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是以哲学观为基础，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对象，关于科学的本质、特点、结构及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理论。科学观受到哲学观的支配，它的首要问题是回答科学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了科学观的其他内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主要内容上，包括多维度的科学概念、科学主体观、科学对象观、科学结构观等等。

（一）科学的概念与特征

1.作为“实验的科学”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精神占有，是“人类理论的进步”[1]。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是马克思对科学本质特征的把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培根时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2]马克思对科学实证本质的认识，基于19世纪科学内在地对于科学实验的依赖性，继承了近代理性主义传统。

首先，马克思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3]这是对科学进行唯物主义理解的基本原则。

其次，科学以之为基础的感性，不是由“日常的经验”构成的，而是以科学实验和工业这两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理学家“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科学研究的这种方式本身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感性经验”就不同于“日常经验”。从历史上看，近代科学的诞生，首先是对日常经验和由日常经验得到的成规的突破。日常经验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形成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识。但日常经验的非批判性和表象性，却往往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马克思说：“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他指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从日常经验看就是“不近情理”。[4]

最后，马克思在对科学的“实证性”、“经验性”的理性主义理解中，辩证地处理了“实证”与“思辨”、“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实验科学，以实验为基础，但他同时指出，实证的科学原则上是理论建构的。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实证主义者一样，马克思反对科学知识中的“物理学形而上学”，马克思将之称作“令人厌恶的”“胡说”。在1864年8月17日致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演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说，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5]但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将科学仅仅看作经验的归纳的关于感觉的知识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马克思对科学中思辨的反对，仅仅是指科学成果中那些在逻辑体系中缺乏科学事实支持的、“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的空想的概念、原理等“知识成分”，而不是反对科学活动中的理论思维。不仅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超越于实证主义的恰恰就在于，在他看来，实证的科学原则上是理论建构的。马克思曾说：“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6]在《资本论》的创立中，马克思以科学“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合理地揭示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构造在科学发现中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既是唯物论的，也是批判的、能动的反映论的。正因为正确处理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马克思强调自然科学以辩证法、辩证思维为基础，自然科学家应该具有哲学思想。马克思在读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后，在1964年8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称赞格罗夫：“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7]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19世纪科学发展的现状，深刻地把握到了实证科学的本质，辩证地处理了实证与思辨、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他们一方面表现出了与同时代的哲学一致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突破了19世纪科学发展的局限，超越了同时代的哲学。

2.“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的科学

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8]，这是马克思对科学的总的概括。它强调了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一般性和社会性，既突出了社会性的科学的理论维度或者精神价值，也逻辑地蕴涵着科学在实践层面，以与技术、生产、工业关联的形式表现出物质价值的倾向或趋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科学表现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属性。

首先，社会性的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一般性。这里的“一般性”，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科学是人类创造的关于自然对象的精神成果。第二，这种精神成果并不仅仅对于自然界适用，而是普遍适用于自然、人和社会的构成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基础的一般精神成果。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系统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发展、进步的基础。第三，科学构成了一定时期具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生产力。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崛起时，明确将牛顿力学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他们说，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的集中，“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9]

马克思对科学的这种界定，直接是以他对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理解为本体论基础的。关于人与自然，马克思首先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为地存在着的自然存在物，人优越于地球上其他动物，并且造就人类自己生活的全部奥妙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现实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而且人作为“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展开自己的生命，创造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因为人以自然界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因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0]自然及其规律构成了人的存在及其全部生活的现实基础。同样，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也是自然的社会。社会在中介自然，生成自然的同时，自然通过人的实践进入社会，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存在并制约着社会及其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社会性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握到的自然规律，不仅制约和说明了人的物质实体的运动，而且也构成了人的一切精神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虽然正像以后狄尔泰等人强调的，人的精神、精神科学的确具有不同于自然、自然科学的特征和规律，但自然规律、自然科学无疑构成了以后对人的精神进行研究的知识基础和思维前提。马克思阐述的科学是“一般精神成果”的论断，对于我们克服将自然与精神、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绝对化，克服和消除“两种文化”的对立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科学作为“一般精神成果”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科学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指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他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11]当我们谈论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以之来克服逻辑主义将科学当作僵死的知识体系的功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在19世纪科学的社会性还没有充分彰显出来的条件下，对于科学“作为成果”和“作为社会活动”两种属性关系的辩证处理，超越了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的限制，是哲学反思的超越性的杰出代表。

