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编第3章里，沃洛希诺夫似乎要向我们提出一种与巴赫金对话理论关系最近的表述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构成巴赫金理论核心的，还不是对话理论或复调小说等，而是话语理论。而话语理论或我们这里所说的表述，首次得到正面充分论证的，正是在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这一节里。沃洛希诺夫把有关表述的问题放在“言语的相互作用”一节中讨论，的确是别有深意。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们这部著作中，我们把巴赫金笔下采用的词汇——слово，высказывание——都当作同义词。

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学第二个流派与唯理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联系紧密，而第一个流派则与浪漫主义联系紧密。而“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外来语和受它制约的思维范畴的反映。浪漫主义最直接地反映了外来语文化权力的回归，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和新古典主义”[62]。第一批母语语文学家就是浪漫主义者，他们把母语当作意识和思想的medium（媒介），致力于改造数百年来业已形成和稳定的语言思维。由于新范畴的被引进，语言学中开始有了第一个流派。但即便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也把独白型表述作为其语言思维的出发点。他们把独白型表述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表现的纯粹都是个人的意识、打算、意图、创作动机和兴趣等。由于“表现的整个情况在它们之间发生”，所以，“表现理论必须以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二元论，以及内部的明显第一性为前提。因为任何一个客观化行为（表现）都是从内到外的。它的源泉来自内部。难怪个人主观主义理论和一般表现理论只有在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土壤上才能生长起来。一切重要的在于内部，而外部可以成为重要的，但它只是内在的容器，精神的表现”。[63]因此，以第一个流派为基础的表现理论，在根本上是不正确的。

然而，表述“都是由该表述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首先是由最直接的社会氛围所决定的”[64]。表述是在两个社会组织的人群之间构造起来的。话语是针对对话者的。沃洛希诺夫进而指出：“话语对于对话者的定位意义，是特别重大的。”[65]这也就是说，如果说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弊病在于“主观”，而抽象客观主义的弊病在于“客观”的话，那么，沃洛希诺夫在此提出的表述，就是联系主观和客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必要中介环节。表述或话语既非纯主观的，也非纯客观的，而是既主观又客观的，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形态。话语仍然有整整的一半属于说话者，因而也有整整的另一半属于听话人。这样一种表述或话语即使在形式上也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并决定。“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内部完全决定着表述的结构。”[66]同时也决定着表述的偶然形式与风格。因为感受的结构同样也是社会的”，因此，“感受的认识程度、清晰度、外形与它对社会的熟悉情况成正比关系。”[67]不但如此，任何感受和意识，也都需要相应的外部表现。“要知道，任何一个意识都需要内部言语、内部语气和萌芽状态的内部风格：可能由自己饥饿引起的乞求、懊恼、凶狠、愤恨。”

要想充分理解表述或话语与对话主义的关系，有必要跟着沃洛希诺夫先来探讨一下何谓“生活意识形态”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意识形态”这个词的“软性”用法，我们也是在沃洛希诺夫此著中首次见到的。在同时代人的其他著作里，一说“意识形态”，则马上使人联想到当时社会上正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当然，此处这是题外话。在此，沃洛希诺夫所强调的，是“意识是有组织的物质表现（以话语、符号、图纸、色彩、音符等意识形态材料形式）。意识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巨大的社会力量”[68]。那么，什么是生活意识形态呢？沃洛希诺夫写道：“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外部表现的一切总和，我们称之为生活意识形态，它不同于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艺术、伦理、法律。”[69]据此可知，生活意识形态当与社会心理很接近。沃洛希诺夫进一步为我们解释道：“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形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原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注意到表现和感受的结构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的生活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概念相一致。”[70]

