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燕南园66号，2010年8月11日，清晨。

从勺园出来，朝东，进入校园纵深，体育馆附近正在修建网球场。建筑工地杂乱，行人步履匆匆。昔日极清幽的校园在哪儿呢？燕南园你在哪里呢？来到一通向山坡的岔口，见有一指示牌：“此路不通”。我疑惑，问一位路人，他一指，说，上坡就是。

上坡。几步路，就到了坡顶，啊，就在这儿！乾隆年间立的两块汉白玉碑还竖立在哪儿，驮碑的赑屃依然那样气定神闲，忠于职守。我熟悉的66号就在左手边。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别墅，老式青砖建就，中式风格，开的是边门，门上有门牌：66号。门牌下贴着一张水电欠费的通知。不消说，许久没有人居住了。

我想起刚才问路时，见到的“此路不通”指示牌，不禁感慨系之。通向燕南园的这条小路，当时可是“冠盖如云”“车骑雍容”！冯定、汤用彤、冯友兰、周培源、朱光潜、王瑶……这样的大师级的学者均住在这里。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我试着走进门，摸摸门墙，感到几分温润，又有几分生涩。以前，我不都是从这门进去的吗？总是我按门铃：师母奚今吾先生问：哪一位？我答“陈望衡”，于是，门“吱”的一声开了。我走进客厅，坐下，朱先生一会就从楼梯上下来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朱先生下楼的身姿，轻快，有些飘然，脸带笑容。我已经记不准确当时客厅的摆设，也许因为只注意与先生的交谈。谈话是轻松与随意的，聊美学也聊生活，聊现在也聊历史……与朱先生谈话，是种享受！

他坐在书桌后，我一般坐在他的斜对面。他的眼光慈祥地看着我。先生的眼像一口深黑的井，灵光闪动。那种眼光没有锋芒，是波动的，闪亮的，透出温馨。我们除了用话语，也用目光交流着。他从我的眼光，知道我听懂了没有，听进去没有，不时调整着语速，或停下来，让我说。朱先生说话的风格一直是我想学也学不来的，它不紧不慢，有节奏，但不强烈，就像山涧的小溪，淙淙地流淌着。

先生的合肥普通话真好听！柔柔的，软软地，亮亮的，清清的，像山泉，像音乐，是那种古典式的江南音乐。

在燕南园，先生跟我谈过的话很多，最记得的是，先生说，写文章，要让人家明白。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是不能让人懂的。思想要深刻，语言却要平易。平易而又深刻，也许是先生的风格，不仅是文章，而且是他的人格。

先生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风度，温文尔雅，亲切随和，不紧不慢，从容不迫。那个年代，他喜欢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抽点烟，用的是老式烟斗。

1977年，先生从北京寄了一帧照片给我，满头银丝，吸着烟斗，凝神地看文稿。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在我看来，它是最能体现先生风格的照片了。

那烟斗，真棒！它应是先生灵感之源。青烟袅袅，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后来，我为朱先生编一个选集，将这张照片用作扉页。

我没有向先生要过照片，是先生主动寄我的，照片背后，先生亲笔写了字：“望衡存念”。

朱先生1986年走了以后，我还去过燕南园几次，奚今吾师母接待我。这时的客厅到处悬挂着朱先生大幅的生活照，黑白的，极清晰也极生动。先生面容近女态，特别慈祥，眉毛下的眼睛炯炯有神，总是静静地望着你。

我回顾客厅，发现先生送我的那张照片没有挂在客厅里，似是想问，然而没有出声。

先生的烟斗在哪？

先生还有一根拐杖。1980年，他去昆明参加中国第一届美学会议，我发现他带了那根拐杖。会议是在昆明军区礼堂开的。我记得开幕式那天，大家都坐好了，围着长长的会议桌。

先生进来了，他是刚下的飞机。拄着拐杖，款款地进入会场，他见我身旁有个空位，就坐下来。此前，我已认识先生了，所以不紧张，只是有点兴奋。我是先生推荐来参加这次会议的。

