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中表现出重要而独特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和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对话和互动中，彰显了其当代性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唯物史观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支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这个观点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立论根据，对它的论述实际上已贯穿于前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历史形成、解释原则、基本内容等的阐述中。它与我们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立场是一致的，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总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重要的理论支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学习和对19世纪及其以前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全面了解，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认识基础，是马克思哲学创造最重要的知识背景之一。比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赖尔的地质学理论、李比希的有机化学等都是马克思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自然科学基础；对数学（如微积分）的专门学习，不仅使马克思在数学领域“有独到的发现”（恩格斯语），在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研究中重视数学方法的应用，而且使马克思思考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它们的数学形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马克思对历史规律本质的理解；对19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全面了解，马克思能够全面把握19世纪工业、农业的发展动力，他曾说“19世纪工业的前提”“是力学”，“农业的前提”“是化学、地质学、生理学”，等等。

第二，对19世纪科学的时代精神的把握，马克思深刻理解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掌握了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发展趋向，为他的哲学革命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反形而上学，追求社会认识的实证化，是马克思时代的时代精神之一，也是马克思时代的一个哲学潮流。对科学本质及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使马克思把握到了这个时代精神，一方面表现出了和同时代的实证主义哲学一致的科学主义倾向，追求现代社会经济研究的实证化、精确化，这成为他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条件；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没有脱离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阈，在人类的现实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理解社会规律，超越了同时代的和以往的任何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

第三，对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关系的理解，马克思从实践上把握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为在本体论上真正理解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等核心问题奠定了基础。和孔德、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侧重于从人类观念方面解释现存社会、描述社会发展不同，马克思全面地把握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将科学与“现实的人”的历史生存、人的现实解放和全面发展历史地关联了起来，提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过程”，即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才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等等。

第四，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和必需的因素进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内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历史”、“人的历史性存在”等概念，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系统发生前的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因素的社会状况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那种以适应自然为特征的农业（这也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农业与工业产生以前的农业的区别）社会的生产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及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之上。在1845年5—7月间“马克思写下的《布鲁塞尔笔记》的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日拉丹的《机器》、拜比吉的《关于机器的工厂的经济学性质》和乌尔的《工厂哲学》等论著的研究，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基础之上的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1]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实践构成了人类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也是在自然界生成人的现实历史和过程。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大工业，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人的生存实践的创造本质，认识到了人对于自然界特有的社会的能动的改造本质。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就具有了以往的任何哲学都无法包含的内容（并因而超越了黑格尔），它在概念上是现代的，是以自然科学和工业为基础的。

第五，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领域。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应用、理解三位一体的哲学解释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当代科学技术作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强度、作用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是马克思那个时代不能比拟的。科学技术通过科技创新，不仅成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成为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比如在政治文明方面，互联网由于其虚拟性，为人们的新闻自由、参政议政、反腐倡廉等提供了客观的平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民主生活的进步。但是，在社会资本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在塑造人类生活，现实地使人类获得解放的同时，将马克思揭示的“非人化”的特征不断加强，同时，克隆、人兽干细胞等科学研究也提出了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并明确作出回答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对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科学技术与人类生活、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等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将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科学社会学

在现代西方的科学观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路线或纲领，一是将科学看作纯粹自主的事业或理性认识活动的路线，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是这种研究纲领的代表；二是将科学看作受社会影响的具有社会历史根源的社会建制的研究路线，它导致了科学社会学的产生。前者通常被称作理解科学的“内在主义”，后者被称作“外在主义”。关于这两种理解科学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说：“妨碍科学社会学发展的诸因素之一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它的抵制，这两者作为学术专业当时已经相对充分地建立起来了。在强调探讨科学的‘内在主义’路线的形式下，这些专业对科学社会学的‘外在主义’假设存在着强烈的抵制。”[2]

科学社会学作为深刻影响了现、当代科学观发展的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观具有直接的理论联系。