3.“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

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马克思不仅强调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中，阐述了科学的实践属性，指出了科学及其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科学与以前的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成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科学变成了直接生产力。在这里，我们通常只理解到了马克思的科学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马克思将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的观念，包含三层相互关联的含义：

首先，科学是直接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生产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这是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历史关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将科学看作“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即它“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13]在分析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时，马克思说：“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14]

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再次将“自然力和科学”看作“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而且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及其应用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系。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15]

其次，科学应用于生产是通过使人非人化实现的。这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6]这里的“非人化”，一方面是指科学性的生产与人的直接劳动的分离，与人的感性的生产经验的分离；另一方面是指科学在人的现实解放的历史性过程中，对于人的生活具有的“非人”的“物性”的消极作用。这也就是后来人本主义哲学批判科学诉诸的主要方面。

最后，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既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发展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也是它发展的直接的动力机制。马克思说：“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17]当我们经常在“理论”与“应用”的逻辑关系中理解科学与科学的应用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却基于19世纪的科学现实深刻地看到了“科学的应用”对于“科学”具有的非知识论的意义：“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18]

4.“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的科学

在人类历史中，科学“被应用于生产”是与自然科学的“资本利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这是马克思对科学与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9]

马克思的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的思想，包括四层含义：

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被资本占有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劳动的具体的社会性质表现为资本的性质或属性。科学也不能例外，资本“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0]。但和生产的其他因素相比，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科学的作用和地位随着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了加强，科学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和主要途径。

二是和资本对于科学的占有相对应，“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21]。结果，科学、自然力等，作为从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与活劳动相异化，成为活劳动的对立面，即“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22]。

三是科学被资本占有，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生产的科学化，同时也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23]因此，资本的发展，在历史和逻辑上必然是与科学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相一致的，“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当“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4]

四是资本对科学的占有，不仅是在狭义的“应用于生产”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的意义上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以包含科学的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资本占有的是“社会的一般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而且，因为社会的一般发展被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所利用，所以社会的一般发展就与劳动相对立而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就表现为资本的发展。”[25]

马克思揭示的科学与资本的关系，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进行认识，而必须将之放在存在论的视域中进行理解。因为，如果从知识论的立场来看，上述“科学”概念无非是反映了科学从知识到应用的这样一个逻辑，即科学是客观的实证的知识——科学的应用——科学（因它的应用有利可图）被资本利用。在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几乎已经变成了人们关于科学的常识。这也可能就是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关于科学的论述过时了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被深深地遮蔽了。在实践本体论的哲学视域中，资本对科学的占有，表明了科学在存在中对于资本必然具有的依赖性；马克思将科学看作“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不仅是对科学历史发展的一种实际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科学发生、发展的条件、动力的揭示。马克思对科学的这一理解维度，对于我们在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之间寻求某种统一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5.关于人的科学

马克思理解的科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它还包括了他所说的“关于人的科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的命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26]。很显然，与作为自然史的自然科学对应的，就是作为人类史的“人的科学”。恩格斯在1859年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曾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27]。因此，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科学”，与同一时期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具有相同的指称。

关于人的科学所以能够称为科学，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应用的是客观化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就是马克思进行的科学研究。在1867年为《资本论》第1版写的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互关系。”“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研究对象的这种客观性，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最根本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社会科学除了实证研究之外，还必须履行它所特有的历史理解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社会科学除了实证性还具有批判性的特征。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早取得独立形态的一门社会科学，它孕育于16—17世纪。在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理论反映，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积极评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剖析了其局限性。他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28]又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因此，当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9]突破这一界限，阐明资本的本质，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中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列宁认为，它“第一次把社会学（指社会科学——引者）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30]

