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都采用例证分析法对表述的方程式进行了阐释，都主张语言实质上具有对话性，都抨击了语言或多或少是一个开放或封闭、动态或静态系统的观点。对他们而言，语言既非自主自足也非半自主自足的前来与超语言力量产生相互影响的整体。毋宁说相反，超语言学力量乃是语言及其历史的构成成分。因此，对于语言的理解，就必须立足于“超语言学”的立场（用沃洛希诺夫的话说，是“社会学前景”）。

与沃洛希诺夫不同，巴赫金并未试图采用其他系统的术语来对这种非系统性现象进行阐释，就算该系统是历史唯物主义也罢。按照索尔等人的说法，从“散文学”的角度看，世界本应就是一片混沌。

巴赫金在其有关语言、文化和心理的理论中，反对一些理论家们想要把人类活动降格成为产生此类活动的因果关系之上的法则的冲动。法则当然是固有的，但其统辖的范围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不可以把法则理解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的法宝。如果这些法则可以解释一切的话，则便会没有了人类活动的余地，因为人就不得不创造他们自己和世界。为了强调这一点，巴赫金刻意强调在“given”（дан）和“created”（создан）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不容混淆的。

“现成”（给定）被所有理论家们当作是我们赖以说话或行动的“材料”或资源。它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化习俗、个人历史，总之，包括一切在我们之前业已完结的一切。但是，一个表述或一个行动却永远都不会是由给定而创造出的“产品”。

当然，研究给定比研究创造容易得多，犹如把一件作品降格为东西是可能的。我们永远都在创造着我们自己和世界。实话说，我们时时处处的行为都是重要的和有道德价值的。在此，我们可以洞悉巴赫金伦理学方法和其语言理论之间深刻有机的内在关联。正如一个表述是不可重复的一样，一个行为也只能由一个特定的人来完成一次。任何言语或伦理行为都不可能被当作规则的例证来加以解释。

心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符号化的，而且几乎所有的符号都是语言的。我们用内部言语进行思考，但当我们学着在我们的大脑中表现我们的思考时，内部言语就成了外部言语了。语言之所以必须被理解作社会的和对话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表述无论其为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是一种双面行为。理解心理生活因而也就是理解内部言语的内容和模式，这种心理活动每个人头脑里时时都在进行。而这正是沃洛希诺夫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信念。

这种理论把我们引向许多专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构成了心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话语作为内部符号是什么呢？内部言语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呢？它是如何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呢？它是如何对待外部表述的呢？揭示方法，比如说，捕捉内部言语的方法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要求进行经验的研究。与此同时，沃洛希诺夫对这些问题本身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的分类。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假定内部言语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但有一点从外面看显得很清楚，即我们不能把此类形式降低为纯粹的语言学范畴（在此词的狭义上）：“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所有的语音学研究的概念，无一例外是为了分析外部语言的形式——言语（词汇学的、语法学的、语音学的），并非运用于分析内部言语的形式，而如果要是被运用，那么要进行某种非常本质的根本改造。”而巴赫金也许会告诉我们，这些语言学范畴（引文中为语音学概念——笔者）涉及句子，而内部言语则和外部言语一样，是在表述中产生的。可以设想，沃洛希诺夫的观点有类于此。

正如沃洛希诺夫所阐释的那样，内部言语“更令人会想起对白。难怪古代的思想家把内部言语视为内部对话”。对话中的表述既非按照语法也非按照逻辑关联而联系，而是按照一种特殊的对话关联联系，此即“根据对话联系等整体的（**的）一致规律，与社会环境和生活的整个实际进程的历史条件密切相连。只有说明完整的表述形式，特别是对话言语的形式，才能够弄明白内部言语的形式，它们在内部生活流动中的运动的独特逻辑”[109]。