科学社会学起源于苏联学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对科学进行理解。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提交了主题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论文集《十字路口上的科学》，其中黑森（Boris Hessen）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基础》受到了关注。在这篇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解牛顿力学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文章中，黑森提出，一直被认为是纯科学的牛顿力学实际上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一是牛顿时代经济的发展，工业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它们决定和制约了牛顿的科学研究主题，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就是对他的时代经济、技术要求的主要物理学问题的系统解决；二是牛顿所属阶级的文化环境，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也影响和限制了牛顿的科学研究，使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神学混杂的现象。黑森的理论支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样一段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黑森的这篇宣称“用马克思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过程的概念，结合牛顿生活和工作的时代分析牛顿科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的论文，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首先，它是人们力图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理解科学活动，研究科学史的第一次系统尝试，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使科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与问题明确地出现在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其次，黑森的论文关注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第一次使科学史研究在将科学视为纯粹内在因素起作用的、流行天才决定论的内在主义之外，出现了新的理解路向。黑森的工作及观点，被现代科学史称为“黑森论点”（Hessen thesis）。1981年，美国科学史学会召开“伦敦科学史大会50周年纪念会”，并在当期的ISIS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以马克思主义与科学讨论为主题的图案。受黑森的影响，以物理学家贝尔纳、化学家索迪（F.Soddy）、生物学家霍格本（L.Hogben）等为首的英国著名的研究科学的群体，关注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的社会基础，向主张科学自主性的内在论传统提出挑战。这些研究最后导致了科学社会学的产生。最后，黑森的论文，使“黑森论点”长期成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并冠之以科学的“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在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眼中，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科学如同法律、教育或宗教一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须与决定它的经济基础相一致。黑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无疑受到了苏联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影响，不加分析地把自然科学等同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无视自然科学的独特性，他本来要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却反而阻碍了人们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探索和接受。

贝尔纳与默顿是科学社会学建立和发展的两个关键人物。但一般人们将他们引起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看作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认为前者引导了比社会学更广泛的跨学科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即常说的“STS”），而后者从发展社会理论的目的对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则引导出了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科学社会学。但贝尔纳和默顿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却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对它的特殊理解相关的。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或者像他说的“科学学”，是他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的反思。他在1938年写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序言”中开宗明义：“过去几年的事态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于是就有人要求停止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保全一种过得去的文明的唯一手段。面对这些批评，科学家们自己也不得不开始第一次卓有成效地考虑他们所做的工作同他们自己周围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有何种关系。”[4]贝尔纳认为，和科学解释宇宙一样，今天的科学“正在影响着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5]，但“假如科学的功能在于为了观照宇宙而去观照宇宙，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根本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极其粗略地阅读一下科学史就会知道：促使人们去作科学发现的动力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手段，便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物质工具”[6]。在贝尔纳看来，“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作为劳动者的科学家”、“以赢利为目的的科学”等说明和决定了，“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认识而认识”这种科学观“并不是完全有益的”，科学也变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7]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已经不再是富有好奇心的绅士们和一些得到富人赞助的才智之士的工作。它已经变成巨大的工业垄断公司和国家都加以支持的一种事业了。”[8]因此，在贝尔纳那里，科学从解释世界到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的功能的变化，引导出了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这样到底有没有可能以及如何才能“计划”和“控制”科学的社会作用，就成为了贝尔纳“科学学”的理论核心。很显然，贝尔纳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社会功能的思索，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对工业的渗透”、“科学的有利可图性”、“垄断与科研”、“工业科研合作”等问题的研究，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贝尔纳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他还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9]

如果说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是以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发轫点，那么，默顿则出于发展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目的讨论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探讨了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社会化与发展问题。与贝尔纳公开说“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不同，科学社会学的“默顿纲领”或“默顿路线”却力图通过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

关于这一点，巴伯说得很清楚。他说：“虽然默顿的著作、他早期的论文以及他后期的论文（自1957年以来撰写的）使他成为科学社会学之父，但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他之所以撰写关于科学的著作，只是因为他因此可能发展一些关于‘观念’或‘文化’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关于观念对于社会系统之稳定和变迁的影响的理论思想。在当时流行的全部‘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中，观念只是‘上层建筑’，只是附属品，而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独立力量。默顿早期著作和论文的主题——即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中，宗教的和规范的思想在社会行为中都是独立有效的因素（例如在英国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目的是对社会理论作出贡献，是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一种抗衡。”[10]巴伯也说：“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物的观点，重点在于科学完全依赖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因此，在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11]认为科学只与其存在的社会的经济因素有关，而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没有相互影响的观点，正如同巴伯说的“是不能接受的”，但这种观点本身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论是默顿还是巴伯，都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把苏联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看作是最终的、权威的或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预设的“批判的靶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批判和研究的问题。

