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对象观

科学对象观是人们关于科学对象的哲学观念。它是人的科学认识对象，即是人们进行科学认识活动的客体。由于对科学对象的理解，涉及对于哲学观具有根本意义的物质、客观实在、自然界、客体等概念，几乎所有的哲学争论都在科学对象观上有所表现，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们对科学对象的理解折射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曲折和进步。

我们首先来看看人们对科学对象的通常解释。

在我们对科学对象的通常理解中，科学对象被定义为认识客体，以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相对应，客体与主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完整的科学认识系统。这种对科学对象的认识论界定，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出在进一步对作为客体的科学对象与被视为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概念，被看作在人类社会诞生前就已存在的整个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三种科学对象观：

第一种观点是用“物质”的概念规定客体，认为科学对象就是自在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其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按这种观点，作为存在物总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的总体对象，它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地存在着、演化着。

第二种观点是“把客体与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用客体来指称事物、物体、物质存在，“认为事物、物体、物质存在本来就是客体”，“自然物的产生与它成为客体是同时的”，“地球从生成的时候起就成为客体，而不必管生物界尤其人类什么时候出现”。[45]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对象即科学认识的客体，也就是物质。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导致了将科学对象等同于物质，但在哲学上却是直接对立的，前者用“物质”规定客体，用“物质”规定科学对象，后者用客体规定“物质”，规定客观实在。我们一般认为，前者容易走向机械唯物主义，而后者则容易导致唯心主义。

第三种观点是，科学对象是认识客体，但客体、科学对象不同于物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则是认识论，一个客观事物在进入认识过程从而成为客体以前，它是本体论上的自在的物质存在。使自在的物质存在变成客体的，是人的实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事物，要么是现实的客体即认识对象，要么是潜在的客体即未来的认识对象。自然界就是一切可能的和现实的自然科学对象的总体。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自然存在成为科学对象以前它就客观地自在地存在着，基本粒子和河外星系早在人类诞生前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只是那时它们没有成为人们现实的科学认识对象，只有到了20世纪它们才被实验发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现实的科学对象。因此，“作为时间上无穷无尽、空间上无边无际的整个自然界，是先于精神或意识的独立存在，它并不依赖于人和人的科学认识。这种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纯粹独立自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现实的科学认识对象。人们在每一历史时期科学认识所及的范围总只限于自然界的一部分”[46]。

这第三种观点是在批判第一、二种观点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理论论证力，也符合自然科学对象随着科学实践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涌现”的事实，但和马克思关于对象的思想相比，仍然不够彻底。它是实体性思维的产物，仍然具有抽象性的特征。

首先，在没有成为人的认识客体以前，自在存在的自然物体的客观存在，本身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成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历史属性。因此，在与科学对象的关系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首先反对的就是抽象的实体本体论。这种思维方式，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抽象地想象成一个在人类社会诞生以前就存在着的并且始终如一的东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他还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7]我们看到，上述第三种观点也承认，没有成为人的认识客体即对象以前，被看作是“潜在的”的科学对象的客观物体的存在，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虽然基本粒子和河外星系只是到了20世纪才成为现实的科学对象，但它仍然假定：早在人类诞生前它们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也就是说，在20世纪以前的所有时间阶段，这些物质都确实只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其次，虽然这种观点包含了客体与主体同时发生，客体具有主体性，将实践作为客体生成的一个环节等合理成分，但仍然是从抽象物质的概念及其“第一性”的本体论出发的，其基本的哲学原则是抽象的物质论，而不是现实的人类实践。这种科学对象观将抽象的物质概念作为理论出发点，科学对象当然首先指向的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实践只是科学对象生成的认识论的一个概念，认识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本体论层面的科学对象的生成源泉和生成机制。

实际上，马克思对对象的理解，并不是从抽象的物质概念出发的，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对象性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的；马克思的对象观是实践本体论的，而不是抽象的物质论。在马克思那里，唯一的哲学前提，是这样一个“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事实，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作为存在物的存在，与“现实的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是一回事。因为它们共同强调的是，有形体的人正是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方式存在于不依赖于他的客观世界中。因此，“现实的人”的哲学前提从人的感性生存活动肯定的，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和本质力量，而且是人所存在即生活的世界，包括作为他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人的存在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意思就是说在人之外有不依赖于他的活动的对象。客观对象不仅作为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的表征而成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动因，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而使这种活动本身成为可能，而且它作为人的“对象性的产物”“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48]