由此可见，沃洛希诺夫之所以会把此书的1/3用来探讨他人言语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不仅有助于他展开表述是一种双行道现象的理论，而且，这个话题也是心理学问题所探讨的中心。在报道他人话语的外部话语的每次活动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和我们在内部言语中我们的理解行为极其相似。总而言之，沃洛希诺夫问道，什么是理解呢？难道理解不就是把别人的话语表述能够放在我们自己“明确的统觉背景中去”吗？而这种认识背景本身也是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对话的整合吗？这样一种程序难道不是在各种形式和功能方面与他人话语极其相似吗？“因为接受他人表述的不是不会说话的哑巴，而是充满内部话语的人。他的所有感受，即所谓统觉作用的背景，都是由他的内部言语的语言来提供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被接受的外部言语相联系。话语与话语相联系。”[110]

会被回忆到的他人话语的外部形式都是积极接受的材料，而在接受过程中，在他人表述和表述的内容之间，会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在内在话语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相互作用。在内在话语中，也和在外部话语中一样，积极的接受会实施“现实评述”和“内部反驳”，而在对内在话语的理解中，我们同样也应该牢记这两个功能“有机地融合在积极接受的统一之中，并只被抽象地区分出来”。[111]

沃洛希诺夫认为内部话语，可以与外部表述处于不同的距离之外。当我们准备或是回忆一段需要传达的话语时，内部话语可以在形式上对外部话语进行处理。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常常会缺乏一条清晰而稳定的界线。这时内部话语可以距离有对话原则而与其他内部话语的统觉背景相连的统觉背景很近，因而距离任何可以被某个想象中的对于心理的窃听者所能分享和理解的相当遥远。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个可以分享的内容系统，它们同样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外部表述不同程度上也是可以分享的。有些表述要求说话人和听话人有着同样的知识视野，非常接近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同一性信息。相反，其他表述假定偶然的情形，因此是对于听众来说是开放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最为人们所分享的（但却并不一定是最广泛流行的）表述是由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完整地炮制出来的。

采取类似方式理解表述的特殊特征对于理解心理生活来说是必要的。沃洛希诺夫对其模式以一个令人震惊的明喻作了这样的表述：“广义地理解言语过程，作为内部和外部的言语生活过程，一般是不间断的，它不知道，哪儿是开头，哪儿是结尾。外部现实的表述，是漂浮在内部言语的无际海洋上的一个个小岛；这个小岛的大小和形式取决于表述的这一环境及其听众。”[112]

沃洛希诺夫甚至比处于第三时期的巴赫金更显著地是一位在心理模式方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者。虽然自我的表现材料和“反应动机”的范围很广泛，但沃洛希诺夫坚持认为，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由话语所提供的灵活而又便利的符号学材料相媲美。只有话语“能够在体外的社会环境和外部表现的过程中形成、确定和分化。所以心理的符号材料主要是内部言语”。“话语却一直是内部生活的基础和骨干”。[113]对于这一观点，巴赫金作为一个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陌生的理论家，毫无疑问是会同意的。因为在《文本问题》中，巴赫金也曾说过“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的话，[114]但他却止步于把意识完全归结于语言。

沃洛希诺夫坚持认为“在客观化之外，在以一定的物质形式（手势、内部话语、喊叫的物质形式）体现之外，意识是一种虚构。这是一种不好的意识形态结构”[115]。这话如果放大到极端地步，这也就是说野兽或婴幼儿都不具有类似于语言的能力，因此它们是无意识的。沃洛希诺夫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却表明他缺乏足够的技巧来对付语言的起源问题，而只是说明了个人最初是如何学习语言的。

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关于意识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并非必然来自内部言语的理念。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发展心理学家、颇有影响力的列夫·维戈茨基，严谨缜密地研究了发展问题。他探寻了思想与内部言语的关系问题，认为孩子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学习语言的，而当思想变成内部言语时，变化就开始发生了。

维戈茨基的问题并非为沃洛希诺夫所提，后者相信“意识的一切现象的深层含义”的思想。[116]按照维戈茨基的观点，如果感受不能表现的话，那么感受就从未发生过。“感受对于感受者本人来说仅仅存在于符号的材料之中。在这种材料之外，任何感受都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感受都有深意，即是一种潜在的表现。”[117]沃洛希诺夫和维戈茨基立场的差异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维戈茨基的著作是为了那些经验心理学家们写的，而沃洛希诺夫则看样子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构思了这部著作。意识的一切现象具有表现性的学说，使得沃洛希诺夫可以对其理论展开描述，而不是像他的对手那样，认为意识是彻底的一元论的。

