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吴泰昌同志寄来的他的新著《有星和无星的夜》，不禁又勾起了我对朱光潜先生的怀念。泰昌这本书有好几篇文章是写朱先生的，而我也正是因为同朱先生的关系才与泰昌结识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5年元月，泰昌邀请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我早听说朱先生病了，正想去看他老人家。到了北京，听说朱先生已出院了，但又听说朱先生记忆衰退得厉害，许多熟人认不得了。一个晴朗的冬日，我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朱先生的住处。朱先生正在客厅休息。我走进去，握住老人的手，说：“朱老，我来看您了。我是湖南的陈望衡，还记得吗？”朱老含笑地点点头说：“记得，记得。还在编《美育》吗？”看样子，朱老真还记得我。我仔细端详刚出院的朱老，发现他胖了，脸色也还红润。我深为朱老健康高兴。哪里想到只时隔一年零两个月，老人就故世了。据泰昌说，老人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

夜阑人静，春雨潇潇。朱光潜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然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此刻我就似乎清晰地看见他坐在我对面，握着那只大烟斗，跟我亲切地聊天……

我永远记得1978年7月19日这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这天上午，我应先生之约，在北大学生陈清云的陪同下，去西语系一间工作室拜访他老人家。我很兴奋，也有点胆怯。这是海内外著名的大学者啊，我不知该怎样与先生谈话。然而，当我走进先生的工作室，疑惧全消失了。在我面前是一位多么慈祥、多么可亲的老人。瘦小的身材，满头银丝，佝偻着背，然精神矍铄，开阔的前额下一双眼睛闪耀着温和、睿智的光。我一进门，他就起身与我握手，并拿出牡丹牌香烟来招待我们。他自己是不抽这种烟的。他抽的是大烟斗。备这种香烟，完全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这亦可见出先生的诚挚、精心。

坐下后，他拿出一张卡片，叫我留下名字。他看了后，笑道：“望衡，‘望衡对宇’，这名字好！”我也笑了，局促感全消失了。“望衡对宇”这成语我比较生疏。我父亲给我取这名不是出于此典。为了纪念朱先生为我的名字找了个新出处，我用“对宇”作笔名发表过很多短文和译文，此是后话了。那次，我们促膝而谈，范围很广，从湖南名胜传说人物到他老人家的生活经历、日常起居，从马列著作的翻译到当时美学界的热门话题——形象思维。老人那天兴致很好，谈兴很浓。他音量不高，但清晰、柔和、流畅，带有很好听的安徽口音。听他谈话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向老人请教了几个美学问题，老人一一给予了指导。最后老人说，搞美学，有三条最重要。第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美学观点和文艺观点；第二，要至少懂一门外文；第三，要至少懂得一门艺术，自己能动手创作更好。老人这三点建议，以后还给我讲过多次，信中也提到过多次。特别是第一点。我觉得这是老人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得出的最可宝贵的体会。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他在晚年经常读马列原版著作，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现在中文版的马列著作，许多翻译不准，他打算重新翻译一些。他也确曾翻译过一些。比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都有新译文发表过。

这次见面后，我跟朱先生联系上了，常有书信来往。我按照先生的教导，开始认真地系统地读起马克思的有关美学的论著来。先生知道后，很高兴。他写信给我，说：“不要贪多，重要的文章要仔细咀嚼，要真正读懂。”先生给我开具的马列著作中，第一部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说这部著作很重要，但不易读懂。于是，我花了比较多的工夫去啃这部著作，对照三个译本读。在研读的过程中，我常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寄给他老人家看，有时一写就是十几页，老人家都认真看了，并回信指导。他对我研读《手稿》的体会感到满意，说是“比过去的文章较深入”。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写《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基本上就是将写给朱先生看的心得体会综合而成的。

在先生指导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最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是1979年，我在啃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按照常规，我又用书信的形式向先生汇报自己的体会。一天，收到先生的一封厚厚的回信，打开一看，有两页信纸，四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一段的译稿。我急不可待地先看信。朱老在信中说，他对我关于《导言》中“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解很感兴趣，不过，现在发行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马克思原文的翻译似欠准确，为帮助我正确理解马克思原意，特将他自己的译稿抄给我。译文是用400格的稿纸写的，整4页，译文1600字（此译文目前还未见公开发表）。文后面，朱老还用圆珠笔写下这样的提要：