那么，社会伦理、科学、艺术及宗教等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早已独立于生活意识形态了，但却无时不给予后者以积极的反作用，并且给其定调。同时，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意识形态会一直保持着生动的有机联系。无论哪种意识形态作品的存在，都只是为了接受，所以，此类作品的完成（如果套用接受美学的语言说），有赖于生活意识形态的语言。“生活意识形态把作品引入一定的社会情境。作品与接受者的全部意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且只有在这种当代意识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作品在意识的（接受者意识的）这一内容的精神中得到解释，由它给予新的说明。这里就是意识形态作品的生命。作品在自己历史存在的每一个时期，都应该与变化着的生活意识形态加强密切联系，深入到它之中去，从中汲取新的乳汁。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够与该时代生活意识形态保持那种不间断的有机联系，才能够在该时代获得生命（当然，是在该社会组织中）。在这种联系之外，它就不再存在，因为它不再作为意识形态意义的作品被感受了。”[71]

更高层次的生活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体系直接相连，因而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更敏感更活跃，更快传达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在此，沃洛希诺夫还探讨了“创作个性”问题。沃洛希诺夫指出，“创作个性”是这个人社会定向的基本固定而通常的表现。而属于这种表现的，首先是内部言语（生活意识形态）外在的、更形式化的层次。这里凝固着社会听众的反应和应答，回击或支持。在生活意识形态的低级层次中，生物的传记因素当然起着本质的作用。所以，客观社会学方法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沃洛希诺夫就此写道：“这样，以个人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表现理论，应该被我们推翻。任何表述、任何表现的组织中心，不是在内部，而是在外部：在围绕个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主观主义正确的方面在于，单个的表述是语言真正具体的现实，并且语言中的创造意义是属于它们的。”[72]

个人主观主义错误的地方在于它忽视或是不理解表述的社会属性。而实际上，表述作为一种结构是社会的，作为一种风格形式也是社会的，作为一种言语流也是社会的，这个言语流中的“每一滴都是社会的”[73]。在此，显现出了巴赫金小组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共性：即沃洛希诺夫完全和巴赫金一样，采用独白和对话范畴，对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这两种语言学研究流派，进行批判。沃洛希诺夫断言，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一样，都是以独白型表述为出发点。虽然一种学说的前提与个人主观主义一致，但也同样有可能丧失社会学基础。沃洛希诺夫得出结论：“语言-言语的真正现实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体系，不是孤立的独白型表述，也不是它所实现的生物心理学行为，而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是由表述及表述群来实现的。”[74]因此，言语的相互作用是语言现实的基础。在此，沃洛希诺夫合乎逻辑地拎出了“对话”这个核心概念：对话，当然仅仅只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但我们还可以广义地理解对话这个概念，即把它看作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言语行为总是在回答着什么，反驳着什么，肯定着什么，预料着可能的回答和驳斥，寻求着支持等等。“语言是活生生的，并且正是在这里历史地形成的，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而不是在抽象的语言学的语言形式体系和说话者的个人心理之中形成。”[75]在此，沃洛希诺夫还拟定了一个语言的现实形成的简略图：“社会交际的形成（根据基础），在它之中形成言语交际和相互作用，在后者中形成言语行为的形式，并且这一形成，最终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之中。”[76]沃洛希诺夫在此指出，现代语言学缺乏对于表述本身的探讨。而他在此则提供了关于表述的定义：“表述是言语流动的现实单位。”但研究这一现实单位，不能把它从表述的历史流动中孤立出来，因为表述只有在言语交际的流动中才能获得实现。表述的整体性是由界限划定，而界限则系该表述与话语之外环境的接触线。表述既是内部言语，也是一种外部言语过程。言语又可分为各类小型体裁，或“小生活体裁”，指的是日常生活体裁：包括节日的、闲暇时候的、在旅馆和工厂里的交际等等。表述体裁有的还来自于劳动生产过程和业务往来过程。表述概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单个表述也是纯社会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77]。

沃洛希诺夫即巴赫金小组的立场，是对否定的否定。如果说个人主观主义是正题，而抽象客观主义是反题的话，那么，沃洛希诺夫即合题：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在前二者正确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升华的一种结果。在本节的结尾部分，沃洛希诺夫得出结论性的意见：语言被抽象为一种固定的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这种做法是与语言的具体现实不相符的。语言是一个在社会上不断发展的过程。语言形成的规律是社会学的规律，尽管它也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语言创作不应该脱离其意识形态思想和意义。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表述，就其本身而言，存在于说话者之间。

