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进入科罗拉多州的玻顿小镇，寻找通往李泽厚家的小路，我生怕弄错，建华——我的同伴说不会错，美国的屋子都有门牌，好找。建华是我当年在浙大指导的研究生，来美国发展已有十多年了。果然，我们顺利地寻到了通向李泽厚家的小路。小路边一排排别墅，屋前繁花似锦，非常漂亮。路不宽，转了个弯，很快就到了。

这是一座在美国很普通的小屋，前屋比较低，后屋则高出一头，约莫有三层。

车子停下，我下车赶紧拍一张照片，才拍完，门开了，赶紧前去，在门口与泽厚老师遇着了，一把抱住李老师：“老师，我来看您了！”

老师说：“望衡你还是很年轻，看，我老多了。”我打量了一下。老师头发花白，面容清癯，体态确是老了，然说话的声音依然清亮，容光焕发，并不显老，我忙说：“不老，不老！”师母出来了，她穿着较为艳丽的红色衣裙，还是那样年轻，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老师先领着我们参观他的居室。客厅明亮，铺着地毯，墙上挂着中国字画，通向更上一层楼的门上横批是两个字：“古韵”。两个字不知是谁是写的，我估摸是别人写了送他的，他觉得还行，就这么挂上了。

中国美学尚韵，谢赫论画，以“气韵生动”为第一，其实，谢赫主要还是讲“气”。中国汉代的琴论倒是讲“韵”的，蔡邕首用“韵”论琴，且称之为“雅韵”。“气”重外向发散的力，“韵”重内在积淀的力——情与意。不只是琴，也不只是其他艺术，整个中国文化都是尚韵的。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化又特别讲传承，重古，就是革新也都要打复古旗号。所以，这“古韵”二字倒真是透出中国文化的某些真谛，泽厚师做的学问，虽然以史居多，但他学问中真正精彩处都是关乎中国现代问题的论述。古韵之妙，妙在通今。有些急进分子说李老师过时了，他们哪里懂得李老师！刘长卿有诗《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泽厚师将“古韵”这一块匾挂在中堂上，个中深意谁人知之？

泽厚老师治学虽然是全球视野，中西融通，古今通变，然骨子深处还是以中国学术为本。他对中国的东西不仅是熟，而且一往情深。中国的学问，向来是文、史、哲、经、医、法、农等不分家的，真正的国学大师没有什么只懂哲学不懂文学的。泽厚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治的是哲学，其实他也通晓文学与艺术。20世纪80年代我在他家聊天，他将他早年写的词给我看过，很婉约，很美，可惜当时我没有抄下来，他的书法也很棒，潇洒灵动，不拘一格。李老师的《美的历程》其实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但誉满天下，主要原因是他真懂中国的文学艺术。他不是就文学谈文学，就艺术谈艺术，而是将中国的文学、艺术放进整个国学中来谈。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优秀的哲学家、美学家，以哲学的视野、美学的维度来谈中国的文学艺术，哪能不更到位、更出色？

李老师的屋子是一个复式结构，进门的一层为主厅，更上一层楼是他的休息间，靠窗一张大沙发，老师说那是他平常坐的地方。往右是书房，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两边书架全是书。我们走近靠窗的书架，老师让我们看他近几年出的书，有文集，记不准哪个出版社出的了，文集旁则是近几年出的各种书，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哲学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访谈录。

李老师抽出一本英文本书，厚厚的，书名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的诺顿文选，收的是世界诸多关于艺术批评的理论，老师翻到其中某页，那几页介绍的是他的理论，建华已经看出，是讲心理积淀的。

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世界艺术论林之列了。据我所知，我们中国当代的文艺思想也就李老师的观点进入了。

来到后院，露天的木楼上，有一坐式秋千，铺着软布，老师说，他平时也坐在这儿，说着，先坐下，招呼我坐在他旁边。我让建华拍照片，师母恰好也出来了，于是我们三人坐在秋千上合影，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顺势竟将秋千**起来，我们都笑了。

这种气氛让我们都不禁回忆到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我与李老师联系密切，是李老师家的常客，那时，我们也是这样的无拘无束，这样的随意谈天。

老师打量着我，说：“我们二十多年未见面了吧，我记得最近一次是1985年，我们一起在敦煌。”1985年，甘肃省美学学会会长穆纪光先生安排在敦煌办一个讲习班，以讲学的名义请了李老师，我也搭上个机会，但我没有讲。那次，我们不仅参观了敦煌，还去了刘家峡水库、参观了炳灵寺。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一起逛兰州夜市，在街头吃兰州拉面。李老师吃得很开心。

