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报道策划常用形式
组合报道。多指同类信息、事实或主题相关的资料的集中编排，是深度报道的一种策划方式。可以通过以往资料的再利用或报道的回放手段变单项的、零散的信息为规模性的、集中性的信息汇总，以丰富的内容吸引受众。组合性报道可以运用于多种题材报道的策划中，常见的是国际时事、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灾祸等题材的报道策划，大多通过同类组合、相反组合、相关组合、系列组合、追踪组合等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不同组合形式，尽可能实现独家“制作”。
系列报道。运用多种体裁对有典型性问题、现象、人物或事件进行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报道。它同样由多篇稿件组成，与组合性报道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每单篇稿件的角度与视点都不同，从不同的方位来观照同一对象，相互补充，而后者则没有这一明确要求，只是多种有关联的信息与资料在版面手段上呈现出的一体化。系列性报道有聚焦的特点，侧重透视性，强调以一种理性智慧透析与社会发展、人性本义、精神涵化等至为密切的人事、物象，质疑、探询核心所在。系列报道的采写编工程较大，能成为系列报道的对象应“价”有所值，素材可以不要求显著性但要经得起“敲打”，否则给人凑篇幅之嫌。报道的各个部分要保持有机的联系，遵循同样的价值原则，在同一目标下运作。
连续报道。紧跟事件或问题的发展变化进行追踪而连续发出报道，反映全过程，取得及时、深入的报道效果，多用于突发事件或关注行踪的报道策划。它的每篇稿件或每轮报道都没有把事情说满，留有空间；每篇报道构成系列过程中一个环节与另一环节之间的紧密衔接，所有环节构成了事件或行踪的动态进程。其特点一是文体自由性，根据需要可只选择一种体裁，也可用多种题材。二是及时跟进的连续性，注意交代前一报道发表时没有的情况、原因或动机，或是前篇报道发表以来事态的新变化、对事态的议论与参与，将事件的详尽过程快速而详细地表现出来。三是开放性，报道展开后便具有了记者与受众一同参与、关注的特征。四是主攻性，体现出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做出被动记录的特征，也有记者的预测、眼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支配。连续性报道对批评监督性质的话题运用较多，因为对不合法或不合理事件的准确与全面把握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有很多阻力，问题披露之后的处理也需要一段时间。
体验报道。新闻报道者不仅是目击事实，还可进行角色调换成报道客体，以被报道对象的身份去进行观察和发现新闻。角色转换与到现场、暗访等目击方式虽有关联，但不是一个概念。严格说，体验性报道与参与式报道、目击新闻有一些角色上的差异，它可以开掘文字报道的潜在优势，提供读者从容的节奏和想象的空间；注重记者的亲身感受与经历及为外人所不知独特的体验；语言比较细致，细节、场景、情感、心理等再现性的语言元素较多，读者依据这些元素可以再构出“原来如此”的新闻图景。体验性报道可提高记者的责任心和职业意识，有些媒体把它当做新闻意识与理念变革的重要手段。新闻无处不在，很多可以构成新闻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但隔行如隔山的现实分工与个体精力的有限性使我们感觉不到新闻资源的富裕，体验性报道可以部分弥补这种缺憾。与公众直接接触的行业，人们不熟悉的新兴行业，冷僻独特的行业，特定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乞丐、保姆等，是经常被当做报道策划的话题，既有新闻价值，也有一定的社会认知价值。但体验的触角不可能触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某些职业的特殊性如司法审判、军事与保密、政府高层官员等需经特别认定，道德法律禁止的谋生方式以及某些职业的高度专业化，都限制了体验性报道作用的发挥。
除上述几种常见的类型，报道策划还有受众参与式、多媒介介入式等，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些大致归纳，媒体的实际运用要灵活得多，并不受一些理论观点的约束。如在2013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扬子晚报》策划的《随手拍》专栏，向读者组稿就很自由、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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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体样态的选择
新闻文体近年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编辑在报道策划中可灵活运用。产生这一现象是受众、生活、媒体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受众希望对生活有全面的认识与理解，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现实，也促使媒体不断寻找新的表达形式来承载被反映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新文体形式的涌现也和新闻实践向外借鉴经验与开掘传统资源相关，既注重翻新与利用旧有的体裁，又采借西方的报道形式。如美国出现的精确新闻、解释性新闻，前者有赖于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成熟导致人们对社会认识方式的某种改变，后者则反映民众面对社会显著的变动渴求大众媒介给予合理的解释。又如“新新闻主义”将文学创作的批评功能嫁接到新闻记录方式上，新闻不仅表事，借着“忧思”的精神内核也成为表意的方式。