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凭思维着的头脑由片面（抽象）上升到整体（概念）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我捧读先生的译稿，深情地看着先生因年老手颤写得歪歪扭扭然而又一笔不苟的文字，热泪盈满了眼眶。我捧的不只是一件手稿啊，它是先生一颗赤诚的心。朱老逝世之后，出版社要给朱老出全集，我将此译稿复印件寄去了，原件珍藏在我这里，这是先生赠给我的无价之宝。

先生留学英、法、意等国8年，精通英、法、意、德、俄多种语言，积几十年治学之经验，深知搞美学外文很重要。他多次对我说，要学好外语。一次，我去燕南园看他，他特意将一本英文版的《柏拉图选集》送我。这本书还是他留学时购的，纽约1923年版，很是珍贵。朱老满怀希望地对我说：“你要把外文搞上去，不仅能读，还要能写，要能在学术会议上用外文宣读自己的论文。”这个标准对我来说，那是太高了。我惭愧地说：“恐怕我做不到。我目前的外文水平仅只能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老人见我畏难，鼓励我说：“那也算有些基础了。不要妄自菲薄，只要舍得下功夫，没有学不会的。可以试图做些翻译。这也是学外文的一种好办法。我学俄语，学了几个月语音、语法后，就捧着一本《联共党史》读起来了，第一遍只求大概弄懂，第二遍就要求一句句弄懂，第三遍就着力领会内容了。”

在朱老的指导下，我也壮起胆子一边学英语，一边搞起翻译来了。1981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朱狄先生让我译一篇奥斯本的美学论文，说是给《美学译文》用。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与一位青年朋友共同努力，总算把它译出来了。这时，我想到应寄给朱先生看看，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拜托他老人家校一校，总不要出差错才好。译稿寄走后不久收到朱老的回信和校毕的译稿。他告诉我，他正在病中，此译稿是请他儿子朱陈先生校的。他说朱陈外文、中文均好，可以放心。朱老在信中肯定我们的译稿基本正确，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此后我又译了些东西，只是再不好去麻烦他老人家了。

朱老对青年虽然很温和，很可亲，但也很严格，在做学问方面他尤讲究谨严、周密。他只要发现你不够谨严，不够认真，就会狠狠批评你。我就挨过先生的批评。

那是1979年，我认识先生不久，给先生寄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寄文章给先生看。当然，那文章我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满心希望能得到先生的几句夸奖。可想不到得到的却是很厉害的批评。问题不出在观点上，先生说：“不在乎观点，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不须强同。”他认为我的文章毛病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先生信中说：

开始写论美学问题的文章，宜选现实生活中某一个有关美学的具体问题深入地思考，自己有了把握之后才动手去写，写时要着眼使读者不但能懂，而且感到心悦诚服，大文把许多大问题都放在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去解决，这是很难写得好的，不妨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引用鲁迅所举的写文章的规则，要想好再写，不要随想随写，弄得层次不清，甚至先后矛盾，例如文艺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在大文中前后提法就似不一致……

可以想见我读信时的心情：懊丧，灰心，悔恨，惭愧，又有些不服气。然而当我冷静下来，将自己的文章认真读一遍，而且力求像读别人文章那样读一遍时，我真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的文章的确写得糟糕，朱老的批评是极中肯的。我认识到了自己做学问不严谨，不细致。于是我给朱老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他的批评。很快，我收到朱老的回信。朱老在信中说：“前对大文提了一点直率的意见，得来信知不见罪，很高兴。做任何科研都要有攻关的勇气和耐心，‘事在人为’，祝您坚持下去。”朱老就是这样宽厚地谅解青年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只要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自己的毛病，朱老总是立刻表示出最真诚的欢迎，给予最大的鼓励。

我感到很幸福，在我从事美学研究的道路上能获得朱老这样的大学者的指点。据我所知，像我这样受到朱老指导过的青年还很多。朱老告诉我，他每天要花费不少时间给青年写信，接待青年来访。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素不相知且没有别的名人介绍的。朱老一生关怀青年，爱护青年，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贡献是远远超过那800万字的著作的。

我的日记本中夹着朱老83岁时送给我的一张照片。老人衔着烟斗，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非常珍惜这张照片，时时看它。每当看它时，一种崇高的情感就在我心中升起，我就感到神清气爽，一身充溢着无穷的力量……

写于朱光潜先生忌日两周年，长沙

最初发表于《名人传记》1989年第5期，收入

拙著《聆听天籁》，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