这还使得他认为某些私密的、非诉诸于话语的、孤立的感受——比方说神秘的、幻想的，更别说聋哑人的世界了——实质上是不可能成为感受的（experience）。而且这种所谓感受也不存在或是没有声音声息全无，而是游移不定、迹近于一种病理现象。无论如何，沃洛希诺夫坚决认为“感受，这被表现的及其外部的客体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由同一材料创造出来的。要知道，不存在符号体现以外的感受。所以，从一开始，就谈不上内部和外部的本质差异”[118]。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感受如果缺乏社会根基和稳定（潜在）的听众，“就不能产生也无法获得分化了的和完全彻底的表现”。

对心理作出说明和阐释，坚持心理的表现性，揭示心理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于是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大型的、语词的）对话，沃洛希诺夫是在呼应着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关切的问题。尽管如此，沃洛希诺夫在其讨论过程中，对浸透语词的社会心理这一“边界”的阐释，与巴赫金在当时抑或以后所采取的方向都有所不同。今天从头往回看，对于沃洛希诺夫的某些说法，巴赫金是通过语言文学理论迎合他的，而对于心理，巴赫金则认为它既非社会的也非马克思主义的，更加不可能是精密的符号学的。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早期著作中的心理所附加上去的以及他在理论上所做的一切，巴赫金后来全都接受了，并且还创造性地吸收了。

我们看见，沃洛希诺夫对于符号概念是有所增益的。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远比后来各类结构主义者以及符号学家们的用法更加“灵活好用”。而对于巴赫金来说，符号依然与整个理论框架贴得很近。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保障的，即“内部心理的现实即符号的现实。在符号材料之外没有心理。……所以把内部心理作为一个物体来分析是不行的，而只能作为符号来理解和解释”[119]。正如他所说，语法和修辞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因而他主张这个处于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之间的完整的系列，都是符号化的，都使我们有可能对之采用同样方式进行客观分析。

伴随符号的出现，也一并出现了解码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与巴赫金有着显著的差别。巴赫金很少表现出对符号有什么兴趣。并且几乎根本就对代码不感冒（除了诸如扁平化、归纳或“被杀死的上下文”这样负面的例证以外）。的确，巴赫金甚至从不使用符号这个词。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符号为社会对于个人的终极优先权提供了保障，使得他可以把个人变化与辩证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这同样也赋予他以一种完全适度翻译的工具，而“完美翻译”这又是巴赫金终其一生都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题目。

沃洛希诺夫认为符号是一个系统。而对于巴赫金来说，常例在心理中，也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最好是一个规划。对于巴赫金来说，完全和整合是一辈子的而且永不完结的任务。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此类观念多多少少是没有问题的。沃洛希诺夫把个性的形成过程描述为一个持续不断地针对渗透在意识中的“意识形态主题”的加工过程。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这篇纲领性论文中，沃洛希诺夫写道：诗人的风格是在内部言语中形成的。“诗人的风格不是在臣服于监督他的内部言语风格中产生，后者是他的全部社会生活的产物。”[120]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同样写道：“个人根本就得不到现成的语言，他们参加到言语交际的这一流动中来，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意识只有在这一流动中才能首先得以实现。”[121]反省的行为本身，是在外部社会话语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观察，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一个人对内部符号的理解”。而巴赫金却把心理看作是一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伦理学追求和责任感，并且为那样一些自我实现的条件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条件永远也无法具备。巴赫金以其自己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理解，持续不断地检验着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引导着他采用各种临时的决断来进行试验。

巴赫金一直都未能消除对于自我表现的可能性的怀疑。这是他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从早期对于Я-для-меня（I-for-myself）到Я-для-другого（I-for-another），再到晚期有关知觉剩余和“纯自我表现”的理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所有意识现象的表现性”似乎已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透明无比，甚至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已然不复存在了。