第4章“语言中的话题与意义”转入对语言的内部研究。沃洛希诺夫在此开宗明义地指出，意义问题，是语言学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要解决意义问题，势必会与理解问题和语境问题相逢。每个话语或表述都有其完整的意思，用沃洛希诺夫的话就是：“确定而统一的意义，统一的含义，属于任何一个作为整体的表述。我们称整个表述的这一思想为它的话题。”[78]由此可见，是语言学内部构成的形式，如词汇、词法、句法的形式，语音、语调，决定着话题。不仅如此，表述的外部环境因素，也统一制约着话题。“丧失了这些环境因素，我们同样也不能理解表述，就如同丧失了其中最重要的词语。”“表述只有被放置在完全具体的氛围中，就像一个历史现象，才能拥有话题。”[79]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一句话：“可是我们如果局限于每一具体表述及其话题的这一历史不可重复性和统一性，我们就是糟糕的辩证论者。”[80]众所周知，巴赫金曾不止一次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也不信奉辩证法。他所说的辩证法和对话同出一源，但巴赫金却终其一生都对辩证法很不感冒，而竭力推崇对话。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时，由于此著的主要执笔人是沃洛希诺夫，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的态度上，明显和巴赫金的固有观点有显著差异。此句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话人明显自认自己为辩证论者，而此话如出自巴赫金之口的话，按照其后来著作为我们勾勒的形象，是绝对不会与“辩证论者”自动认同的。

和话题同样重要的，对于表述来说，就是意义了。沃洛希诺夫指出：“话题，是一个复杂的很活跃的符号体系，它试图等同于该形成因素。话题是形成意识对存在形成的反映。意识是实现话题的技术装置。当然，在话题与意义之间划上一条绝对机械的界线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话题，也不存在没有话题的意义。”[81]

这里沃洛希诺夫又接触到一个很重要的语言学问题，即原始民族语言的原始思维的综合性。“原始人使用任何一个词语，都是为了表示最多的形象，在我们看来，现象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不但如此，同样一个词语可以表示迥然不同的概念，如往上和往下；大地和天空；善与恶；等等。”沃洛希诺夫还援引马尔院士的话以为奥援：“完全可以说，当时一个民族所使用的仅仅是一个词，用它来表示只有人类才意识到的所有意义，当代的古代语言学为我们研究这一时代，提供了可能性。”[82]

那么，如何区分话题和意义呢？“话题是语言含义的表层和现实的界定；实际上，只有话题说明着某个确定的东西。意义是语言含义的深层界定。意义，实际上，并不说明着什么，而只是拥有具体话题中的意义的一种潜能和可能性。研究这种或哪种语言成分的意义，根据我们所说的定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或是通过表层界定，即话题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一种在具体表述环境中的对该词语的上下文意义的研究；或是可以努力作深层的界定，即意义界定。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一种在语言系统中词语意义的研究，换句话说，是词语的词典意义研究。”[83]

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小组的雄心还表现在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关于意义的科学。“区分话题与意义，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建立真正的意义科学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与意义的区别，在与理解问题的联系中，看得特别清楚。理解分为消极理解和积极理解。但“任何真正的理解都是积极的，并且是准备着回答的。只有积极理解才能够把握话题，只有借助于形成才能把握形成”。理解意味着确定对它的态度，找到其在相应语境中应有的位置。“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的。理解与表述对立，就如同在对话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对语的对立，理解寻找着说话者词语的对立语”。意义“实际上，它是属于说话者之间的词语，即它只有在回答的、积极理解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意义不在词语之中，不在说话者的心中，也不在听话者的心中。意义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凭借该语音综合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只有当两个不同极连在一起时出现的电光。……只有言语交流的电流，才能给予词语以意义之光”。[84]

