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第2编中，沃洛希诺夫把探讨语言哲学思想的两个派别作为主要宗旨。这两个派别是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

显然，这两大流派都需要事先锁定其研究的客体或对象才是。但区分出语言哲学（或话语哲学）的现实客体的任务——远非是轻松的任务。当我们把注意力锁定在客体的具体物质综合体时，又常常会丧失掉客体自身的本质及其符号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样，“如果我们把声音作为一种纯粹的声学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作为专门对象的语言”[26]。

那么，按照科学的要求，我们应当如何来确定语言哲学或话语哲学的客体即对象呢？

沃洛希诺夫指出：

首先必须把这个综合体归入更广泛的并且能包容它的综合体中——归入有组织的社会交际的统一范围中。为了观察燃烧的过程，必须把物体放到空气的环境中去。为了观察语言现象，需要把发音者和听话者这两个主体就像声音本身一样，放置在社会氛围中去。要知道，必须让说话者和听话者属于同一个语言集体，属于一定的有组织的社会。还必须，让我们的两个个体处在最近的社会环境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让他们像人与人那样，在一定的基础上相互交往。只有在一定的基础上，话语交流才有可能。无论这一基础多么共同，可以说，该共同的基础是偶然的。[27]

而上文所提到的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流派，其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未能找到语言哲学或话语哲学的客体。

第一个流派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其基本观点有4点：

（1）语言是一种活动，一个由个人的言语行为实现的不间断的创作构造（energeia）活动过程。

（2）语言创作的规律是个人心理的规律。

（3）语言创作是一种类似于艺术的能被理解的创作。

（4）语言作为一个现成的产物（ergon），作为一个稳定的语言体系（词汇、句法、语音），是一个似乎死板的沉淀物，是凝结了的语言创作的**，是一个抽象地构造而成的语言学，以便在实际中把语言作为现成的工具来学习。

该派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和奠基人是洪堡特。当然，洪堡特思想的影响绝非仅仅以上列举的4条所能涵盖，事实上他对以上两大流派都有很大影响。但就其主流而言，洪堡特思想的基本内核体现了第一个流派的基本倾向。而在俄文文献中，第一个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A.A.波捷勃尼亚及其追随者。对于波捷勃尼亚来说，个人心理仍是语言的源泉。在冯特那里，所有的语言事实，都应从个人心理学角度加以解释。该流派在现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福斯勒学派，成为“当代哲学-语言学思想的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彻底和根本地拒绝语言学的实证主义，把语言中的理解-意识形态因素提到了首位。语言创作的基本动力是“语言趣味”，语言以之为生存的根基，它是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对福斯勒来说，语言现象的艺术意义才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福斯勒的唯美学的语言观。“语言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诗的思想，语言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是一种能领会的美。”[28]总之，对于福斯勒来说，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Sprache als Rede），是基本的现象，是语言的基本现实。

沃洛希诺夫指出：“只有在具体表述中，这种语言风格的个体化才是历史的和有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正是在这里形成语言，然后以语法的形式分离开来：所有现在成为语法的事实，过去曾是修辞的事实。这就导致了福斯勒的修辞重于语法的思想。”

第一个流派在当代的代表人有维柯，还有意大利哲学家和文艺学家贝尼季托·克罗齐。克罗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接近福斯勒的思想。他也认为语言是一种美学现象。“他的观点的主要关键术语是表现（表达力），其基础是任何表现都是艺术的。”语言学既然是研究表现的科学，所以，它和美学是一致的。对克罗齐来说，言语的个人表现行为是语言的基本现象。总之，对于语言学第一个流派而言，语言就是永恒流动的言语行为流，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和一致的。

对于语言学的第二个流派即抽象的客观主义而言，语言是悬在云幕之上的不动的彩虹。沃洛希诺夫指出：“每个个人的创作行为，每一表述都是个人的和不可重复的、然而在每一表述中又存在着与该言语团体其他表述因素相一致的因素。正是这些对于所有表述都一致的，因而也是标准的因素，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因素才保证了该语言的统一以及该集体所有成员对语言的理解。”[29]

沃洛希诺夫举了“a”作为一个音素的例子，说明语言是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系统的道理。在“радуга”（彩虹）这个词中，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读“a”这个音都是各个不同的。这个由发音者个人机体的生理器官发出的音，在每个说话者那里都是个人的和不可重复的。有多少人发“радуга”这个词的音，就会发生多少个不同的“a”。归根结底，人的发音犹如人的指纹一样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形并未使交际中断了呢？这是因为语言是一个客观系统，在说话者说话的同时，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代代相传的语言系统，因而，个别人发音的不纯正，丝毫也不会影响到交际的进行，因为系统可以自动纠正个别错误信息，而给整个话语以正确的解读。所以，使一个音素成为可理解的义素的，是系统和语境。

