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蒋孔阳先生，心中就感到特别的温暖。翻阅蒋先生夫人濮之珍教授编选的《蒋孔阳：且说说我自己》，心中波涛汹涌，这本书中，收有蒋先生写给我的27封信。我不能平静地阅读这些信，这些信是那样密切联系着我1980年至1992年那一段岁月，蒋先生的信勾起了我对那一段生活的回忆，那是一段不平凡的生活岁月。

时光在流逝，蒋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十多年了，然而，他的身影，他的声音却一直清晰地活在我的心里：

我想起在上海他的寓所与他的聚谈，想起他带我去复旦的教工食堂吃饭，想起他带我去看望伍蠡甫先生，去复旦的宾馆看望叶嘉莹先生……

我想起1983年在厦门与他的聚会，那是一届中华美学学会的年会，会后，我与他还有他的女儿蒋红等一起去游泉州的清凉山，去访集美村，汽车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颠簸，虽然有些累，但先生自始至终情绪很高……

我想起1984年在长沙与他的聚会，我带着他还有王朝闻先生等数十位美学家去湖南的张家界，我记得我陪他游腰子寨，途中本来很累了，想下山，但蒋先生说再坚持一会，结果看到了天下奇景——天桥。蒋先生兴奋地说，还是王安石说得对啊：“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1]从张家界回长沙，我与先生并排坐，一路聊天，真是难得啊！

我想起1990年蒋先生与濮先生来访杭州，我陪他们游览西湖。回来，我将一些照片寄给蒋先生。感谢濮先生看重我们的这次游览，更是感谢濮先生对我的器重，她在编《蒋孔阳：且说说我自己》一书时，用了我们三人在西湖的合影。

……

我与蒋先生通信始于1980年8月。当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社长黎维新与文艺编辑室主任黄起衰在一个会议上拜会了蒋孔阳先生，回来后对我说起此事，让我与蒋先生联系，当时我正在筹办《美育》杂志，亦想请蒋先生做顾问并赐稿，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联系上以后，有种种机缘见面，晤谈，以及学术上的请教、切磋，很自然地，我为蒋先生的人格、学问所吸引，服膺于他，亲近他，由衷地将他看作我的老师、我的尊长。那些年，我与上海的美学界走得很近，上海一批美学家都与我很熟，他们编集子总想到我，我对蒋先生说，好像是上海美学学会的会员了，蒋先生说，就是嘛。

人生有诸多的无奈，我总觉得似有某种力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从我的本心来说，到蒋先生身边去，做他的学生，那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但是，不知为什么，做学生的事，我竟一直没有提出来，仿佛它被压在漆黑的意识深处，而其实它上面只是盖着一层薄薄的纸，稍一触动，就会露了出来，可为什么没有去触动它？

1989年1月蒋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一信，想已收到，浙江大学事如何？念念。现复旦文艺学课，被评为博士点重点学科，我向学校建议，增强师资，我想到了你：不知愿否到复旦？如愿，我们可以想法推荐。但复旦人多，一下子要升教授，可能有些困难，请考虑后，给我一回音。

孔阳，元月九日（1989年）

因急着发信，所以写得很匆忙。

谁也很难想到，这封信乘着火车向长沙赶时，我却逆着方向向杭州赶，我与它就在同一条铁轨上擦肩而过。我在那个时候赶到杭州去干什么呢？原来，我刚收到浙江大学的商调函，时我在湖南宾馆参加省文代会，得信，我当下决计去浙大与校方见见面，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当蒋先生的这封信到长沙时，我却到达了浙江大学，当晚，路甬祥校长在宾馆来看我，就在我住的房间，将我来浙大的事谈妥了。第二天，我去上海。杭州离上海近，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看蒋孔阳先生。进了蒋家，才坐下，先生就问我，是否收到了他刚发的信。我说没有啊。蒋先生将信的内容说了。我一听，连连跌脚，如果我晚两天动身，这信就收到了。那么，我很可能去了复旦。可现在，不行了。我告诉先生，才从浙大来，昨天与路校长见了面，一切都已谈好。我也向路校长表了态，愿意去浙大。蒋先生也没想到是这样，我们俩一时都沉默了。我心中在斗争：从做学问言，自然是复旦好，但路校长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

蒋先生见我有些为难，主动地说，浙大也是很好的，你就决定去浙大吧！我没有再说什么了。

人生好像行车，只有大的方向，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走到岔道口，往左一转，是一个世界；如往右一转，则又是一个世界。任何人只能选一条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前面是什么！偶尔也有人问我，如果你去了复旦，会怎样？我只能笑笑：人生没有如果。

