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既是同它的创建者的个人智慧和追求目标密不可分的，又是同这种哲学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息息相关的。”[1]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既是马克思探索人类的自由、解放，创立唯物史观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顺应他那个时代的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

人类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真理，哲学被马克思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因此，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以往的哲学，变革了哲学的主题，创立了唯物史观。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是，马克思对哲学主题的变革以及其唯物史观的建立是与他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即科学观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以及自由、解放等概念，都是直接地以他对科学、科学的应用、工业的理解为基础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这个“提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新的哲学主旨。据此，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哲学与前马克思哲学（或者传统哲学）在哲学主题上的区别（或者说马克思实现的哲学主题的变革），在于后者是关于“解释世界”的，而前者则是关于“改变世界”的。学界也以此将马克思哲学简称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把前马克思哲学统称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实质上，任何哲学都具有改变世界的愿望和动机，马克思本人就曾将以晦涩著称的康德哲学称作“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人们所说的马克思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恰恰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问题的理解上，我们要分析马克思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与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的关系。

对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的自由、解放等关系的哲学把握，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两个重要创新奠定了基础，这两个创新分别是：一是彻底清算和批判形而上学在哲学前提上的抽象性或形而上学性，将人的解放看作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历史过程，即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历史的关系形成和推动的现实过程；二是立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现实，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重新理解和把握科学（包括技术）的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马克思的这两个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前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前提上的抽象性，是说它们的哲学前提是抽象化的或者形而上学化了的，一般都仅仅停留在概念、逻辑的理念层次，而没有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在哲学史上，这种抽象化的哲学前提，不论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还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自然的人（如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或者是形而上学化了的人与自然的统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决定了其理论演绎的“形式性”、“抽象性”。这样构造的哲学，尽管可能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在哲学前提上却是独断的、虚假的，在内容上属于思辨推理，它们解释的世界是抽象的、形而上学化了的世界，诉诸的人也是抽象的观念的人。黑格尔的哲学被看作是“形而上学之全体”，它最显著地代表了形而上学的这种哲学旨趣。尽管黑格尔哲学有“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这样的现实历史背景和主题，但其“《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3]在这个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完成”的哲学中，人被设定为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4]。马克思指出，由于黑格尔的“自我活动”或“自我对象化”是抽象的，只具有形式的性质，“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5]。正由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旨趣是力图寻求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世界事物的最根本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即使它致力于改变世界，它所改变的世界以及改变世界的方式也只能是抽象的。因此，高清海教授说，和马克思哲学相比，“所有这些哲学，都是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即致力于以某种新的方式去说明现存世界，而不是推动人们去从事改变现存世界的实际斗争”[6]。

形而上学哲学前提的抽象性，形而上学不能正确地理解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有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对社会的作用现状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科学系统发生前的古代，只在个别领域有一些零散的可以看作是“科学”的“自然知识”，这时的“哲学”直接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它是关于一切存在物的总体的“知识”，它“解释”世界的存在，研究世界存在的一般特征，研究宇宙整个因果链的开端或终结，并由此确定人的存在，等等。科学在近代的系统发生，分裂了哲学与世界的这种直接的认识关系。实证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促使哲学从它占据的、直接解释世界的世袭领地中一步步退了出来；在科学时代，直接以世界为对象、直接解释世界的是科学，近代哲学的主题变成了知识的客观性根据，并从这种哲学主题的变换发展到对哲学存在根据和合理性的质疑。这种哲学“退却”，却是哲学发展的必然形式。这一切都出自一个自明的直接现实性，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理解必须让位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的最直接、最深刻的源泉是研究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实现自然规律的科学和科学的应用。恩格斯将这种直接的现实性表示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由于以科学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性为对象，近代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抽象的：它的“世界”是自然科学的抽象的“思想客体”——如笛卡尔将世界的万物抽象为“广延”，与这种世界的抽象化相对应的是人的抽象化，即人被抽象化为认识客体的理性主体。由于近代知识论形而上学的世界是抽象的世界，人也被看作是作为科学主体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人，如果形而上学还意欲改变世界的话，它所改变的世界也只能是这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化了的观念的世界。发端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通过技术对科学的关系，将科学的实践维度敞开于世人眼前。哲学解释的世界从原来的自然界扩展到了人类社会，而且重视人对自然的作用，关注科学推动社会和人的发展，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形而上学，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转换哲学的主题，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将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在科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动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这种客观条件下，不是所有的哲学都能把握和反映这种时代精神，彻底地批判和清算形而上学，正确认识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关系，实现哲学主题的变革。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就清楚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直接源头。与马克思一样，孔德坚信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对形而上学，他将科学思想和科学组织的进步当作人类进步的模型、典范和基础。但孔德哲学的两个致命缺点决定了它不可能与“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彻底决裂：一是其社会历史观在社会进步的核心与动力方面，片面重视思想的、理智的、精神的因素，忽视客观的自然因素的倾向。他虽然重视科学，但孔德所理解的科学只是人类理智发展的一个阶段（尽管被看作有别于神学、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他仍然没有摆脱近代哲学将科学仅仅视为知识的知识论立场；二是其社会历史观为当时的社会状况辩护的特征，决定了他不可能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主题。“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指出：“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指《实证哲学教程》——引者）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8]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斯宾塞，将“社会进步”看作一个自然过程，并把它作为宇宙万物的“初始的”“进化原理”（包括一般的进化原理和有机体特有的进化原理）的一个演绎结论，即“社会进化”之上。和孔德的理论一样，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世界的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孔德侧重于从人类观念方面解释、描述社会发展，而斯宾塞则力图解释、描述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的发展。这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只是以一种观念、思想和解释来否定另一种观念、思想和解释，它们共同在“解释”的更替中“承认现存的东西”。