说到这些细节，李老师脸上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我说，其实那次不是我们最近的见面，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暑假，我们在北京见过。那次我是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美学学会，来北京转车。跟我同来的有我爱人、我女儿，那时女儿六岁。我们提前一天来到北京，去皂君庙李老师住处看望李老师。李老师招待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我记得吃饭前，师母从大冰箱取出酸奶招待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喝酸奶，凉冰冰，酸甜甜，真好喝。看着大冰箱，我羡慕地说，有冰箱真好，李老师说，有两个才好呢！那时冰箱是稀罕货，李老师竟说要两个，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吃饭时，李老师问我想喝什么酒，我说有什么酒，李老师说，有茅台、五粮液、西凤，我说，就茅台吧。李老师就拿出一瓶茅台，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正在吃饭时，李老师的孩子放学回家了，那时他戴着红领巾，胖乎乎的，见到我，说叔叔好。说到这些细节，李老师只是笑，他记不清楚了，但师母说她有印象。

大约是第二天，我们一起坐火车去承德避暑山庄开美学学会。那是河北省美学学会主办的一个会。会议开得很轻松。早上，在山庄散步，在山庄一处树林子，遇见李老师了，就一起走，聊什么，忘了。当时大家都很随便，没有将这样在一起散步、聊天当作一回事，至今回忆起来，感到挺珍贵的。

1986年以后，我是与李老师没有见过面，1990年，李老师移居美国，想见面也难了。但我们还是有些联系，我给李老师写过信。他回国，偶尔也通过电话。也许因为见面不易，思念就自然加剧了，真还做过好几次梦，梦见李老师。我说了此事，有点不好意思，李老师笑道：莫不是我要死了？我忙说，不是，是我思念的缘故。

聊天，自然最易入题的是往事。李老师是长沙人，1981年湖南省美学学会成立，我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通过省社联，特请李老师回长沙参加这个成立大会。李老师提前两天到了。李老师说，长沙黎坨中学有一位老师，知道他父亲的墓地，他想去找到这位老师，让他领着去看看父亲的墓。记得李老师曾跟我说过，他的父亲是邮局职员，不幸病故在江西任上，他母亲扶枢葬回长沙。不知何故，确切的墓址，李老师竟然一直不知道。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黎坨中学的那位老师，也顺利地找到李老师父亲的墓地。李老师在父亲的墓前凭吊了好一阵，方才离去。

这次李老师来长沙，湖南省社联很重视，安排在湖南省工人文化宫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讲的题目是“什么是美学”，来听的人很多，偌大的大厅全坐满了。李老师在长沙的学术活动完毕，我想陪李老师去岳阳登登岳阳楼，李老师欣然答应了，那天车子刚开出来，李老师对我说，他想去宁乡他外婆家看看，他小时候随母亲在那里住过。宁乡离长沙很近，很快就到了，李老师没有进村，只在田埂小路上走了一个来回，边走边看，不时打量村子。我远远望着他，没有跟去。

一会，他回到车上，我问：“村里还有什么亲人吗？”李老师说：“没有。”我不解，既然如此，来这儿干吗。李老师说：“你不懂，等你到五十岁就懂了。”那年，李老师正好五十岁。

返回长沙的路上，路过靳江中学，李老师说这是他的母校，遂停车进去看看，正是学校放农忙假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去插秧去了，学校没什么人，李老师找到他的教室，在他当年坐过的课桌前安静地坐了一会……

谈及这些往事，李老师陷入沉思，眯细的眼遥望着远方，很像是一座雕塑。

我约略知道一些李老师童年的经历，那是战争年代，李老师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吃过不少苦。李老师父亲是职员，母亲是教师，都对李泽厚有过良好的教育与影响，可惜很早就去世了。李老师凭着天赋和努力，考上了湖南最好的高中——长沙一中，因为没有能力交上学费，转上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当年上过的学校，1950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李老师一路走来，不易呀！

我们没有就那次回乡的事深谈下去，谈话转到他对我的帮助，我需要借这个机会，表示我对他的感激。我对李老师说：“您也知道，我今天也多少有些成绩了，然而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和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您是我的恩师！”说到这，我有些动情了，有些哽咽。李老师则笑了，说：“是吗？”我肯定地说：“是的！”李老师似乎不很记得如何帮助过我了，我就挑了几件事说了说。

