资本主义各种主要范畴的相互关联上，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作为各种范畴的范畴——变成“可见的”，变成某种真实的、需要其自身作出解释的东西。在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种过程构成的世界里，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它们同自己的前提条件、未来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当下什么影响到它们，它们影响到什么。对此奥尔曼强调，正是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让马克思将多数人视为思想上的隔离舱的东西连接到一起，而且这种辩证法本身就要求这样做。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让马克思理解了资本主义，并在资本主义中发现了共产主义。所以当代英国学者也认为，由于辩证法，马克思“发现了打开资本主义大门的钥匙，他以像黑格尔解释世界同样深刻的方式，完成了解释（理解）资本主义的哲学任务”[79]。
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决不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也不是为了一般“治疗”资本主义，而是在“诊断”出资本主义的“病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彻底改造，发展和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是说，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绝不仅是停留在否定的意义上，而是更看到其进步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和发源地。也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共产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的“延伸”——超越。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的伟大的“资本辩证法”。对马克思来说，“去研究资本主义，同时就是去研究实际的共产主义。与唯心主义和空想家的虚无主义途径相反，理解共产主义的唯一科学道路，就是辩证地理解资本主义，把它理解成一个在其‘母体’中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80]。由此看来，只有通过并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去理解共产主义，不是去把它当作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分离开的东西而同资本主义相对照。去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去理解资本主义本身，因为资本主义的动态变迁或演化包括着共产主义的出现。”[81]也就是说，马克思关注共产主义，是与关注资本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看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并且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最终自己反对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辩证地揭示出了“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82]。也就是说，新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萌芽就是工人自己拥有的“合作工厂”：“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所以在资本主义内部超越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工人以合作为基础而重新占有财产，“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83]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是自诩的改良家或革命家从某些“理想原则”——某些道德的或实用主义的价值，如人道主义、理性和效率——推演出来的东西：“它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在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84]共产主义就是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要素。所以美国有学者强调，“三大卷《资本论》可以当作关于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证产生的理论来阅读”[85]。正是在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主体、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基础上，我们说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和发源地，资本主义孕育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之中。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6]这样，资本主义就走向了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