在“**”后的美学界，蒋孔阳先生的名望是非常高的，这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人格。蒋先生是君子，待人诚恳，对学术界各个年龄层次人等都很好。对于比他年长的同仁，如朱光潜、伍蠡甫先生他很尊敬。我去复旦看望他时，他不时问道，去看过伍先生吗？有几次，他陪我去看伍先生。伍先生是一位幽默的人，也很洒脱，我们三人在一起时，说话的主角是伍先生。伍先生最热衷的不是西方文论，而是中国画论，他谈画论时，蒋先生一般是不插话的，在用心地听，不时点首。对朱光潜先生，蒋先生很尊敬，他多次跟我谈起过朱先生。大约是1988年，有一次我去复旦看他，谈起当年我写《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时，曾得到过朱光潜先生的指导。我说，朱光潜先生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还将他自己的译稿《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节的原稿寄给了我。一共有四页，1600字的样子。蒋先生一听，马上说，这篇译稿很重要，你去信问问朱先生夫人，可否愿意在复旦学报发表，如果可以，我当推荐。回到长沙后，我去信问朱先生夫人奚今吾先生，是时在朱先生那里做访问学者的朱式蓉教授回的信，表示同意。此译稿加上我写的说明文字一并在复旦学报发表了。此译稿应该是十分重要的美学文献。蒋先生对朱先生译稿的重视一方面出于对朱先生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出自美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他的学术敏感、人格操守的综合体现。蒋先生对其平辈的尊敬也是很突出的，我与他在一起时，不免要谈到美学界的人物，我看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当然也不做无聊的吹捧，总是客观地评说人家观点的可贵之处。

蒋先生在当时的学术界，最好的口碑是关心年轻人。年轻人出书，总希望请他写序，因为他都是有求必应的。

我当时还算年轻人吧，有强烈的求知的愿望。杜甫说“转益多师是吾师”，我也一样。当时我没有在哪个老师那里读研，学术思想不受约束。我的治学路子最初是广泛学习，多家吸取，不宗一家。当时美学界的知名人物，我几乎都有所接触，都向他们请教过。在向多家学习、广为吸取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个时候，我发现，在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我与蒋先生很靠近。我曾写过一篇评介他美学思想的文章，题《美在创造中》，发表在《东方丛刊》创刊号上。蒋先生看到此文给我写一信，信中说“东方文化论丛已经出来了，想早已看到。你评论我的一篇大作，我拜读了，十分谢谢。我的一些想法，经过你的阐述，格外清楚明白了。这原因，大概是我们在许多地方本来就相一致的缘故。”

“**”结束后，美学界围绕着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些命题展开辩论，实际上，这场辩论是五六十年代论战的继续。我是参加了这场论战的，在这场论战中，我与蒋孔阳先生的观点很一致。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蒋先生对于我参与论辩的文章非常重视。1983年，他在一篇论马克思的“美的规律”的文章中，列举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六种观点，持观点者依次为蔡仪、朱光潜、李泽厚、朱狄、陈望衡、周来祥。接着他说“我基本上同意陈望衡等同志的意见”，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当时还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岂能与蔡、朱等大家并列！另外，明确标出基本上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我的名字后加了一个“等”字，我也够突出的了。后来，我曾与蒋先生说过此事，表示感谢，并表示诚惶诚恐的心情。记得蒋先生笑着说，学术上的地位与年龄没有关系！蒋先生后来将这篇文章编入他晚年最后一本著作《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中，文中的相关的提法没有做任何修改。

1984年，蒋孔阳先生在复旦学报第5期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对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工作的一些想法》，在这篇文章中，蒋孔阳总结近年的美学研究与美学讨论的情况，他说：“参加美学讨论与研究的，除了老一辈的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伍蠡甫、洪毅然外，又涌现了大批中青年骨干力量。李泽厚、汝信……无不各有建树，各有成就。一些年轻人，如陈望衡……也都开始崭露头角，引人注目。”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它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后来，原封不动地收入《蒋孔阳全集》。蒋先生将当时的研究队伍排了三个梯队，他所列举的代表人物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就我来说，蒋先生是将我看高了，看重了！我一直将它看作蒋先生对我的期望，以之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现在，我也进入老年了，回首走过的路，差可告慰蒋先生的，就是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开拓。

2012年10月9日

[1]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