应当公正地说，在巴赫金学派中，最早涉及人文科学关于理解的方法论问题的，是沃洛希诺夫。消极的理解不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解是积极的，也是真正的。理解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是准备着回答的。凡此种种，都为20世纪人文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理解别人的表述就意味着要确定对它的态度，找到在相应的语境中它所应有的位置。就所理解的表述的每一个话语，我们都仿佛要分别找出一系列自己相对应的话语，它们越多，越涉及本质，理解就越深入，越触及本质。”[85]我们实际上是在把别人的表述引入自己的积极回答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的。”和意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理解和评价的关系问题。任何说出的词语都不仅具有话题和意义，而且还有评价。言语无一不是在与一定评价重音的联系中被说出来的。“没有评价重音就没有词”。那么，什么是评价重音呢？

话语中所包含的社会评价，一般借助于表达声调传达出来。而声调与话语所处的直接情境直接相关。这里，沃洛希诺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中援引的一段话，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探讨巴赫金思想时必然会引用到的经典范例。此例见于《作家日记》。[86]这段话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偶然听到6个小伙子的一段“对话”——在这次“对话”中，6个人仅仅借助于一个暧昧的语词，就能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意思：最蔑视的否定，对其否定的正确性的怀疑，骂人，对骂人者的不满，太好了，“喊什么，住口”，诸种意思。最妙的是：6个小伙子表达如许众多的意思仅仅只用了同一个十分暧昧的词而已。由此可见，对于表意而言，并非只有词语才能胜任，有时候，声调也可以成为传达语意的媒介和手段——甚至可以是更好的手段。同一个词可以表达丰富的含义，因而使得这个词事实上只是声调的支点。谈话在这里是由表现受话者评价的声调来进行的。评价和与其一致的声调在此全靠最直接的社会环境支撑。“在生活言语中，声调往往具有完全独立于言语含义构成的意义。”[87]“每一个表述所固有的话题……得以充分实现凭借的只是表达的声调，并不借助于词的意义和语法联系。”[88]评价在表述中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决定着对表述的所有主要意义成分进行选择和分配。没有评价就无法构造表述。每一表述首先是评价定位。

沃洛希诺夫在此书的第3编“语言结构中的表述形式史——运用社会学方法的经验来分析句法问题”中，对表述的形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第1章“话语理论和句法问题”把句法问题作为主要探讨对象。沃洛希诺夫之所以热衷于探讨句法问题，是因为在语言形式中，句法形式最为接近表述的具体形式，最为接近具体的言语行为形式。“在我们活生生的语言现象的思维中，对词法和语音形式来说，正是句法形式起着首要的作用。”[89]沃洛希诺夫指出：“对句法形式的有效研究只能基于表述理论的深入研究。……表述在整体上还是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领域）。”[90]在语言学中，表述的整体情况非常糟糕。语言思维已无望地丧失了言语整体感。语言学家缺乏处理整体问题的方法。“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处于现有的现代语法范畴的语言学范围内，就永远察觉不到难以察觉的言语整体。语言学的一些范畴经常把我们从表述及其具体结构中引入语言的抽象体系。”[91]从中可以看出，沃洛希诺夫在此开始采用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范畴来解析表述及其形式问题。加里·索尔·莫森、加里尔·埃莫森在其《散文学的创造》中指出，沃洛希诺夫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有意不从对他人话语与句法形式的分类（直接、间接和准直接言语）的讨论开始，是别有深意。而且，他一开始讨论的，是形成此类形式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

接下来沃洛希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深入弄清段落的语言本质，就可以确信，段落在一些本质特征方面类似于对话中的一段对白。犹如包括在独白表述中的一段对话。在此，沃洛希诺夫把段落分为若干类型，计有：问答式、补充式、暗辩式、反讽式等。其中，问答式是指当问题被作者本人提出即由其自己作出回答。只有研究言语交际的形式及完整表述的相应形式，才能阐明段落的体系及所有类似的问题。

