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学院是我的母校，这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她的前身是抗战时期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抗日战争后，这所学校解散了，主体部分合并到了湖南大学，1953年，从湖南大学中分出一部分，又合并了外省的一些高校，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此所学院后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进入了国家重点扶植的211高校行列，目今已发展成一所科研实力雄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高校了。

由于“**”的原因，我在湖南师范学院待了近五年的时间，直至1967年4月方才离开这所学校。回忆当年的生活，最有价值的就是我接受过许多优秀老师的教育，他们每一位的风采我都记忆犹新：

记得进大学，听的第一堂课是“文选习作”课，任课的是曾铭修老师，中等个儿，胖瘦适中，比较斯文，上课有**，语音铿锵，作金属声。最有特征是戴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厚厚的镜片，好几层圈，有时好奇，很想看到镜片后的眼睛。

曾老师第一堂课是谈才过去的高考作文。作文题有两道：《说不怕鬼》《雨后》。我做的是第一道。至今还记得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我们是唯物论者，这鬼本是没有的。”对于这篇作文，自我感觉是不错的，然曾老师说，这《说不怕鬼》文体应是杂文，我一听，糟了，我当论说文来写了。想想，这题目中有一“说”字，确实应是杂文。当下我就非常佩服曾老师。

曾老师的课主要是文学欣赏课。曾老师擅长审美分析，寻常语句，经他一分析，灿然生辉。曾老师似乎比较喜欢文学性的散文，一年级第一学期，这方面的文章讲得多，他也布置我们写这种散文。记得课堂上学过《白杨礼赞》，他就要我们也写什么的礼赞。我想了许多礼赞的对象，有太阳、月亮、松树，最后选了女贞树，我们教室前后栽的就是这树。女贞树长青，不择土壤，生命力比较强，亲和人，就是个头小了点。我自觉文章写得还行，不过，老师只给我四分（最高分为五分）。后来，作文总结时，曾老师念了别的同学的文章，我发现我还是写得不够好。

大一的第二学期，仍然是曾老师上文选习作课，不过，范文讲解和作文练习均转到了论说文，为配合论说文的教学，曾老师专门为我们讲“形式逻辑”。由于一年级第一学期上过“文学概论”课，因这课，我迷上了文学评论，这文选习作课的论说文训练，就正好接上去了。非常幸运的是，因为上这门课，我得到著名作家、记者严怪愚先生的指点。

严怪愚是抗战时期著名报纸《力报》的主编。据说，汪精卫叛逃投靠日寇，是严怪愚最早得到消息写文章揭露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湖南通俗文艺出版社社长。严也是作家，出版过一本儿童剧《金丝雀》。1957年，严怪愚被打成右派，此时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很巧的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严悦是严怪愚的亲弟弟。我上湖南师院，严悦老师让我带一信给严怪愚先生，拜托他多关照我。虽然我将此信交给了严怪愚先生，我们也算认识了，但严怪愚老师是右派分子，我也没敢多去见他。没有想到，在我上大一第二学期时，严怪愚竟给安排来给我们批改作文了。据说，这是当时的系主任马积高教授的主意。“**”中，马老师因此还受到批判。

每次作文交上去后，我就去严怪愚先生的住处，问我的作文写得如何。严怪愚那时住在语数楼三楼楼梯转角处的亭子间里，一个人住。每次去，他总是详尽地为我说我作文的优点和缺点。去得多了，人熟了。他竟然提出，让我先看同学的文章，并试着写批语，写在另一张纸上，然后他再看。这样，我也就做一回老师，学着看作文。当然，这是需要保密的，我谁也没有说。

有空时，严先生也与我谈学生作文以外但相关的事，他说，论到写文章，鲁迅外，沈从文、老舍很重要，他们的文字很好，是辞章家。他们的作品要细细地读。后来，我也真个将这三位作家的书找来，细细地读了。谈到写文学评论，严先生建议我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奥赛罗导演计划》。我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来了，我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特别注意发掘台词中的人物心理，非常重视台词的动作感。在此基础上，他分析，演员说这台词时声音的高低、快慢，神情与动作。斯氏的许多分析堪称精到、细腻，让人拍案叫绝。那时，我对现代文学产生了兴趣，试着写《论曹禺〈胆剑篇〉的语言艺术》，用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分析方法。记得文章是在1963年的寒假写的，那年寒假我没回家，每天坐被窝里写，旁边就放着《奥赛罗导演计划》。