默顿和巴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态度在西方科学社会学中具有代表性。这本身就说明了摆脱过去那种在苏联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从马克思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系统阐述就是这一工作的重要部分。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核心是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理解科学的本体论。实践的本体论原则，将科学理解为现实地建立在劳动和工业基础上的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社会生产力。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业状况、机器制造水平及资金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能由于强调这一点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经济决定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科学作为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用着社会，现实地推动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这些思想，事实上都已成为现代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这样说，不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占有整个社会资源和社会生产力实现增值的思想，就不可能深刻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就不会有深刻揭示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本质的科学社会学。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科学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孔德等人对科学的实证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他们那个时代理解科学的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发端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经历了由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彭加勒等人创立的马赫主义、在哲学影响方面使实证主义科学观达到顶峰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科学历史主义的发展，在科学观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解释与预见的逻辑、科学发展模式以及观察与理论的关系、科学革命等的研究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研究现状相比，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细节方面更深入，内容方面更具体。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无视历史事实与现实。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是困惑的，在整体上它是“错误中的进步”。[12]这种困惑和错误，虽然首先表现在它们科学观的具体内容上——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强调了科学的规范性和逻辑形式的意义，但却使其科学观变成了脱离科学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的僵硬形式，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观与科学史相结合，倒是强调了科学的历史性，但却从过分强调科学的主体性和相对性，逐渐走向了反对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的主体主义、相对主义等，但其根源却在于使它们的科学观成为可能的预设的哲学前提上。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哲学前提上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超越，为我们立足于科学家、哲学家个人的科学观思想和作为学派、思潮的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建设作为学科的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的解释原则。

1.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哲学前提上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超越

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历史主义是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要成就，也是科学哲学未来发展必然的理论发轫点。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以合理的方式将它们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对话”。在对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在哲学前提上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们既克服它们二者的理论缺陷，又吸收它们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能。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是由两个判断构成的。一是逻辑与事实的同构性。这一前提隐含了逻辑方法和逻辑分析的有效性。它不仅预示着，借助于逻辑，一切科学知识都必定能从观察到的事实那里推导出来，而且蕴涵着逻辑形式是科学知识本质的观念。也就是说，一切科学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科学，假如没有逻辑形式，不仅科学知识，而且一切的表达或叙述均无可能性，就是思想和语言也将失去它的普遍作用。既然逻辑形式就是语言的逻辑形式，先验地也就是可描述的世界的逻辑形式，因而从知识命题及其关系以及语言的作用上就能了解其意义，通过逻辑分析就能把握其本质。这样，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也就变为对其逻辑形式和规则的反省，变为对语言的句法—语义分析。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在坚持科学分析的逻辑重建纲领时想说的。二是对科学活动主体——人——的逻辑假定，即：科学活动中的人，是纯粹理性的没有个人前见、个人动机、价值选择等主体性特征的“逻辑的人”。这一假定，直接产生了价值中立的科学事实观，它与第一个前提一起产生了理想的科学语言主体间理解的无歧义性，使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活动变成一个逻辑分析过程，而科学中的“语用问题”，包括现实的科学主体的认知旨趣、评价问题，就“消解”在了科学的纯粹事实的处理中，科学活动被转化成了无旨趣的对事实的纯粹的逻辑整理。这两个哲学前提分别对应着我们平常说的构成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基础的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本身是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具有“虚假性”、“天真性”和独断性，共同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理想性和抽象性。

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个哲学前提中，逻辑形式是科学的本质，力图通过逻辑分析把握科学的充分的形式条件和完备的普遍模式。这种忽视特殊性，撇开事物的真实内容和解释者的状况而得到的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同一性。要求人的科学实践的丰富性、历史的多样性屈从于单一形式的解释模式，这种科学观不能不具有抽象性；逻辑实证主义以纯粹逻辑的观点看待科学和科学活动，将现实的科学不是看作具体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而是看作一个静态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过程，从根本上拒斥现实主体的一切源于历史的“前理解”对科学活动的参与，这种科学观必然是直观反映论的，表现为缺乏灵魂的僵化的形式。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维在研究科学解释问题时，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将科学的规范性的一面推至极致的研究纲领评价说：“它倾向于忽视把解释当作一种活动，当作一种过程，当作可交流理解的一种有组织的尝试。它确实忽视了动机的全部问题。”[13]

