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侧重于经济结构和生产领域，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体验的批判方面，马克思经典学说尚属空白。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以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文化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情况使马克思学说在文化批判方面的重要性重新凸显。按照我们的看法，马克思是最早从文化体验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哲学家，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有效性至今无人企及。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把从韦伯、松巴特、西美尔到阿多诺、鲍德里亚、沃勒斯坦的全部现代社会理论都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论效应。在这一部分，我们想通过西美尔货币哲学这个个案来证明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一）重新考察马克思与西美尔的理论传承关系
西美尔是现代社会理论大家，权威专家认为他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的《货币哲学》（1900）一书对现代性的深入思考比韦伯还要早好几年。[1]西美尔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联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论题，马克思对西美尔的影响如此重要而明显，有学者认为《货币哲学》是《资本论》的扩充，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肯定写不出来。[2]这绝非虚言。西美尔在《货币哲学》的序言中自称他的目的就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该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批判，但第六章对分工的社会影响的分析和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出色描述却显示了马克思的强烈影响。卢卡奇曾经谈到，当他1908年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时，最初吸引他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而他是通过西美尔和韦伯的“方法论眼镜”[3]去看马克思的。“他的研究方向使我更接近马克思。虽然这种接近的方式并不正确。”[4]考虑到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师地位，他的这种思想经历特别具有启示意义，使我们不能不追问：西美尔学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显示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他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什么？又在什么地方不同于马克思？
关于上述问题，学界见仁见智。刘小枫先生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提供了对资本与经济生产之间关系的透辟分析，但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西美尔《货币哲学》的一个重要建树，就是弥补了被马克思所忽略的由资本活动带来的现代生活感觉的变化。“西美尔把货币现象从政治经济学问题转换为文化社会学问题。……西美尔的基本问题是：货币经济对个体存在的感觉及其生存命运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刘小枫正确指出，西美尔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是侧重于从个体生活感受来分析现代社会，“即瞄准个体生活的主观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这种“对现代社会生活之品质的社会感觉论的把握”，其内容集中于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大城市生活。刘小枫认为这种对现代社会的感觉论分析不仅高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也高于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结构的观点，因为理性化作为纯客观的、共同的结构要素，仅仅是现代生活“结构性因素的外部层面”，而那种非共享的、纯个体化的感觉才是“结构性因素的内在层面”，西美尔工作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经济生活转变的最终意义是生活感觉的转变”。[5]
英国学者弗里斯比对西美尔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广有影响，他的看法与刘小枫截然相反，认为与西美尔货币哲学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更准确、更可靠的分析和解释。弗里斯比首先肯定西美尔在捕捉现代性体验方面具备同代人无法相比的出色能力，“在表达和分析‘新的’和‘现代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方式方面，他比同时代的任何生活学家都更加切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货币交换世界的卓越描述，他的“货币经济”已不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个体生活感觉的概念，现代性的史前史就存在于这个货币经济中。但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有重大缺陷：首先，西美尔对现代文化体验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西美尔的著作没有对现代性如何到来作出具体的历史解释”。西美尔现代性分析的主题是“生活现象的转瞬即逝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体验”；而西美尔分析的特色是将这种现代生活碎片的飞逝过程揭示为一连串永恒的“现在”，西美尔永远“分析现在”，在西美尔笔下，“现代性的体验存在于永远处于过渡中的即时现在”。基于这样一种非历史的方法，当西美尔在着手处理货币、分工和异化这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现象时，便表现出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在他描述的任何现象中，都不存在系统性的历史分析”。西美尔“完全以非历史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货币从资本主义背景中抽离出来”，“没有确定一种特殊的分工模式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导致的”，并且“把异化的出现说成与社会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异化受害者面对的只是一个客观过程，而不是一个与他们对立的社会阶级”。这种历史感的缺席使得西美尔社会理论失去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向度。“西美尔赋予社会和客观文化的仅仅是一种自然性格，其学说也就不可能为一种社会批判打下基础。马克思的分析则基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西美尔的确敏锐地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后果，但其分析最终引出的是一股‘形而上的悲凉’。”弗里斯比敏锐地发现，当现代性被分析为对“永恒的现在”的一系列体验时，“西美尔也许让资产阶级震惊，但与此同时也让他们得以免受侵扰”。因为当货币经济主导下的现代世界被分析为一连串转瞬即逝的当下体验时，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再被把握为一个过渡性的暂时的历史过程，而是成了一个自我复制的永远同一的自然过程，在这里“那些貌似短暂的东西，居然被解释成了永恒”。西美尔现代性分析中的这种“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按其初衷是对过渡性的和非正当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揭露，结果却变成了对其永恒性和正当性的辩护：“西美尔如此辉煌描述的现代性世界是一个位于即时现在的世界，实际上是位于一个永恒现在的世界。”最后，对于西美尔最重要的货币哲学理论，弗里斯比指出，当西美尔把大城市生活中的货币经济看成是一个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封闭领域，并将其确定为现代性的起源，“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至多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世界在我们面前显现以及被我们体验的方式。……这种观点使得我们怀疑，西美尔是否准确地找到了现代性起源的所在”。弗里斯比明确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商品的生产，以及为其所必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切货币现象的前提条件，从而也是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马克思是带领我们走出交换和流通过程产生的现象世界的更好的向导，因为他像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不把这些现象当作分析的终点。”[6]
