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77年初夏。在北京大学一间明亮的书房里，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要学好外文，不仅要通过外文吸收西方的美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外文向西方世界介绍我们中国的美学。朱先生的话连同他书房灿烂的阳光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他那次送我的英文版《柏拉图选集》我一直珍藏着，视为至宝。

朱先生说这番话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国门已经打开，西方学术、文学、艺术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在中国美学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1980年，当时主持《美学译文》的朱狄先生让我译英国美学家哈罗德·奥斯本的一篇美学论文，我找了一位朋友合作，将它译了出来。当时，心中实在无数，不知道译得行不行。于是将译文寄给了朱光潜先生，想请他老人家审读一下。不久朱先生将译稿寄回了，信中说：他比较忙，加上年纪大了，眼力不好，我们的译文是他的儿子、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朱陈审校的，朱陈的英文与中文均好，可以放心。后来，据朱先生的侄子朱式蓉教授说，尽管朱陈已经将文章审校了，朱光潜先生还是将译文看了一遍。朱先生去世已经17年了，朱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曾在《我的美学引路人——朱光潜先生》（载《名人传记》1989年第5期）和《关于朱光潜先生译稿的说明》（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中谈到过先生对我的教诲与提携，但这件事没有写进去，我想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表达对朱先生的不胜感激之情。

由于我上大学是在“文革”前与中，英文一直没有学好，但我一直在学。先是做点儿翻译，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奥斯本的论文外，我还译过一本名为《人生道路的选择》（［美］戴维·坎贝尔著）的小册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译过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部分章节，发表在《江苏美学学会通讯》，译过美国著名学者、作家爱默生的《论美》以及一些美学词条，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在《美育》上发的译文我都用笔名。马奇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选用了我译的爱默生的《论美》（原载《美育》1984年第2期.笔名“东行”），当时版权意识比较差，也未向马先生要过稿费与样书，马先生一直不知道是我译的，别人也不知道。马先生能将我这篇译文选进去。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哪还想到要稿费？马先生也是对我有教诲、帮助之恩的美学家，他今年过世了。借此机会表示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与崇敬、感激之情。

由于这些活动，我与国际美学界也建立了一些联系。1989年，我加入了美国美学学会，成为它的外籍会员，同时也加入了国际美学学会。时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长、后来连任两届会长的阿诺德·柏恩特教授成为我的好朋友。1992年，美国长岛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给我发函，邀请我去讲学。很遗憾，我因故未能成行。是年，我获得包兆龙、包玉刚出国留学奖学金，1993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公派去新加坡访问、讲学，这个机会，对我来说也很难得。包氏基金会在此前从没有给过文科学者出国留学奖学金。我是第一个获得此奖学金的文科教授。非常感谢当时任基金会主席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教授。在新加坡，我除了在国立大学中文系讲《禅宗与中国美学》外，还在实践艺术学院面向社会开了《周易》、美学两个系列讲座，听课的有大学生、经理、董事长、编辑、教师，也有工人。当时我还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及别的报刊发表了好些文章（后来收集为《天地人沉吟》，由新加坡热带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最为强烈的感觉是，新加坡人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欢迎。新加坡我后来又去过两次，这种感觉依然强烈。

2000年后，我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向欧洲、日本转移。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我认为日本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日本过去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京都、奈良还保留不少中国唐代风格的建筑。但日本在东方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在日本，一方面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融合也做得很出色。我在日本访问两个多月，谈中国文化，谈中国美学，日本朋友感到都能接受，同样对于日本的文化特别是那些可以从中国找到渊源又经日本人发展了的文化，我也感到特别亲切。

在日本访问，感觉最深的是日本人在融合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力求创新的精神。我在日本信州大学感性工学科访问一个月。感性工学这是日本人创造的新学科，从运用高科技手段特别是电脑技术来说，它是理工科的某一个专业。就其落实到产品设计来说，像是工业设计专业；就其注重人的感性来说，又俨然是美学。这个学科，还大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将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提到哲学的高度。这是一门理工科与文科相结合的新兴学科，非常有前途的学科。

日本对于文化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也走在世界的前列。2000年我曾参加过一个由联合国大学主办、韩国清州市政府承办的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那个会上，日本的一个小城市金泽介绍了经验。2001年我应金泽市政府邀请去金泽参加世界工艺都市会议，深深感到这个城市的魅力。还是1988年，阿林德·柏林特教授寄给我两篇他写的关于城市美学的文章，当时只是感到很新鲜，觉得未必哪个城市的市长会去实践他的城市美学。而在金泽所看到的，除了一个“美”字，我不好用别的字概括。城市的美与城市的高效率实现高度的统一，金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去欧洲访问，感觉又不同。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我与哈帕拉教授讨论过中西美学的差异，的确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但也不是不可以交流。我发现，正如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感兴趣一样，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从总体上来看，两种文化是在趋同。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2002年国际应用美学研究所夏季学校举办的研讨班名为“非视觉的美学”。我们知道，西方美学的传统是强调视觉与听觉两种审美感觉的，现在提出“非视觉的美学”，显然与传统有异而有些向东方靠拢了。在这个班上，有位俄罗斯的博士大谈味觉的美学。我也在这个班谈“味”与中国美学的关系。尽管他理解的“味”与我谈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味”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味”，我们是在趋同了。研讨班做了很多试验，比如让我们打着赤脚在山坡上、室内行走，感受触觉的美感。又如让我们在一个没有光亮的黑屋子过上一夜，听流水的声音，闻面包及各种烤肉的香味。这个试验名曰Darkness。这个研究班给我的启发是，审美的实验心理学非常重要，而中国几乎没有，亟待做起来。

我今年去欧洲参加的第五届环境美学国际会议也是很值得介绍的。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农业美学。欧洲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值得重视，但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农业美学的实践。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农业博物馆、农具博物馆、现代的农场和专为游览建立的传统农庄。传统农庄给我的感觉特别好，仿佛回到《德伯家的苔丝》所描写的那种古老的农村。在这里，给羊群喂上几把青草，吃上一顿农民的野餐，欣赏农家的歌舞，最后与农民一起狂欢，其乐趣，让人一生难忘。

加强美学与生活的联系，是当代西方美学的一个发展趋势。环境美学的国际会议已开到第五届。森林、水、沼泽、风景区等专题性的美学都开过国际会议。当代美国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先生一直很重视应用美学研究。他原本是研究理论美学的，很有成就，同时还是钢琴家，但他一连出版了三部环境美学的论著，同时又在提倡城市美学，他的这些成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际美学学会会长卸任后。他应邀担任了国际应用美学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后来，他还推荐我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席。说西方重视应用美学的研究，当然不是说就不重视理论美学的研究了，事实是，西方美学界在理论美学的研究上并不放松，现象学美学、实用美学、人本主义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仍然受到重视。

应该说，中国美学这些年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美学基本上是接轨的，但是。我们的美学关注时代、社会似不够，我们的美学理论还跟不上时代、社会的变化，而现代生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烈地呼唤美学。21世纪应该是美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003年9月9日

此文为拙著《境外谈美》跋，《境外谈美》

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