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省
马克思的理论就其最本质的方面来说首先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没有疑问。马克思对“全人类解放”的承诺完全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基础才得以提出的。按照马克思的问题逻辑，数百年来主导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种压迫性的人类生存方式，由此才有“解放”这一理论命题和社会目标的提出；在马克思这里，所谓解放主要是就将人类从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生存方式下拯救出来而言。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两部分不同的内容，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其第一个维度是列宁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纲领进行表述的最重要文献是《宣言》，特别是其中的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重要论断。第一个论断是宣布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灭亡，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社会制度已经不再促进而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第二个论断是宣布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0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重申了他的上述信念：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
然而今天看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灭亡，它通过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调整度过了所有的危机，最后在20世纪末反而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实现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并未组织起任何有效的阶级斗争，反而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变得复杂化和片断化，使得“任何以激进变革为目的的联合运动都变得更加困难”[4]。这些情况使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战略的马克思主义面临极大的困境。在理论层面，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高兹、德勒兹、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挑战，提出激进政治的模式要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总体性政治经济改造的“宏观政治”，转向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欲望结构和习惯结构为目的的“微观政治”；从宣扬工人阶级核心地位和霸权地位的“阶级政治”，转向以各种不同群体（阶级、民族、种族、宗教、性别、世代）作为多元化主体建立联盟为政治目标的“联盟政治”。[5]在现实层面，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20世纪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成果，无论是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制度实践，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战后实行的旨在保护下层民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基本丧失殆尽。沃勒斯坦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困境时认为，作为阶级斗争策略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由于将反对资本主义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阶级政治目标，并且过分推崇工人阶级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霸权地位，实际上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启示”，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权力话语。[6]
然而，在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理论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这就是马克思的“反现代性叙事”。从这一维度来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与上述情况相比较，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和历史意义。所谓现代性，按照学术界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指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一套新制度和新世界观组合而成的新秩序，取代并摧毁了由旧制度和旧世界观组合成的传统秩序。这个新秩序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7]对于今天学术界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来说，现代性已成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争论所共享的一个基本问题背景，在此背景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总问题，便是如何看待主宰着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基本立场，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形式民主、个人幸福和发展的不容质疑的正当性。按照沃勒斯坦这位因《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大受瞩目的左派社会学者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已发展到极限，并正在崩溃之中，因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已是日薄西山”[8]。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则是两种影响最大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它们关于批判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方案的争论，是今日学术界最为引人关注的学术场景之一。但是这一争论绝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分歧，按照沃勒斯坦的诠释，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代表着今日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人们对现代性问题作出的两种不同反应。其中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理论，采取“向后看”的学术立场和生活态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向往“被法国大革命破坏的那些作为中世纪基础的集团、组织机构及其制度以及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9]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彻底反对资本主义，但在以何种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却选择了与保守主义完全相反的“向前看”的立场，要求加快历史进程，超越资本主义，其最终目标指向一种全新的未来社会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很显然，在自由主义渐趋衰落之际，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立场是极具思想批判力度的，但缺点是缺乏现实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中的反现代性叙事，无论对于学术还是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来说，都成了命运攸关的东西。在这一维度上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不仅不曾失败，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其思想的深刻和光辉。正如沃勒斯坦在比较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的两个不同维度时所指出的：“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批判性言说——深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表达方式。”[10]
