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扬

世事悠悠，往事如烟。然而曾经给予过我重要帮助的人物在我心中永远那样清晰。这其中就有周扬先生。每当我出版了一部新书，我总是望着窗外，望着蓝天，默默地在心中说：周扬先生，我又出了一本书了，这全是您鼓励的结果！我记得您的教导，我不会停步的，我还会继续自我奋斗。

事情原委还得从1978年我在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说起。那是中国“**”结束后恢复的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考试。我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初试通过后，我获得了上北京面试的机会。为了应考，我提前一个月到达北京，住在北大，每天在北大图书馆看书。通过湖南籍教授陈贻焮先生的帮助，我认识了美学泰斗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对远从长沙来拜访他的我很是看重。按照朱先生的指导，我开始认真地研读马克思的几篇与美学相关的著作，并经常与朱先生通信。

1980年元月，我在新出的《美学论丛》上，看到蔡仪先生写的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很兴奋。元月26日晚，我在日记中写道：“夜读蔡仪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很感兴趣，此文推翻了长久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自居的苏联涅多希文学派。此学派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李泽厚、朱光潜等人的美学实是涅多希文、苏斯洛夫等的美学的翻版，我的美学基本上也是这一派的。看来，得认真地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学说了，万不可盲从。”当时，我确是为蔡仪的文章所震动了，不过，我也没有盲从蔡仪。我将蔡仪所提到的几部马克思的书一一找来认真地研读。先是通读，然后找到蔡仪着重分析的句子，对照蔡仪的理解，深入地思考，结果，我发现蔡仪的理解似不合乎马克思的原意。于是，我将自己的看法一一写下，陆续寄给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每次都认真地看了，对我多加鼓励，也提出一些意见，并且将他的关于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的译稿（当时还未发表，手写稿）寄给我，说是供我参考。这样，费时近两个月，我对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有了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看法。1980年3月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苦战一天一晚，完成《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详细提纲，约八千字。”3月13日，我又在日记中写道：“通过四天四晚苦战，《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兼与蔡仪先生商榷》一文写完，约18000字。”

文章写出来了，可这么长的文章去哪里发表呢？那时学术刊物很少。我只得将稿子放在一边，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4月16日下午，湖南省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会场是湖南省军区礼堂。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湖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康濯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焦林义致祝词。真巧，正在湖南做调研工作的周扬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中国文坛的大人物。上大学那会儿，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必定说到周扬，他是左联的领导人。后来，周扬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院长，从那时起，他就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人，他在那个时候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一开始，周扬是最早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结束，周扬被解放，仍担任中央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经历“**”的周扬，在恢复工作后几乎换了一个人，他在许多公开场合，认真地、诚恳地检讨自己在“**”前所犯的“左”倾错误，对于在他担任领导职务时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的文艺界知名人士一一道歉。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特别是赢得了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的谅解。那个时候，周扬同志奔走于全国各地，做调查研究，落实文化界平反冤假错案。后来我得知，他这次来湖南也是做这项工作。当时，我对周扬的尊敬，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还因为我拥有一本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美学书。我对美学的兴趣，多半来自读这本书。另外，我还读过周扬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这同样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那天，开完会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开幕式期间，我的注意力都在周扬同志身上。这位久经战阵的文坛元戎，我今天终于得以饱瞻其风采。周扬有一张硕大的方形脸，鼻子又高又大。他气色很好，目光炯炯。头发虽然差不多全白了，但精神似乎并不显衰老。周扬端坐在主席台正中，时左右环顾，神态安详庄严。”文代会要开好几天，而我也只参加了这天的会议，周扬是否还继续出席湖南省的文代会，我不知道。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天见到周扬对于我的一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4月22日，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日子！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文艺报》第四期上周扬同志推荐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这部小说评论信，猛然想到，我能否将我的文章给周扬同志一阅，碰碰运气呢？”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头脑中灵光闪现的情景。周扬的信是写给著名作家沙汀的，是沙汀向周扬推荐了这部小说，而周扬竟然将它认真看完，然后给沙汀回了这封信。当时的联想就是周扬既然有兴趣看这部小说，为什么不可能看我的文章呢？周扬也是美学家啊！有了这个念头，我就去找见周扬的机会。我当时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能不能借组稿的机会呢？我去请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社长说，他与出版局的领导前天去看过周扬了，也组过稿，我不必去了。怎么办？我忽然想到一个人——刘桂生，他是省委机要处的一位干部，我的学生。23日，我将我的意图跟刘桂生说了，桂生说，周扬住在省委九招待所，下午毛致用书记要去看他，我可以在毛书记去之前，将你的文章送给他。24日，桂生告诉我，文章已送给周老了，周老很高兴，说可以看看。文章送了，我放心了，至于周扬会不会看我的文章，看了是什么态度我都不去想它了。我一直相信，文章也与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