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科学历史主义要求科学观的研究中“赋予历史的作用”。科学历史主义者坚信，“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库恩在他那本著名的改变人们科学观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绪论”中说，“本文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14]但科学历史主义却从对科学活动中的历史、社会因素的强调逐渐走向了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的相对主义、主体主义，从对科学语用维度的强调走向了科学的语用论。从图尔敏、汉森到库恩，从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科学历史主义总的发展趋势是从一种“弱的”理性主义、“温和的”非理性主义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转变，从“弱的”实在论向反实在论转变，从对主体性、相对性的强调向主体主义、相对主义发展。科学历史主义的这种走向，其根源也在于隐藏在其科学观中而未进行明确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前提。

科学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哲学前提，是对科学活动中历史、社会因素的确认。在科学历史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这一哲学前提的确认，受到了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应着西方科学哲学从句法学、语义学转移到语用学这样一个发展逻辑。[15]二是解释学的影响。库恩说：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诠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诠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学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性影响”[16]。三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库恩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Paradigm）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17]。这几种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背景的不同部分，共同奠基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哲学前提。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从当时库恩的工作看，历史方法和对历史的理解客观上确立了历史、社会因素的地位，推动了历史因素进入科学哲学；解释学推崇的理解的主体性和历史性，深刻地影响着库恩对科学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关系的思考；实用主义的影响，使库恩将科学中的人理解为信念的、精神的主体，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由于库恩通过人的历史性诉诸的只是主观性、个体性、精神性，以人的历史性为基础展开的理解科学的出发点只是信念，效果、解决问题被当作科学的最高目的，因此，科学历史主义的困惑，在人的历史性作为前提确立的同时，基本上就形成了。在它改变漠视历史和人的“积累”的科学发展观，在动态的科学发展形式的描述中将历史、科学主体的人的因素、主观的因素表现出来，并从历史方面给予确证的同时，科学历史主义也从对科学的主体性、非理性因素的强调走向了主体主义、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历史主义在这里展示的情形，多么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阐述的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完全适用于逻辑实证主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正中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要害。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也完全适合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化”、“直观性”、“片面性”、“抽象性”，发展了科学认识论的能动方面，突出了科学活动中的人的地位，但却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从而最后否定了科学本身。如果说，没有结合科学的实际，没有考虑科学主体即人的作用，使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走入了困境，那么，结合了科学的历史，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同样使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走入了困境。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中介点”，使我们既能吸收两者的合理因素，又能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哲学发展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我们认识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困境，从哲学前提上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理论缺陷，吸收他们的合理成分，提供了哲学的解释原则。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表征，也是我们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重要步骤。

我们首先看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前提上开始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本体论是实践论，它确认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世界本体论的原初关联，在哲学上优先于人对世界的抽象的逻辑的、概念的认知关系。这也就是说，关于人与世界的任何逻辑的、概念的假设，都要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去理解和批判。人与世界的逻辑的和概念的联系，源于人与世界的前概念、前逻辑的关联。在人进行任何科学活动前，他就现实地生存在某个具体的社会中，受到了与他所要从事的科学活动相关的塑造。他所接受的教育，他生存的物质条件以及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的生产，他对于世界、社会、生活的观察，对生存的筹划等，都已转化成了他从事实践活动的内在的本质力量，构成了他理解、解释世界的前理解。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因此，以实践的观点代替逻辑的观点，“现实的人”代替“逻辑的人”的哲学前提，就给科学的哲学理解中注入了主观性的、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意蕴。哲学前提上人的地位的确立，在理论上也就确立了科学的语用维度。在这样的理论展开中，科学的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辩证统一就可能在分析整体作用的语用学维度基础上获得实现。

其次，从“现实的人”的哲学视野看，脱离了历史人性的纯粹理性根本就不存在，这不仅意味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剔除形而上学构建完全形式化的科学逻辑的纲领不能实现，而且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理性不是看作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绝对理性，而是看作现实的人的理性，历史中的理性，在科学活动的规范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教条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很有意义。他说：“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马克思指出，这种“纯理性”，即“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的“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的思想或分析，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实质却是“越来越远离物体”。[18]

