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毅然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些年来，我会不时地会忆起他，有时也有强烈的冲动，想写回忆文章，然而，又总是将此事搁下了，总觉得对先生了解得还不够深，怕写不好。

现在的年轻学人，知道洪毅然的怕不多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再次热起来的那会儿，如果不知道洪毅然先生，那可真不是这个行当内的人。

20世纪60年代我在大学，因为听过一个美学讲座，对美学产生了兴趣。从图书馆借来几本美学书来看，其中一本为《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这集收入了20世纪60年代美学论战的文章，其中就有洪毅然的。比较诸家看法，洪是最具独立思维能力的，虽然被归入李派，与李也有诸多不同。他在《新建设》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与李泽厚论辩的。读过洪的文章，我心目中形成的印象是：豹头，环眼，虬须，跨红鬃烈马，挺丈八长矛，简直就是梁山泊的一员好汉。

没想到见面后，大出意外。1980年，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在春城昆明召开，在这个会上见到了洪先生：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白发，有些佝偻，清癯的面庞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说话缓缓的，透着幽默与流水叮咚的音乐美。我不记得第一次与他如何说话的了，只是清晰地记得，会后游览昆明城内的某一公园，他与朱先生坐在一张小石桌子旁，亲切地说着话。那情景就像是邻里之间在纳凉，在摆龙门阵。我悄悄地过去，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洪先生发现了，回过头来，高兴地说，可要洗一张给我啊！

洪先生跟朱先生是老朋友，然而，在美学论辩中，他们是对手。我读过洪先生批朱的文章，很是犀利。不过，朱先生对洪的反击也很击中要害，朱先生曾讽刺洪先生为美下的一个长长的定义，语带调侃，颇有韵味。两位美学前辈在春城昆明聚首，又在公园，大概不是在论战吧。看他们那副悠闲的态度，绝对不是。

自古以来，学问上都有门户之见，也有学派之争，学术上的是非总是会弄到人际关系上来。然而昆明会议上没有，尽管60年代美学论战的四派人物都与会了，但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平反后的高尔泰气度从容，他在昆明会议上的发言，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是，他在会议之余在宾馆泼墨挥毫的情景我却是历历在目。大家相聚，均是客气有加，喜气有加。朱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众矢之的，这个会议上他是主席，大家对他均非常友善。昆明会议时在六月，虽进初夏，春城仍是春光融融。会议宽松、亲和的气氛让人一辈子难忘。

昆明会议上，洪先生与朱先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起，集体向教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在教育方针上增加美育。此信发生了作用，教育部果然在教育方针中增加了美育。洪先生功不可没。

昆明会议一大成果就是倡导美育。受会议精神感召，我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向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出版局的主要领导汇报会议精神，提出要办一个刊物《美育》，省委宣传部和省出版局的主要领导都表示支持，刊号很快就批下来了。我即为刊物定下几位顾问，洪先生为其中之一，然后就是组稿。洪先生对于此项工作非常热心，很快寄来了稿子，就是《生活美小议（二题）》，我将它用在《美育》创刊号上。

我与洪先生的关系很快熟络而且热切起来，每每需要稿子，我一去信，洪先生总是不出几天就将稿子寄来了，那时，这样的热心为《美育》写稿的美学界前辈有一批。真个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所以，《美育》从不缺名家的稿子。

洪先生每收到我寄的刊物，均仔细地看，并写信来一一评点，提出意见。1981年2月19日，他收到《美育》创刊号，祝贺之余，又恳切地献计献策：

……关于杂志，内容甚望抓住“美育”主题不放。力避滑向一般化，似可有二大重点：一、美学知识的普及；二、从美育角度对学校、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艺术教育的探讨。此外，凡所选刊的美术作品一定要精选确可供欣赏、确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制版、印刷必须精致（宜以少而精为原则！一般地好的，让普通刊物去用）。

还有，题花和题目字体，也要很讲究！

这一期的封面，有画的那一部分，嫌太花了。最不好的是蒋文的和缪文的两个题花，简直像卅年代以前某些油印刊物所见。又，李范文的那种花体美术字，也像20年代的（20年代李金发编的《美育》就用的）。这些都仅供改进参考。不过，这个刊物毕竟问世了，可喜可贺！任重道远。愿共不懈努力为之！！

……

先生从来没有将自己看成《美育》刊物的外人，看他信中说“愿共不懈努力”，这“共”字力重千钧！

也许因为“**”将美当成封资修的东西扫地出门，拨乱反正之际，办《美育》可谓正逢其时。创刊号出来，香港的《文汇报》当作重要新闻报道了。刊物发行量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万。