难以细说与严先生论文的那段岁月，一般我是在语数楼晚自习后去严先生那里的，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严先生健谈，谈得高兴处，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显得很阳光。记得有一次，在严先生处待的时间长了，回到宿舍，大门已关，无奈，只得又回到严先生住处，与严先生裹同一床被子，对付了一夜，当时心里很是害怕，天一亮，就赶紧溜回宿舍。

如此亲炙严怪愚先生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写文艺评论的功底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严先生。

大二我们上现代文学史课了。给我们上这门课的主要是蔡健老师、魏竞江老师。

蔡健老师那时就白发了，其实，他应是中年，蔡老师个头不高，方形脸，喜欢穿中山装，他腰板总是挺得很直，精神矍铄，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很注重仪表和谈吐，同样很有教授的范。

蔡老师主要给我们讲鲁迅。蔡老师讲课精练、准确，注意用连词、转折词，也很重视用文学评论常用到的一些形容词，句子一般较长，由于语句基本上书面化，加上蔡老师讲课**洋溢，这整堂课听下来，简直就是在欣赏一曲结构严谨的交响乐。而如果能逐字逐句记下来，那就是一篇好文章。蔡老师这种书面化的表述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做教师，有意学这种表述，尽量地将自己课上成一篇结构严谨、语言精练的文章，像蔡老师那样。

魏竞江老师讲课的风格与之不同，魏老师是那种散文式的讲课，行云流水一般，故听起来很轻松。魏老师做过导演，他的讲课伴有手势，兴到处，颇有些忘我。魏老师最擅长的是分析话剧，一次学生活动，我专门去请魏老师讲曹禺的《雷雨》。

由于受蔡老师、魏老师的影响，我当时喜欢上了现代文学史，有段时间，我甚至想以后专门做现代文学史研究。大学那几年，蔡、魏两位老师的家我走得很勤，每次去聊天，两位老师都热情地接待我，每次都是谈学问，每次都很尽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学术的盛宴。

王石波老师当时很有名。我们一进校就听说中文系有两位高级讲师，其中之一是王石波，那时教授极少，一个系也不过一两位，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不过，王石波的出名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1959年他被批判过，说是“白旗”。当时，被当作“白旗”拔的，都是学问很好的学者，中文系有著名的国学大师马宗霍。马宗霍在湖南师院受到批判后，一气之下跑到北京中华书局做编辑去了。我进师院时，马宗霍早去了北京。另外，也听说王石波相当地傲气，不太与人交往，如此等等。在王老师上课前，我们心中就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期待。

王老师来上课了，他年纪不算太大，五十多吧。中等个子，略瘦，平头，方脸，轮廓分明，颧骨微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果然是桀骜不驯的气概。王老师的口音我听不出来，不太像湖南人，但绝不是北方人。王老师走上讲台，没有任何导语，直接进入主题，整个一堂课，绝无废话。王老师从不拖堂，下课铃声一响，即宣布结束。

王老师上课有自己的风格。他他不像有些老师讲课，先娓娓动听地讲故事，让学生进入故事以后，再去慢慢地去体味作品的美妙与作品的意义。王老师大体上先是端出一个框架，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结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一一析来。他的讲课理论性很强。王老师只给我们讲了一个单元的课，记得是讲俄罗斯文学。

王老师不太与学生交流。王老师的课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没有去与王老师说过话。其实，我是很想与王老师聊天聊学问的，然我不知怎的，有些不敢，王老师拒人千里的神情让我有些怕。有好几次，我从王老师住的赫石坡村经过，都没能去敲王老师的门。我想，王老师心中一定有一个锦绣的世界，那里肯定有很多的宝藏。当然，也肯定有许多委曲与牢骚。现在我能理解，一个在政治上受到批判的人，是没有心思与别人交流的。

众所周知，中文系的重头课是古代文学。与综合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偏重于史的描述不同，我们师院的古代文学课，则更注重单篇作品的分析。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古代文学课时多，我们的这门课自先秦一直讲到明清。