5月8日，距我将文章给周扬看已过去两个星期。下午我因工作去湖南师大看望邓超高教授，邓超高教授告诉我，在省文学学会筹备会上，康濯说，周扬同志这次来湖南，看了陈望衡的一篇美学文章，很欣赏，说是有见解，很不错。我当时听了，又惊又喜。想不到周扬在返北京前就看了我的文章，竟然还给了这样高的评价。这篇文章现在何处？按捺不住兴奋，我去省文联大院找康濯。康老的家我知道，他住五楼。才坐下，我就问康老，周扬同志果真看了我的文章，表扬了我的文章吗，康濯说，是的。周扬同志还说湖南有人才。我接着问，那我的文章呢，康濯说，周扬带到北京去了。

时间又过去了十来天，5月22日上午，我正在想能否给周扬的秘书（我费了一些周折打听到了秘书的名字）写一封信，问一问我的文章。正在这时，有人从传达室拿来一封信。信封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字样，拆开一看，是李泽厚先生写给我的。李泽厚，这也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大美学家，他给我写信了！信中说：“陈望衡同志：周扬同志转来您的文章（《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我们读了，决定在《美学》第三期刊用，特此奉闻。敬礼！李泽厚，五月十八日”。真是喜从天降！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将这喜讯告诉给康濯同志，告诉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后来，听李泽厚先生说，周扬同志将他约到家里，将我的文章亲手交给他，并且明确地表示了对这篇文章的欣赏。第二天，我又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信，此信邀请我参加当年六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

1980年，我三十来岁，对于现在的青年，三十来岁的年纪出这样的成果可能算不了什么，可那时，“**”结束才三年多，应该说还是不太容易的。这篇文章得以写成并在权威刊物发表，我得感谢三位大人物：朱光潜、周扬、李泽厚。没有朱先生的指导，这篇文章不能写成；而没有周扬的推荐、没有李泽厚先生的支持，这篇文章难以这么快地发表，而且在这么高规格的刊物发表。我非常珍爱这篇文章，它是我的美学处女作，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它凝聚着周扬、朱光潜、李泽厚三位大人物对后辈学者深切的关爱与期望。

1980年6月我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华美学学会，朱光潜先生担任学会会长，李泽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他在约见李泽厚等会议筹备人时说的关于发展中国美学事业的话，在会上被宣读了。周扬的讲话谈了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美育。这项内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朱光潜为首的五位老学者在会上拟就了一封致中央的信，提出要在教育方针中恢复美育。我当时其实并不很懂美育，但受会议的影响，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在湖南办一个美育刊物。会议结束后，我将我的想法向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出版局、省委宣传部三级领导都做了汇报，他们都很赞成。很快，我从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少儿编辑室调出，组建美育编辑部。经半年筹备，1981年元月《美育》出刊了，一时反响很大。当时重要媒体包括香港的《文汇报》都报道了，据说美国之音也报道了。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办《美育》有这样大的新闻价值吗？现在想来，也不奇怪。长期以来，爱美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谁对自己的穿着、容貌稍微注意一点，就会受到批评，扣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可以说，整个社会谈美色变。本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方针中还有美育，随着阶级斗争声浪日高，美育就从教育方针中拿掉了。如今，中国官方的一家出版社，公然办起刊物，鼓吹起美育来了，怎么能不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也引起海外人士的关注呢？《美育》的第一期发表了周扬关于提倡美育的讲话，转载了董秀玉对朱光潜的访谈录。一年后，这个刊物在全国已有相当声名，洪毅然、蒋孔阳等著名学者都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论刊物。1984年还在湖南著名的风景地——张家界举办全国首次美育座谈会，许多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学家包括王朝闻先生都参加了，真是极美育一时之盛。