他人言语即句法模式（“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准直接言语”），是具有很大作用的关键现象。顺便说说，这也可能是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对话主义启发最大的一个概念。在语言中，为了转述他人的表述，将其引入相关的独白语境中，常常会用到诸如此类的句法模式。迄今为止，对此类现象的本质人们尚且缺乏认识。事实上，只有“从社会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科学的考察，整个方法论的意义和这一现象的全部特征才能被揭示出来。”[92]沃洛希诺夫在此指出：“从社会学方向提出转述他人言语现象的问题，这正是本书下面的任务。以这个问题为基础，我们将力图在语言学中探索出社会学方法的途径”，并证实社会学方法的必要性。

在接下来的第2章“‘他人言语’问题的展示”里，沃洛希诺夫对“他人言语”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那么，什么是“他人言语”呢？沃洛希诺夫写道：他人言语“就是言语中之言语，表述中之表述”，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言语之言语，表述之表述”。[93]他人言语不仅是一个话题，它还“亲自进入言语并且作为其特别的结构成分进入言语的句法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人言语保持着自己结构和意义的独立性，且也不破坏已被接受的语境的言语内容”。他人言语作为另一个人的表述为说话者所思考。他人言语由一种独立存在很快转入作者的语境中去，但与此同时，还保留着自己具体的内容和最初结构的独立性。把他人表述引入自己内容的作者表述，为了使其部分同化，产生出一些句法的、修辞的和结构的标准。在一些新的语言中，间接言语，非原来的准直接言语的几种变体，本质上具有把他人表述从言语结构范围转入主要结构和内容的倾向。这样，在转达他人言语的各种形式中，一种表述与另一种表述的积极关系被表现出来，而且不是在主体结构中，而是在语言本身的固定结构形式中表现出来。词与词对应现象，与对话迥异。如果对话发生在包含它在内的作者语境中，那我们见到的就是直接用直接引语的情况，也属于我们研究的形形色色现象中的一种。

在此，沃洛希诺夫的一句话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前景。他说：对话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语言学家们的关注，而有时简直就是语言学关注的中心”[94]。言语的语言实际单位（Sprache als Rede）不是孤立的个体的独白，而至少是两种话语的相互关系，即对话。而要深入研究对话，就必须深入探讨他人言语的表达形式。“因为在它们中间反映出基本不变的积极接受他人言语的倾向，而且要知道这种接受对于对话来说也是主要的。”接下来，沃洛希诺夫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的确，他人言语应该怎样接受呢？他人表述在接受者的具体的内心言语意识中是怎样生存的呢？它又如何在意识中积极地清楚地显现出来，接受者本人后来的言语与它的关系又怎样呢？”

这里需要区分积极接受他人言语和在相关语境中转述，有着本质的不同和差异。任何转述，都追求某种专门的目的：陈述、审判记录、科学辩论等。转述以第三者为对象，即把别人的话正要转述给的人为对象。“这种以第三者为对象特别重要：它强化了社会组织力量对语言接受的影响。”[95]诸如间接或直接言语形式这样的句法形式，正好直接表现着积极评价他人表述的形式意向。对他人表述中的一切本质东西，都反映在内部言语的材料之中。因为接受他人表述的不是不会说话的哑巴，而是充满内部话语的人。他的所有感受，即所谓统觉作用的背景，都是由他的内部言语的语言来提供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被接受的外部言语相联系。话语与话语相联系。“在这种内部言语的语境中实现着对他人表述的接受、理解和评价：即积极地理解说话者。”[96]

这种积极的内部言语的接受分为：一是他人表述受制于现实评述语境、情景、可以感受到的情态等；二是暗辩（Gegenrede），就是内部反驳和现实评述。接受的两个方面都在寻找着自我表现，在围绕他人言语的“作者”语境中具体化。其中明显包含着这样两种趋向：现实评述式的及反驳式的。在他人言语与转述它的语境之间，主要是一些复杂的和非常活跃的关系。我们研究的真正对象，是以上这两种因素的“动态相互关系，即被转述的（‘他人的’和正转述的〔‘作者的’〕言语）”[97]。在此，沃洛希诺夫对他人言语和作者语境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为了说明问题，作者还援引了大量选自俄国经典作家的例子，以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各种情况进行说明。作者在此章末尾总结道：“语言不能自我存在，而只存在于与具体表述及具体的个体言语行为相结合之中。只有通过表述，语言才能交际，充满活力，成为现实。”[98]