中国古代文学课首先开讲的是宋祚胤教授。宋老师古汉语功底很深厚，他讲作品，不只是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还从汉语学专业的角度去讲解字、词、句。通常的教法是从字、词、句开始，一句一句地讲，然后，一段一段地归纳，最后全篇总结。这样，一篇作品往往要讲上好几个小时。尽管讲得比较慢，但很扎实。宋老师给我们讲古代文学我记得是讲了一年，印象最深的讲《离骚》，宋老师逐字逐句讲，全文373句，讲了好几个星期。宋老师讲的作品，均要求背，《离骚》我不仅可以直背，还能倒背。

上宋老师的课，感到古文功底非常好，似乎读古书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我们读古书离开注释就不行，遂问他，您看古书是不是不要看注释。宋老师严肃地说，没有谁看古书不要看注释的。当时我很惊讶。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注释在中国文化典籍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人为经典做注释，不只是为了解决文字障碍的问题，还往往是为了借此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正因为如此，这注后来又为人解释，如此层层解释，这学问就越做越大了。重视看注释，善于看注释，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基本功。我终于明白，宋老师说谁都要看注释时为什么那么严肃了。

我喜欢与宋老师交谈，故不时去他家访问，每次去，宋老师都是欢迎的。我曾好奇地问过宋老师的求学经历。宋老师告诉我，他是浙江大学的学生，抗日那会，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抗战胜利回返杭州。宋老师的大学生活是在遵义、杭州两地度过的。后来，我去浙江大学中文系做教授，想到宋老师曾经在这个中文系做过学生，感到特别亲切。在我的大学老师中，宋老师是学术意识很强的一位，宋老师讲课，总是在梳理前人和同代人观点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周易》研究，更是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在国内众多的《周易》研究中，宋老师的研究自成一家，特色鲜明。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也没有人能驳倒他的观点。

我们的古文基础主要是在宋老师那里打下的。毕业后，同学见面，谈到宋老师，没有不称颂不已、感激不已的。

古代文学唐宋部分是羊春秋老师上的。早在羊老师给我们上课前，有关羊老师的一些传奇就在我们学生中流传，说羊老师过目能诵，写文章不用打草稿，出口成章。因为有这些传奇在前，及至他给我们上课，我们就显得特别用心。

羊老师讲课总是面带微笑，他不一味沉浸在作品的境界里，而是清醒地将作品的中的美一一展现给学生看。羊老师讲课，重要特色是引证丰富，资料翔实。他讲课口齿很清楚，语速适中，记笔记不累。翻看当年的教材，上面保留着许多当年听课的笔记。羊老师讲苏轼的名篇《念奴娇》，我的听课笔记其中一段是：“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贬谪黄州，政治上非常失意。苏轼如果将这种感情直截表达出来，势必为王安石所发现，同时也缺乏艺术性。于是，他就用江山的壮丽、江山的永恒来反衬人生的短促，人生的渺小。这样，就使人产生错觉，认为这首词很豪放，其实，这首词是以消极的情绪作为基调的。李白以来很多诗人用这种方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词的下阕用周瑜的功业来反衬自己渺小，词意层深，最后导入‘人生如梦’的泥坑，全词塑造一个‘我’的形象，这是一个消极的形象，对他的评价不能太高。”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时代的痕迹非常鲜明。

羊老师教学之余喜欢做学术研究，1965年讨论清官问题，羊老师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论文。当时的我，已经对做学问很有兴趣了，也试着写学术论文，于是就时常去拜访羊老师。那时学术界也正在讨论宋江是不是投降派的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评宋江》，送给羊老师看了，羊老师认为不错，推荐给了当时湖南大学副校长也是省文联副主席的魏东明。

羊老师后来调到湘潭大学组建中文系，我们仍一直保持着联系。有一年（记不准哪一年），我从杭州回长沙，得知羊老师生病住进了湖医附二院，专门去看他。羊老师身体已是很虚弱了，然还是打点精神与我说话。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羊老师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仍然十分清晰。

我们在师院中文系念书时，马积高教授是中文系系主任。马老师上课不多，但我们有幸在大三时听了他的课，他上的也是古代文学课，记得是讲明清文学。另外，我们听过马老师的一个讲座，记得是关于“四书”“五经”的讲座，时间是1965年，讲座的立意是批判儒家文化，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马老师也是不得不这样立意的，但对我们来说，这讲座倒是起到了普及儒家文化知识的作用。我还清楚地记得，马老师那天情绪很好，讲完后，在教室外边的走廊上和我们说着话。