虽然美育在中国的兴盛是历史必然，不过，就湖南办这份《美育》杂志而论，它与周扬同志关于美育的那个讲话、与我本人对周扬同志的那份特殊的感激之情是分不开的。

自1980年7月至1985年5月，我一边办《美育》刊物，一边从事美学研究，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并开始写作《艺苑谈美》一书。那些年，我去过北京好几次，也想过见见周扬先生。“**”结束后，周扬同志有一段时间住在中组部的一处招待所。打听确实后，我去找了，结果很失望，几天前，周扬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没人知道。1982年，我终于打听到了准信，周扬住安儿胡同一号。我没有周扬家的电话，事前也没办法预约，那就只得闯了。我从日记中查得，那天是8月13日。下午，我来到安儿胡同，寻到了一号，这是一座四合院，有一扇大铁门。四围十分寂静，行人极少。我鼓足了勇气，按响了门铃。只听得“吱”的一声，大铁门开了一条缝。有脑袋探出来：“找谁？”我走上前，说：“找周扬。”“你是哪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打电话约过没有？”“没有。”眼看那人就要关门的样子，我忙说：“这样吧。请您进去跟周老说一声，湖南有个叫陈望衡的人来看他。如果他说不记得了，或者说没有时间，我马上就走。”那人将铁门合上，进去通报了。过一会，铁门打开了，那人说：“请。”走进院子，门房让我走进左边的会客室，招呼我坐下，然后拿来了电风扇。我环视了这会客厅，这是一处老宅，黑木的门窗，粉壁上挂的那些画，全是名家的作品，记得有黄胄的毛驴，有林风眠的水禽。略等片刻，周扬偕同他的夫人苏灵扬进来了。我们三人分坐三个方向，周扬坐在正中，苏灵扬坐在他的对面，我则靠着通过道的墙壁坐。我先是表示对他的感激，说您对我的文章的推荐，对于我一生的事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周扬对这句话感兴趣，他笑着对苏灵扬说：“陈望衡说我对他文章的推荐对他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呢。”苏灵扬则说：“是吗？”说话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我然后谈如何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办《美育》，并向他约稿。周扬说：“美育十分重要，它是人的素质教育之一，过去否定美育是不对的。美育，苏灵扬是专家，她可以为你们刊物写稿。”接着，周扬问我的家庭、问我这些年做学问的情况，我说因为要工作，通常只能晚上做，经常开晚车，有时通宵。周扬微微点头。我又说到朱光潜先生、李泽厚先生、王朝闻先生对我做学问的指导，周扬说：“有老师指导是好的，但个人奋斗还是要的。我们党并不反对个人奋斗，只要个人奋斗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搞学问，组织不能代替你，老师不能代替你，朋友不能代替你，还得靠个人奋斗。”周扬这番话我听得有点懵了，因为从我上小学起，直到现在，个人奋斗一直遭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才过去不过几年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情景还记忆犹新，那时的提法是“狠斗私心一闪念”。周扬的说法怎么不同呢？当时的我，听到他提倡个人奋斗的一番话，十分害怕。一时没敢作声。周扬大概看出我的疑虑，继续说：“毛主席说过，有大公无私，也有大公有私嘛！大公无私只是一个要求，问题是要先公后私。在公私矛盾时要服从公。”听到这里，我才有些释然。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扬跟我说的自我奋斗的话，我不敢跟人家说，我只是将它记在日记里。

我第二次去看周扬是1984年3月初的一天。仍然是在安儿胡同一号，仍然是在那间会客室，仍然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场，不过，这次周扬的情绪不高，整个会见，他没有笑过。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周扬恰好是这场运动的挨批者。事情的原委是，这年的3月7日，北京开了一个大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谈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问题的理解。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影响非常大，这是“**”后第一篇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然而这篇文章却引来那些坚持极“左”思想人的反感。一场名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暴突然降临了，周扬再次被打倒。身心交瘁的周扬这次是扶病接见我。在接见中，他很少说话，多是静静地听我谈研究美学的心得，当我说到我正在研究黑格尔美学并准备写一本书时，苏灵扬突然插话：“你不害怕吗？”“害怕什么？”我不明白。苏灵扬说：“你研究黑格尔，黑格尔不是谈异化的吗？你不怕人家批你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突然明白了。周扬那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问题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谈“异化”，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可能。这正是那些极“左”分子猛批周扬的问题之一。（2007年5月我去上海，见到王元化先生，王元化是周扬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王元化先生跟我详细地谈到了周扬坚持要谈这个问题的缘由，周扬这是在深刻地总结“**”的教训啊！）异化问题，我研究过，我认为周扬说的没错。年轻的我，无党无派，又没有职务，自然不怕什么。我提高了声音，挺直腰板，说：“我不管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我只知道读书无禁区，研究无禁区！”周扬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但苏灵扬笑了。

1985年，我没有机会再去北京，也未能再去看周扬。我听说周扬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此时我将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学王国探秘》一书，很想让周扬为我的书写个序，我给周扬写信，并寄去了我的新书《艺术美》，然而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就写信给周扬的儿子周艾若先生。周艾若先生回信给我，说是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艾若说，哪怕父亲口能张一张，我也能揣摩他的意思，给你写点什么，可他连张口这样的动作也不能了。

1989年8月1日，我看到报上发表的消息，周扬去世了，但周扬去世的报道很低调。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概括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30年代左翼文艺活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历史。《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百科全书》称他为“中国文艺界的首领和文艺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我只是一名受恩于周扬的学者，自然无法对周扬一生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我永远感激他，敬重他。他无时无刻不活在我的心里。

原载拙著《聆听天籁》，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