这一问题背景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整个哲学革命。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目前国内哲学界最有影响的观点，如“实践转向”或“生存论转向”诸说，都是在学院哲学的叙事框架内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学者早就发现，马克思哲学并没有西方学院哲学那种严格规范的学术形态。比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从未接受过西方学院哲学的那种专业“套路”，按此套路，“我们熟悉的所有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而且本身就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这些体系产生了话语、论文和其他体系性写作，而后者又可以在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加以认同”。然后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表现为一个奇特的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从未被当作我们刚才谈到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来生产。……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哲学论文或话语，连勉强能够与古典哲学话语形式相比的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这样评论通常被公认的马克思的几篇主要哲学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用光彩夺目的、谜一般的短语宣告一种从未到来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本章以后简称《形态》）笼罩着意识形态的迷雾，哲学意义不明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章以后简称《手稿》）只是一个残篇，并无完整的结构，等等。[11]
这个悖论只有从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立场出发才能索解。站在这一立场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了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即从社会制度到文化形式的一切方面均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用《宣言》的话说，就是一方面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由此便可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彻底背弃了西方哲学的学院传统。要言之，从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立场来看，西方学院哲学已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哲学必须与之彻底决裂，并以此来推进和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柯尔施早就发现：“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在这里，我们应当记得，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13]多年以后，阿尔都塞仍然支持柯尔施的这一看法，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从不把哲学当作学院哲学来生产，是因为：“马克思明显认为，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是一种加入到对手的游戏中去的做法；哪怕是采取对立的形式，这也意味着运用霸权的规则，并间接地有助于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比较；而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问题所要求的形式来装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便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未来。”他认为：“马克思给（被斯大林主义本体论的反面经验所残酷教育了的）马克思主义者遗留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事业。他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14]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正如柯尔施所指出的：“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柯尔施极其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其“最独特的本质的标志”，是“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15]我们认为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而试图在西方学院哲学的问题框架内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则是不得要领的。
（二）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立场应该是马克思批判理论中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内容。如果从反现代性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再次显示其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异化概念恰恰是马克思的反现代性论题的关键所在。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在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那些最重要的文本中，《宣言》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行动纲领，侧重于勾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蓝图；《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刻而客观的科学分析，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只有《手稿》的内容超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政治对策，而着力于从人性和人类生存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论批判，此种批判恰好深深切入了现代性问题的本质论域，因此与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形成了深刻的对比与呼应。在马克思的众多文本中，《手稿》的内容和讨论角度是比较少见也比较特殊的，许多研究者正是据此断言《手稿》及其异化概念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资本主义，恰如马尔库塞所断言，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首先是一场“人的本质的灾难”[16]。这正是马克思想用“异化”这个概念去说明的观点。沃勒斯坦很好地解释了这一观点，他坚决拒绝把异化观念看成是“青年马克思”不成熟思想的观点，而认为异化是“马克思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罪恶，所以视其消失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重大的成就。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异化是使人丧失本性的痼疾——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财产。为反对异化而进行斗争，就是为恢复人的尊严而进行斗争。”沃勒斯坦随后指出：“难以否认：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社会忧患仍然是异化。马克思使我们得以设想另外一种社会秩序。”[17]在沃勒斯坦的观点中，再次回响起20世纪30年代关于《手稿》的大争论中充分肯定《手稿》价值的观点，但是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更趋尖锐、现代性问题更加凸显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回响又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谓。
马克思的全部反资本主义论说都把一个社会理想当作最后的旨归，它贯穿马克思的几乎所有重要论著。马克思把这个社会理想标举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看成该理想的“政治形式”。[18]根据我们的解读，这个解放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它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劳动和财产的社会性而非私人性的占有为两个基本的构成要素。与此理想相对应的，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方式的两个基本事实：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所谓“解放”就是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摆脱出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各种变形和结果罢了”[19]。从这样一种解放承诺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特别重视现实中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自然需要和直接利益，为什么他认为那种真正合乎人性的存在首先属于人的“自然史”。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坚决背弃西方学院哲学的学术传统，因为对解放这一目标来说，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对先验理性的批判，而是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野蛮现实的批判。
