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段译稿原文是1980年2月寄给我研究马克思美学思想参考的。所译的是《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2两段，共1500字。

我是1978年7月在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复试有幸结识朱光潜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谈的内容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光潜强调研究美学一定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好是读马、恩的原著。由此他谈到，国内流行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本，有的译得欠准确，有的译得欠晓畅，他说他正在读马恩著作原本，也译出过一些篇章。他勉励我一是认真读马恩的著作；二是努力学好外文。

自那以后，我遵照朱先生的教导，集中一段时间，认真研读马恩有关美学的论述，也经常将自己研读马恩的心得寄给朱先生，朱先生都适时回信，给予指点。1980年2月我将自己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人对世界掌握方式的论述的心得寄给朱先生。朱先生于2月15日给我回言，肯定我的理解“有独到之处”，并回信寄来马克思这篇《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2两段的译稿，他说现行译本“不好懂”，现寄来他的译稿供我参考。

朱先生的译稿是用钢笔、蓝黑墨水写的。有三处用圆珠笔改动过，原稿4页，第4页末，用圆珠笔写有：

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凭思维着的头脑由片面（抽象）上升到整体（概念）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这两条显然是为了帮助我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而做的提示。

收到译稿后，我非常感动。清抄了一份译稿寄还朱先生。留下了原件做永久纪念。

比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译本中同段译文，朱先生的译稿与之有三点不同：

第一，朱先生的译稿要明白、晓畅得多。

第二，朱先生译稿中有些用语似要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的用语准确。如选集中译本中“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朱先生的译文是：“如果我从人口开始，那就会只是对整体的一种混乱的观念，通过较切近的确定，我才会以分析的方式逐渐达到较简单的概念，从摆在面前的具体转到愈来愈暗淡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定义（或定性）。从此就会又走上回途路，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就不再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混乱的观念，而是一种融会许多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这里，黑体的词是两译明显不同的。笔者认为，朱译似要准确一些。不过，两译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不会使人产生歧义。

第三，朱先生译稿的一些选词牵涉对马克思文章原意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恰好是学术界意见分歧之处。如“选集”中这样一段话：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朱先生的译稿是这样的：

在头脑中显现为思维过程的那种整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一种方式。这种思维着的头脑运用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掌握世界。这种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真正的主体前后都停留在头脑之外而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只要头脑还只处在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时，情形都是如此。因此，在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主体，即社会，都要经常作为前提悬在心眼前。

（引者注：两段引文中的黑体字均是引者为见出译文的区别而设置的）

这里，朱译与选集中译本有个很大的不同。在选集中译本中，“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一语，在朱译中却是“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在选集中译本中；“理论方法”一语在朱译中却是“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众所周知“认识”与“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朱先生认定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认识”的含义，而不是“理论”的含义。据此，朱先生认为，马克思说的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际上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认识性的”即“理论科学凭思维着的头脑由片面（抽象）上升到整体（概念）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属于这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包括艺术的、宗教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既然第一种方式以“思辨的态度”即“认识态度”为其特征，那就意味着与之相对的“实践—精神”的方式是非思辨的、非认识性的，即不是以认识为目的的。艺术是“实践—精神”方式之一，当然也应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果朱先生的这种翻译是准确的，那对我们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艺术观则有很大启发。按马克思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艺术虽然有“认识”的内容（因为艺术是“实践—精神”的方式之一，“精神”之中就有“认识”的因素），但不是以认识为特点、为本质的。我们通常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去看艺术的本质，仅仅将艺术理解成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将艺术活动理解成认识活动，看来并不是对马克思艺术观的全面的，完整的理解。

朱先生这篇译稿生前未发表过。今年元月在上海与蒋孔阳先生忆及朱老往事，曾谈及此译稿，蒋先生希望我能提供此译稿给予发表，说是这对更好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都会有所帮助。春节前又收到蒋先生来信，说是《复旦学报》很愿意刊登朱先生译稿，嘱我尽快寄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情况，特作如上说明。我对马克思文章的理解和对朱先生美学观点的理解不一定准确，仅供大家参考。

1989年2月于长沙

附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朱光潜 译

从政治经济方面考察某一既定的国家，我们就要从它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在城市，陆地和海域以及各个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的年度总量，商品价格等开始。

正确的程序好像是从实际的具体的，即实在的前提开始，举例来说，这样就要从人口开始，因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不过如果考察得较仔细一点，这种程序却是错误的。例如，假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种抽象品。再假如不知道例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为阶级所依据的因素，阶级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名词。再如资本，它依靠交换、分工、价格等，假如没有雇佣劳动，没有价值、货币、价格等，资本也就没有。从此可见，如果我从人口开始，那就会只是对整体的一种混乱的观念，通过较切近的确定，我才会以分析的方式逐渐达到较简单的概念；从摆在面前的具体转到愈来愈暗淡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定义（或定性）。从此就会又走上回途路，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就不再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混乱的观念，而是一种融会许多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前一条是经济学在初产生时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从活的整体开始，即从人口、民族、国家政权乃至若干国家政权等开始。但是他们以这样方式结束，他们通过分析找出例如分工、需求、货币和价值等的某些起界定作用的抽象化的一般关系。等到这些因素多少已固定化和抽象化了，才开始出现由劳动、分工、需求、交换价值之类简单因素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一些经济体系。这后一种方法在科学上显然是正确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定性的综合，因而是杂多的统一。所以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尽管它在现实界确实是出发点，所以也是观照和观念的出发点，按照头一种方法，完整的观念蒸发为一些抽象的定性；按照第二种方法，一些抽象的定性通过思维再生产出具体。黑格尔就由此陷入幻觉，认为现实界乃是思维进行自综合、自深化和自发展的结果。而其实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作为心灵中的具体而再生产出来的一种方式，而绝不是具体本身的生产过程。例如交换价值这样一个极简单的范畴，就要依据人口，依据某种形式的家庭，共同体和国家中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进行生产的人口。它只能作为某一特定的活的具体的整体中的一种抽象的片面的关系而存在。不过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过。因此，对于意识来说——而哲学意识的特性本来就是如此：把掌管知解的思维就看作实际的人，把所知解到的世界本身就看作实际的世界——总之对于意识来说，各范畴的运动就被看作实际的生产活动而其结果就是世界（只可惜这运动的动力却来自外界）。这种看法其实还是一种赘词（义同语异），只有在一定限度以内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只有在把具体的整体看作思维的整体和思维的具体，亦即看作思维和知解的产物时，才是正确的，但绝不是驾凌于（感性）观照和观念之上和之外而思维出的由自己产生出自己的那种概念的产物，而是据观照和观念来加工成的那种概念的产物。在头脑中显现为思维过程的那种整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一种产物。这种思维着的头脑运用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掌握世界。这种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真正的主体前后都停留在头脑之外而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只要头脑还只处在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时，情形都是如此。因此，在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主体，即社会，都要经常作为前提悬在心眼前。

（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译）

原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