马老师的学问之好在湖南师院是公认的。早在听他课前，我就读过他的书，那是研究关汉卿的专著。后来，马老师出版了《赋史》，这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学术专著。马老师关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也很有成绩。我的书架上就有他1998年送我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书。扉页有他的题词：“望衡同志正之，马积高，1998.10.30”我曾与马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廖可斌谈论过马老师，我们都认为，马老师算得上中国第一流的文史学者。如果能给他更多的时间，他肯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离开湖南去浙大任教后，我就比较少见到马老师了，不过，回长沙时我也去看望过他几次。马老师精神气概如故，说话时脸上不时闪现出顽童般的笑，带有衡阳腔的普通话，流露出学者特有的幽默。

说到古代文学的老师，有一位先生是不能不提起的，那就是李祜教授。我们进校那会，他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我只听过他一次课，那是一个讲座，讲题是《毛泽东诗词欣赏》。李祜教授讲得实在太好了。李祜教授嗓音很好听，男中音，浑厚，低沉，富有磁性，语速恰到好处，不紧不慢。在我听来，那声音就像是月夜流动的清泉，淙淙有声，又光影斑驳。已记不清李祜老师讲的具体内容了，但他那修长的身姿在讲坛上的精彩呈现，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中文系老师中与我现在从事的美学专业关系最密切的是杨安仑老师，杨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杨老师对我教育与帮助最大，他是我走上美学这条道路的引路人之一。

我最早知道有美学这样一门学问，就是看了杨老师的一篇文章。那是1963年，湖南师院举办校庆学术报告会，我不知从哪里获得了杨老师为这个报告会写的一篇讲稿，题目好像是《论美》。读了后很感兴趣，美学的种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在心田播下了。

后来，我到图书馆找美学书籍看，最感兴趣的书是《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辑，集中收了许多美学论辩的文章，讨论的中心是美的本质。诸多名家在这里摆开了战场，他们中有朱光潜、蔡仪、李泽厚、洪毅然、马奇等，这些人后来我都认识了。杨老师那篇论美的文章也是参与论辩的。于是，这美的本质的问题就成为我心中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我毕生研究的课题。

大学毕业后，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周末有时也过湘江去湖南师院看望老师，一次本意去看羊春秋老师的，结果敲错了门，进了杨安仑老师的家，杨老师很热情，他知道我喜欢美学，谈得就更投机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河去看望杨安仑老师。杨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月能考上北大中文系，是很不容易的，杨老师这一出身就让我崇拜不已。多次交谈中，发现杨老师学问很大，“二十四史”全读过，而且不只读一遍。我参观过杨老师的书房，古书、文艺理论这两类书基本齐全，谈起其中任何一部书，他都很熟。这就更让我崇拜了。杨老师偶尔也给我讲点北大的掌故，所以，每次与杨老师谈话，不只是很好的学习，还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1977年，我想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美学研究生，杨老师很支持，表示愿意指导我。那次考试，规定要读的参考书中有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等。这些书是有些难读的。于是，杨老师给我辅导，这无异于在浓密的森林中为我指出了一条路。考试临近了，杨老师为我出模拟考题，又给阅卷，阅后指导。由于有这样指导，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尽管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我没有能上北京读研究生，但因为参加这一场考试获得了杨老师的指导，为我今后从事美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0年春，我与杨老师都获得了参加中国第一届美学会议的邀请，我们商定一同前往。会议地在昆明，火车整整走了两天方才到达。这届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我与杨老师均成为学会首批会员。会议散会的前一天，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负责人齐乙召开各省联络员会议，每省市一名联络员，联络员的工作除了与总会联系外，还负责回省后筹备省级学会。湖南这次一共去了三名代表，除杨老师与我外，还有湘潭大学的潘泽宏。三人中，我是最年轻的，学会就让我做联络员。会议结束后，我与杨老师商量筹备湖南省美学学会的事，杨老师提议让魏猛克出任会长，杨老师说，魏猛克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与鲁迅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湖南省首届文联主席。他德高望重，出任会长一职便于获得省政府的支持。我自然同意杨老师的意见，于是，我们俩就去省文联大院拜访魏猛克，魏欣然同意。1982年春，湖南省美学学会成立。李泽厚被邀请与会指导，同时，还安排做了一次讲座。讲座在省工人文化宫举行，来听的人很多。这些活动结束后，我陪李泽厚老师去长沙郊区看了他父亲的墓，去宁乡看了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他上过的中学，还去了岳阳，参观了洞庭湖、岳阳楼。杨安仑与李泽厚是北大同学，只是李在哲学系，杨在中文系。此次李的到来，杨是很高兴的。