最后，“现实的人”的哲学视野，并不是不需要科学的“抽象的”、“逻辑的”知识论维度，而是强调我们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首先应该在哲学前提上避免非批判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天真性”，恢复人的实践活动对于科学的基础存在论地位，并由此揭示科学与人、科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等的本真特征，重新“敞开”被“遮蔽”了的人的生存与认识、生活与科学、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本体论关系。而当克服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想性、“天真性”，它关于科学规范性的理论，始终是科学哲学，当然也是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必然内容。

我们再来看如何以“现实的人”的哲学思维看待科学历史主义的哲学前提和理论困境。

“现实的人”和科学历史主义的“历史的人”，都共同强调了人的历史性。但基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不仅指人作为类存在的历史性，而且本源地蕴涵着工业的历史这个人类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历史性。因此，在科学历史主义那里，注重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的人”，还没有达到“现实的人”的历史的意义，它忽视了比之更基本的实践层次的历史现实。在“现实的人”的视野中，特定的科学关系，就逻辑地包含了社会的工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并因工业、技术与科学的内在关联在思想和实践上限制着科学家的科学意识以及科学的研究、评价、选择。在实践生存论的观念中，科学不是库恩等人认定的仅仅是信念的活动，它还具有从科学实验到工业实践的全部的现实基础。这种基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就不仅仅强调观念、动机等精神价值在科学活动中的历史作用，而且更强调工业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历史作用。而后者填补的恰恰是科学认识中的客观因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科学历史主义受到批判最多的，是它将科学看作信念的转换活动。从哲学前提看，这主要是由于科学历史主义的“历史的人”强调的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科学就只被看成人特别是杰出科学家的信念行为，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不是被看作在对自然对象的变革和“拷问”基础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掌握。“现实的人”作为哲学前提恢复的，不仅是科学与历史在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科学与历史在实践上的关联。

第三点，从人的历史性的来源看，在科学历史主义那里，它仅仅是概念层次的“理念”，它本身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论证；而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历史性是“现实的人”的存在这一事实直接的逻辑蕴涵，它是马克思从概念、逻辑、反思的层次深入到前概念、前逻辑的领域，从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这样的基点上推理出来的，因此更深刻、更全面，也真正地符合了哲学的批判本性。

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又吸收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一样，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就可能从哲学前提的缺陷认识到它们的科学观走入极端的真正原因，因而能够实际地使吸收它们各自的理论合理性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站在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基础上，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必须做的工作。

2.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当代发展

在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对话中，我们基本没有涉及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在理解科学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西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历史主义，再到新历史主义，在具体科学观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科学哲学家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19]用马克思的话语说就是，科学哲学家关注的仅仅是科学解释世界的维度，而不关心科学改变世界的维度。毫无疑问，这些理论的科学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科学通过技术、工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实际已有的巨大的构造作用，但他们将科学的社会作用归于从“外在方面”进行理解的科学社会学的任务，确认它对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在知识上的成就是如何构成并如何获得的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但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基于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实际指出的，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变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资本社会科学作为社会财富被资本占有，工业、技术因为向科学提供对科学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验仪器而成为决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代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造作用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种作用不仅影响着社会对科学的支持，也影响着科学家对科学本性的看法，从而对科学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资本与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对科学主体的支配越来越强，对科学发展的方向也表现出了更强的调节作用；在微观领域，仪器成为了科学现象和科学事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仪器和技术对科学对象的塑造作用越来越确切；等等。可以说，不考虑工业、技术、资本等因素，就不可能获得深刻的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解，不可能有彻底的对科学的理论维度的研究。哈贝马斯曾说：“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包含着这种思想，尽管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中摘录不出这种思想。”[20]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科学的本体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前提，既包含着人的共同的理性，也反映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本质。由于科学家是理性的人，因此，他们以规范的结构和方式认识自然、表述自然过程；由于科学家是具体的有限的人，历史性是他们必然具有的社会属性，形而上学信念、宗教信仰、具体的科学观念等都成为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可能性条件；由于科学家是处于具体社会中的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政治等社会意识形态就常常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科学活动；由于科学家从事的是现实的科学活动，测量仪器、设备需要巨大资金等社会支持，并现实地以工业的状况和水平为基础；等等。近些年来，随着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互动，在科学哲学的当代发展中，马克思揭示的这些影响科学活动的因素得到了重视，有些甚至得到了重新的表述或者发展。

