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八年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永远一张童心灿烂的脸。1992年春，我还在浙江大学，一日听说王朝闻先生来了，非常兴奋，便去见他。想到见他不容易，便带了好几个学生一块去。今日，我还记得我跟学生说的话：知道王朝闻先生是什么人吗？中国美学界的泰斗！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这将是你们一辈子珍贵的记忆！说时，我已经有些激动了，那些稚气未脱的学生们似还不能理解我的话，张着嘴，睁着大眼，傻乎乎地望着我。

来到西湖边的某一宾馆，见到了王朝闻先生。我们是老熟人了，见面只是打个招呼。看到来了一群学生，王朝闻先生特别高兴，脸上的皱纹**漾开来，满是笑容，说：“啊，一群娃娃。”

在小客厅，大家各自找个座位坐了下来。王老兴致很高，问学校有没有开美学课，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谈及教材，我说，我们用的就是您主编的《美学概论》。王老即问学生对此教材有什么意见，学生七嘴八舌地都说“好”，王老微微一笑：“不要当面奉承啊，这教材编得早，缺点不少，以后我们会改。”

我知道王老特别喜欢他家乡的川剧，写过很多文章谈川剧，于是我试着问越剧与川剧风格有什么不同。提到此话题，王老的兴致更高了，说他也喜欢越剧，越剧柔美，川剧刚健。越剧很少有幽默，而川剧很幽默。看得出来，王老对家乡的戏更有感情。

不觉，我们聊天已快两个小时，该让王老休息了。我提出合个影，王老欣然同意。这张照片我洗印了好多张，每位同学都拥有一张。

我与王朝闻先生相识是在1980年，是年6月，我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地点是昆明。朱光潜先生是会议主席，李泽厚是会议秘书长，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齐乙共同组织这次会议，会前，他们专门去请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周扬对这次会议讲了几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要重视美育。会上朱光潜先生、伍蠡甫先生、洪毅然先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美学家联名向教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在教育方针上恢复美育的位置。虽然这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论题并不只是美育，但基于“**”结束不久社会极需美育的现实。美育在这次会议上显得比别的论题突出。受会议的影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当时的工作单位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导汇报会议精神，提议办一个普及性的美学刊物——《美育》。事情很顺利，很快我就拟定顾问名单。顾问中有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洪毅然、蒋孔阳共六人。这六人中，王朝闻、蔡仪、蒋孔阳没有参加昆明会议，但都欣然接受做刊物顾问。我同时向他们约稿，也都得到积极的回应。是时，我急切地想去北京访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几位在京的顾问了。

王朝闻先生当时住在东四七条，一个四合院。院子挺宽敞，明亮。我们就在客厅里谈话，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一点局促感也没有。王朝闻先生平易、亲和，当我说完来意，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朝闻先生是那种健谈且富有**的人，他说话，脸上总是闪着孩子般的笑容，不时做着手势。当时，他的《论凤姐》才出版，很受欢迎。我们的谈话是从美育开始的，王老先是谈他的美育观，谈着谈着就谈到凤姐上去了。王朝闻很喜欢《红楼梦》中的凤姐形象，他认为，这是《红楼梦》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我记得他在说凤姐时眉飞色舞，完全进入《红楼梦》的情境中去了。此时告辞时，他送了我一本《论凤姐》。

《美育》创刊号在1981年1月出版了。王老收到刊物后即回信。他在信中说：“万事起头难，刊物起了头，就好办一些了。目录中有不少我所不熟悉的作者，这是好事。”

此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他不时地给我寄来他的稿件，王老的钢笔书法颇有特色，只是难以辨认，他的稿子我都要细细地看，重抄一遍的。在抄的过程中，我更能体会他用语的特点与行文的风格。王老的文章长短句交叉，专业词汇与口语熔为一炉，一种理论的**洋溢在字里行间。品读时，充分感受到他的睿智、幽默，他的蓬勃的活力。记得他有一篇文章，说审美的错觉，文中说，他在黄山观日出，等到天亮了，这日是出来了，然而黄腊腊的，不像太阳了，他说，他等的是太阳，等来的却是一个月亮。

王朝闻先生是一个很洒脱的人，说话、写文均不太讲究章法，往往兴之所至。他写信，少则两行，多则数页。他高兴起来，喜欢在信中谈他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洋洋洒洒，可谓思致风发、精彩迭出。比如，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前面几句谈事，后面忽然大谈儿童画了：