我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导下写成的，时为1979年冬。1980年开春，周扬同志来湖南，我托人将此稿转呈于他，想请他指导，不想周扬同志将此文带到北京，给了李泽厚。大约是五月初的某日，我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信，拆开一看，是李泽厚老师的信。信只有一句话：“望衡同志，您的大作周扬同志已经转交给我了，决定在《美学》第三期刊用。李泽厚，月日。”这件事，李泽厚点点头，似有些印象，我说，你的信我都保留着，什么时候要出书信集，我可以提供。不过，你的信大多很短，电报文字。老师笑了，说：“我的信从不超过一页。”

《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两万多字，是我的美学处女作，也是我代表作之一，此文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诸多相关问题的论文集均收入此文。

虽然《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却不是最早发表的，最早发表的是我的《简论自然美》，发表在《求索》1981年第2期。这篇文章影响似要更大些，因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新华文摘》转载前，先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栏介绍了。我平时不注意看这份报纸，而李泽厚老师订了此报，一天，他寄来一块豆腐大的剪报，剪的正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论”栏对我文章的介绍。李老师用红铅笔在我的文章名下方重重地划了一道。虽然李老师信中对于此文没有做什么评价，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这张剪报，我现在还保留着。而这件事，李老师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尽管剪报的事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我的文章他确是读过的，因为寄剪报后不久，我们在上海见面了。见面时说到此事，李老师说：“你的关于自然美的观点跟我不一样。”听到这我有点紧张，不想李老师接着说：“我也不希望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此时，我不仅心放下来，还很有点激动。此时，当我重提此事，李老师说：“这不算什么，我不只跟你说过，也跟许多人说过。学术要在争鸣中才能发展。你这些年成绩也不小，出了好些书，成绩很大。”于是，我趁机问，是否收到我寄赠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三卷本，李老师说：“收到了，很好的！”

谈到《中国古典美学史》著作，我对李老师说：“这也要感谢您，是您建议我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李老师有些惊讶，“是吗？”他问。

于是，我说起事情的来历：大概是1984年吧，那时我在长沙编《美育》，一次去北京出差，下午去看李老师，那时他家住和平里。

那天谈话的主题是我适宜做什么样的学问，话题好像还是李老师提出来的，我那时刚写完《黑格尔美学论稿》，想继续研究康德，遂说对康德有兴趣；又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典型的文章，遂说对典型问题也有兴趣；那时，我还做小说评论，对古华、莫应丰、孙健忠的小说均写过评论。就在李老师家聊天时，我还发现当天的《光明日报》某杂志广告上有我写的评论呢。李老师对于我说的这些，似乎都不置可否。谈话到下午五点了，我离开李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回想下午与李老师的谈话，觉得不得要领，我究竟适合做什么研究呢？还是不明白。于是，我立马坐上公交，再去李老师家。敲开门，露出李老师的脸，他对于我的再次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奇。我开门见山，问：“老师，您觉得我到底适合做什么研究呢？”李老师思索了一会，说：“我觉得你做中国美学史研究比较合适。”我心里一下就亮了。李老师说：“研究方向与当下做什么课题是两回事，你下午说的均是具体的研究课题，不是研究方向。就研究方向来说，你是中文系出身，还是研究中国美学史合适。康德、黑格尔是要研究，但主要是学习。”

李老师的建议就这样扎根于我心，成为我以后治学的方向，虽然今后治学的主要方向是明确了，但实现这个转移却是一步步的，直到1998年《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出版，这个转移才算彻底完成了。

话题聊到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李老师对这个评价似乎还认可，他笑了，说：“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是基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持‘吃饭’哲学，人首先要活着。活着是第一位的。因此发展经济最重要。”

舒建华此时插话：“李老师，你在20世纪9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要分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现在也许到了社会正义这一步了，您觉得要怎样才能将这一步做好？”李老师说：“我认为，还是发展经济，我说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强大起来，社会正义就好办了。”

李老师关心民营经济第二代的情况，舒建华来自浙江，对这方面有些了解，他对李老师说：“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第二代即所谓富二代发展不错，他们大都留过学，有现代的经营理念。”李老师对舒建华所谈有很大兴趣，追问富二代的特点，建华做了细致的回答。他说，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不悲观，充满信心，“中国大，转寰的余地大，不用担心”。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着，聊了一个上午，方才告辞。李泽厚和他的夫人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美国，再来看您。李老师高兴地说，欢迎啊！

在车上，我一直在想，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在美学大辩论中出名，80年代更是盛名天下，虽然他的学问，似是美学最出名，其实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中国思想史，他做的学问大多属历史，但是，他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李泽厚的学术影响已经跨世纪了，也许他最大的影响更在未来。

车子已经出了玻顿小镇，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大片戈壁展现在面前，远处，科罗拉多大雪山露出一溜长长的山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01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