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的另外一个差别虽然很重要但却不值一提。沃洛希诺夫批评研究心理问题的因果方法，但他这么做只是为了采用机械论或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已。而且他提出用更加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来解释心理现象。而巴赫金则相反，使他为难的是因果关系本身的问题，因为因果关系只包含特定事物，因而未能给创造性事物留下丁点空间。对于无论何事的详尽无遗的因果论解释最终会显现为对于未完结性和责任感的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屑于做一个心理学家，而宁愿相信人的行为具有潜在的无远弗届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沃洛希诺夫是一个心理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学家）。而巴赫金毫无疑问不是。

由于各种原因，关于内部言语的理念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都成了规避弗洛伊德无意识观的一种选择。求助于无意识领域也好，还是甘愿让内部审查机制欺骗自己也罢，因而他们二人都提出了一种足够复杂的、多层次的、各种意识杂存的意识观。

当巴赫金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萌生这一理念时，他一开始继续了内部言语这种提法，但却摒弃了符号说。他这样做时根本不理会编码和解码问题，而是再次引进了一大堆关于不可译性、奇特性、非均等的离心力和凌乱的概念。内部言语因此成为了不是一种符号学机制，而是某种类似于托尔斯泰笔下的战场。

巴赫金在其创作生涯涉及小说诗学时，不仅把小说人物的话语放在声调的引号里，而且，就连他自己的表述也持续不断地凭借小说人物富于挑战性的话语来。巴赫金这么做不光是在发展他自己关于一语双声的概念，而且，还吸取了沃洛希诺夫的这样一个理念，即可以采用他人言语来解决他人语境的问题这个理念——而这成为《小说中的话语》的主要思想。由此可见，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122]

沃洛希诺夫用最大篇幅反驳“机械论方法”，最后，为了表示自己对于“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不满，对其形式进行了概述。所以，他使用了大量例证进行证明。这些例证我们也可以在巴赫金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讨论双声语的地方见到。在《小说的话语》中，巴赫金对他人话语的讨论更为详尽。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争着以例证说明的方式为话语定义，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本质上具有对话性，而反对语言是一个系统观——无论其为封闭还是开放，静态还是动态。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并非一个独立自主或半独立自主的整体，而与超语言力量发生关联。因此，对于语言，我们必须从超语言学立场上（沃洛希诺夫称之为社会学的）来理解。

与沃洛希诺夫相反，巴赫金并不尝试采用别的系统的术语来解释语言这种非系统现象。从巴赫金散文学立场看，世界的混沌是根本的。

巴赫金开始面对他的第一个分水岭。这一在他和其小组其他成员之间产生的对立颇有教益。学术界指出其小组内部的争论发展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小组成员们就当时最具有争议的一系列问题（索绪尔语言学、弗洛伊德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争论，确定相互对立的两派，表明每派何以不适当，然后勾勒一条适宜的中间路线。沃洛希诺夫在其专著《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就遵循了这样一种模式。[123]

沃洛希诺夫把语言描述为一种对话，但他却未能将其描述纳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去。他启动了这一转变这个事实表明，巴赫金的特殊概念并非必然取决于他们所设定的理论框架。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采用巴赫金的理念撰写了出色的有关文学和语言的专著。但是，这些著作本身就其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与巴赫金格格不入的。这是些出色的著作，但却非巴赫金的。这些著作是对巴赫金思想的高度精致的独白化。

最为奇特的是，作为对话反对者的辩护者，他们自己却把深刻的对话关系给独白化了。正如巴赫金经常指出的那样，想要实施把不同声音混合起来的综合的意图把真正的对话给毁掉了。我们深信在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对话式的。[124]

如果说巴赫金影响了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影响巴赫金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实际情形很可能就是这样。巴赫金早期的著作毫无疑问是非社会学的，除了在一些有关自我和他人的沉思细节上是社会学的以外。但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却是深刻的有关社会学的。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理念与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遇促使他发生了转变吗？面对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建基在巴赫金自己理念的基础上的社会学诗学的激烈挑战，巴赫金以其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理论进行了反映，只是这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已。他以自己的社会学而非理论回答了自己朋友们的挑战。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仍然无助于回答社会学问题。

巴赫金以杂语、一语双声的倡导者而著称于世。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对他是有所呼应的。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也阐述了与此相近的话语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同样也是聚焦的中心，同样也可以被认为一语双声话语的另外一个变体，即他人话语。沃洛希诺夫保持了足够的谨慎，他的阐述可以与巴赫金的互补，但二者之间也有重要差别。