如今，儿童画颇受非儿童的成年人的重视，但好事与坏事往往搅在一起，怎样诱导儿童按他们自己的感觉作画，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成年的画家来要求，甚至乱捧一遍，变相地“杀害”幼芽，这也是值得探讨的美育问题的一个方面。真善不等于美，但美和真善不应当是对立的。有一种炮制“小大人”的做法，违反了儿童的天真。儿童的当众挥毫是否值得提倡，可能是有问题的。我对此并未调查研究，只向你（编者内部）提出建议，就长沙等地的方便条件，组织中小学语文或“小四门”教师，作点调查研究，也许可能产生对儿童的美育有指导作用的论文或报导。在方法上，千万不要先有框框（我的反“小大人”论文也不应当成为框框）。工厂的光荣榜、奖旗、奖状、广告、商标，正如你们已经注意到的封面设计一样，值得从美的角度加以探讨，这一期的美术装饰包括补白里的小画，编辑部内部已在研究了吧？不然你不会在信上提到这一问题。可惜《蒙娜丽莎》没有插图。选插图要严格，尽可能选比较成熟的作品，有说明或评介更好。

朝闻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很正确的，他肯定是有感而发，现在当我重读此信时，亦感到它的价值。我有些遗憾，当时没有将这封信发表出来。

王朝闻那么喜欢谈儿童画，不会是偶然的，他其实就是一位很有童心的人。他家里养有小猫，他很喜欢那只小猫，我与王老在客厅说话时，那猫常过来跳到王老的怀里，而王老爱意融融地抚摸着小猫，竟将话题移到猫上了。不过，有一次，我发现那猫特别乖，我在与王老谈话时，它伏在王老的脚旁睡着了。王老的客厅有一只金鱼缸，几尾美丽的金鱼自在地游来游去。有时我去访问王老，他会与我聊起金鱼。我发现，当他与我聊起小动物时，他立马显得孩子气，在他的心目中，那小动物也像孩子，有情感，有思想。记得1984年，我们在张家界召开中国第一届美育会议，他与他的夫人都来了。按会议安排，这天游黄石寨。代表们均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王老担心体力不够，没有去，我也留下来，陪他和他的夫人步行游金鞭溪。金鞭溪是张家界景观的华彩乐章，两山之间，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溪水清亮，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或叮咚或淙淙或哗哗的流水声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来到一片比较开阔的河滩地，溪畔铺着青色、灰色的卵石。王老走在前面，忽然，他转身向我们示意，让我们轻声，原来，他发现有溪水旁的一块小石头，非常像一只小鸟。他让我们轻声，以免惊吓了这只“小鸟”。过后，我知道这其实只是一块石头，就取笑他。王老就是这样充满着孩子气。

王朝闻先生是一位很乐于帮助年轻人的学者，我在与他接触之时，也不时向他请教一些美学上的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回答，对于我的文章他也关注。1984年，他看到我在《文艺研究》上的一篇谈艺术的美学分类的文章，给我的信中说：“《文艺研究》近期发表一篇你论艺术分类的文章，这一问题值得结合具体作品（代表性作品）继续探讨。任何对象的本质都是从特定对象的比较中得来的，而比较也许就是一种审美享受。”王老的话不多，但对我有启发。我的文章谈艺术分类主要还是从理论出发的，王老肯定这一个角度，但是他又觉得还不够，还宜结合具体作品将问题深入下去。作品的实际情况远比理论上的概括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事实上有些作品很难归入某一类，也许它能归入许多类。王老让我继续探讨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遗憾的是，后来我没有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实在对不起王老。

1989年我离开湖南，去浙江大学任教，在浙江大学致力于科技美学原理的研究。我将研究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1990年10月10日王老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九月十八日的信收读，因病骨刺而未能立即回信。