我向先生表示感谢。先生点头，微微笑着。

先生约莫在我身旁坐了十分钟光景，主席台上的工作人员下来请先生上主席台，先生从我身旁的座位上离开，我赶紧送上拐杖。

昆明会议后不久，我去北京看朱先生。先生那天很高兴，说是要带我去看看宗白华先生。我自然非常高兴，忙站起身来。先生开始准备，找他的拐杖。奚师母忙过来，问去哪里。朱先生说去看看宗白华先生。奚先生有点担心，朱先生说，没有事，有陈望衡在照顾着。师母不吭声了，送过拐杖，先生接着，我和先生出门了。

我们慢慢地走，来到未名湖三岔路口，先生不知往哪里转弯了。他探寻地向周围看了看，不走了，拄着拐杖，等着问人。有人骑自行车来了，一见朱先生，忙下车问去哪。得知是去朗润园，用手指了指方向。那位骑自行车的人我也认识，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陈贻焮。

我们继续前行，走了一会，先生停了下来，说，应该是这一块。拐杖轻轻地在地上磕了磕。

我去问，真巧，问的就是宗白华先生的家。听说朱先生来访，宗先生忙起身来迎接，两位老人相对而坐，很兴奋，他们也是多时未见了，聊得很多，我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清楚地记得那根拐杖就倚在朱先生的身边。

我看过先生几帧照片，是与拐杖在一起的，或拄着，或倚在身边！

先生走了，那拐杖呢？

在燕南园66号做客，常能获得先生送的礼物——书。那些年先生每年均有书出版，多是旧著的新版。我去时，先生将摆在案头上的新书，取出一本，送给我，并且不忘用钢笔签名，有几次还写上“望衡老友存念”这样的话。我哪能有资格作先生的“友”，我只是先生的“生”啊！“老”，当然不是指年纪，而是说的“熟”。我明白，这正是先生平易的表现。

先生送我的书中，有几本是特别值得珍惜的。那不是他的新书，而是旧书。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有次先生问及我的英语程度。我说能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英文版。先生说，还可以，但不够，要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表论文。说着，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柏拉图选集》，封面褐色，纸张发黄，小三十二开，厚厚的，精装本。先生说，那是他留学英国时购的，可以对照他的译本读。

那些年，我真还努力学了点英语。译了一本书《人生道路的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也还译了一些英文小文，用东行的笔名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

有一次，朱狄先生知道我在学英文，让我翻译英国奥斯本的一篇文章，我与一位朋友联合将它译出来了，寄给朱先生，想请朱先生给校一下。朱先生将它交给他的儿子朱陈教授，朱陈教授将它认真校了一遍。此译文后发表在《美学译文》第三辑上。现在回忆起来，真为自己的当年的大胆无礼而感到惭愧。“邈予小子”，你算什么，竟敢请朱光潜先生这样的大师为你校译文？

说到英语，对于先生的教诲与期望深感惭愧，虽然一直在学，但没有下功夫，学得不好。差可告慰先生的是我也走向国际学术界了，我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宣读论文，也曾在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德国约恩苏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国际上著名学校和研究机构用英语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

先生送我的《柏拉图选集》是怀在我心中的一块珍宝，它将伴着我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走下去，它给我力量，给我鼓舞，给我温馨！

我就这样观看着，思念着，在燕南园66号周边徘徊。一次又一次地在先生门前停住脚步，久久地盯着那把铁锁。

我的目光停留在二楼的窗户，窗紧闭着。窗下有先生的工作室。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是在这窗下写的，巨译黑格尔《美学》三大卷、维柯《新科学》也是在这窗下译的。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先生每天在这窗下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信件，并且一一地写回信。我给先生约莫寄过十几封信，另外还有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审美——文艺的社会职能》（发表于《边塞》1980年第3期），这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先生回信说“拨两个小时，为你修改这篇文章”，这文章，我想也是在这窗下改的。