上述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分歧并不在于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历史地位的价值评判，而在于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起源和动力的不同理解，即到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个体生活体验的嬗变，才构成现代性的起源与动力？这个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极为重要，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而在这一问题背后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立场问题：西美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立场有何不同？换言之，对于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西美尔持何种态度？弗里斯比这位认同马克思的学者认为西美尔不具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持不同态度的刘小枫则认为，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西美尔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才真正是肤浅之见，因为“西美尔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7]。我们认为，刘小枫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更有道理，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美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难道真的是非批判的和非历史的，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吗？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难道除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对现代文化体验的任何探讨了吗？最后，在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经济结构分析与文化体验分析这两种方法难道只能互相对立、互不相容，而不能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吗？
我们认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理论，而是后者的一种理论效应和视界拓展。西美尔没有跟随马克思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论域，而是另行开发了现代性体验分析的新论域，把重点放在金钱力量支配下的大城市生活感觉，因此而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性社会学家”。但是作为反思现代性这一总的理论规划的一个部分，西美尔的文化社会学却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问题域的主要参照系的，没有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西美尔文化体验分析的问题起源与学术背景就都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因为，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乃是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主题，在这个领域产生了众多理论方案，并由此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学术谱系，其中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以至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学说是全部现代社会理论的第一次伟大奠基，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为现代社会理论奠定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不仅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预言了一个全新的不同方向，也给社会理论的后来发展定下了基调。在马克思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强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更趋野蛮，对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辩护之间的争论，始终是社会理论的第一主题。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为现代社会理论奠定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论域，并且第一次把社会理论提升到科学研究的层面。对社会理论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所以重要，倒并非因为它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如教条主义所讲的那样），而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一个经济型社会，所以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并非出于某种先定的道义原则，而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结构所决定的。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8]这意味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前提”并不是局限性，反而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必然要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基础性论域，没有这一基础，后来德国社会理论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西美尔在解说自己的方法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文化体验分析同马克思经济结构分析的互补特征。在《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西美尔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过程取决于经济关系，但他的金钱研究得出了不同的启示：“虽然从经济生活的构成出发，确实对时代的心理状态和文化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构成本身的特征却是来自历史生活巨大的统一潮流，这一潮流最终的推动力和动机仍是神圣的秘密。”[9]在《货币哲学》序言中，西美尔明言他的目的就是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方面他明确承认马克思把经济生活看作精神文化之原因的观点仍将“保证其阐释性价值”，与此同时，他又把经济本身看作是心理学的乃至形而上学的更深层观念起作用的结果。他对这两种不同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类似于一种“解释学循环”：依据经济结构可以对某一理念结构作出有意义的阐释，但这一经济阐释反过来又必须要求从更深层的理念来理解经济，而这些深层理念自身又再度去寻求更普遍的经济基础结构，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在概念上相互对立的认知原则的这种轮替与交织中，事物的统一体对于我们而言是实际而生动的。”[10]与传统观点过分强调这两种方法的对立相比，西美尔标举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互补似乎更值得重视，因为这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与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系更有意义。
如上所述，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历史维度，二是缺乏批判立场；正是这两个缺陷使西美尔远离了马克思的理论规划。弗里斯比甚至进一步认为，西美尔工作的问题背景与马克思完全不同：“西美尔的基本问题是货币经济的审美—文化批判，这与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毫不相干。”[11]文献表明，上述看法被众多研究者认同，几成定论。然而我却认为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因为把马克思与西美尔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正是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问题背景，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性批判，也即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和兴盛对于人类生活与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由马克思奠定，西美尔的研究跟踪了这个问题。如果从两位思想家共享的这个问题背景出发，便可发现，西美尔的研究实际上既不缺乏历史维度，也不缺乏批判立场。