在接下来的第3章“间接言语、直接言语及其变体”和第4章“法语、德语和俄语中的准直接言语”中，沃洛希诺夫循着作者言语与他人言语相互理解进程的梳理思路，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提出了模式及其最重要的变体的特征的问题。而语法学与修辞学之间的界线问题，也是沃洛希诺夫重点加以探讨的问题。沃洛希诺夫指出：“我们认为，划定语法学和修辞学之间、语法模式和修辞变体之间严格的界线，从方法论角度看是不相宜的，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里可以捕捉到语言发展的趋势。”[99]

接下来沃洛希诺夫从俄语中的间接言语和直接言语模式入手，力求对其方法论问题有所阐明。俄语中转述他人言语的模式发展异常缓慢。准直接言语在俄语中几乎绝迹，但存在着另外两种模式，即直接言语和间接言语。而直接言语对于俄语具有绝对首要意义。俄语的这一特点为转述他人言语的生动活泼风格提供了有益环境。作者言语和他人言语之间很容易发生相互作用和渗透。这是因为在俄语中，转述他人话语时总是伴随明确直接风格的演说体不太发达的缘故。俄语中使用最少的模式是间接言语。在此，沃洛希诺夫对佩什科夫斯基所犯的“语法学家”的典型错误作了批判。这种错误在于不采用相应的修辞措施就把他人的言语从一种转述模式直接地、纯语法地翻译成另外一种转述模式，指斥这是一种语法课堂教学练习的方法，是一种在教学上低劣的和不能容许的方法。佩什科夫斯基的尝试证明“他完全忽略了间接言语本身的语言意义”[100]。而这意义就在于有分析地转述他人言语。把他人表述无法从转述中分割开来的分析，就是间接言语所有变体的必然特征。间接言语的分析趋向在上述过程中能首先表现出来。“分析乃是间接言语的灵魂。”“间接言语能按另一种方式‘听到’别人的表述，它能比另一些模式更积极地领悟在这种表述的转述中别的因素和特色，并使它们具有现实意义。”[101]

间接言语（结构）的分析可以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他人的表述可以作为说话人确定的思维立场被领悟，在这种场合下，它准确具体的内容（说话人讲了什么）可以借助于间接结构而有分析地被转述。而转述他人的话语，一般把它们当作一种说法来看待。这两种有分析的间接转述可以从原则上予以区分。我们把第一种变体称为直观分析变体，把第二种变体称为词语分析变体。

直观分析变体。组成其意思的、具体因素的意义可以被分解出来。它把他人表述理解成纯主题观点，但它却不具有任何主题意义，这种变体在他人话语里面简直听不到。这种变体为作者言语的回答和解释趋向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同时还保持着作者的话和别人的话之间明确而又严格的距离。因此，这种变体是转述他人言语直接风格的最好手段。这种变体只能在一些纯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作者语境中获得或多或少迅速而又本质的发展，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种变体在俄语中不够发达，一般见之于科学作品、哲学和政论。在文学中，似乎仅可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见到。

词语分析变体。这种变体把他人表述中的词和短语引入间接结构，这些词和短语表现了主观和修辞特征，因常常被引用，所以，它们的特殊性、主观性、典型性都可以明显被人们所感知。因而也常常被用引号括起来。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沃洛希诺夫居然违反巴赫金本人的意愿，顺手拈起一例，对之采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说进行解释。众所周知，巴赫金本人对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陌生化说，实在是不以为然。而在这里，沃洛希诺夫却丝毫不顾忌巴赫金的意愿，公然采用了异端邪说来加以论证。由此可见，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尽管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个人之间，也还是允许有小的不同和差异存在的。这里，姑且让我们从沃洛希诺夫原著中照抄一段引文：