由此背景来看，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的最重要概念必然是异化概念。围绕此概念引出那么多的争论和误解，绝非偶然。从反现代性这一当代学术论域来看，那种推崇马克思早期著作而贬低《资本论》，并把异化学说理解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道义愤慨的观点，显然幼稚偏激，它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力度大打折扣。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概念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不成熟的概念，是在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中遭到摒弃的概念，则更加错误。法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多持此种观点，比如博蒂热利认为：异化概念“也许是天才地走在后来深入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之前，但它仍然是严密的、抽象的哲学推理的结果。……马克思很快就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科学分析代替了异化劳动概念。他把这个分析，而不是把有时十分模糊不清的异化劳动概念，作为思想的基础”。博蒂热利还断言，1857年以后马克思著作中就不再使用异化这个术语。[20]但这显然有误。根据比利时著名左派学者曼德尔精彩的文本研究，异化概念决不应被看作只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概念”，而是贯穿马克思全部著作的重要概念，在1857年以后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不仅都再次启用这个术语，而且有对这一概念的更加深入精专的讨论。[21]更重要的是，如果反现代性叙事是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的根本思想，那么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只能是异化概念，用亨·德曼的说法，这是“一个应该永远作为马克思一生全部创作的合适前提的观点”[22]，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在马克思的全部文本中形成了真正统一的反现代性论题，马克思全部的研究工作都是用来从逻辑上和历史上论证这个观点的。那些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忽视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理论价值的观点，无论其在文本的细微辨析中找到了多少根据，在思想的根本结构方面都将大大损害马克思反现代性理论的深度和完整性。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无疑是极其复杂的，但如果从反现代性这一总的问题背景上看，在马克思哲学的道德动机与经济学的科学分析之间，却是完全相互契合和前后一致的。经济分析当然有它自己的独立价值，因为它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得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科学理论的最终动机仍然是一种实质性的现代性批判动机，即更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否则这些科学分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有何区别？
要言之，异化概念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全部反资本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因为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即：资本主义按其本质而具有一种力量，能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它自己的反面，劳动、财富、创造力、幸福、进步、合理性等，无不如此。我们仿效尼采的术语，把这种情况称为“本质的颠倒”。[23]又由于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最终都要归结为人的本质，此种“本质的颠倒”实际是人的固有本质的丧失，因此这个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用马尔库塞的术语来表示，乃是“人的本质的灾难”。
异化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础观念，而《精神现象学》则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马克思选择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概念武器并非偶然。异化这个词最初就是经济和法律用语，是黑格尔从亚当·斯密和卢梭的著作中借用而来。当它在《现象学》中成为整部著作的中心概念时，已经远离其原意而上升到哲学的普遍性高度。在《现象学》中，异化是绝对观念自身运动的规律：绝对观念把对自己来说是异己的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生成过程的一个环节，于是自然界不过是精神向自身复归的一个阶段，这种复归即表示客体与主体的同一；这是黑格尔在一种新提法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老问题即主客关系问题的一次解决。简单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概念的意思就是：精神“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24]。这就是黑格尔对异化这个本来的社会学说概念所作的哲学改造。
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这个哲学概念时，他再一次对它作了社会学的改造，使这个概念带着哲学的普遍性和社会思想的现实性之双重意谓，重新成为一个社会批判的概念。马克思这次改造的要点在于，他看到了黑格尔异化概念表现的客体从主体分裂又向主体复归这一历史过程中所经过的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看到了黑格尔是第一位赋予由经济学提出的那个时代问题以哲学的普遍意义的哲学家。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现象学》推崇有加，因为后者已经抓住了人的异化并包含了批判的一切要素：“《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既然《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关于‘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各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25]可知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反映，是经济学苦难现实在思辨语言中的表达，而黑格尔宁愿将这些现实中的矛盾统统搬到绝对精神中去解决。马克思则对这些经济学现实作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矛盾出发，在人的劳动性质和财产关系中寻找异化的根源。显然黑格尔和马克思接触到了同样的经济学原始材料，但黑格尔从中得出了思辨的真理，马克思却从中得出了与生活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批判思想。异化在黑格尔那里还仅仅是精神“使自己变成他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颠倒一切本质”的辩证法：使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再是它本身。
众多研究者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看成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道义谴责，这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学说按其本质有一个伦理学向度。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种激进的道义情感，同时更是一种深沉的反现代性论说，它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马克思认为异化是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规律。这里当然有道德责任问题，但同时也是对一个社会事实的认定和描述，也就是说，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事实，即对本质的颠倒。由此事实出发，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从根基上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怀疑与挑战。因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进步与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成果，是资本主义为自身辩护的最有力证据。但是马克思发现，作为合理性的进步只是资本主义的现象事实，作为本质颠倒的异化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是他用异化概念去描述的现代性的辩证法。这一发现从根本上粉碎了新自由主义者以发展和现代化的名义将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的立场，因为根据异化“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26]的辩证法，关于资产阶级制度合理性的一切证据，都将自动成为它的不合理性的证据。