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自然科学普遍发展（在化学、生物学、电磁学等领域），牛顿力学作为科学范式发挥着示范和引导作用。实证化就是牛顿力学为人类社会的研究指出的方向。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将关于社会的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改为“社会学”；穆勒在《逻辑体系》（1843）中，将“道德科学”定义为把人作为道德存在加以研究的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科学或者普通社会学，以及若干专门的社会学，如政治经济学等。他们都强调，关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对应于关于自然现象的科学，它们都在下面的意义上是实证科学，即它们都构造假说、发现规律、进行解释和预见、接受检验。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31]，不仅在自然认识领域，而且在社会历史认识中，思辨哲学都要让位于实证科学，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性。但和同样强调关于自然、历史的思辨知识向实证科学转变的孔德、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不仅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必然性，而且强调，这种转变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真正完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生活的实证研究所得到的“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实证的科学研究本身也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对现实的实证描述中“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32]

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不仅深刻阐述了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辩证法，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科学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超越了19世纪科学发展的局限，也超越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观。因为，当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追求对社会、人的精神研究的实证化、精密化的同时，反实证主义的哲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并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第1卷于1883年出版，他将关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科学称为“精神科学”，提出了和自然科学的实证的解释的方法论相对立的精神科学的理解的方法论。这一年马克思逝世。

（二）科学主体观

科学主体是一种特殊的认识主体。它是科学认识活动中，以探索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具有基本的科学认识能力的自然人和团体。科学主体的发展，从以单个人为主要形式，到越来越强调科学主体之间的合作，科学共同体是当代科学主体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没有专门关于科学主体的论述，但他对于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及其发展的阐述，为我们正确认识科学共同体，进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体观提供了哲学解释原则。

1.交往、科学交往与科学主体

交往是马克思理解人的重要哲学概念。在广泛的意义上，马克思用交往表示“一切社会形式”[33]，同时又用交往指涉“市民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具体的交往手段和活动。马克思把交往分成两个基本类型，即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他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4]交往概念嵌入到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理解中。马克思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5]“现实的人”是在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中活动着的人，交往是现实的人以客体为中介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从而彼此联结、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关系。

马克思关于交往的思想为我们理解科学交往、科学主体等概念提供了范式。从“现实的人”与交往的关系看，现实的科学主体不可能脱离开交往而存在，科学活动必然包含着科学交往，而科学交往形式的发展事实上也就是科学主体形式的发展。这里的“科学交往”，我们可以用“交往”概念来理解，即科学交往是在科学活动中，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认识主体之间，以客体为中介，在物质、精神上相互作用、彼此联系、互相约束、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关系。由于一定的交往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科学交往就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科学主体的结构形式及其变迁。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交往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思想，科学主体在结构形式上从个人到共同体的发展，从共同体的学术交往（表现为科学学会、同一学科之内的学术观点和图书资料等的交往）到劳动交往（个体劳动联结在一起形成共同体行为）的发展，本质上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历史上，科学共同体从松散的学术团体到智力因素紧密结合的劳动共同体的发展，一般认为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如1871年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1876年美国的爱迪生实验室等，至于这种紧密形式的科学劳动共同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出现就更晚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36]马克思虽然受历史的限制，将科学活动看作“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但仍然在原则上认为人的科学活动是社会的，因为人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他所需的材料（甚至语言）是社会的产品。而且，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研究，也揭示了科学劳动共同体形成的机制和条件。那就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科学研究所能提供的手段和材料越来越复杂，所研究的对象也越来越复杂，客观上促使科学主体之间的交往，从简单交流向高级的分工协作发展，并且在这种发展中，人们寻找到了科学共同体这种有利于提高科学劳动效率的结构形式。

