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流逝，这是一条光的波动线，人生所有场景均乘载在这条光的波动线上一一向后驰去，今天变成昨天，昨天变成前天……它们的色彩逐渐发生变化，大都变淡，乃至消失，只有少数的反倒变浓，变亮，以至永远不会消失。1980年6月我在昆明参加的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就是这样的生活场景。

平生开过的会不知多少，在会上结识的人物也不知多少，但大多淡忘了。而1980年6月昆明的会议却全然不是这样，会议上的情景一一如绘，会上的重要发言，还有自己的发言，清晰地印在脑海里。这次会上结识的许多人物，不少竟然成为一辈子的师长、朋友。王世德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昆明的6月，仍然是春光明媚，差不多每天中午要下一点雨，雨后空气中总飘着花香，昆明是花城。记得朱光潜先生参加这个会，还在昆明买走一盆花，这花荣幸地乘上飞机，陪着我们的美学泰斗去了北京。陪朱光潜先生来开会同时也是会议重要代表的是北京大学两位教授杨辛先生和胡经之先生。因为我会前与朱先生就认识了，此番相见自然格外亲切。会议空隙，我去朱先生的住处去看望他老人家。这是一幢小楼，挺雅致的，它属于昆明军区招待所，我们的会就在这个招待所开。朱先生住的小屋里，除朱先生外，还有三位在，其中杨辛、胡经之两位我已经认识了，还有一位过去不认识的，就是王世德教授了。胡经之教授热情地将我介绍给王世德教授，原来王世德教授也是北大毕业的。我打量了一下这位教授，嗬，浓眉大眼，神采奕奕，大约一米八的身高，声音很洪亮，不禁心中暗暗称奇，学术界也有此等人物，若是在昔日的军旅或江湖上，乃真英雄也！

昆明的美学会，时间选得好——初夏；地点选得好——昆明军区招待所。这招待所是一座美丽的园林，园中湖光山色，花树繁茂，鱼鸟亲人，特别地让人心情舒畅。由于这是中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代表们大多过去不认识，此番有缘在一起聚会，都非常愿意结交朋友。会议空隙，大家相互走访，往往一谈就熟，好些还成为终生朋友。我那时三十出头，在这个会上算是小辈了，只想多拜老师，多求知请教。这回在朱先生的住处又认识了王世德教授，十分高兴，特意找了一个时间，专程去王老师的住处拜访。记得王老师当时住的是一幢小洋楼，他住在楼上。窗外，满目花树轻轻地摇曳着蓝天，阵阵花香亲吻鼻翼。我与王老师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了第一次畅谈。从谈话，我初步了解了王老师，原来王老师在北大上过文艺学的研究生班，据说那班攻的是副博士学位。当时在这个班讲课的，均为国内名家，如朱光潜、蔡仪、杨晦、邓以蛰、马采等。从那个时候起，王老师就研究美学了。听到这里，我不禁肃然起敬。在我国，从事美学研究，应该说王国维、蔡元培是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第二代，李泽厚是第三代，王世德老师应是属于这一代。昆明会议期间，王世德老师才五十来岁啊，真正的年富力强！王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谈学习经历，谈他的打算。那时他就说要编一本美学辞典。我惊讶极了，美学辞典太需要了，当然，我也知道，此工作挺难，王老师虽这样说，对于它是否能做成，我还是将信将疑的。

昆明会议以后，我回到湖南，做了两件自认为比较得意的事：一是与杨安仑、潘泽宏等一起，成立了湖南省美学学会，另一件事就是利用我当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方便，办了一个期刊《美育》。当时，美学刊物没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美学》系丛刊，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年也出不了一本。我主持的这个《美育》是真正的期刊，开始一年出四本，系季刊，后来，成为双月刊。

办刊物，关键是要有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昆明会议我认识的代表都成为我的作者。这中间，王世德老师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我向他约稿，总是有求必应，而且都写得很棒。其中有好些篇是谈文艺美学的。后来，他出版了一本《文艺美学论集》，获得四川省政府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不久前，王老师与我通电话，我们回忆起往事，他说，他的关于文艺美学构想的文章《什么是文艺美学》，最早是在我主编的《美育》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后来作为他的《文艺美学论集》的序言。这让我很感动，这可是重要的纪念啊，如果要溯源一下中国文艺美学建立的由来，王老师在《美育》上发的这篇文章是不应被忽视的。

在昆明会议期间，王老师与我聊学问时就说过，美学，准确的表述应是“审美学”。后来，他寄给我一本厚厚的书——《审美学》。当年我认真阅读过这本书的，服膺书中所说。我觉得王老师谈美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力求将道理说透，并且也举例子。美学的书，说实在话不是那么好写的，浅了没意思，深了自己讲不清，别人也读不懂。而王老师的这本《审美学》既深入又浅出，既丰富又简明。王老师出这本书的时候，美学原理的书在中国还很少，比较有影响的是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然而那是很多人写的。王老师这本书出自他一人之手，观点前后统一，行文风格一致。在当时系上乘之作。