第二，马克思认为异化不可避免，只有异化劳动才能创造出为彻底扬弃异化所必需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又是人类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现代性是人类不能逃避的命运。这就与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立场划清了界限。
下面分别对这两点作进一步的讨论。
1.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反驳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这种本质颠倒的两个最突出的实例，是对人的两种最重要本质的颠倒。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存在论假设，本真意义上的劳动和财产，正是人占有自己真正本质的两种必然的生存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这种本质颠倒现象作了仔细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1）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一种奇怪现象：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他创造的价值越多，自己越失去人的价值和尊严；他创造的东西越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亲手创造的外部世界越丰富，他自己的内部世界越贫乏；这个世界越强大，穷人变得越弱小；社会越是文明进步，下层民众越愚钝困惑；自然越被人征服，人越变为自由的奴隶，等等。[27]这看上去就像劳动者的产品、他的劳动本身乃至他的整个生活，变成了一种异己的、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掉过头来反对他自身。马克思从黑格尔辩证法获得灵感，极其深刻而恰当地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劳动的异化”。许多西方论者在此处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控诉和对无产阶级苦难的深切同情，这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手稿》此处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困境的深刻洞察，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点都变成缺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一切证据，恰恰都成了它的不合理性的证据。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就是一个最主要的证据，是人的非本质存在的一个标本。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现代性的辩证法。
马克思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对劳动的普遍态度。按照马克思的存在论理想，本真意义上的劳动应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表现与享受，劳动所及的对象化世界应是人的现实和人的作品[28]，劳动者间的关系则应是被别人的爱所证实的劳动者自己本质的补充。[29]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完全相反，本质全部丧失：“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30]这种人类劳动的本质颠倒导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人丧失了世界，世界不再是人在其中直观自身的“自己的作品”，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舍勒），而是变成了算计、征服或反抗的对象。其次，人丧失了他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从自己被异化的地位来看待他人，他人不再是与自己本质相同的“类的存在者”，而只是合伙人、竞争者或者对手。最后，人丧失了自身，人为了谋生即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然的生活，不得不放弃他作为人的自由的“类的生活”。
（2）马克思在探究导致劳动丧失其本质的原因时，发现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不属于劳动者，那就只能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31]，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是私有财产的化身，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按照马克思的存在论理想，财产是人的另一种重要本质，以真正人的方式去占有财产，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2]。但这只能实现为“社会的所有制”。财产丧失其真正本质后就变成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但私有财产确实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本质颠倒的又一个突出实例。这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与劳动之关系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私有制是有历史的，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小生产恰恰构成劳动者发展其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33]，尽管那只是简单原始水平的发展；私有制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达到它最纯粹也最抽象的形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它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异化劳动的表现方式：“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34]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拒绝了那种看似有理的把私有财产当成异化劳动之原因的观点：“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35]看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马克思能够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揭露为一个本质颠倒和本质灾难的事实，而不沦入流俗财产观念至今信奉不移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即把私有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改变劳动的性质，表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定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种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也体现在今日的“勤劳致富”口号中，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劳动者个人的人性表现，而是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财富之源，产品也不再是对个人需要的满足，而是对社会需要的满足，而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下的“社会需要”则取决于营利动机和市场情况的双重驱动，因此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不再是一致的，而是分开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无论作为工人还是作为资本家，“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36]，从而是市场的奴隶，并最终是财富的奴隶。财富的本质被颠倒为：财富不再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而是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37]
