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是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技术在人类生活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技术理性强调以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为前提。在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财富的思想指导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得到最大的重视。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影响乃至制约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具有政治、伦理内涵的意识形态。由于科学是崇尚理性的，因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生活是由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所构成的。”[2]又由于现代科学趋向于数学化，因而导致用数学结构阐释自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量化”几乎成为思维与生活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技术理性注重经济利润，注重工作效率，与之相关，经济成为社会的主题。

客观地说，技术理性有其巨大的正面价值。正是它，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因而可以说，技术理性是人类的福祉。但是，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和不恰当的社会地位，又造成许多负面价值，诸如人文价值失落、环境恶化等。故而，技术理性一直遭受到人文主义哲学家的批判。卢梭把技术看成是道德沦丧、社会腐败的原因；尼采认为科技进步造成人类生命灵性的丧失；芒福德称由技术理性所影响而建构的现代社会组织形态为“巨机器”（mega-machine），人则成为这巨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深入。“技术理性”这一概念就源于这个学派哲学家霍克海默关于“主观理性”“客观理性”的论述。“技术理性”属于“主观理性”，亦可名为“工具理性”。它的特点就是“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3]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是片面发展的人，他称之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指出，今日的科学技术不仅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也实现了对人的统治。法国当代哲学家让·拉特利尔也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成了一种“逻各斯”。“这个逻各斯的形成愈是完备，其自主性与其内在演化能量和注定要实现的种种无法预见的潜能一道愈益加强。它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只不过是人类的产品；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离人类越来越远，成为某种试图将其自身规律强加于人类之上的外来力量。”[4]

人文主义者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有它的合理性。的确，人不应该只是片面追求物质功利，而应该有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人不应该被强迫纳入到量的同一性的模式，而应该有着自己的个性；人不应该束缚于理性，成为技术的奴隶，而应该有人最可宝贵的价值追求，包括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应该是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而应是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不仅人需要解放，自然也需要解放。

技术理性的这些性质必然影响到技术美。

第一，技术美在内在意蕴上更多地趋向理性，而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显现为抽象。

本来，任何美的形态其内蕴均有理性与感性两个方面。不言而喻，这里说的理性与感性都是属于人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任何美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态化，技术美也不例外。由于各种美的形态其产生的根据有所不同，在内化成人的本质力量时，其理性与感性的比重及其所指均有所不同。比之于艺术美，技术美其所内化的人的理性比重远远超过感性。在这方面，技术美近于科学美。科学美的内涵基本上是人的理性。因而有些科学家称科学美为理性的美。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这种密不可分以至于界限模糊的关系，使得技术美更多地具有科学美的意味。

人类的理性有许多种，几乎人类所有的活动中都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存在，但是从总的来说，这诸多不同种的理性可以归为两个大类：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它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用“冷”“热”来概括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性质，人文理性更多地为“热”，科学理性更多地为“冷”。这只要比较一下同样摆放在家里的两件物品——艺术雕塑诸如人像雕塑和家电用品诸如收录机，就不难理解了。应该说人像雕塑与收录机都能给我们以美感，但人像雕塑所具有的美就感性得多，而收录机所具有的美就理性得多。前者比较容易激发我们的审美情感，可以说它的美感是“热”的；后者则不那么容易激发我们的审美情感，可以说它的美感是“冷”的。前者的美感性、具体，通向生活实际；后者的美则理性、抽象，远离生活实际。

这就牵涉到美的形式表现了。艺术美的表现形式通常是具体的，多取类似生活实际的形态，比如人像雕塑，人像是艺术美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找到类似的人像。而技术美其表现形式则通常是抽象的，多取几何的形态。除了少数有意模拟生活形态的工业品外，绝大多数的工业品，是不能在生活中找到类似者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不仅工业产品多取抽象的形态，就是艺术作品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抽象趋向。现代主义的艺术中抽象的手法广泛运用，与古典主义艺术追求具象的确迥异其趣。尽管如此，艺术领域中具象仍然多于抽象，或者说具象是抽象的基础。纯粹抽象的艺术作品要取得很大的成功不很容易。同样，追求具象造型的工业产品要取得很大成功也不很容易。这与人们的审美习惯及两种美的不同性质有关。人们欣赏艺术美，更多地希望从中感受到生活的感性方面，当然，感性中有理性；而人们欣赏技术美，并不希望从中感受生活的感性方面。购置一台电冰箱，如果这电冰箱的造型是人体，人们未必喜欢它。试想在居室的一角，站立一具钢铁的身体，而它又不是艺术品，那该是多么恐怖！

第二，技术美的审美效应企望是普遍的、大众的、共同的，从本质上来说，技术美是一种共同美。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与市场经济有关，而且与技术理性有关。技术理性作为现代技术的文化观念，它的着眼点是人类共同的物质需求。它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追求高效益为唯一目的。因而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上尽可能地追求最大批量。批量生产不能不坚持标准化、通用化的原则。这样制造出来的产品虽然容许有若干个型号，但同一型号内的产品不能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批量生产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产值，但如果这产品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则这大批量的生产必然是大批量的浪费。为此，在实行大批量生产之前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消费者的需求多种多样，同类需求也因消费者的个性及消费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呈多元化倾向。对现代企业家来说，虽说也不应忽视消费者特殊的需求，但立足点总是最具普遍性的大众需求。为此，产品设计师在向大众进行消费需求调查时，要善于在多元化的消费倾向中找出共同的消费需求，以作为设计之本。

一是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需求，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审美性需求，二者均希望找到最大的共同值。在艺术设计师的位置上，其设计的自由度是受到限制的。诚然，设计师需要发挥创造性，需要有大胆的想象，但这种创造、想象都必须为一个目的：尽可能最充分、最大量又最具魅力地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共同期望和共同情感。在这个位置上，设计师的个人审美情感必须与消费者的审美情感取得认同；设计师个人对产品的功能期望必须与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期望实现统一。英国当代著名的设计师迪克·鲍威尔说，工程和技术应当是市场的奴隶。是消费者决定了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始终是反映消费者的欲望，使他们的要求变为现实，我们不得不使技术屈从这一目的。

这就与艺术创作大不一样，艺术创作不管怎样也要受到社会心理倾向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制约，它总是来源于艺术家个人的自由心灵，在反映社会对艺术的审美需求和表达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情感这两方面，艺术家往往更偏向于后者。孤芳自赏的艺术作品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作品，而孤芳自赏的设计绝对不是好的设计。

技术美的缺点就这样凸出了。它的偏重理性势必造成感性方面不足，情趣不足，活泼生机不足。前面我们已谈到它过于“冷”，因而它对人性有抗拒的一面。由于它的偏重共同美，势必造成一般化、普遍化、程式化，而不能充分体现审美最可宝贵的个性、创造性、自由性。

基于“技术理性”具有反人性的一面，20世纪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评，并提出“技术人道化”的主张。德裔美籍学者弗洛姆就是其中卓越者之一。弗洛姆认为现代的技术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应想办法将它引向人道化的道路。在他所提出的具体方案中，“激活个体”是最富有美学意义的。目前许多学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业发达的国家亦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这些势必影响技术美的发展。可以肯定，未来的技术美应该是更能符合人的本性，更能给人带来巨大愉快的美。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7期

[1] 此文为2001年8月27～31日在东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美学会议上的发言稿。

[2] 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s History（London，1961）p.354，转引自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61页。

[3] Max 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The Sebury Press，1974）p.3，转引自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4] ［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