其次，科学交往包含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从科学交往理解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就比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要深刻和全面得多。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将科学共同体界定为由拥有一个共同范式的人组成的科学家群体，认为科学共同体的交往，在形式上是共同体，在内容上是范式。库恩的范式概念，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形而上学信念、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科学的学科内容、价值因素等在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组成共同体的个体在物质上的利益和追求，包括共同体能够为个体提供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条件。尽管范式在内容上，有时也包括了物质层面的实验设备、实验材料等，但库恩在原则上并没有将它们看作是使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条件，而仅仅看作是显示范式特征的解题的一部分。当我们将科学共同体与交往概念联系起来考虑时，不仅科学共同体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而且也更加符合科学共同体运行的现实情况。

再次，科学交往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是以客体为中介进行的，因此，它揭示了科学共同体概念本真具有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不论是在库恩还是在默顿那里，科学共同体都被理解为由精神因素聚集在一起的科学研究群体。而在马克思的交往是主体与主体以客体为中介的相互交换劳动的观点看来，科学对象作为整体是与作为共同体的群体主体而不是个体主体对应的，个体科学劳动的分工协作，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以及实际状况等内容都凝集在了交往活动及其形式上，因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不同，同一科学共同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别，除了主体精神层面的因素，还包含了来自客体对象而由实验仪器显现出来成为交往内容的客观因素。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共同体交往的具体性，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运动。

最后，交往本身是科学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过去强调最多的，是科学的生产观念，即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原则上，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条件，这就是交往。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37]。既然交往是社会生产的前提，当然也就成为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把交往看作与社会生产直接关联、共同作用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能够更系统、合理地理解科学的历史与现实。比如关于语用对科学的作用的认识就是如此。我们通常将语言仅仅理解为交往工具，而很少将之理解为交往形式。语言作为交往形式本身就是交往的条件。马克思说：“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象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38]当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强调科学语言对科学、科学共同体的意义，认为科学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的时候，它也表现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性，表明我们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理解科学主体是合理的、有理论价值的。

2.资本与科学主体

交往与科学主体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科学主体的结构、发展及其动因。而科学主体的发展，不论是从个体到群体，还是群体的结构形式从简单的学术交往到高级的劳动交往的发展，都是在现代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这种发展的讨论，就不能不涉及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光”的资本。资本与科学主体的关系，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科学主体的现实机制。

马克思认为，对社会的理解必须以当代最发达的社会形式中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关系为视域，在现代社会这种决定其他关系、能够真正揭示其他概念、范畴意义的“普照的光”就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39]资本作为理解科学主体的理论视域，揭示了“资本现代史”条件下科学主体具有的不同于早期阶段科学主体的新的属性。这就是，在现代的资本社会，科学从属于资本，“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0]虽然当时马克思是在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的意义上，说科学是“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但马克思这里的科学不仅仅是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4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的力量日益加强，它对于科学的支配已从科学的应用变成了科学整体。因此，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科学从属于资本的思想。同样，马克思的“科学本身成为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思想，随着资本的发展，也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体被资本所支配。

深受马克思影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沿着马克思的上述思路，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看作是受资本支配的社会工作。事实上，它是J.D.贝尔纳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论基础。在1939年出版这本著作的序言中，J.D.贝尔纳就指出：“科学已经不再是富有好奇心的绅士们和一些得到富人赞助的才智之士的工作。它已经变成巨大的工业垄断公司和国家都加入支持的一种事业了。”他说：“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42]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讨论了纯科学研究与工业企业事实上存在的联系，即“工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所隐含的“金钱动机”。他引用曾负责杜邦公司研究的副总裁斯泰恩（C.M.A.Stine）博士的话说，企业中的基础研究“不是一种出于爱好的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能保证将来分得红利的策略”[43]。

和巴伯仅仅把握到了个别资本重视科学基础研究的情况相比，马克思关于资本对科学的占有、资本对科学主体的支配的思想要深刻得多。马克思将资本对科学的占有上升到了资本的一般，将它看作是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将全部社会力量都作为了资本的力量以表明自己是资本一样。马克思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