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江之滨归来，书案上已摆放方修先生新寄来的《重楼小诗》，墨绿色的封面上有方修先生的侧面头像，不知是哪位画家的手笔，画得逼真传神。先生的眼睛透过镜片射出睿智的光芒。

久违了，方修先生，您好！

一、“但求鸿爪长矫健”

我最早得知方修先生大名是在新加坡诗人槐华的诗集里。后来槐华告诉我，方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凭个人之力编辑了《马华文学大系》，并撰写《马华新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马华文学思潮的演变》等皇皇巨著。这足以使我钦佩不已。我深知，这种筚路蓝缕的开创是何等艰辛。

记得1993年我首次去拜访方修先生，他在大客厅接待我，那客厅全是一排排塞满图书的顶天立地的书架。地上也堆满各种报纸、杂志。不消说研究，就这资料的整理就足以将人的精力榨尽，而且还不一定能有全部的成功。

先生是何等的艰苦卓绝，何等的精进不已！

这回读先生的旧体诗，总算探到了先生的心路历程。

开篇《假日偶成》写于1948年冬，先生时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地教书，生活很不安定，差不多每学期都换一间学校，可谓“背将琴剑漂东西”了。生活是艰辛的：“业操卖嘴敢嫌贱？价比佣奴不算低。”然先生意志不衰，自持达观：“差幸眼花未百度，验知酒病正初期。但求鸿爪长矫健，到处天涯踏雪泥。”好个“但求鸿爪长矫健，到处天涯踏雪泥。”这正是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难得的其实不只在“到处天涯踏雪泥”的韧劲，还在骨子深处那份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先生那时也许还未动手写《马华文学史》，但研究马华文学史所需的那种达观奋进的精神正在此潜藏了。

先生有一首《沁园春（感怀）》**治马华文学史衷曲，感人至深，词云：

廿载耕耘，不赶热场，不要虚名。

愿罗浮宫下，长充木石；

兰台馆外，永作园丁。

文事钩沉，艺林月旦，辨伪存真是准绳。

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

文凤卑薄堪惊！总见责，帮理不帮亲，

看满怀恨毒，含沙射影；

连篇谗诼，疑鬼疑神。

旧识成仇，新交反眼，得志小人更横行。

浑余事，任小楼一统，自遣阴晴。

这首写于1973年的词颇能见出方先生治文学史的心态。“不赶热场，不要虚名。”这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基本立场，才能真正做到“辨伪存真”，才能真正做到“帮理不帮亲”。治史是为后人留下一份比较真实可靠的文化遗产，提供一面真正可以“正衣冠”乃至可以“正心”的借鉴，岂可因一己之私利而涂抹历史？方修自然是有情感的血肉之躯，有物质的需要也有亲情友情的需要。然在义与利、理与亲的矛盾上，坚决地取义取理。这委实是很不容易的。这首词的来历据说是：某位友人对方修谈一场文艺论争不满，认为方修不够朋友，不能在文章中为之说好话。我不知此友人读完此词后感想如何。笔者的文字生涯中也遇到与先生类似的问题。先生处理的正确态度给我树立了榜样。

从史家或者说论者角度说，“不赶热场，不要虚名”是重要的；但就所论对象来说，也还有一个持正确态度的问题。先生的《水调歌头——读〈比利自传〉》其中说到比利的“四戒”：“戒抽烟，戒喝酒，戒荒唐。又加一戒，不读吹捧大文章。”这最后一戒，给世人尤其是名人敲起了一记警钟。岂独球王应如此，所有小有成就乃至大有成就的人皆应如此！

我第二次见到方修先生是1995年，这次是长河先生陪我去的。先生依然是神采奕奕，依然是谈锋甚健，依然是送了我许多书。现在是1998年，先生还那样执着，那样奋发，那样精进吗？我才收到的连同《重楼小诗》一块寄来的《马华文学史百题》就是一个回答。这本书我粗粗翻阅一过，读来甚感先生记忆清晰，思路通畅，睿智英发，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字里行间那种战斗的气息，充满生命的活力。

我又一次想到了先生1948年冬写的诗句：“但求鸿爪长矫健，到处天涯踏雪泥。”

二、“欲献涓涓慰远行”

方修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也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我透过方修先生为文坛朋友、新秀写过的文艺评论，深深感到方修先生的评论准确、犀利，充满热情。记得方修先生为马来西亚作家、诗人田思写过评论，他概括田思的诗歌风格为“朴素谦诚”。我认为很对。后来，我为田思写评论，肯定这一断语。