（二）马克思的理论效应之一，西美尔货币学说的历史维度
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不仅是因为他怀有很强的回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更因为他的问题本身（对现代性体验的分析）如果脱离了历史感就会是不可理解的。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这篇重要论文中，西美尔将现代性置于一种历史叙事之中，显示了很强的历史感。文章开篇就讲，社会理论应以一种简明的方式来处理“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这种对立就是：中世纪将人置于人身与其财产及地方共同体的紧密联系之中，从而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现代则摧毁这种统一性，使主体与客体相互独立。西美尔确定的课题是：说明“这种分化过程的双方怎样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12]。现代与中古的对立成了西美尔整个现代生存经验分析的出发点。它完全是一个聚焦于经济结构分析的历史叙事，由此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理论领域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按西美尔的描述，中古的社会特征就在于人身被固定在特定的财产关系（首先是地产）中，并从属于某个地方共同体，这就是西美尔所谓“人和占有之间紧密的地方性联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个性和利益与他的生活圈完全融合在一起，世界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现代性摧毁这种统一性，“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13]。在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经济生活的因素受到西美尔的特别重视，这也是他能够提出把货币经济当成为现代性瓦解中古传统秩序之决定性因素这一基本思路的真正契机。按照这一思路，货币经济既瓦解了旧的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也瓦解了人身与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西美尔的研究都受到马克思的明显影响。
首先，货币经济瓦解了中古自然经济时代特有的人身与物权之间的直接联系。按西美尔的描述，所谓货币经济意味着：在有个性的个人和具有某种特性的具体事物之间，出现了一种完全抽象的即自身无任何特性的媒介，使得人与事物间原有的那种直接联系被切断：“货币经济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它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中介联系起来的关系。”[14]在西美尔之前，这种情况曾被马克思更深刻揭示为内在于商品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矛盾，也即商品的特殊自然属性与一般社会属性之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抽象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成为与商品本身相对立的“第三物”[15]，这就是货币。这种抽象的一个结果便是：“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中止了。”[16]西美尔显然受了马克思上述观点的启示，他将这种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表现为由使用货币造成的人身与物权之分离，称之为“遥控的占有形式”：“我人在柏林，却能从美国铁路、挪威药铺和非洲金矿获取收入。”[17]
其次，货币经济破坏了中古时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原有联系。西美尔准确概括了这种旧式共同体的特征：尽管中古的共同体是围绕着村社、行业、社交、宗教、政治等不同群体利益形成的，但所有共同体无一例外都以某种完全特殊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共同体将个人的整个存在包括于其中，共同体本身的存在也完全直接地体现在其成员身上，在这里，每个人的个性和利益与共同体完全融为一体。货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这种旧式共同体，使原来的各种特殊个人关系统统失效，同时使一种新型的共同体产生出来，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只保留纯粹的金钱关系[18]，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雇佣关系”。这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著名观点：货币“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而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19]西美尔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很好地发挥了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共同体中，主体已不再作为完整的人格，而只是通过支付或收取货币与整体联系在一起。“自从可以将每个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表现为货币，这种利益就像一个绝缘层，插入联合体的客观整体和个性的主观整体之间（如同插入财产和财产所有者之间一样），为双方提供了新的相互独立性和增长能力。”[20]
这就达到西美尔对现代货币本质的一个最重要规定：货币代表了一种凌驾于一切具体事物和具体价值之上的抽象价值，因而是“无特性的”，西美尔称之为“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是与所有专门价值相对的货币所特有的，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性还肯定会不断得到提高，因为货币不得不用来支付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的事物。”[21]当货币代表的抽象价值取代中古社会重视个别特性的传统价值观，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判断标准之时，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后果随之产生。西美尔对这些社会后果的分析是一种富于辩证意识的历史叙事，其中继续显示着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西美尔首先肯定，货币正是以它的“无特性”这一特性，为整个社会实现一种全新的整合“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完成了“文化所经历的一种最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货币为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即能在完全不考虑个性和特别之处的前提下把人和事物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与传统共同体完全不同的“非人格的方式”将个体的生活与行为重新组织起来。西美尔对此作出了精湛解释：“货币以此使得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强调彼此的分歧和保留的个人与团体的行动能够协调起来。……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致性。”[22]西美尔特别强调，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货币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达到了中古自然经济时代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并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货币在自由和结合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联。”[23]他指出，在中古时代，尽管每一种个人之间的联系方式都打上了个人特性的印迹，但总的来说，这种人与人之间有个性的结合却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而在现代社会，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种截然相反趋势的强劲发展：一方面，由于货币对人的个性采取无差异的“匿名”态度，使所有经济活动都带有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因此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将最不相同的人和事物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包容性越来越大的广泛社会联系；另一方面，货币又空前提高了每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它迫使每个人只能依赖自己而非共同体，从而造成人际关系中强大的个人主义，为个性和内在独立感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我们对现代特征的概括是：货币制度能够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他真正的自我出现一种更明确的分离，现在这个自我能够完全退出那些关系，并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自己最深邃内在的层面。”[24]这意味着，货币一方面使一种借助于完全无特性故而到处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和理解媒介的、因而使普遍的结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给个体的自由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早就看到过这样的研究结论：相对于古老共同体中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有限的个性表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的一次解放。[25]西美尔所描述的货币经济中“自由”与“结合”的辩证法，很可能是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启示。