因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其实践本体论虽然没有抽象地以物质或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但它却从作为人与世界原初关联的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将客观自然对象和客观自然界作为一个内在的环节包含在内。将马克思的对象思想扩展到的科学对象，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对象观就是关于科学对象的生成的观点，其基本点是：

（1）“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科学对象观的唯一的哲学前提，实践是科学对象的生成机制。

（2）人现实地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人在“肉体方面”、“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都与自然界相联系。

（3）“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9]。科学对象作为科学实践活动的结果或产物，证实着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表征和量度着人的本质力量。

（4）“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人有不同的对象化方式，最基本的是人的感觉（眼睛、耳朵、舌、鼻等）和思维。“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50]在当代，在工业基础上创造的科学仪器，以延长了的人的感官的方式，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质方面。不同类型的科学仪器，如物理仪器、化学仪器、天文仪器等，代表着人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也决定了科学对象只能以各种本质力量具有的独特本质的方式生成。

（5）“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51]因此，科学对象具有社会性，或者说，科学对象只对社会的人生成。

（6）“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因此，科学对象的现实基础是工业，没有现代工业也就不可能有现代自然科学的对象。现代工业决定了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规模和水平，是决定现代科学主体本质力量的核心竞争力的因素。

在西方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室研究”（lab studies），在科学上探索了科学对象的生成及其微观机制。它利用人类学方法把科学家的实验室看作一个类似于社会部落的场所，通过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的科学活动，描述该“部落”的生态学、技术和信念系统，增进对自然科学的理解。1979年拉都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拉都尔和伍尔加对实验室生活的兴趣直接在于：他们力图搞清楚“工作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52]。他们发现，客体与主体或事实与人造物之间的区别不是科学活动的起点，相反，科学家通过实验操作，一个陈述才被转化成一个客体，或一个事实被转化成一个人造物。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他们详细描述了科学对象是如何被“发现”而成为科学对象的。他们说：“开始阶段，实验室成员们不能确定陈述是真是假，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高度可能还是相当可能；在争论激烈进行时，陈述的框架一直在增加、放弃、倒置或者修改。但是，当陈述被固定下来，就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即陈述变成了一个分立的实体：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客观陈述的语词；另一方面它又对应着一个有自己生命的客体本身。就像是原始陈述呈现出一种外在于陈述的虚像。这里存在一个固化点，在此之前科学家一直在和陈述打交道，在固化点上似乎既出现了客体又出现了客体的陈述，不久越来越多的实在被归于客体而不是关于客体的陈述。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倒置：客体成为了陈述最先缘何形成的理由。固化开始时客体是陈述的虚像，随后陈述变成了关于‘外在’实在的镜像。”[53]伍尔加在1988年出版的《科学：特别的观念》一书中，将上述从陈述到外在实体的“倒置”过程归纳为五个阶段：①原始资料的收集阶段，即科学家得到了一些原始资料，如图表、照片、谱线或已发表的论文等；②从文本到客体阶段，即科学家构造文本，并将文本设想为一个存在着的特定客体；③文本与客体的分离阶段：客体被认为是独立于文本而存在的外在实体；④倒置阶段，在这一阶段文本被赋予表述的职能或特性，即它不再仅仅是文本，而是表述某物的文本；⑤遗忘阶段，即遗忘阶段①至③，重写发现的历史，以便赋予所发现的客体对于陈述或文本在先的本体论地位。[54]

西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验室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科学对象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生成：它们从实证科学的方面确认了科学对象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工业及以之为基础的测量仪器构成了科学对象生成的物质载体，而科学对象的显现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验仪器、人的认识能力及实验技能等在整体上的耦合。我们从马克思那里阐述的作为原则的科学对象的生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具体化了。

（四）科学结构观

以科学理论为界线，科学结构被分成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构观，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理论本身的微观结构的思想，也包括他们对于科学整体结构的理解。

1.科学理论的研究逻辑与叙述逻辑

科学理论的结构是指科学理论诸要素的构成方式。科学理论结构研究的核心是要指出，构成科学理论的基本知识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又是以何种方式相联结而形成理论整体的。

黑格尔曾说：“科学是概念的自身发展，所以从概念的观点去判断科学，便不仅是对于科学的判断，而且是一种共同的进展。”[55]黑格尔关于概念对科学的这种基石作用的阐述，如果剥去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就显露出了它的合理的内核。马克思将在黑格尔那里自为的绝对的观念，看作“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6]。在剥去了神秘外壳后，黑格尔关于科学理论是概念自身发展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写作《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时，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57]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叙述阶段”，构造的科学理论“呈现在我们目前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这时，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概念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理论的核心，就是科学概念及其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它们的概念、范畴进行批判。马克思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述为“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