在方修的这本旧体诗集中，也有一些文艺评论。所评的对象有些我也是很熟的，如适民、网雷、爱薇。我认为先生用诗歌这一体裁论诗、论文既是中国古代杜甫、元好问所开创的以诗论诗传统的继承，又是一种新的创造。因为古代似还未见以诗论文的。而先生的《题爱薇著〈小镇的故事〉》则别开生面，用诗来评小说了；《读网雷散文三题》则是用诗评散文。

依然是准确，如论适民诗：“君诗多警句，过目每难忘。”评网雷的《写特丽莎》：“遥天来圣卡，一岁一传奇。爱心无肤色，怎分东与西。”

依然是热忱，如评爱薇的小说集《小镇的故事》，在用诗的形式概括小说的内容之后，作者又在补记之中写道：“照我看来，作者的意图是充分完成了的，虽然个别的一两篇可能写得不完整。例如《棋高一着》，然而，整体来说，这十多个短篇凑合起来，却构成了一幅内容颇为丰富的生活画卷，把小镇的民情风俗以至社会面貌的变化，都鲜明地勾勒出来。”

又比如《题祥雄画集》，热情地肯定画家祥雄“七年辛苦不寻常，淡彩丹青又百张。花鸟虫鱼饶意趣，甘榜人物更当行。”在诗的后记中又用他惯常的散文笔墨谈他对祥雄画的感受，完全是朋友的口气。我想，祥雄读这样的评论是很舒服的，很服气的。祥雄我虽未谋面，但他的画我读过，的确如方修先生所说，风格疏放、洒脱、清新，气氛是宁静的。

读方修的文章，常感到他对所谓“肚里空”“特种人物”的批评是相当尖刻的。在诗里他也批评了这些人物，如《特种人物杂咏》。读这样的诗，仿佛读鲁迅的某些旧体诗如《教授杂咏》。语多讽刺，实是诗体杂文。笔者不谙马华文坛，具体人事不在论列。我想说的是，方修谈及文坛是非比较激烈，而在评论作品时则温和得多了。你看他评论祥雄的画作，措辞相当地有分寸，涉及判断的地方，他常用“觉得”“大概”“也许”“较为”这些游移模糊的概念，生怕评论错了，生怕伤害了画家。

当然，在他认为值得高度评价的地方，他并不吝惜美的词汇。如《怀杏影》：

万马齐喑盼晓钟，

野蒿蔓密瘴烟浓。

一枝新采清香甚，

展播贞风十二冬。

诗中写的杏影是先生的朋友，老报人，1954年初开始主编《文风》，其后又主持《南洋公园》《青年文艺》等副刊，编辑生涯达12年。先生赞杨杏影主持的文艺副刊如“一枝新采”“展播贞风”，这种评价是很高的，又觉得很贴切，丝毫没有吹捧的意味。

对于同样从事编辑工作的甄供先生，方修也满怀喜爱之情。他吟道：

愚公去后阮嵇狂，

停来唤谁话苍凉？

却喜甄生勤恳植，

一畦新绿稻花香。

好个“一畦新绿稻花香”！编辑的工作亦如种植，那经过他发出的一篇篇诗文正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啊！

笔者两次访问过新加坡，深深感到在新加坡从事文学（包括文学研究）事业是很不容易的，那基本上是个人的事业，国家很少给予补贴。新加坡是没有国家养的专业作家的。大体上，作家、诗人均以写作为第二职业。然新加坡人民同样需要文学，需要这份精神食粮。比之中国的作家，我认为新加坡的作家更应受到尊敬。他们的工作，亦如方修先生写的《仙人掌》：

敢与仙峰争令名，

平沙旷野一枝生。

剧怜朔漠干枯苦，

欲献涓涓慰远行。

方修这首诗本是献给仙人掌丛书的编辑和作者的。我看也应是方修的夫子自道。“欲献涓涓慰远行”，涓涓虽小，但众多涓涓则必汇成大河。可尊敬的新加坡的文坛艺苑朋友们！

三、“眷眷故人心”

《重楼小诗》中有若干怀念亡友的诗词，我认为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前面引录的《怀杏影》即其一。作者的《怀杏影》还有一首。这首不涉及文艺评论，只谈情谊，所举事例不过平时在一起吃饭、聊天等琐事，但正是这些琐事透出的情感特别显得真挚动人。诗云：

浅斟犹记鳝鱼糊，石火灵光说读书。

话到人情多感慨，死生不负数周瞿。

诗写得再朴素不过，但很有韵味。如果说《怀杏影》重在以生活琐事抒情怀人见长，那么，《烛影摇红——和王君实遗作》则重在歌颂亡友的风骨高节。由于题材有别，虽情感一样真挚，但格调就有区别。前者低回婉转，情致绵绵，后者则悲咽愤激，引吭高歌。词云：

