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1]

第三，阐释了感性劳动和创造、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第四，马克思指出了基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人的历史性的含义。

第五，提出了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42]。

第六，阐述了“只有在现实的实践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科学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

2.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时期

这里的“科学研究”指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得到了实际的应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科学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等问题，马克思都有涉及。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如作为《资本论》的准备性著作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3）等以及《资本论》本身，都既是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外[43]，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还重点阐述了关于科学的下列关系：

（1）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44]。科学是生产力的现实要素。

（2）科学与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说：“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45]；“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46]。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3）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

马克思的观点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47]；自然科学本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48]。

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是对理解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的确立，那么，马克思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对科学的理解就更加结合社会现实，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发展问题上的实际应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而且，由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更早地为哲学界所认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创作始于1873年5月。他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但在此之前，恩格斯一直非常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觉地思考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并自觉地将这种革命的推动作用看作是反思社会理论的重要因素。恩格斯中学上的是理科中学，虽然他对于语言和文学最感兴趣，但数学和物理学也学得很好。1841年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等课程的同时，他已开始着手研究自然科学。当恩格斯1842年年底来到当时世界工业和科学中心的英国（曼彻斯特），他开始了对自然科学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深入探索了科学同工业、生产、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同哲学的历史和逻辑关系。在他1843—1844年间写的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提出了把科学的发明和思想作为生产的劳动要素中的精神要素的思想，认为“科学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在1844年写的《英国十八世纪状况》的论文中，恩格斯探索了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起因、结果以及它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社会关系各方面（政治、哲学、经济等）的深远影响，做出了“18世纪在英国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的结论。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非常熟练地总结了18世纪科学的状况：“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服务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自然史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49]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哲学思想：“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科学形式，因此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50]进一步说，这时的恩格斯对科学、工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是比较成熟的，就像他说的：“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使用机械法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51]“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52]

如果说，恩格斯1873年以前的著作比较重视“科学和实践的结合”，那么，从1873年恩格斯准备创作《自然辩证法》时起，“科学和哲学的结合”，即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就成为恩格斯正面思考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这种思考的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独立，核心则是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给哲学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1872年毕希纳的著作《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第二版发行，以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在德国广泛流传，特别是毕希纳，他在当时工人中的影响很大。因此，恩格斯打算写一本批判毕希纳的著作。根据恩格斯1873年写的一个片段看，恩格斯的中心思想和论证逻辑是：“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和“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是两个哲学派别，“一直到1830年，自然科学家和旧的形而上学还相处得相当不错，”“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同时，“摆脱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抛弃了那种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已经足够的领域”。[53]在这篇文献中，恩格斯引用了高等数学、原子论、细胞学说以及各种自然力的相互转化等最新成果。虽然批判毕希纳的这本著作没有进行下去，但我们从这个《自然辩证法》的最早的文献，看到了恩格斯最为核心的科学观思想。这一思想在他1875—1876年间写成的、被视为《自然辩证法》的精髓的“导言”中得到了系统地表达和论证：恩格斯从近代科学的独立和科学的全面发展，揭示和论证了“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成为不可能的了”[54]。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Diversa[札记]》，这是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对他的《自然辩证法》的整理。[55]从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使辩证法成为最重要的哲学，恩格斯用自然科学成果揭示出自然界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辩证法成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尽管理论界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概念有诸多争论，但恩格斯的科学观思想却在许多方面补充了由于马克思没有对科学进行专门的系统阐述而在细节方面的不具体，使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内容上更加完整。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解释原则

科学观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这就既涉及哲学理解的科学是什么，更涉及理解科学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将当代的西方科学观区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历史主义科学观、实用主义科学观等，就是使这些科学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解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在理解科学中具体化而形成的、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论视界、旨趣和目的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最基本的哲学解释原则，是以“现实的人”构筑的实践本体论原则，它包括将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作为理解科学的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原则，人的历史性的原则，资本对科学的构成性原则，以及现实的人的解放作为科学的终极目的的原则等内容。