美国有学者指出：“有些报道被说成是‘想象的’，这并不是因为作者歪曲了事实，而是因为作者带有一种要使它们丰富完整而不是干巴巴枯燥无味的态度去表现它。例如，揭示出事实周围的景象、音响和感觉，以艺术家的态度通过将这些事实与其他历史事实、社会和文学事实相比较。这样做并没有使真实性减少，相反，却使事实变得更加深刻和丰满”。[6]任何文本样式，大都是人们面对现实的一种选择而非刻意的标新立异。每种文体所提供的框架都是人们感知事物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消息更侧重于价值因素中的新鲜、重要，而通讯偏重情感与理性结合的手段更全面。完全区别当前媒体上的多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已经很难做到，说明它们各自遵循的规则只有相对性意义。因为越接近真实地认知生活时，采取的认知手段就越需要复合化。如倡导用统计的手段分析社会的精确性新闻，但随机抽样也有其弱点。大特写与报告文学、通讯、新闻调查等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
如通讯的消息化，突出新闻事实的硬件要素，减少叙述与情感抒发，不再以篇幅长短论，而是回归于事实本身被发掘的程度。特别是评论注重从过去单纯说理，讲究论点、论据、论证，立论、驳论等转向提供大容量的信息。不少小言论或时评专栏说理透彻、剖析深邃，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信息资料丰富，不无所凭依地空发议论。单一的传统言论栏目被不同视点的时评版块所取代，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各式言论的规模，时评已成为某些媒体有特色的招牌。当下时评门槛降低，观点只要有新意不看作者身份，民众已参与到时评员与观察家的行列。近年在报道策划中流行的新样态新闻文体主要有下面几类。
1.数字新闻
以数字或图表为主要表现形式，并体现一定社会价值与新闻价值的信息传播形式。单从以数字手段来表达新闻信息的特点看，它也被称为精确新闻。但从学理上分析，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新闻中的“数字”一般不强调由媒体人员通过实证手段获得，特别是关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字，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媒体的作用只是选择数字并理解与分析，挖掘其间潜藏的不易被一般人发现的新闻价值。精确新闻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它要求业者在从事采访与报道的过程中，应用社会学方法和行为科学方法去观察、分析和了解社会事件，以便能对所报道的内容提供科学的实证。社会实验的方法包括舆论调查、内容分析、现场实验等，特别强调运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样做不仅能够向公众准确报道某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且能够预测其发展方向。此外精确新闻还强调系统的观察，注意观察或被报道对象的足够代表性，摆脱新闻来源的控制，探讨深藏的而非显露的与社会进步、人性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重视从数字中挖掘新闻是会议报道改革的思路之一。近年来每逢召开重大会议，不少编辑都会开辟“会议与数字新闻”一类的专版，将会议报告中的数字进行巧妙处理，使其摆脱抽象性，注重从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角度说数字的内涵，说明数字同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数字新闻除了展示成绩外，在深刻透视社会问题上可以更有所作为，这也是它朝深度报道目标的主要努力方向。数字新闻靠数字说话，数字可以作为骨干材料，表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基本事实，也可以用做背景材料，交代新闻事件的历史状况。精确新闻除数字报道外，如上所述还涉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调查，为了达到数字对社会话题与问题传达的更佳效果，有的报纸还有创意地为精确新闻配上幽默的漫画，让数据不再枯燥，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语言将无价值的社会现象撕破给读者看。如《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专版，就经常根据内容配一些新闻漫画，生动活泼。
2.大特写
大特写是伴随报纸周末版现象出现的，它汲取了特写的突出个性，在表现方法上强调再现或放大新闻的局部与片段，不追求全过程，只抓住有意义、有特征、有感染力的局部或瞬间加以放大，是对作者敏感性、文学性意识的一种考验，既要形象化地再现事件的细部状况，还需要将其戏剧化，设置色彩与悬念。大特写与一般特写的区别在于注重大问题、大空间、大视野、大新闻、大主题，对素材进行深度与广度的开掘，以长篇幅应对信息的密集。一般特写则只要求有重点、细节、场面，力图以细部来写照整体。大特写与通讯也有某些相同的特质，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讯。两者相同之处在于能够报道某一新闻事实的全貌或全过程；重视对细节与情节的展开；能够广泛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完整地阐发新闻的诸种要素。它们的区别一是时效性，大特写最初刊载于周末版，时效性不可能太强。在满足新闻价值的几个要素上，除了时效性，大特写是最能实现新闻价值的体裁之一。通讯虽没有消息的快速品质，但比大特写的时效性强。二是深度上，大特写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以深挖新闻题材为重点，主要处理“为什么”和“如何”，通讯对新闻题材开掘总体上没有如此高的要求，题内之意充分表达即可，可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而大特写通常选择社会的热点问题、重大题材，范围相对小一些。三是表达方式，通讯的叙述、描写成分较多，议论、抒情少，大特写可包含较多的议论成分，借以透视本质。