他找到她（即娜斯塔西·费里波芙娜）时，她已经处于好像是完全疯癫的状态：她大声呼喊着，颤抖着，尖叫着，嚷着说罗戈任被她藏到了花园里，藏在他们家的房子里，说她现在就看到了，说他夜里会揍她……要她的命！（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102]

沃洛希诺夫的原话是这样的：“进入间接言语的并感受自己特色的他人词语和表示法（特别当它们打上引号时），用形式主义者的语言来说是一种‘奇异化’，而且证实在作者要求的那种趋向里是一种奇异化表现；它们被物化了，它们的修辞色彩显得更鲜明，同时在它们上面体现了作者态度的语气——讽刺、幽默等。”[103]

总的来说，中文版《巴赫金全集》的翻译是很经得起推敲的。但在这里，“奇异化”一词，鄙意以为仍以译为陌生化为佳。仔细审查沃洛希诺夫在这里所举的例句，可以断定，他所说的陌生化，指的是这里表述所采用的角度，即叙事不是从行为主体，而是从男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角度入手，似乎经过梅什金意识的“洗礼”，从而似乎有了两个主体。与此同时，被转述的主体（娜斯塔西·费里波芙娜）的修辞色彩反而更加鲜明。这段叙述由此有了两个平行发展的趋向，即女主人公的心理癫狂状态和男主人公略带讽刺和幽默的语气的平行交叉。

这种由间接言语好像是从它里面直接产生而形成直接言语的情况，是直接言语生动表现的无数变体中的一种。这就是间接结构词语分析变体。这种变体在转述他人言语时会产生生动特殊的效果。这种变体中的他人表述必须具备很高程度的个性化色彩。“作为常用的修辞方式，它只能在批判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个人主义的条件下在语言中扎下根来，同时，作为直观分析变体，它正是对于纯理性个人主义才特有。”[104]在俄语中，词语分析变体要远远优越于直观分析变体。这两种变体，虽然在模式的一般分析趋向方面是联合在一起的，但在表示他人话语和说话人个性的语言观点上有很大不同。对于前者而言，说话人个性像是拥有了固定的思维观点（认识的、伦理的、生命的、日常的），而在此观点之外，它对于转述者是并不存在的。后者相反，个性被赋予主观的风格（个体的和典型的），赋予了思维和说话的风格。

俄语中还有第三种间接结构变体，主要用于转述主人公内在的言语、思想和感受。这种变体在说出他人言语方面非常自由，非常简略，常常只抓住他人言语的主旨，因此又被称之为印象变体。如《青铜骑士》的例子。

直接言语模式。这种模式在俄语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在俄语中从古代文献到现今，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道路。这种模式也有种类繁多的变体，但沃洛希诺夫在此限于篇幅，只愿意探讨那样一些变体，在这些变体中，语气能相互交换，犹如作者语境和他人言语能相互感染一样。当他人词语贯穿和分布于作者的所有语境中时，话语便具有了双重意义。而此类变体中的第一种，就是有准备的直接言语。它属于从间接言语产生直接言语那种情况。最有趣和普遍的现象，是从“准直接言语”产生直接言语的情况。这种“准直接言语”自己作为叙述的一半和他人言语的一半为它的统觉作用提供了准备。这里语境能预料到薇拉言语的基本主旨，作者语气也能渲染这种主旨，通过这种方法，他人表述的境界可以被极大地削弱。这种变体的经典范例，见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2部第5章，即描写梅什金在癫痫发作前的形象那一章：

……他有时怀着莫大的兴趣打量行人；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既不注意行人，也不关心自己正往何处走去。他的紧张和不安使他感到痛苦，同时他又觉得特别需要幽居独处。他想离群索居，完全被动地任凭这种非常痛苦的紧张把自己吞没，不想任何办法来摆脱它。他出于厌恶而不想去解决那些正涌向他灵魂和心头的重重问题。“怎么，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他喃喃自语，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105]