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的颠倒在货币上获得最极端的表现，货币是私有财产的“纯形式”。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货币问题时直接使用了“颠倒”“混淆”“替换”等语词，这不是偶然的。货币是价值的抽象化，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一般等价物，直接体现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因此成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能够买断一切具体事物具体价值。货币的这种与所有专门使用价值迥异的特点，西美尔称之为“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它“能够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他真正的自我出现一种更明确的分离”。[38]西美尔指出，从纯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因为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平台，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致性，在自由和结合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完全崭新的联系。[39]但马克思却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货币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对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40]货币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邪恶，把邪恶变成德行；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把朋友变成仇人，把仇人变成朋友；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正是以它这种无所不能的力量来把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点与合理性都变成了缺点和不合理性，因为从存在论的观点看，货币的这种“神力”所证明的其实是人类能力的异化。对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案例分析：“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货币……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41]
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最深刻的篇章之一，因为它是从反现代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的一种整体分析，它从存在论角度，对被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抽象价值对一切具体事物具体价值的超越作了坚决的否定，因此它是后来西美尔关于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著名分析的真正思想先驱：“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使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它都能为我们提供这种具体的、较低的东西，仿佛它能将自身转换成这种东西。”[42]人们容易推崇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经济学的具体分析，而忽视《手稿》对“货币作为本质颠倒的力量”的整体批判，因为前者是系统化的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后者则是片断化的**表现的作品。然而这是片面的看法。对于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反现代性论说来说，《手稿》的整体批判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资本论》的科学分析，因为它触及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43]而且就在这里，马克思最深刻最完美地表达了他的存在论理想：反对交换价值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44]
以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显然是按他的存在论问题的内在结构组建起来的，但它们同时也是在现代性这一更大的问题背景上提出的一种反现代性理论。如前所述，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如何看待旧秩序与新秩序的更替，特别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安排对人类命运的价值。可以说，现代的一切社会理论都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提出的。马克思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是对本质的颠倒，因此是一种“本质灾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和私有财产是这种本质灾难的两个最突出的实例。这些观点构成一种最有影响的反现代性立场，它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已经系统提出，而且是马克思一生坚持不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
2.异化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与保守主义的分野
资本主义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阶段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异化才能创造出为彻底扬弃异化所必需的条件，这一观点在《手稿》中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的：“人同作为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45]简单说，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人的本质的发展解读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运动，异化是这一过程的否定阶段，即人的本质与人相分离并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的力量的阶段；但异化又为否定自身创造条件，经过这第二次否定便达到人性的复归，即人的本质力量“全部发挥出来”的理想境界。多年以后，这一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命题再次被提出，这种平行出现充分证明了异化主题在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理论中一以贯之的主导性。“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指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全面发展的个人……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6]马克思在此表达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看，资本主义是制造人的本质灾难的一个阶段，但它也是“不自觉地为一个高级生产形态创造物质条件”的一个阶段，按此观点，资本主义在颠倒一切本质的同时也为彻底否定自身创造各种社会条件。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47]。在《宣言》中，马克思将此观点表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包含两个“类似的运动”：第一个是推翻封建制度；第二个是反对资产阶级自身。[48]
这就触及现代性的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前现代的中古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哪一个更好？对此问题的回答最能显示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立场与保守主义观点的复杂差别。保守主义的回答简单明确：中古比现代资本主义要好；马克思的回答则是一个辩证的矛盾分析；它是许多重要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成为马克思反现代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从“人的本质”的观点看，中古当然比资本主义好，因为中古没有异化这种特殊的本质灾难，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人的生活结构和生活关系都比较稳定。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保守主义者为自己观点提出的那些主要证据，即中古是以小生产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社会和等级社会，每个劳动者都有固定的社会位置和确定的生活目的，因而能够全面地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与能力。[49]马克思还注意到保守主义者忽略的一些重要方面。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深入地研究了中古时代的劳动、财产和人的概念，并与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对比，通过这些对比，将资本主义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特性特别突出地显示出来。（1）在中古时代，劳动是具体的，同自然的要素（如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性中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完全脱离它的自然规定，仅从抽象性上被理解为“一般的劳动”，也就是被理解为“财富的唯一本质”。（2）在中世纪，财富作为具体劳动的产品，被看作是源于自然的某种“特殊的、外在的东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再被看作是源于自然的特殊东西，而是被看作源于“一般劳动”，并且财富的本质就是“一般劳动”。（3）在马克思看来，中古时代的人是“土地上的劳动者”和“有个性的个人”，具有自然的、意识的、生命表现的丰富规定；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则被抽象化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即除了作为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或非拥有者，什么也不是。[50]在《资本论》的第一章，马克思在区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也就是具体事物与抽象价值）的基础上，对上述对比作了更深刻的说明，要言之，中古是一个具体事物具体价值占主导地位的本质时代，而现代则是一个抽象价值（财富与金钱）超越具体事物的异化时代。“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51]