首先，当巴赫金不遗余力地鼓吹对话化和一语双声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沃洛希诺夫却以不赞成的态度描写了此类语言现象。沃洛希诺夫在其著作中写道：“要研究语言的形成，要完全脱离语言中折射的社会存在，脱离社会经济条件的折射力，显然是不行的。脱离开真理的形成和词语里文学真实的形成，脱离人类社会，即这个真实和真理就是人类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研究话语的形成的。”[125]巴赫金有关未完结性的如此重要的核心理念，作为他研究文化世界的重要散文学方法，却被沃洛希诺夫视为颓废的“相对主义个人主义”[126]。沃洛希诺夫希望并呼唤废止这种言语形式，并深信工人阶级的凯旋也就是这些形式死亡的钟声。

其次，沃洛希诺夫通过接受巴赫金对于语言的特殊描写而改变了巴赫金的理论，继而又对语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术语进行了描述。巴赫金所描述的语言是非系统的，这一点沃洛希诺夫也同意，但他认为这种非系统性仅仅只会引导我们期待能够解释语言的外部系统的出现。按照沃洛希诺夫的理解，这个系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沃洛希诺夫的著作中，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核心任务，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来说，却非如此。[127]

是沃洛希诺夫而非巴赫金认为当风格化比直接风格更占据优势地位时，这样的时代是颓废的。他认为俄国在革命前就处于这样的时代，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将要恢复直接的、“绝对的”、说明性话语的古老的权力充满信心。[128]这是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核心对立通常在于永恒之真和有害之假之间。而巴赫金却趋向于对话，更看重多样混杂的修辞特色。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对立在于未经检验的（或毫无问题的）和尚未检验的（或是尚未经过严峻的怀疑的）之间。

“他人言语”问题是巴赫金学派最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莫森指出：“在20年代，形式主义是巴赫金最经常的对手，而且他们对巴赫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友好的他者’巴赫金同样受惠于他们，这种说法专指巴赫金自己小组的那几个成员。带着和巴赫金同样的理念网络进行工作的瓦连京·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发展了这些理念。下面我们将详尽地阐述沃洛希诺夫的结论，因为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写于30年代的著作部分即以沃洛希诺夫早年的贡献为基础形成”。[129]

巴赫金在写作其《长篇小说的话语》时，显然既同时借鉴沃洛希诺夫，也借鉴他自己早年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巴赫金剥离了沃洛希诺夫著作中他们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但保留了沃洛希诺夫在构思这个理论框架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思想。不但如此，沃洛希诺夫对于他人话语（俄文为чужая речь，другая речь）的讨论是极其有趣的，值得将其作为巴赫金小组的重大贡献而予以详尽考察。

沃洛希诺夫在本书最后一节里，转入对于间接言语、直接言语与准直接言语这样一个更加广泛范畴的讨论。显然，在这些形式的使用和他人言语趋势的分类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的。例如，准直接言语（抑或“自由直接话语”）为弱化引述者和所引述言语之间的界限提供了可能。因此，这种方式特别适合用于描述风格，尤其是描述风格的第二种变体，在这种变体中，所引述言语占上风。的确，准直接言语甚至可能在对这一需要的应对中产生。但是，在形式和态度范畴之间是不可能产生面对面的交流的。一个人可以尝试把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用于所有态度模式中。如果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凝聚在形式上的话，则可能会忽略其使用中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需要牢记的还有，拥有不同的可以用来传达引语的资源。语法书上常常提供的两个语言中的等值形式，常常是用于不同的事物的。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解说，在俄语中，“直接言语具有绝对首要的意义”[130]。其他语言可能含有更丰富发达的间接话语形式。沃洛希诺夫声称俄国特别适合于他人言语的描述风格，“俄语中所有的这些特点，为转述他人言语的生动或活泼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环境。这些风格确实有点薄弱和模糊，缺少对被克服的边缘和阻力的感受能力（就像在其他语言中一样）。作者与他人言语之间很容易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131]沃洛希诺夫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要警惕机械地看待他人言语的倾向，即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形式。我们必须想到，在语言的相互影响中，话语是针对话语而发，因而会构成一种宏大的对话语境。