沃洛希诺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发“a”这个音的个人特点呢？……当然，完全不存在。“存在着的正是，在发‘радуга’一词的任何情况下，该音的标准的一致性。正是这种标准的一致性（要知道，事实上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构造了语言集体所有成员对该词的理解。这一标准一致的音位‘a’就是语言事实，语言科学的特殊对象。”[30]

总之，按照语言学中第二个流派抽象客观主义的观点，语言体系是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创作的行为、想法和动因的。语言对于个人而言，是一个只能予以接受的无法违背和置疑的规则体系。个人从说话者集体中获得的语言体系，是现成的，其内部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是个人说话者意识之外的事情。个人发任何音的行为要成为语言行为只有其符合不可置疑的语言体系才有可能。语言体系内部有其专门的规律性。语言要想成为一个体系，就必须具备某种专门的语言规律性。个人只能按照这个体系本来的样子去接受它和掌握它。对于语言的规律性而言，没有更好，美好或丑陋等，只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语言的正确性即指特定形式与语言规则体系的一致性。语言体系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它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统一而不变的共时性体系。约定俗成，法不责众。

正如沃洛希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在语言发展史上，不断出现在语言的共时与历时、逻辑与非逻辑之间的“断裂”。这就犹如使用牛顿二项式公式的学生弄错了公式一般。语言中的规则也是如此这般的处于不断变化中。沃洛希诺夫列举了德国16世纪语言中的变位现象。他总结道：“现象大众化了，结果个人的错误就变成了语言规则。”[31]这就和我们通常喜欢说的一句成语——“叶公好龙”——中的“叶”，按照规则本应读为“shè”公一样，只是因为“从众”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甚至认错为对一样。沃洛希诺夫就此解释道：“如果破坏没有被感觉到，因而就不会被更正，如果存在着有利于这一破坏成为大量事实的基础，那么这种破坏就成为新的语言的规则，在我们这里这种有利的基础就是类比。”“语言的现在和语言的历史相互不理解，也不能够理解。”[32]

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学两大流派——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之间的差异，就寓于此中。对于前者而言，语言的本质是在历史中得到呈现的。语言的逻辑是一种永恒更新的个人化的逻辑。语言的现实就是它的形成。语言的现时和语言的历史相互之间永远是理解的。语言的兴趣创造着现时范围内的语言统一。对于第一个流派即个人主观主义而言，语言是由不可重复的个人创作行为实现的；对于第二个流派即抽象客观主义而言，这一自身一致的形式体系正好是语言的本质。后者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语言是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体系。它由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构成，先于个人意识，并独立于它而存在。

（2）语言规则是特别的语言学联系规则，它存在于这一封闭的语言体系内部的语言符号之间。这些规则对于任何主观意识都是客观的。

（3）特别的语言联系与意识形态价值（艺术的、认识的及其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任何意识形态主题都不能决定语言现象。在词语与它的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和概念的意识，没有任何艺术联系。

（4）说话的个人行为，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只是偶然的折射和变形，或者只是对规则一致的形式的歪曲；然而正是个人说话的这些行为说明了语言形式的历史变异性。从语言体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异性本身是无理的和无意义的。在语言体系及其历史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动因的一致性。它们相互是格格不入的。[33]

总之，第二个流派的主旨恰好与第一个流派相反。其起源要追溯到17～18世纪的唯理论，进而可以追溯到笛卡儿的基础。第二个流派的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的多功能语法说。整个唯理论的特征是在封闭体系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符号与其所反映的现实活动的关系。换言之，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逻辑。其第二个普遍特征是重视理解者的观点而轻视说话者的观点。抽象客观主义产生于法兰西。但其最明显的表现，体现在索绪尔的“日内瓦学派”身上。索绪尔以极其惊人的方式表述了这个流派的一切思想。“他对语言学基本概念的表述可以被认为是经典的。除此之外，索绪尔还大胆地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特别清楚地说明了抽象客观主义的所有基本线索。”[34]俄国语言学思想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受到了索绪尔及其学派的影响。

索绪尔是从区分语言的3个基本概念——语言—言语（langage）、作为形式体系的语言（langue）和个人的言语行为表述（parole）——出发的。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langage）不可能成为语言学的客体。言语是混合的和多相的，以之为基础，不可能清楚地确定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使之成为语言学分析的出发点。

索绪尔的观点很明确，即应该“从一开始就应该站在语言（langue）的基础上，并且把它看作是规定一切其他言语现象的一种规则。确实，在这样多的矛盾和两面性中，只有语言才显示出独立裁决的能力，并且只有它才为思维提供了足够的支撑点。”[35]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必须从它出发来研究客体。而在语言与个人说话即表述（parole）的关系上，也固守了他的以语言为客体的立场。语言是社会的，而表述是个人的；语言是本质的，而表述是次要的和偶然的。因此表述不可能成为语言学的客体。“语言与表述的对立，就如同社会与个人的对立。”[36]