在科学概念中，马克思又特别重视基本概念，他将之称为“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最简单的规定”。[58]《资本论》中的资本、商品、货币等概念就是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经济提炼出的基本概念。他曾经说：“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59]我们知道，商品是马克思作为《资本论》理论叙述逻辑出发点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马克思在大量经验材料和科学概念中，比较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断进行理论体系的优化后才获得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写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在1857年8月，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写作计划。在这个写作计划中，马克思说：“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很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是准备将一切社会共同的抽象规定作为出发点的。第二个计划是1858年2月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到的，他说：“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个计划中，马克思认为第一分册“资本”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从价值到货币、资本一般。第三个计划是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提到的，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的这一著作以《资本论》为标题，在内容上只包括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等各种叙述的内容。[60]在概念关系的比对分析中确立基本概念，这是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是决定理论深刻性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61]对现代生产方式最早进行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只是抓住了假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一个从分工开始，从分工到货币、商品的交换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另一个从价值开始，然后到地租、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再到工资、利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从对商品现象的科学分析以及由此得到的商品概念出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现象是最常见、最普通、最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商品概念是最基本、最抽象的经济学概念，但正因为如此，它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种子。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选择表明，科学概念是科学理论的基石，科学理论体系的构造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构成这个理论逻辑基础的基本概念的选择。

在马克思看来，基本概念对“从属概念”的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两种逻辑或结构，即“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这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被称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与论证的逻辑。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2]科学研究的逻辑，就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分析概念的发展，提炼基本概念，并从基本概念出发理解概念运动，只有这样“现实的运动”才能在科学理论中被“适当地叙述出来”。从马克思的阐述看，基本概念对从属概念的逻辑，表现为两种基本关系，一是决定理论叙述的出发点，《资本论》中的商品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二是决定其他概念的含义、性质及其理论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决定科学理论的性质，资本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概念。

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63]对于这些经济范畴，马克思认为，“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决定的。[64]而决定先前概念、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是根据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最具普遍性、起着核心作用的概念、范畴对它们的理解，往往在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后，它们获得了特殊的不同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将这种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关系”，称之为“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65]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阐述并实际应用的“概念诠释学”，它不仅指出了使概念、范畴重新获得理解的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因素，即作为“普照的光”的关系和概念，而且指出了使这种关系和概念所以成为“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普照的光”的深层结构，即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社会生产。“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普照的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逻辑或发现逻辑中，“它必须既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逻辑顺序的处理就是这样。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远比产业资本古老的资本形态。“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66]这三个概念出现的历史顺序是从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到产业资本，但就资本论研究的“资本的现代史”而言，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属于“资本形成史”的概念，它们本身在理论中的逻辑地位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发展起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67]所以，在《资本论》理论的逻辑展开中，先有产业资本，然后才引进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马克思用资本概念理解、解释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被恩格斯类比为“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可见马克思的概念诠释学具有一般性。将马克思的概念诠释学一般化，就变成了：概念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是按照它们出现的历史顺序决定的，而是按照它们与在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产生的起支配作用、具有统治地位的核心概念的关系，按照它们被这种核心概念所解释产生的新的性质来确定。

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理论的“先验的结构”，就是从抽象的基本概念开始展开概念的逻辑形成的科学结构。如果说，科学研究的逻辑表现了从材料中寻找概念逻辑运动的起点，提炼决定其他概念乃至理论整体性质的“普照光”，揭示概念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话，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先验结构”，就是将基本概念对其他概念的这种关系逻辑地叙述出来而形成理论整体的论证逻辑。叙述逻辑或论证逻辑，与研究逻辑或发现逻辑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认识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演绎形式是这种先验结构的典型表现形式，他的《资本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都是演绎结构。[68]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概念，如资本、商品、货币等，以及由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科学原理，如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等，构成了《资本论》的逻辑基础。它的基本性质是抽象性。这个逻辑基础上，仍然存在不同逻辑层次的推演，从“逻辑基础1”到“逻辑基础2”，从“逻辑基础2”到“逻辑基础3”，等等。比如，在《资本论》中，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以商品为起点，货币为终点；而在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货币则变成了起点。

马克思认为，从基本概念出发构造的科学的“先验结构”，不是纯粹的概念游戏，它要在观念上反映“材料的生命”，叙述“现实的运动”，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这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另一部分内容，即经验具体。它是科学理论不断要解释的对象材料。