刊物办到1983年已是两年了。我清醒知道，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名家写文章对刊物进行评论了。于是，我请了洪毅然、蒋孔阳等先生。他们都欣然接受了。不久，文章都寄给我了，我分别寄给国内重要报刊，都给发表了。其中将洪先生的文章发表在198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上，文章名《美育——一个新美学园地》。在党报上评介一个期刊，极罕见。对洪先生的感激自然不言而喻。

洪先生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美学家，而且是一位重要的美术理论家，画家。他早年毕业于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西画系，如今又这样重视美育，应该报道一下才是。洪先生写论辩文章当仁不让，很有真理在手的气概，而对于别人写文章介绍他，却极为谨慎，生怕讲过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谭立勤写关于我的文章《美育》是否已经发出？我未过目，总不放心。希望您千万代我注意；切切不可吹嘘过头才好（同时，还想拜托一点：数月前《陕西日报》有人写了一篇推荐拙著《大众美学》文章，文内由于传闻失实，竟谓我是什么“延安时期的干部”，其实，我并未到过延安。所以，方便的话，可否请放在谭文内适当地方，顺便夹入一注，加以更正一下。——如不便夹入，也就算了）。

谭文发表后，洪先生回信说“基本上无意见”，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文章的题头画做了评介：“题头画像也不错，请代我谢谢作者同志。（只是我觉得1.脸型略偏于“美”了点；2.比我更“壮”一些；但还是很肖似的）。”先生的幽默与稚气于此可见一斑。

洪先生工作地距敦煌不是太远，我想他应该对敦煌有所研究，在得知他确有一个敦煌艺术研究稿本后，就迫切地想出他这本书，不久，收到洪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此稿“今天看来，许多见解都已陈旧过时，所以，私心颇不欲再拿出去。难却盛意，仍遵命另包挂号寄上，请您无妨先一过目，然后斟酌是否值得印出吧，好吗？”虽是极温和的几句话，却极有分量，让我反复掂量：是谦虚吗？是，又不全是。更多的是一位学者的良知，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当时，出书不易啊！如今的学术界朋友可能想象不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书的艰难。我当时为出版社的编辑，郑重地向洪先生组稿，按常规，他应是满口答应才是，对于自己的书总只有说好话的，哪能说这“见解陈旧过时”这样的话！说实在话，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样的事也只碰到过这一回。

1984年，基于全国由“五讲四美”推动而出现的美育热，也基于《美育》杂志办刊三年在全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向湖南省出版局提出举办全国美育会议的建议。此建议很快得到湖南省出版局的批准，于是在这年的十月，以《美育》为唯一的主办单位，在湖南省张家界举办了全国第一届美育会议。诸多美学名家出席了会议，其中有王朝闻、洪毅然、蒋孔阳、朱狄、聂振斌、李范、蒋冰海、张瑶君、卢善庆等，盛况之空前让人至今忆来仍心潮澎湃！

与会学者先是来到长沙，在湖南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这一行七八十人分乘大客车、小汽车向着张家界出发。时当十月，艳阳高照，金风送爽，大家的情绪分外高昂，一路上谈笑风生。洪先生兴致很好，他试着问我可否知道湖南桃源一位名叫袁彩云的医生，我说，认识啊。他高兴极了，说他患白内障，想找袁医生看看。我说没问题，今晚我们会住在桃源，我陪你去看袁医生。当晚我陪他去看了袁医生。袁医生检查了他的眼睛，提出治疗方案。洪先生很高兴，说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张家界。会议开了好几天，散会后我又陪部分学者去参观岳阳楼、君山。洪先生是其中一位。洪先生离开岳阳后，去武汉大学开一个会，然后去了成都。他在成都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关心的几件事：

请与常德师专的讲习班负责同志商量一下：A.我的讲课记录，最好能把整理稿寄我亲自核对一下！B.我希望能得到讲习班的全部讲义（讲义费当照数汇奉不误）。拜托！拜托！

另外，《纪要》如已定稿，打印出，亦请赐寄！《倡议书》不知已发表否？（因旅中阅报不便，迄今未见，如已发表，也请告知是在何报，何日，以便查阅）

这里说到“讲习班”的事，有一个原委：全国美育会议筹办时，我考虑到这次会议与会的学者档次高，就与常德师专中文系商量，拟在会议期间，在会场附近办了一个高级讲习班，请与会的专家讲美学。这利用会议办班，在全国是首次。洪先生会议期间给讲习班讲了好几堂课。他在信中提出要他核对他讲课的整理稿。洪先生对此事急，是因为他担心整理稿有错误，贻误读者。信中，洪先生还说希望得到全部讲义，他是诚心地希望从这些讲义中学到或者知道一些东西的，作为大学者，能有这样的学习的态度，也殊为难得。