按照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现代社会取代中古社会是对人的一次“解放”，因为人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仅仅意味着，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瓦解之后，人的身份、等级及其相应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本身全都变成了偶然的东西，全社会的等级差别仅仅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在这种作为偶然性的自由下面看到了更深层的本质灾难：“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52]这种物的力量即来自资本主义的异化特性。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开宗明义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资本主义一眼看去像是一个平等的交换体系，有市场有规则，有买方有卖方。但是如果透过表面看它的内核，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一个剥削制度，在平等的形式规则下系统地制造不平等，包括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坚决不赞成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坚决反对从现代社会退回到中世纪。原因有二：第一，马克思并不像保守主义者（如舍勒、麦金太尔）那样对中世纪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而是在他的研究中反复告诫：中世纪并不像保守主义者描述的那样只有田园诗般的封建宗法关系，而是充满了闭塞、落后、粗野和公开的暴力与奴役。恩格斯指出，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但不管怎么说奴役终归是奴役。[53]因此第二，对马克思来说，中古劳动者自由个性的发展，只是一种简单原始水准上的发展，在那些古老共同体中实现的个性发展和本质表现，“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像保守主义者那样“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54]。另外，马克思认为，虽然相对于中世纪劳动者的本质表现而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质异化的时代，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未来社会重新占有这些本质创造必要条件的社会。这里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设计了一个人的本质发展的三段式历史哲学，即从中世纪的本质表现开始，经过资本主义的本质颠倒，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复归。这一历史哲学在马克思晚年的经济学科学分析中，被概括为著名的“三种社会形态”：即从“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形态，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形态，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之第三形态。马克思明确断言：“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5]按此观点，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与被其取代的那些社会形式相比较是进步的。这个关于异化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反现代性论说中最复杂的地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种反现代性立场的根本分歧所在。对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保守主义的回答是“向后看”，选择回到前异化状态的中古社会；马克思的回答则是“向前看”：选择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本质的重新占有。
（三）马克思与舍勒：两种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理论
为了更深入地辨析这两种反现代性立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需要分析一个保守主义学说的实例。我们选择舍勒。这不仅是因为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中，舍勒的保守立场非常突出，更因为舍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使用了“异化”概念，从而深刻遭遇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三论”的第一篇《资产者》中，舍勒开宗明义就指出：“各种征象表明，社会秩序在衰亡，而我们还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力量和方向之下生活。在这许多征象之中，我看到，最令人确信无疑的恐惧莫过于深深的异化这一征象了。”[56]尽管舍勒看到这种异化并非仅仅触及生活的某类现象或某个方面，而是触及了“我们的社会秩序之总体”，但舍勒最关心的却是“对人而言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即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舍勒指认的异化问题首先是：“构成我们当今整个社会秩序之特色的全部力量，只能基于对一切精神之本质力量的极度反常之上，只能基于对一切富有意义的价值秩序的癫狂般的颠覆之上，而不能基于属于‘人的’正常‘天性’的精神力量之上。”[57]与舍勒同时的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在其《资产者》一书中也是开篇就讲：前资本主义的人是自然人，是用双足牢牢站在地上并踏遍世界的人，一如上帝创造的那样；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士”却是一些“在用手跑”的人。舍勒的同名论文是对松巴特这本书的评论，舍勒认为，松巴特的著作“对我们的生活形式提出了骇人的指控，尽管语调冷静清醒，但其骇人度要比欧洲主要社会政党及其理论家们的所有震怒和控诉要高十倍”[58]。
因此可以说，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批判都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但侧重点各不相同。马克思强调的本质方面主要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本身，特别是劳动和财产占有的方式，舍勒则更注重这种生存方式的价值评价系统。舍勒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叙事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完全是以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舍勒的价值观完全是中古主义的。在许多著作中，舍勒将现象学方法推广到历史社会学的综合研究领域，通过对比现代伦理意识与中古基督教伦理意识的差异，对现代资产阶级伦理价值的起源、基本原则及其异化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专家认为，对现代价值意识之正当性基础的批判，在现代思想界，无出其右者。[59]
为了更好地理解舍勒的反现代性立场，需要简单说明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来路。今天，从现代性问题背景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先知先觉的思想史现象，到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更趋成熟和资产阶级权力更趋野蛮，越来越多严肃公正的思想家都捕捉到了资本主义那种颠倒一切本质的可怕特征。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都出现于德国思想界，虽然两者思想路数不同，但反现代性是它们的共同主题，这也并非偶然。可以说，现代保守主义在德国思想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谱系，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韦伯（社会学家）、松巴特（经济学家）、特洛尔奇（宗教社会学家）、舍勒（哲学家）和西美尔（社会学家）等人，其主导的思想倾向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但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保守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人伦理价值观念的异化。
几乎所有保守主义者都推崇尼采对现代道德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其实也就是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描述的奴隶道德取代主人道德的过程。尼采认为，现代人的道德（如“善良”）其实是一种奴隶道德，因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作出直接的反应”，所以只能作这种“价值目标的颠倒设定”；而自我肯定的直接行动才是一切健康的主人道德的标志：“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60]尼采据此将现代社会中的人称为“the last man”，意谓人之最终形态，在他看来，此时的人蝇营狗苟，只知吃喝玩乐，如动物般幸福，故中文译为“末人”（亦译“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