王老师学术活跃的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那真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代。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涌进中国。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新三论”成为当时的学术时髦，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出现了一个新方法论热。那个时候，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不懂得一点信息论，不能说几句耗散结构或者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就是“老土”了。客观地说，尽管当时这种时髦有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毛病，但确实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开了社会科学研究新生面。王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了，但学习新方法论的热情不仅一点也不让年轻人，而且还走在前头。他很快写了一本书——《美学新趋势》，这本书堪称当时美学的前沿研究，很有价值。王老师给我寄了一本，上面有他的题词：“请望衡同志指正”。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题词的模样，是王老师特有的钢笔字，圆转而流畅。我拜读了先生的那本书，我钦佩的是先生在短时期内，吸取了这样丰富的来自西方的新的学术思想，不仅将它消化了，而且创造性地用在美学上。

那个时候，王老师在美学界担当着两个角色：一是传授美学基本知识，培养人才。因为美学在当时也还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大学才开美学课。王老师那时已是知名的美学教授了，编美学教材，招收研究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很多人包括我本人也是通过读王老师还有其他学术前辈的书才知道什么是美学的。另一是开拓美学新领域。这项工作本来应是由年轻一点的人做的，但那时美学界的年轻学人，学养还不够丰富，基础还相当薄弱，怎么能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于是，这样的工作也就由王老师他们来做了。真要感谢王老师！

昆明会议后，我一直记得王老师说要编美学辞典的事，等了好几年，此书终于出来了。编辞典谈何容易！这是“典”啊，无疑第一是正确，第二还是正确。然而，试想想，美学这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不成熟的态势之中，直到今天，连什么是美学，看法也还不统一，遑论具体观点？王老师胆子真大。然而，王老师就是这样，有一股虎劲，这正应了我在昆明会议上第一次见到王老师的印象——英雄也。

我做美学研究始于1979年，1980年参加昆明的美学会议，目的是拜师，也真的拜了不少名师。王世德老师是其中一位。从昆明回来后，我一边办《美育》杂志，一边写美学论文，后来也写美学研究专著。1986年我的《艺术美》（与张涵合著）出版了，这是我的第二本美学专著，自认为有些心得的，特意请蒋孔阳先生写了序。当时将书寄给了国内许多教授，其中就有王世德教授。不久，收到王老师的回信。以下是他的信：

望衡同志：

你好。收到你寄赠的大著，研究生从北京带回你的问候，谢谢。

大著全部细读，觉得很不错，你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框架好，联系实际，符合实际，论证文笔也好。向你们祝贺取得的成绩。我当向研究生等推荐。此书印得太少，错字也多，不知你们是否全部校读过。现在把我发现的错讹抄给你。

……

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会生发感慨的，何况作为此书作者的我？首先，当然是受宠若惊的喜悦。初出茅庐的我，受到王老师如此褒奖，写的书，王老师说值得向研究生推荐，这成绩该是多大！第二，就是感激了，王老师那样的忙，还忙中偷闲，细读我的书，细读后还能将发现的错讹一一写在纸上，寄来供我以后校改时参考。这多难得！

大学毕业后从事研究工作，有两位教授给我改过文章，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他给我改的文章是《审美——文艺的社会功能》（此文发表在新疆的大型文学丛刊《边塞》1980年第3期）；另一位就是王世德老师了。想到前辈学者给自己改文章，我也给研究生改文章，我心目中定的指标是研究生进校的第一篇文章必改。一般来说，进校的第一篇文章给他改过后，他就明白了如何写论文，以后就不要再为这事操心了。另外，学位论文必改。这没有办法啊，不改不行，差不多每页都有改动的笔迹。这个习惯的养成，是我从朱光潜先生、王世德先生那儿受到感染而来的。

我与王老师热线交往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湖南，自1989年我去浙江大学工作后，我们联系就逐渐地少了。不过，我们后来在北京开会还见过。以后就是彼此想念了。

这个月上旬，我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熟悉，是那种略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洪亮，爽利，哦，是王世德老师。我很高兴，多少年没有联系，王老师依然是那样充满着朝气。他告诉我，他八十岁了，学生们要给他编一个纪念性文集。八十算什么！对于王老师这样将美学用之于自己人生的人，年龄于他的身体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有的，只是在心理上更乐观，工作上更干练，进取上更豪壮罢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一句话：“弄潮美学，不让青年”，就以此作为文章的题目吧，并以此文祝贺王世德老师八十寿诞。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