洪先生说到的《纪要》是我们这次美育会议的纪要，做这样一个纪要，旨在让社会上重视美育。洪先生写这封信是11月8日，距会议结束不过20来天。洪先生对它的发表就如此关切，老人家对于美育事业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洪先生是大师级的学者，他晚年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放在美育上，他不仅关心《美育》杂志，也关心一切美育活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大众美学》。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很大，再版过多次。洪毅然自己也看重这本书，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谈到这本书，我知道，洪毅然的心思其实也不在这本书，而是在美学的大众化事业。于是，我让我编辑室的一位编辑写了一个专访：《让美学走到群众中去——访美学家洪毅然教授》，发表在1984年12月23日的《湖南日报》上。时下，美称得上泛滥了，但能说得上美已经大普及了吗？好像不能，因为美学并没有走到群众中去。一些人哪里懂得美？只是一味地追风罢了，诸多的丑乃至恶借时髦、性感、艺术之名，招摇过市。洪先生在他的《大众美学》中提出“赝牌美”这一概念，如今举目望去，“赝牌美”比比皆是。记得洪先生在书中说到他的一次经历，某天，在公园里看到一位少妇带着孩子在玩，那少妇面容俏丽，打扮随时，称得上漂亮。可是，一会，因为孩子犯了一个小错误，那女子立即花容变色，面目狰狞，猛打孩子。洪先生说，顷刻，他的感觉变了，强烈地感到这女子丑。洪先生的意思是爱是美的灵魂，一个人当其爱心没有了，其形象就再也谈不上美了。

我与洪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85年8月，洪先生主持的甘肃省美学学会与全国美学学会在敦煌办一个讲习班，洪先生邀请我去讲一次课。我哪有讲课的资格？只不过是洪先生抬举我，给我一个赴敦煌的机会罢了。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敦煌，看了好些平时不开放的洞，收获良多。敦煌的讲习班还未结束，我就与李泽厚、齐乙、张瑶均等先生随洪毅然先生去兰州了，洪毅然先生在兰州尽地主之谊，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得熨帖。我们在兰州街头吃牛肉面，买水蜜桃，逛商店，相当潇洒。随后，洪先生又安排我们去参观刘家峡水库、炳灵寺、青海塔尔寺。参观完青海塔尔寺，我就从青海直接回长沙了。后来，接洪先生的信，信中说“前番来游西北，诸多不周之处，实深抱歉，当希原谅为幸。您从西宁竟未返兰州，特别感到失望——我和邢同志原本都等着您的哩！”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感到心像融化的蜜在弥散开来，甜，又略感着酸。我想哭。

1989年6月我去浙江大学教书去了，到浙大不久，我就给洪先生去了信，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回信，正在焦急间，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信，信封落款为“洪”，然而拆开一看，却不是洪先生写的，是他的学生代笔。此学生没有署名。信中说：

尊函接读已久，毅然师因一直欠安而迟迟未能奉覆，甚歉！乞谅。对您赴浙任教一事，先生颇感欣喜，并志祝贺，愿一切顺利！

先生常谓：

正是您这样的一代中青年在支撑着民族文化事业，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致

礼！

学生某某代表，谨上，1989.9.22。

先生不幸罹沉疴，自己尚不知，现在兰州陆军总院

捧读这信，手在发抖，心在发痛。我赶紧给先生寄去了表示安慰的信，然而我再也得不到回信了，不久，得到消息，洪先生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自1980年6月与洪毅然先生相识到洪毅然先生离世，我们交往九年，相继在昆明、长沙、厦门、兰州等地聚会过，通过近二十封信。十几年来，洪先生在我心中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就仿佛他还活着。先生是以他的全部人格力量影响着我，感染着我。先生才华横溢，思致风发，他36岁就出版美学专著了，对于一位学西画出身的人来说，实在了不起。洪先生是大学者，晚年乐于做美学普及的工作，热衷于美育，也是让人十分钦敬的。说实在话，他完全可以也许也应该去完成他的煌煌大作《敦煌艺术研究》，然而他却将精力放在写《大众美学》上，对此我一直不能充分理解。我想，如果我问他，他定然有一番大道理在。洪先生长我三十来岁，是我的父辈、师辈，他一直也像父、师一样关心我，指导我，然而他更多的是以同道、朋友的身份支持我，帮助我。与他通信、谈话，我总觉得很轻松，很自由，很温暖。我常想，如果他还能多活个十年，对于刚进入大学教书行列的我，又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会从他那里获得多少为师之道、为学之道啊！然而洪先生竟匆匆地走了，没等到我向他汇报作大学老师的体会，实在遗憾啊！洪先生是我遇到的少数德学两馨的师长，像他这样的有德者，智者，我想，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会获得许多的敬重！

201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