这段话语，正如沃洛希诺夫所说的那样，梅什金公爵的直接言语在整个这一章中一直都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回响，因为作者只在梅什金公爵自己的视野里展开故事。这里为他人说的话建立了一种半是他人的（主人公的）、半是作者的统觉背景。

而另一种具有同样意图的变体，被沃洛希诺夫称之为物化的直接言语。事先叙述出他人言语的主旨、评价和强调的内容等，可以把作者语境完全主观化，把他渲染成主人公的语气，以至连他也觉得并开始把它作为确实包含了作者所有语气的“他人言语”而发出声来。叙述只在主人公自己的视野里绝对地进行。这就能够说出一种事先预料到的和呈分散状态的他人言语的特殊变体，这种他人言语隐藏在作者语境里，并且仿佛在主人公真实直接的表述中被发掘出来。沃洛希诺夫指出，这种变体在现代散文，尤其是在安德列·别雷、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和中期作品中十分多见。例如后者的《丑闻》整个叙述都可以标上引号。就像是“作者”的叙述，虽然在主题和结构上没有标志。而且在叙述内部，几乎每个修饰语、定语和评价，都可以标上引号似的。似乎它们都出自某个主人公的意识一样。这样两种语气、两种观点和两种言语的相互交错，为斗争提供了舞台。“这样一来，这篇故事中的每个单词……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两种相互交叉的语境和两种言语中：一种是文章作者的言语（讽刺的、嘲弄的），另一种是主人公的言语（当然不具有讽刺色彩）。”[106]这种同时出现的两种言语在表现力方面有不同趋向的特点，说明了句子结构的独特之处，说明了“句法学的反常”和风格的独特之处。……我们面对的是典型的，几乎根本未研究过的语言学现象——言语干扰。

其次，是准直接言语问题。这是一种最具有句法模式化的重要的变体。这种变体的产生是由于两种语调有不同趋向的言语干扰混合的结果。准直接言语是“他人言语”的另外一种变体，是公开的言语，虽然它像雅努斯一样具有双重面孔。在这一章里，沃洛希诺夫在比较了法语和德语中准直接言语的例子之后指出，这种准直接言语方式“非常适合于寓言作家拉封丹。它完全克服抽象分析和直接感受的双重性，使它们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间接言语太需要分析，太僵化，直接言语虽然能重新塑造别人话语的戏剧性效果，却不能同时为别人表述提供舞台，不能为这种话语提供精神的和道德的环境”[107]。

在这一章里，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不仅有作者对具体语言学问题的解析，而且，还有建基于深入解析之上的高度概括。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思考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直接如响斯应，相互呼应。沃洛希诺夫指出：“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现象，能够出色地表现出不间断的形成和变化，它能敏锐地反映着一切的社会进步和变革。在话语的命运里能够体现出说话人交际场合的命运。”话语理论应当说就是在沃洛希诺夫的这部著作中首次亮相并首次奠基的。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解说，话语理论不仅是巴赫金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我们研究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根本支点。他指出，但是可以分成几种途径来研究话语的辩证的形成。可以研究含义的形成，也就是研究话语准确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史，研究作为真理历史形成的认识的历史，因为真理的永恒只是指真理的永恒形成：研究作为文艺真实形成的文学史。这是一个途径。与这一途径密切相连、不断协作的另一个途径是：研究作为意识形态材料的语言本身的形成，要完全脱离语言中折射的社会存在，脱离社会经济条件的折射力，显然是不行的。脱离开真理的形成和词语里文学真实的形成，脱离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研究话语的形成的。这两个途径都是在不断相互作用中用来研究自然界的形成和话语形成历史的反映和折射。

“但是还有一个途径：话语本身社会形成的反映，研究这一途径的两种界限：话语哲学历史和话语在话语中的历史。”[108]

实际上，后来被冠之以巴赫金的全部话语理论，在这里已然显现其完整的轮廓了。巴赫金小组的话语理论在这里已经初现端倪。不但如此，巴赫金小组关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全部雏形，也已全然显现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