我们可以把他人话语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视为倾听他人话语的不同方式。当我们使用间接话语时，我们其实不光在应用一种语法规则，而且我们还必须对他人话语做出分析和反应，表明我们与之进行对话的态度。

对于超语言学现象问题的讨论，沃洛希诺夫也不同于巴赫金，这我们从上文中已然知道。就这样，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于人类思维的对话式形成的问题，坚决要求预先假定在人类存在中有一种本源性的、相互回应应对的性质。[132]巴赫金所宣言的方法论可以称之为“metalinguistics”，但“meta”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是这门新近设立的“话语学科”（science of utterance）的研究对象，而是这表明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范围了。作者继而推断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一语也许来自于本雅明（Benjamin L.Whorf）的《超语言学论文选》（1952）。[133]但这种解释显然不无附会之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世于1929年，而本雅明的那本论文集出版于1952年，而且沃洛希诺夫逝世于1934年，谁借鉴谁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按照巴赫金的理解，根据阶级结构理论，言语体裁和风格是各个不同的。沃洛希诺夫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正是阶级立场赋予语言以不同的重音，而他所理解的重音，不仅指不同的方言或表现的语调形式而已，而是表现不同的强调重点，有时甚至指不同的世界观。沃洛希诺夫批评索绪尔看不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看不到语言、权力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134]语言本身在其走向意识形态时是中性的，但是当话语的作者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说话时，就赋予语言以意识形态重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声称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检验意义结构是如何被动员起来以使霸权集团的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在此，意义结构看起来显然是中性的，而将其动员起来并将其加以利用的方式却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的。这种观点与巴赫金小组的观点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并非是关于霸权利益被合法化问题的，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表达不同的世界观问题的。

阶级并不是一个符号集体，即一个使用同一意识形态交际符号的集体。例如，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135]

这样一来，沃洛希诺夫也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制度意识形态和行为意识形态。制度意识形态倾向于属于执掌权力的社会集团和官僚机构，而行为意识形态则属于日常生活人们的世界，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及其自己独特的文化。[136]

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都提出了“言语体裁”问题。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两个任务。其一，探讨文学内容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环境问题；其二，对于所有意识形态全都一样的经济基础的反映。

要解决第一个任务，就要分析说话人在语言关系中所处的“情境”——每个人从其所站的立场出发可以接受到什么，每个人拥有何种语言可供使用并使得这一立场得以向他人显现，这些说话人中的每个人究竟是如何接受他人的并且如何预计他人的理解力呢？这就是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第3编中所做工作的性质。在这编里，作者细致地通过各种表述分析了“他人言语”（reported speech）问题。

任务二有点像是想要把这些不同的“定向”翻译成为有关历史情境的信息，同时考察他者的非美学语言构造，以便揭示它们是如何表现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定向的。在巴赫金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任务二（即揭示反映在作品中的经济基础）始终未能完成。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把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之适宜的研究对象。[137]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在写作此书的当时，即1929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还没有最终的和公认的对各种意识形态现象的特殊活动的定义。”[138]在一条注释中，沃洛希诺夫继续写道：“至于与意识形态创作材料有关的问题，以及与意识形态交际条件相关的问题，这些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来说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还尚未得出具体的和最终的解答。”[139]在此，意识形态是用语言加以描述的：确实所有人类的产品——包括社会产品、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所分享的客体——都是意识形态，因为都是“分享的理念”。然而，语言却是人类通过其来理解此类关系和客体的唯一媒介。巴赫金-沃洛希诺夫采用了一个锤子的比喻：

任何一个生产工具也都是这样。生产工具本身并没有意义。它只有一个确定的任务：为这种或那种生产目的服务。工具作为一个物体服务于这一目的，什么也不反映，也不替代。然而，生产工具也可能转换成意识形态符号。比如，我们国徽里的镰刀和斧头：这里它们有的已是纯意识形态意义。[140]