然而，货币在带来进步和自由的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危机，后者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更加关注的方面，他以高度敏锐的洞察力描述了这些危机，其中所显示的对于现代性的深刻批判态度，只有以上述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考察为基础，才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货币在给个人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固定内容，由此造成了现代人生活意义的丧失。西美尔回顾了中世纪的农奴获得解放起始于13世纪开始允许农奴用支付货币的方式来替代劳役地租和其他人身义务，称这是“迈向自由的强有力的进步”，因为用货币取代义务意味着：“不再要求直接的（个性化的——引者注）人身行为，只是要求人身行为的非人身的结果。”[26]然而，农民获得这种解放的同时，也失去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与直接人身行为连在一起的同个体有着内在关系的传统生活的对象和内容。西美尔对此过程作了极其深刻准确的描述：货币催生了全新的经济关系，正如农民可以用金钱支付自己的劳役，主人也可以用金钱购买农民的土地，“可是对农民而言，就在这土地中，还存在着跟单纯的财产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他来说，意味着他可能从事有用的工作，这是他利益的一个中心点，一个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旦他不拥有土地，而只拥有体现土地价值的金钱，他就失去这个生活内容”[27]。西美尔严肃指出，货币虽然给农民带来了解放和自由，但却剥夺了他原来拥有的那些无法用货币估价但却给生命以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生活的固定内容和固定对象。而这正是现代社会之意义危机的开端：“一方面，人们认为将一件拥有物转换成货币是一种解放。借助于货币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喜欢的形式享受事物的价值……然而正是这种自由，有多少次同样也意味着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28]随着金钱可以购买越来越多的东西，人们只相信等价物，而忽视了事物本身还有不能用金钱来体现的一些方面，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非常特别的、无法用金钱表达的、但却关系到个人内心深处的本质和意义擦肩而过，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色彩。“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29]这就是现代社会那种充满怀疑与焦虑的精神状况的深刻根源。
其次，货币经济确立起抽象价值对一切具体事物和具体价值的绝对统治权，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秩序的根本性颠倒。“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30]金钱是一般等价物，金钱可以购买一切东西，金钱可以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事物。当任何个别事物的独特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时，品质和独特性这些东西便不再被重视。“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31]西美尔把这种价值颠倒称为“夷平”。按他分析，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本是“低俗”的，只有独特的东西才是“高贵”的，当一种事物本身的独特价值被归结为值多少钱时，“一种夷平过程的悲剧”也就开始了：“这一过程直接导向了最低因素的位置。最高的因素总是能下降到最低因素的位置，但最低因素几乎从不会上升到最高因素的位置。”[32]西美尔此处实际是在重提马克思《手稿》的那个著名案例：金钱可以把人们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不完善的东西和使人痛苦的妄想，同时又能把真正不完善的东西和妄想变成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33]他同时也启示了舍勒后来对攀比价值如何凌驾于质性价值的著名分析。[34]
最后，货币经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意义失落和价值颠倒，又反过来集中体现在现代人特有的货币观念，即货币由生活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目的。西美尔认为：“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35]其实马克思早就从经济角度描述过“货币由手段变成目的”这一过程：当货币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时，“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不仅商品交换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而且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货币。[36]西美尔不过是从现代体验的角度重新指认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按照他的分析，现代文明的本质就在于，与中古时代不同，人类的生活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和可以直接实现的，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迂回，与此相应，所需要的手段和技术也变得复杂和繁复，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往往需要多重手段。这种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后果是，陷身于手段的迷宫之中的现代人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而把手段本身当成最后的目标。“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37]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金钱本来只是实现特定生活目标的一个手段，对那些原初目标（比如非凡的才华和卓越的品质）的追求本来是非常艰难的；但在现代社会，随着金钱的权力范围日益增长，仿佛通过金钱就能获得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让金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受条件限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追求的目标，结果现代人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中断和停留在一个特定手段环节上：“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38]针对这种目标颠倒，西美尔提出了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警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39]
（三）马克思的理论效应之二，西美尔货币学说的批判立场
西美尔社会理论的基本论题是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如前所述，这个论题本身最早是由马克思奠定的，这就决定了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在《货币哲学》一书的最后一章，西美尔以出色的笔法描述了现代人与自己的产品以及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之间的异化，并将异化归咎于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劳动分工。这些研究受马克思的影响如此明显，以至我们有理由推测，没有马克思，这些研究工作也许不可能作出。但是，许多学者认为，西美尔对分工和异化的分析从未指出这些现代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后果，西美尔把这些消极现象看成是普遍的人类困境的一个部分。[40]该如何解释西美尔学说中这一深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