先生寄给我的信函中，有时也夹有一些供我学习用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译稿，是先生新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译稿，共四页，1600字。先生时年过八十，握笔的手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工整，没有涂改，想是誊清的。第四页上还有先生画的一张表，用大括号、小括号等符号表述人对世界的掌握是怎样的一个体系。记得1989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先生，说起我手头还有朱先生的这篇译稿，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让《复旦学报》发表吧。于是，我写信给奚今吾先生，询问可否发表先生这个译稿。奚先生让朱光潜先生的侄子朱式蓉给我回信。式蓉信中说，伯母同意发表。于是，我将朱先生的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了蒋孔阳先生，并附上我写的一篇说明文章，介绍此译稿的来历和我学习的体会。朱先生的译稿和我的说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上。

先生晚年，每天除了要拿出一些时间接待青年外，还要花差不多两个小时给那些向他求教的青年写信。《朱光潜文集》第十卷，是书信卷，这卷中的信，绝大部分是他晚年给青年们写的。那时，没有电脑，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在纸上写的。那时也没有伊妹儿，那信需要跑邮局一封一封投进邮筒去。

先生太辛苦了！望着燕南园66号二楼的窗户，想象着窗下先生伏案写作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泪水涌出来了。

我在燕南园66号周围转着，转到屋后，这屋后连着厨房，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在家里宴请我的情景。

那是1983年夏，估摸是8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计划归途在北京停了停，去燕南园看望朱先生。我将这计划告诉时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朱式蓉教授。这天大约是上午十点多，我来到了燕南园。朱先生偕同朱式蓉已在等我了。我与朱先生谈了估摸一个小时的话，先生请我去餐厅，说是要请我吃饭。我没有准备，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也跟着先生来到餐厅，才坐下保姆就上菜了，记得上的第一道菜是煨鸡汤，香喷喷，想是早就准备好了，不然那能一坐下就上这样的大菜？

先生让保姆拿出两瓶酒来，一瓶是桂花陈酒，一瓶是泸州老窖。他先是给我斟一杯泸州老窖，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桂花陈酒。这时，师母奚今吾先生从另外的屋子来到餐厅，对朱先生说，你可不能喝酒啊！朱先生笑着说：“不妨事，我只喝一杯桂花陈酒，望衡喝泸州老窖。”师母不再说什么了。

这顿饭就朱先生、式蓉和我三人。我知道是朱先生专请我的。我这一辈子，不知吃过多少请，然而只有极少数的请是难以忘怀的，在朱先生家的这次吃请是其中之一。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没有给先生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记得送过两条烘干的鲤鱼。那是1984年冬，正是寒假，有学生是东北人，要回东北的家。我刚好收到两条来自岳阳洞庭湖的腊鱼，黄灿灿的，就让这位同学路过北京时送到朱先生家去吧。朱先生收到后，很高兴，给我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说是“无功受禄”，怎么是无功呢？先生对我，恩比天高，功比海深！

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我绕到燕南园66号的后面，屋后收拾得很干净。后门是关着的，我想，这后门应是连着厨房，厨房过去就是餐厅了。我自然进不去。我也不想进去，先生不在，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先生走后，我去看过奚今吾师母，问及先生的墓地，我说，能不能在北大校园里占方寸之地，立一面碑呢？奚先生摇摇头，说不可能。奚先生现在也走了，我该到哪里去凭吊先生和师母呢？

我不知先生的墓地在哪里，我只熟悉这燕南园66号，我想，先生的魂灵应是在这里。自从1946年自武大来到北大，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这儿，有他的音容在，有他的步履在。

已是傍晚了，天色转暗，霞光从厚厚的云层透出，将燕南园66号涂上一抹红色，二楼的玻璃窗亮闪闪的，又将霞光反射到对面的大路上。

我不愿这么早就离开，环顾左右，在等着先生散步归来。

2010年8月初稿，9月二稿

载《艺术》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