你在浙江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美学问题的研究，这是值得高兴的……从学以致用的原则看问题，你和浙大同仁将致力于专著《科技美学原理》的编撰，可能获得新的收获。如果要我提供什么参考意见，我只能说，最好就地取材，从浙江的科技现象着眼，对实际存在的对象的历史和现状、继承与创造和它的得失着手，得出实事求是也就是崭新的不为其他地区和国度的学者的见解所能代替的判断。即使不大谈原理自身，其中也有可能出现不背于原理而又是对原理的创造性的发挥以及发展的理论成果。目前接触到的某些著作，其显著特点是大量引证外国有关某一门类的论点，却难于看出著者对它的理解的己见。这种现象的产生，看来不是从中国现状的特点着眼的，这种方法和学风不利于我国某一学科的发展。袁枚给朋友的信似乎对为文的适用性不太以为然，但他提倡创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说：“若矜然以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即下笔多滞，将终其生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不论袁枚的立场观点和我国当代的需要有多大差别，只要把这些话当成独立思考的意味来理解，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既是警告也是鼓舞……

这样一封长信，我收到后读过多遍，竭力揣摸其中的意思。我来到浙大后，基于当时的浙大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想依靠它的理工优势，做一项人文与理工交叉融合的研究项目。从我的专业出发，选择科技美学基本原理这一题目，获得了路甬祥校长的肯定与支持，并争取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参与写作的人员，有理工科的老师，也有文科的老师。虽然在人文与理工的结合上我们有所注意，但是，在从“实际存在对象的历史和现状”入手这一点上确实有所忽视。王老说的这一点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谈艺术，谈美学，总是从具体对象出发，不做空对空的理论阐述。他的每一本谈艺术的书都有这样一个特点。王老引用的袁枚的话对于我们也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又向他汇报研究的状况，并询问有无可能为我们的书写个序。王老回信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鼓励、肯定，说到写序，他谦虚地说：“技术美学这一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对我来说不只认为有望洋兴叹之难，即使从方法论方面也不能说出点有助于读者关心此书指导其阅读的见解。这次的委托，务希见谅，免了我吧！”（当然，我们能理解先生，何况先生时在病中。）尽管先生没有接受写序的要求，他在信中，还是说了一些相当深刻的意见。他说：

唯一可以在信中向你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只不过希望你和诸位学者在研究这门学科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充分掌握对象的功利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联系和差别，而且要着重［于阐述］它的审美价值如何通过功能价值来体现，［还有］它的审美属性的独特性。为此，你们的研究工作不能不涉及对我来说有吃不消的麻烦，即物质生产的实用功能的种种特征。撰稿时千万避免多用这方面的材料，使一般读者望而生畏。美学论著尽可能有审美作用，但为了说明这种与实用相结合以至于从属于实用的审美属性的独特性，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理解这种边缘性的知识非常重要。

再见，祝你们的工作顺利，在研究过程中，像你的贵同乡齐白石老人所说的那样“采花蜂苦蜜方甜”！

这些话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一方面，像“审美价值如何通过功能价值来实现”，是王朝闻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他无私地贡献给了我；另一方面，更多是朝闻先生几十年来治学的心得体会。比如，他看重一般读者对于著作的接受，看重不同学科交叉那种边缘性知识的重要性。这些，对我的的作用不只是《科技美学原理》这一部书的写作，而是终生受用。王朝闻先生非常敬重齐白石，齐白石的“采花蜂苦蜜方甜”一语，他跟我讲过多次，是的，不下一番苦功夫，哪有像样的学术成果呢？做学问的路注定是一条艰苦的路，披荆斩棘之路。多少年来，王老跟我说的齐白石这句话，像黄钟大吕一样在我耳旁回响，不，在我心上震**。

王老的这封信落款是“王朝闻2月14日除夕日”。我记得清楚，此年为1991年。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搜寻王朝闻的生平，有读者在网上说，王朝闻的名字在20世纪的美学界如雷贯耳，其实，何止是20世纪，在21世纪他的名声仍然是如雷贯耳。且不要说他主编的《美学概论》一直到今天，不少学校还在用，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一是毛泽东的浅浮雕像，那是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像。20世纪中国人哪个不读毛泽东的书？再就是刘胡兰的雕像，那昂首挺胸的女青年形象深深地刻在亿万中国人的心坎里。王朝闻是那种艺术全才型的人物，虽然他主攻的艺术品种是美术，但是，他于文学、戏曲也有精深的研究。电视剧《红楼梦》的顾问中就有他。他勤于笔耕，出版了40部著作，他的全集有22卷之多，在中国的著作界，不敢肯定他写得最多，但可以肯定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称得上著作等身的人物了。

结识王朝闻是我的幸运，他的人格、他的学识乃至他的风度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自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王朝闻的崇拜者，铁杆“粉丝”！

2012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