玉碎星沉，当年曾黯狮城月。

书生风骨见艰危，千古扬高节。

谱就长歌正气，更何须、著书立说？

拜伦投笔，完淳舍生，并称英哲。

名将美人，人间未许看华发。

笑他文苑众班头，五斗竞腰折。

还有蚍蜉撼树，甚情由，呢喃不歇？

闲愁独我，辑写佚篇，缅怀行先烈。

据作者1997年写的补记，王君实是积极参加抗战的新加坡作家。狮城陷落时遭日寇搜捕，因不欲连累居停主人，毅然跳楼自杀，时年仅23岁！真可说少年英烈了。君实善词，他作于1939年7月的《烛影摇红》虽难免有些幼稚，格律欠工，但那韵味俨然是古典式的，特别是词中透露的爱国情感、少年壮志说得上力透纸背。我很喜欢王词，不妨从方修的补记中录之：“天近人远，不堪梦底关山月。世情流水算浮生，相识愁时节。别后相思一水，客心淡风展难说。鹦鹉休问，琵琶寻思，眷予艾哲。玉柱沾式，诉尽长心与短发。李广数奇难封也，零落谁怜惜。狂言冰清玉洁，从今后，欲说还歇。人杨俱瘦，离绪飞扬？独怀江月。”

虽然，王君实的这首《烛影摇红》流**出一种淡淡的悲愁，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也许正如词中所写：“李广数奇难封”，报国无门。方修的和作从歌颂烈士的爱国气节着笔，则是另一种情调了。读此词，我有读辛词的感觉，作者以议论入词，纵横捭阖，气势磅礴，重在识见。词作起笔不凡：“玉碎星沉，当年曾黯狮城月。书生风骨见艰危，千古扬高节。”此一句搌起全篇，可谓光英朗炼，掷地作金石声。作者认为：“谱就长歌正气，更何须、著书立说？”是的，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敌卫国应是第一义，因而“拜伦投笔，完淳舍生”，可“并称英哲”。作者将王君比作夏完淳是非常恰当的。夏完淳是明末少年诗人，14岁随师陈子龙起兵太湖抗清，17岁被捕，慷慨就义。夏完淳起兵时，有诗云：“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可谓壮志云天。被捕后身陷大狱，仍斗志不衰：“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有志不在年高，夏完淳如此，王君实亦如此。所以，作者慨叹：“名将美人，人间未许看华发。”

作者感愤小人对英烈的中伤，指斥为“蚍蜉撼树”，正是为了缅怀先烈，愤而成词，是和作，更是颂作。作者深信“青山亘古伴忠骨，史册无情记巨奸。”（《读抗战史话奉和Y君》）

读方修先生怀友之作，我感到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深沉。这深沉既含有对朋友的情谊深厚，又包含有对人对事的看法深刻。除了上面引录的作品外，我觉得《悼高湖》《悼蕴朗先生》《答沉思先生》都很有识见。特别是《悼蕴朗先生》，作者追怀20世纪40年代与蕴朗的交往，对蕴朗当时的气话“你呀！老是要我做坏人”生出新的理解，感叹道：“后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阅人多了，所见的大都是些烂好人或形形色色的两面人，所谓‘坏人’反而是稀有品种，这才感觉到李先生这句话的分量。”故而在诗中吟道：

战斗呼声在，

“坏人”不可寻。

长宵有爝火，

眷眷故人心。

方修先生在后记中说自己的旧体诗词作品，“论技巧，又是频频失粘脱韵，严重出格，行家一看就知道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我看是谦虚。诗言志，格律之类向来就不是重要的。不少诗词大家不以格律妨碍情感的抒发。苏轼的词作就遭到李清照等人的讥评，说的也是不合词律，即所谓“本色”。龚自珍是大家了，但他写的近体诗不少是不合律的，就以他的《己亥杂诗》为例，315首诗中有20余首押仄声韵，这是近体诗格式不允许的。

我倒觉得方修旧体诗词写得不错。旧瓶装新酒，形式是旧的，思想情感则是新的。它有旧体诗词的韵味，但又没有古人所作的那份陈腐。它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这样写旧体诗词我认为至少可以聊备一格。

最后，我亦有一诗赠方修先生：

文章合有波澜老，

岁月应作珍奇看。

童心永护君尚健，

叱起海红染西山。

1999年9月6日

原载新加坡《艺术天地》1999年第1期（总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