大特写与“新新闻主义”也有某些近似点。如在报道思想上都强调社会问题和普通人不合理的生活经历，深挖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强烈的情感与直接体验去揭示事实的真相，并发掘其中被遮盖的意义，主体意识强烈。写作手法上两者都采用活泼的文学描写和叙事技巧，大量运用小说的某些手法如心理活动独白、细节来表现人物，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新新闻主义报道形式产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思潮中，它挑战传统的新闻报道手法，即客观报道及倒金字塔结构形式，认为倒金字塔结构以一种武断的、人为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报道者认可的“重要事实”，减弱人们对“不重要事实”的注意力，限制了人们的思考和批评意识。迪克斯坦说：“根据某些事实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这一推断，《纽约时报》就能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而对在国内将它团团包围的都市世界不屑一顾。”[7]新新闻主义以时代道德困境目击者角色出现，不重视时间、地点、事件要素，以高强度的感情介入作品，对颓废与混乱深怀忧思，意欲成为走出困境的引领者。写作手法方面它打破了小说、戏剧、自白自传、新闻报道所设定的界限，自由地嫁接技巧，惯用戏剧性场面来描写事件，加强人物对话的成分、人的行为细节如姿势、习惯性动作，以内心独白来显示人物的思想和态度，主观情感浓烈，提倡虚构的“合成人物”。它把新闻写作完全文学化了，超越了新闻报道提供事实的这一重要功能，因此不能为新闻实践普遍接受而在70年代衰落，我国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出现过这种文体。
需注意的是，大特写所要开掘的应当是严肃的社会问题，它为理性与人文精神鸣锣开道，不应该是培养庸俗阅读习惯的土壤；它追求严肃精神与高尚信仰的冲击与震撼，而不是琐屑、无聊、猎奇话题虚张声势的渲染。目前在都市报上的大特写，有的是关于形形色色的阴暗交易话题，尤其是各类被扭曲的婚姻与性的题材，学者对此多有批评。无论事件的新闻价值多大，作为富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体，追求社会共享价值应该是大特写的第一选择。
3.解释与调查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主义报道的一种匡正。解释性报道不仅要提供新闻事实，还要把各种事实和看法加以整理，并提供帮助受众理解新闻的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的材料。它要具备“解惑”新闻六要素的品质，有深度分析的特征。杰克·海敦指出“解释性报道是一种作解释或作分析的报道，它是一种加背景给新闻揭示更深一层意义的报道。”[8]卡尔·林兹云特诺姆则认为，“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在新闻事件中补充新的事实，即‘历史性的、环境性的、简历性的、数据性的、反应性的’事实，这样就能使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加明白易懂。”[9]其特点是突出阐述“为什么”，注重交代复杂的背景及内涵，借事实的叙述而作新闻式评析，但又不是完全的新闻评论。解释性报道中的观点常多于事实，并反映出新闻的因果、未来的展望、对人物的判断、提出解决的方案、评论消息来源等。
解释性报道最经常的主题是政治、经济、科技、自然等领域中同人们生活密切的现象。我国“神舟”飞船十度上天，历次各种报纸对此都给予了多方位的报道，除了动态新闻外，在不涉及泄露国家科技秘密的前提下，一些报道围绕太空飞行的技术及有关生活环境问题，展示了人们在事件进程中看不见或难以理解的内容。霍亨伯格认为在从事解释性报道时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运用调查、测验及研究等方法，对足以构成新闻的观念及事件做纵横的比较与探讨，用数字及证据说明这种观念及事件的产生背景与影响。[10]解释性报道可通过运用知识、资料分析与专家意见，也可使用记者深入调研的手段，针对一些比较困惑的社会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调查性报道是解释性报道的特殊形式，向人们揭示被行为主体隐藏的事实真相。美国学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的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这种报道“聚焦于不义、丑闻或违法活动”。[11]日本学者也认为调查性报道不是依赖当局发表的材料来写，而是记者进行调查逼近真相；不像独家新闻那样只依靠到手的单个秘密材料，而是通过调查采访揭示事件的整个情况；其题材是现在的、日常生活中被无视、被忽略的事物，即使被片断地报道过也没有深入发掘，它要彻底调查、探查。[12]它以客观新闻为线索，对新闻来源是主动追查而不是坐待，以人性的良知牵引着调查艰涩的过程，有着一些基本品质，如深沉的焦虑与关切，坚毅有力，详细而公正地调查而非虚张声势和预测，系统的特质与持久的时间，在多向的线索上开掘，并有熟悉的政策法律知识，有很强的观察细节与分析能力，等等。
近年我国调查性报道比较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中有太多的只有靠新闻舆论渠道才能解决的不正常现象或问题所成就的。这些问题已无法用“支流”、“少数”、“个别”等不痛不痒的定性描述方式去界定其程度或严重性，如“三农”问题、缺乏民主、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学术腐败、劣质食品、商业黑幕、坑蒙拐骗、欺上瞒下、隐瞒事故、强制拆迁、破坏生态、豆腐渣工程、非法占用土地、侵害公众权益、黑恶势力横行……各个领域都大量存在着问题等待媒体去干预，因而近年来调查性报道高频率涉入编辑策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