所谓“现实的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着的并在实践中发展自身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批判不是从观念出发，也不是从逻辑的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出发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6]“现实的人”既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理论视域，是马克思创立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历史地理解科学的哲学解释原则。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理解科学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集中体现，而它的明确的、系统的表述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章“费尔巴哈”中实现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本质的异化”，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虚假性，其哲学前提就是“现实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57]同样，当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与自然的中介，提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8]等命题时，其哲学前提也是“现实的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自己新哲学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并且他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9]在这本被理论界称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原则第一次得到系统、具体阐述的著作中，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工业被作为有机组成得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而马克思的哲学前提就是“现实的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理解科学，逻辑地表现为以下这样几个线索：

（1）“现实的人——类存在物、对象性活动——科学”。这条逻辑线索蕴藏着马克思关于科学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的理解，即在马克思看来，就人的本性与科学的关系说，科学是现实的对象化的人的确证和实现；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科学是社会性的人对“人的自然的本质”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占有；从人的生存与科学的关系说，科学是人生存、构造人的生活的基本力量。

（2）“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人的历史性——科学”。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实践的基本属性是历史性。在科学发生、发展的机制上，马克思强调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从科学与人现实的社会性实践的本体论关系进行理解。这种对科学可能性条件的理解路向，不仅强调了理论的观念内容的作用，而且从哲学前提上恢复了现实地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物质生产、工业、资本、科学实验以及科学应用等社会基础。这条线索展示的马克思理解科学可能性问题的路向，显然不同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生存论的“前理解”理论的思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将在“前理解”的理解逻辑中处于逻辑基点地位、不能反思和批判的“前理解”，奠基在了人的生存实践的基础之上，从本原上恢复了“前理解”在哲学解释学中失去的在自身的历史限度内对自身进行理性反思和批评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克服了因哲学解释学将人的存在仅仅视为个体精神生命的展开而对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忽视。实践劳动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展开了对科学的规定。

（3）“技术、工业、资本——科学”。这一关联包含着马克思对科学发展的动力的理解。只不过，对于科学与技术、工业、资本等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解并不是传统的知识论性质的，而是实践本体论的，特别是他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主题。实践本体论理解的核心，不仅是要从科学到技术、工业的逻辑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应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按照从技术、工业到科学的逻辑将这种应用看作是科学之所以可能的一个条件，看作是科学所以能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马克思明确说：在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中，“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60]。而且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系统发生在体制上得力于科学与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分离。这种分离割裂了科学知识依靠于生产经验的这种旧的关系体系，既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生产的社会体制成为可能（包括科学工作者与生产者的分离），也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发展为科学与技术、工业的关系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化对于劳动来说是以“异化”的形式展开的）。马克思说：“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61]他还说：“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62]

（4）“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科学”。它包含着马克思对于科学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根本性理解，包含着他对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终极目的和根本利益的解答。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解放既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人的欲望和要求的满足，也不同于单纯的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它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而构成人类现实解放的历史关系的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在科学时代是依赖于科学的。因此，马克思既把科学看作社会生产力的有机部分，看作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可变的要素，也将科学称作“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人类理论的进步”，认为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63]另一方面，马克思以他的时代科学及科学的应用为基础，清楚地指出，科学与“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的关系，是多元的、非线性的。因为，科学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作用，始终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进行的，科学对于人的解放，和一般劳动一样，也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说：“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这些蕴涵和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的对人的解放，却“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64]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65]

“现实的人”的哲学思维的核心是强调人的感性的生存实践活动构成了“现实的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认为它对于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的世界或活动具有基础存在论地位。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理解路向，既不同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仅仅从人的感性的自然存在出发对人的理解，也不同于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对人的理解，而是深入到了对人的存在具有本源意义的前概念、前逻辑的生存世界。这种哲学思维，使“生存实践”与“理智”、“逻辑”、“认识”、“知性”等的本体论关系获得了正确处理的可能性。“现实的人”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本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这是马克思科学观的本体论，也是马克思批判、审视关于人和科学的任何本体论、认识论前提的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也即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事实，以不构造任何前提的方式避免了任何形式的独断论。在对科学的理解中，关于科学主体、科学客体、科学知识、科学活动的一切规定和属性，都要从这样一个前概念、前逻辑的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中获得批判、理解和规定。