唯有将现实的人的解放作为宗旨的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当马克思宣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0]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在哲学前提上的分野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分野是根本的，关涉哲学的旨趣、主题和解释原则的。一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作为马克思哲学旨趣的“人的解放”，就不是像形而上学家所强调的那种“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过程”，像马克思说的，它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中，不仅包含了马克思对作为“人类理论的进步”的科学与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包括了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的科学与被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有许多我们熟知的深刻论说，如：（1）“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1]（2）“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2]（3）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13]。“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4]（4）“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运动本身，可以看作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15]“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6]（5）“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7]马克思还有很多像这样的论述。它们既是马克思用来论证、阐述自己哲学观点的理论展开和理论支持，也是马克思从自己哲学观点出发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是马克思改变哲学的旨趣，转换哲学主题，创立自己的新哲学不可分割的内在部分。

总之，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18]，一方面科学研究日益深入，理论的综合化、系统化日趋明显。这是自然科学的牛顿力学范式形成并在其他学科发挥作用的时期。另一方面，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迅速席卷世界，英、法、德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自然科学日益进入工业生产，逐步变成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作为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现实地以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推动着人们对哲学的对象、主题的反思，推动着哲学观的发展，并以无可辩驳的直接现实性，在哲学家对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等关系的反思中，推动着哲学主题和旨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顺应了时代的这种哲学要求。马克思不仅专门地研究了微积分，在其哲学中应用了诸多的科学理论和概念，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赖尔的地质学，李比希的有机化学，牛顿、莱布尼茨直到达兰贝尔、拉格朗日的微积分和无穷小量理论，以及电学、生理学、生物学等，而且一般地在科学与哲学、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对科学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所做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与孔德等人对科学的实证主义解释，是19世纪中后期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展开的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与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进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历史主义这条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道路相比，我们应当系统挖掘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历史形成，主要有两个阶段[19]：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二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时期。和恩格斯系统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系统把握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而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相比，马克思没有专门性地论述科学的哲学著作，他的科学观思想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著作和书信中。

1.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主要著作，都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的深刻的哲学研究，隐藏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的哲学解释原则。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科学观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共产主义做初步论证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现实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人、讨论历史、阐释人的异化和解放，提出了哲学必须研究自然科学以使二者结合的哲学任务。具体地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马克思的这样几个方面的科学观思想：

第一，自然科学和哲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结合。由于自然科学日益成为改变人的生活，解放人的现实力量，哲学必须将通过研究自然科学，使哲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包括对自然科学非人化的克服）作为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

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0]

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劳动对于科学具有本源性的、综合的本体论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使人与动物本质地区别开来的人的类活动，是以实践的方式对对象世界的创造，这就是人的劳动、生产。人一方面“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劳动创造着人自己，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本质，是“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1]劳动创造了对象世界，使自然界成为科学的对象，劳动也创造了创造科学的人，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仅是经济学的观念，更是哲学的概念；不仅是本体论的概念，也是认识论的概念，是在认识论上具有综合意义的概念。因此，当马克思将劳动看作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的自然生成的源泉以及人的本质的时候，劳动就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上进入了科学观。