在科学理论体系中，处在科学理论的抽象一般和经验具体之间的，马克思称作“中介环节”，并且强调，“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69]马克思批判亚当·斯密，在抽象的一般规定与经验具体中间，按照“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了出来”。他说：“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70]在马克思看来，缺少中介环节，将抽象一般与各种特殊形态混淆起来，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通病，而《资本论》在这一点上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则是自己的书“最好的地方”之一。马克思在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特别在第二卷中表现出来。古典经济学家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71]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非常重视将抽象一般与特殊形态连结为一个逻辑整体的“中间环节”。《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通过科学抽象得到的“商品”概念。《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的叙述过程，是借助于“中间环节”，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从本质的一般规定到其丰富的现象形态的循序渐进地展开的过程。它是运用科学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的典范。第1卷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是在纯粹的形态下进行的，马克思暂时“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单独地看，这时的生产过程是一种抽象。在第2卷中，资本这个概念被许多新的规定丰富了，具有较为具体的形态。到了第3卷，则又上升到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研究阶段，剩余价值有了利润的形式，剩余价值率有了利润率的形式，等等。它“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72]。

总结起来，马克思阐述的科学理论的叙述结构或论证逻辑，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判断构成的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形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这和现代科学哲学中的主流的科学理论结构观的基本精神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科学哲学中，亨普尔把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描述为内在原理、经验概括以及将它们二者联系起来的连接原理或对应规则。亨普尔的“内在原理”和马克思的“抽象一般”具有相同的内容，它由基本概念、基本定律等构成，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其基本特征是抽象性、一般性。在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中，内在原理表现为抽象演算的形式；“连接原理”的作用主要是，定义理论术语（对一个理论术语的定义往往就是一条定律），运用许多的概念及推导使理论的抽象一般过渡到经验具体，因此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将抽象一般与特殊形态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立足于现代理论科学，亨普尔的科学理论结构观在细节方面更具体，但它们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2.科学的宏观结构

所谓科学的宏观结构，是指由科学理论或由它组成的学科、门类作为知识单元构成的科学结构。它既指自然科学的宏观结构，也指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作为要素构成的科学的整体结构。

我们前面阐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文本中的科学概念，对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整体结构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结构中，首先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73]；另一方面将自然科学与工业、生产过程相联系，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而自然科学是工业的基础和前提，如他曾说19世纪“工业的前提是比较老的科学——力学，而农业的前提是崭新的科学——化学、地质学、生理学。”[74]其次是社会科学。马克思将世界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自然科学，人类史即“关于人的科学”，并认为“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我们也曾经说过，这里的“关于人的科学”，与马克思同时代出现的“社会科学”等概念具有基本相同的指称。马克思在下列意义上说它是科学，即它有客观的研究对象，目的是研究客观规律，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具有科学的方法；同时，马克思又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它除了解释世界，还具有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影响这种科学研究的，除了科学自身的因素，还有来自科学之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在实践方面是工业和生产，而在理论的科学方面，则是“工艺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75]马克思这里说的“工艺学”，是关于工业生产的各种过程和各个环节的工艺的，它表征的是各个生产环节的结合方式和运作状态，它们是人们按照机器系统或生产过程的系统分类有计划地和为了取得有用效果而对自然科学的应用。它包含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学”，但又比之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和内容。马克思说：“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76]因此，马克思的“工艺学”是一个囊括和覆盖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人文学诸学科和领域的概念，它既包括了自然科学原理应用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也包括了人对产品、工程的各种目的和多样化的价值需求，包含着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6-66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3] 同上书，第34页。

[14] 同上书，第28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576、57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18] 同上书，第598页。

[19] 同上书，第572页。

[20] 同上书，第57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8页。

[22] 同上书，第571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注。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29] 同上书，第16页。

[30]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5] 同上书，第7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42] [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28页。

[43] [美]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393页。

[45] 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46] 舒炜光：《自然辩证法原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35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49] 同上书，第273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51] 同上书，第301页。

[52] Bruno Latour＆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40.

[53] Bruno Latour＆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76.

[54] Steve Woolgar，Science：The Very Idea，London：Tavistock，1988，pp.68-69.

[55]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页。

[5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

[60] 第一个计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页；第二个计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第三个计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关于马克思在这三个计划的先后提出中，如何优化《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出发点的选择，可参见黄春生：《〈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注。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63] 同上书，第9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65] 同上书，第24页。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9页。

[68]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指出，“演绎法”是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她说：“古典学说用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表述了它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探讨的成果。”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6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2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9页。

[7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560页。

[76] 同上书，第429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