需要补充的是，镰刀和斧头——在建构了意义网络中的这样一种意义以后——从它开始拥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那一时刻起，同时也仍然会还止于是生产工具。我可以使用镰刀和斧头，但当我想要与人交流有关镰刀的什么情况时，或是我理解（而用巴赫金的话说是完成）这把镰刀和斧头，因为我可以谈论有关这把镰刀的一切，或是以语词的方式或审美的方式对之加以再现，与此同时，镰刀和斧头的意识形态内容——包括其被用作苏联国徽——都是对其语境的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虽然工具终究无法变成符号，或符号变成工具，在人类理解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头几页里，符号被定义为一个“被接受的客体”的意象和形象（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作为某个东西的形象被接受）。每个物质物体都可以被接受，都必须被某个主体所接受。物体-作为-物体（如镰刀斧头）并不单独对于主体而存在，而毋宁说主体——由于他面对，或在其旁边，或开始拥有镰刀斧头——拥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即他可以接受这个客体。从这一优势点出发，接受者创造出符号，而符号“并不中止其仍然作为物质现实中的一部分”——表明，所生产的符号对于主体而言是真实的，而符号所指向的任何对话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141]。

沃洛希诺夫接着解释道：

理解本身也只有在某种符号材料中才能够实现（例如，在内部言语中）。符号与符号是相互对应的，意识本身可以实现自己，并且只有在符号体现的材料中成为现实的事实。这一点被忽视了。要知道，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已经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来弄清新符号。这一连串由符号到符号再到新符号的理解和意识形态创作，是一个整体且连续不断：所以，我们一般不停顿地从一个熟悉的符号物质环节，到另一个也熟悉的符号环节。任何地方都没有间断，任何地方这根链条都没陷入非物质的和非符号体现的内部存在中去。[142]

人类只有通过符号的创造才能理解世界。语言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数据”成为话语被说出的方式之一：按照这种可以说尚且比较粗陋的科学观点，语言表述了意识形态关系，但经济、政治和历史数据也同样可以在意识形态数据的外部得到表述。在巴赫金看来，所有意识形态产品都是在语言中被接受的，其中也包括科学语言。我们所理解的并非由人和客体组成的世界，而毋宁说我们是为了“物体”和“人”才来理解这个符号世界的。虽然我们有可能直接与未经媒介中介的物体接触，但却不可能不借助于形成有关物体的符号的方式来理解物体。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另一个变动，是把语言模式扩展到了建基于索绪尔教程中著名观点之上的两个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取代索绪尔观点的是任何交流都是在不同的说话人之间进行的。不但如此，在我们这边说话人之间进行的交流，取决于在他者的交流模式中，人们对于语言是如何理解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交际的言语形式修养。每一组同类的形式，即每一种生活言语体裁相对应着自己的一组话题。在交际形式（例如直接的技术劳动联系）、表述形式（简短的事务上的对话）和话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143]例如，假如我听到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里，“蝙蝠”一词被理解为一种小型的、带翅膀的哺乳动物，于是我在另外一场与某人的对话中，使用了对这个符号的这样一种理解，而和我谈话的这个人，正在寻找一种关于挫伤的符号，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另一天夜里，我在外出时脸部被蝙蝠撞伤了，这样看来，我们的谈话总有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搞错了。巴赫金把这种“误解”解释为是“视觉剩余”（excess of seeing），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行协商，以便我们两个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对于有问题的这个符号能一致地建构。这表明一个人只能在其先前在特殊语境下所理解的那样来使用语言（或符号），表明语言的共时态模式是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模式，是一个人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下所理解的那样。这样一种趋向于无穷多样的潜能给语言说话者身上加载了沉重的负担：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语言。一个人使用符号产品的个人方式，其实是在其周围的他人所理解的方式上建立起来的，说话人其实对于他人使用语言的各种方式都很熟悉，而且必须对他人的方式很熟悉才行。一个人在世界-作为-客体中的意识形态定向，是与每个其他人都不同的。因此，交谈者们之间关于世界的交流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所看到的那样，而这种未完结性会产生一些语言上的变化。这一点沃洛希诺夫在其著作中也指出过：“社会交际是形成中的（来自基础），在话语的社会交际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在后者之中，言语形式的表现也在形成中；最后，这一形成过程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中。”[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