第三，“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2]

马克思将这样的自然界称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所以对人来说是无，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者，是因为它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在科学哲学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关系到对科学对象的理解。在微观认识领域，什么才是量子力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这曾是爱因斯坦和玻尔两位科学巨人关于量子力学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物理学哲学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都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与他在前面提出的人的劳动实践中介人与自然的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四，“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与工业的联系，使自然科学失去抽象性，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

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方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3]

第五，科学是人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对象、主体及活动本身都是社会的。

马克思从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论证了“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对于科学来说，一方面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实践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我从事一种我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24]

第六，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5]

马克思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的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即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26]

马克思在上述观念的阐释中，虽然还保留着费尔巴哈的某些人本主义的观念和术语，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等问题的阐释也不是很彻底（这一点在以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得到了发展），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科尔纽说的：“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之处在于，他把人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理解为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东西，而这种实践便成为了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世界观的新世界观的基础。”[27]我们过去也常说生产劳动实践是科学的源泉和基础，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所表述的科学观念。作为从现实生产劳动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的一条线索，马克思以实践的观念为核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科学与现实的人的解放、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生产劳动、科学与工业以及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关系等，初步构建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科学的概念框架。

（2）《神圣家族》中的科学观思想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到1846年2月合作完成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论战性著作。在马克思撰写的“第六章第3节的D目”“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中，阐释了唯物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问题。马克思在讨论唯物主义的发展，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威信扫地”的过程中，阐释了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首先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沙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28]马克思接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很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形而上学，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反对理性形而上学，在法国是法国唯物主义，在德国则是费尔巴哈。因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29]

马克思当时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30]马克思接着分析到，这前一派法国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是笛卡尔的物理学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关于科学的下述思想：

第一，笛卡尔的物理学同他的理性形而上学是完全分开的。

马克思指出，笛卡尔在他的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把机械运动看作是物质生命的表现，“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意识的唯一根据”[31]，因此，笛卡尔的物理学同他的形而上学是对立的。

第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32]

第三，“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3]

第四，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使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马克思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了想像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34]马克思这里虽然说的是理性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但原则上适用于一切哲学。当哲学还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科学”或者科学的综合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枯燥乏味的，还不是真正的哲学。

（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科学观思想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写的，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科学观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剖析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待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视域。投影到科学哲学上，它构成了我们唯物、辩证地分析、理解科学认识活动及其本质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理解物理实在的本性、科学理论的哲学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原则。

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6]

马克思在这一条指出了人的认识、思想、理论、科学等的客观性、真理性的标准。由于人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经验的对象，因此，人的认识的现实性、客观性、真理性，就不像唯心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实践是确证人的思维是否反映了外部世界真实性的标准。马克思的“这一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科学划界、科学检验等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第六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

在这一条，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类”，一种把许多无差别的个人以纯粹自然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某一个抽象的“类”，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科学观上，人的本质直接地关系到如何看待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人的问题。和西方现当代的科学观相比，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观念，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认识主体看作是由逻辑性联结的“类”即“逻辑的人”的观念，也超越了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认识主体视为抽象的由观念联结的共同体即“抽象的历史的人”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当代性的一个表征。

第八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8]

在这一条，马克思指出，对于宗教问题，或者人所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特别是那些看起来“神秘的”问题，都必须采取社会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坚持实践的观点，我们就能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合理解决任何“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从宗教现象，到复杂的伪科学现象，莫不如此。

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9]

我们前面已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释了他的新哲学主题的革命。以往的哲学把思维看作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主要关心如何认识和解释现实对象，而马克思认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不仅应该关注对世界的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要关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科学与人的现实解放的关系中理解科学，将科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结合起来的理论旨趣。

总之，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对自己的新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和阐述，他“通过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确立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轮廓”[40]，也以提纲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的哲学解释原则。

（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科学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哲学著作，也是他们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视域、哲学前提和基本原则的著作。由于后面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以纲要的形式表述其内容：

第一，确立了“现实的人”（“现实中的个人”）的哲学地位和确切含义。“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