（2）“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对于科学具有“综合”的意义：它是人和自然、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形式，它历史地筹划着人的主体活动和主体性质，决定着作为主体的人的视野，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决定着人的可能认识的领域和方向。生存实践，这个前逻辑的人与自然的关联，作为科学观的前提，以原初的意义形式生成和规定着科学活动的要素及其展开，像公理一样逻辑地蕴涵了科学的一切属性和科学活动的所有维度。

（3）从实践本体论出发，科学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实践手段，科学的存在方式源于人的生存需要，因此，在科学本真的意义上，并没有所谓的科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科学的理论活动与应用活动、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分。在哲学上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敞开由于这些分类而被遮蔽了的科学与人的生存的本真关联。人的存在、现实生活世界，是科学真正的本体论基础。

（4）作为人的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工业，“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具体地说，工业对科学的本体论关系包含：一是工业与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在这方面，工业不仅表现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而且也表征着人对人的改造关系。二是工业与作为科学对象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可能性上，科学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但在现实性上，科学的对象是人化了的自然界，是作为工业的产物、社会的产物而存在的客观存在。三是工业是作为理论的科学与技术的联结，是科学的实践功能发挥的平台，是科学与人的现实生活连接的重要方面。

（5）在现代社会，资本成为科学发展的构成性原则。资本与科学的关系是生存论地理解科学，使科学复归为人的科学、社会的科学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马克思的论述看，资本与科学的关系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和强制关系，“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66]：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而反过来，科学越来越表现出资本的属性，资本成了社会性的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二是科学被资本占有，既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由科学的本性决定了的科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当“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67]；另一方面，资本以直接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方式，成为科学发展的构成性因素：它全面地调整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比例，调节和限制着科学发展的方向，以创造新的生产部门的方式促进科学的新的生长点的出现，由资本引出的资本利益与科学价值的矛盾调整着科学资源的分布和利用。三是资本对科学的占有，不仅是在狭义的“应用于生产”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的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68]总之，科学的资本属性，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性的科学具有的重要的历史属性。当现代西方科学社会学肯定科学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理解科学的重要意义的时候，它无疑肯定了马克思科学观的当代性。

（6）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现实地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但这些都是以非人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科学观的哲学前提，必然蕴涵着科学异化的概念及将科学置于人道主义视野下的思想。

[1] 孙正聿：《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6]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1] 同上书，第7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17] 同上书，第560页。

[18] 1842年到1849年，德国医生迈尔、英国实验物理学家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赫茨等人独立地提出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1803年道尔顿提出了化学的原子论，1824年德国化学家维勒用无机物合成出有机物尿素，1838年和1839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分别提出植物和动物的细胞学说，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欧姆、奥斯特、安培等人的努力，人们发现了电流、发现了关于电流以及电流与磁场的经验定律，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

[19] 在早期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也涉及了对以科学为代表的人类认识的思考。这一时期以1841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标志，包括马克思在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写作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39年写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七本），以及第5本笔记中的《自然哲学提纲》等。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21] 同上书，第273、320页。

[22] 同上书，第33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07页。

[24] 同上书，第301页。

[2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7]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Ⅱ卷，王以铸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2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29] 同上书，第160页。

[30] 同上书，第160页。

[31] 同上书，第160页。

[32] 同上书，第163页。

[33] 同上书，第16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6] 同上书，第5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8] 同上书，第56页。

[39] 同上书，第57页。

[40] [法]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8、92页。

[42] 同上书，第114页。

[43] 参见曹志平：《马克思科学哲学论纲》，第五章“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47] 同上书，第576页。

[48] 同上书，第572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667页。

[51] 同上书，第671-672页。

[52] 同上书，第674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46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5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310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232页。

[58] 同上书，第274、307、30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1-572页。

[62] 同上书，第59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1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