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威斯理大学教授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参与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其实践》，《科学实践何以重要：重提哲学自然主义》等著作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诠释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基于实践来理解科学。劳斯认为，与两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居住的世界所发生的许多深刻的变化都可以归功于自然科学在思想和实践上取得的成就，这种变化最深刻地表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彻底重构了的世界里。面对这个事实，西方科学哲学却将自己的理论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科学在知识上的理论维度，“忽视了把科学置于更大的社会情境下的基础讨论”，它们在“批判主旨上”是“匮乏”的。劳斯指出，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追问，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21]劳斯提出的实践诠释学就是这种理解的努力，他把科学理解为解释性的实践领域，“试图把科学不仅仅理解为自足的思想行为，而且也理解为形塑我们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大的力量”[22]。

劳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肯定、借鉴或者批判的方式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他在批评英美科学哲学论题狭隘、批判主旨匮乏时说，即便是欧洲大陆的一些“较优秀的理论体系也同样被视为是非科学的、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最著名的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23]。劳斯的科学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观的肯定和发展，首先表现在劳斯将实践（一般的科学实践、实验室实践、实践技能与实验室操作等）看作理解科学的哲学原则。这不是简单地承认科学既是理论活动也是实践活动，而是在哲学原则上提出，不将科学置于实践的视域就不可能深刻、恰当地理解科学。劳斯说：“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理解的。”[24]他还说：“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在这一情景下，很容易忘记科学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我所说的实践活动并非以应用为目的，而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是否忽视了科学的一方面（实验），而倾向于它的另一方面（理论），而是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事业的看法。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科学最具批判性的研究中，它更多地关注科学对其他思想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科学对我们日常行为和社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上的影响。”[25]其次，劳斯指出了科学实践的本体论内在地蕴涵着政治权力关系。实验室实践中，实验变革自然的途径与方式，实验室的工具、设施，实验技能及其操作，都变成了一种普遍权力，它统治着我们的相互关系，限制着我们对事物的处理，支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所以劳斯说，他的《科学与权力》的主题“就是强调这样一种重要性，即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将科学看作是实践技能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信念与理性的领域”[26]。

劳斯的科学实践诠释学是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的科学哲学的互动中形成的当代西方“诠释学的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科学哲学研究潮流的一部分。坚持从本体论理解历史的、文化的、实践的和个人因素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意义，并明确地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作为这种理解的理论基础，是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与以往的科学哲学，特别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最显著的区别。代表人物如R.克里斯、P.A.希兰、劳斯、J.J.科克尔曼斯、D.伊德、E.T.吉德林、M.埃杰、T.基西尔等，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随着科学的实践诠释学、科学的文化哲学、科学的政治哲学等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揭示的作为科学发生、发展条件的劳动、工业、技术、资本、观念、交往形式等，都将会以内在的方式确立它们在科学哲学理论结构中的合法性，马克思强调的科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统一也将以新的方式得到重新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是对现代自然科学表现出的客观状况的反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基本解释原则当代性的一种肯定和表征。

[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2] [美]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版序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4] [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5] 同上书，第37页。

[6] 同上书，第40页。

[7] 同上书，第37页。

[8] 同上书，第25页。

[9] 同上书，第550页。

[10] [美]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版序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页。

[11] 同上书，第34页。

[12] 参见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序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 [英]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

[14]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仑、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 卡尔-奥托·阿佩尔曾说：“在科学哲学中，强调语用维度的一个极端例子乃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是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激发而写成的。”（《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这种说法，对于科学历史主义的早期人物如图尔敏、汉森等，也都是成立的。

[16]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Ⅳ页。

[17]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序”，金吾仑、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 [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Ⅱ页。

[20]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导言”，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 [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Ⅲ页。

[22] 同上书，“导言”，第Ⅲ页。

[23] 同上书，“导言”，第Ⅲ页。

[24] 同上书，“中文版前言”，第1页。

[25] 同上书，“导言”，第Ⅳ页。劳斯前半部分批判的是英美科学哲学，后半部分的“对科学最具批判性的研究”指欧洲大陆对科学的社会批判。

[26] [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Ⅴ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