“**”后美学研究勃兴，有点像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热。杨老师是活跃分子之一。他的《美学初论》是“**”后最早出版的美学著作之一，影响很大。他的这本书获得了湖南省的文艺理论著作奖。杨老师是当时最早比较深入地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专家之一，他的《论境界》一文很有分量，是当时重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成果。基于杨老师学术研究成就辉煌，《文艺研究》还专门发文评述他的美学思想。杨老师做论文重视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文风朴实，结构严谨，我学习写美学论文，受他的影响很深。

大概是2003年，湖南师大举行大型的校庆，中文系请我做一场报告，报告后，我去看杨老师。杨老师仍住在赫石坡，但不是过去的平房，而是楼上楼下一栋屋子。杨老师从楼上下来，与我亲切的交谈，师母也在。师母是医师，她很客气，总是称我陈老师，弄得我有些尴尬。在杨老师面前，我何敢称老师。那天，我与杨老师随意聊天，很轻松的。我问了问杨老师儿子与女儿在美国的情况。杨老师退休后常住美国。有几次，我去湖南师大访他，他没有回来，怅然不已！

想想杨老师对我的指导，温馨之情充溢心房。没有杨老师的指导，我也许不会走上美学这条道路。

杨老师，说不尽地感激您。非常想念您，真希望与您重相聚，品茶，喝酒，纵谈人生。

大学老师很多，上面回忆的仅限于有教学关系的老师，主要是中文系的老师。还有的老师，与我没有教学关系，也不在中文系，但对我也有教诲、帮助。这其中就有政教系的唐凯麟老师。我跟唐老师的交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正兴味盎然地从事着美学研究，热心于湖南省美学学会的各种活动。唐老师是做伦理学研究的，此时也在忙着湖南省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等学会的学术活动。我们常在省社联也常在我所在湖南人民出版社见面，于是就熟了起来。唐老师说，他曾对美学有兴趣，后来因工作需要，转到伦理学来，既然是这样，对唐老师就平添了一种亲和感。唐老师为人随和，没有架子，过河办事或游玩，我有时也去看看唐老师。有段时间，我对伦理与审美的关系感兴趣，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就过河去找唐老师聊。唐老师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不插话，待我说话结束后，表示赞许。那天访问唐老师后，回到家即兴将自己所谈整理了一下。后来，竟然将它扩充成一本书，这就是我的专著《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的由来。《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虽说是少作，但我不悔此少作，2006年，我将它更名为《审美伦理学导论》收入“陈望衡美学六种”，由武汉大学再版。说起来，此书得以成功，唐老师功不可没。没有唐老师的鼓励，也许就没有此书了。

我是1962年进的大学，1967年离开学校的。按入校时间算，已是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不短的时间啊，然而，半个世纪前的事，在心中清晰如昨，大学老师的面容一个个在我脑海浮现……值得回忆的老师，值得回忆的事，很多，很多，改换一句古诗：回忆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让我感到万分歉疚的是，毕业后，没有能做到经常去看望老师。1989年离开湖南去外地工作之后，与老师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有些老师就在我离开湖南之后去世了，每当得到这样的讯息，都非常难过。宋祚胤老师、蔡健老师走了后，我都收到过他们的子女寄来的书，睹物思人，倍加伤感，我真想飞向岳麓山，在老师的坟头痛哭一场。有一年，我回长沙，试着去访访赫石坡。我读大学那会，赫石坡很多平房，中文系的老师大多数都住在这里，时过境迁，赫石坡的平房大都拆掉了，在我面前是一幢幢高楼。我的老师在哪儿呢？

值此龙年将逝蛇年将即之际，我只想真诚地表示：老师，我感激您！

201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