其次，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因素之间呈现出一种共时态的相互关系。这体现了索绪尔的唯理主义精神。对于这种精神而言，“历史是歪曲语言体系纯逻辑的、非理性的自发现象。”[37]语言学思想的第二个流派并非仅有索绪尔学派作为它发展的唯一顶峰，另外还有一个杜克赫姆的社会学派，当然，它远没有索绪尔学派那么影响广泛。

沃洛希诺夫指出，在语言学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立即接受一切原则观点（科学的折中主义），第二种是不接受任何一个原则观点，并宣称“事实”是最终的基础和任何认识的标准（科学的实证主义）。这种分法隐隐对应着上文所说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方法和抽象客观主义的对立。正如物理学中的“光子”和“粒子”的争论一样，在语言学界，这两种对立的方法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究竟什么是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是个人言语行为表述，还是语言体系呢？哪一种是语言活动存在的形式，是不断的创作形成还是自身规则一致的固定不变性？

沃洛希诺夫在接下来的第2章里，对语言是否客观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如果说第一个流派是正题，而第二个是反题的话，那么，对抽象客观主义的批判，就应该是合题了。上文说过，此书的宗旨是试图为语言哲学的研究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案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观点，就是巴赫金小组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语言学思想。

那么，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看来，抽象客观主义的错误究竟何在呢？沃洛希诺夫写道：“第二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常强调，语言体系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意识来说，都是独立于该意识外部的客观事实。这是他们的基本公式之一。然而，要知道，作为自身一致的不变规则的体系，它仅仅是对于个人意识和从这一意识角度而言的。……如果我们真的客观地看待语言，也就是说，从旁边或者更准确些，站在语言之上，那么任何不变的自身规则一致的体系，我们都是找不到的。相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语言规则的不断形成过程。”[38]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历史上并没有适应于所有时代的一成不变的语言规则体系。语言是一个不断形成中的过程——并且难说这个过程有什么固定的终点。由此可见，共时性体系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任何一个现实因素都不相符。只有从个人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共时性语言体系才存在。语言体系存在的条件在于它的时代性，离开特定时代也就脱离了它的存在基础。所以，“如果我们说：语言在与个体意识的关系中，是一个无可争议和不变化的规则体系，对于该语言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是语言存在的一种modus（方式），那么我们这样表达的是完全客观的关系。”[39]语言体系既具有相对性，也具有历史变动性。沃洛希诺夫指出，语言体系压根就不是索绪尔等人所崇拜的规则体系。“语言体系是语言之上反射的产物，这种反射根本不是由使用该语言的说话者本人意识完成的，也根本不是以直接话语本身为目的的。”[40]

沃洛希诺夫在此谈及巴赫金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理解？什么是人文科学所说的理解？理解并不是指对于符号自身一致性的认识，而是指对于符号特殊变化性的认识。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对象不是“同一”，而是指符号在特定语境和情境中的定位。理解不是指主观符合客观，而是具有双主体性。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理解者的语言意识实际上是存在于生动的言语活动中，与语言规则一致的抽象的形式体系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在使用该语言形式可能出现的语境的综合意义上，与语言—言语密切相关。”[41]说话者的言语意识，其实，与语言形式本身，与语言本身，根本没有关系。对于说话者而言，语言形式仅仅存在于一定表述的语境中，因此，只存在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42]“一般情况下，语言的正确性标准是由纯意识形态的标准所取代的；表述的正确性是由该表述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它的高雅性或庸俗性等所取代的。”[4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否定了语言自身法则在其中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可以说，这里已经隐含着对于抽象客观主义即索绪尔学派的批判立场。接下来沃洛希诺夫更明确地指出，“语言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分离，是抽象客观主义最大的错误之一”。[44]原因在于：语言作为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根本不是语言存在的真正方式。索绪尔学派的理论是通过抽象化途径得到的，它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任何一种抽象要成为合理的，就应该符合于任何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目的。”[45]其次，索绪尔等人的理论是“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言语，作为实践和理论目的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向，还支配着欧洲世界和整个语言学思维。“这一思维在书面语的尸体上形成并且成熟；在复活这些尸体的过程中，产生出这一思维几乎全部的基本概念、基本立场和习惯。”[46]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语文学主义，是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语言学家们的支持下产生的，他们包括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还包括古罗马希腊人和印度人。“我们可以直率地说：何时何地产生了语言的需求，何时何地就出现语言学。语文学的需求产生了语言学，是它的摇篮，并且把语文学的竖笛插入其中。这根竖笛应该唤醒死睡的。然而为了在活的言语不断形成之中掌握它，只有声音是不够的。”[47]在此，沃洛希诺夫还援引了马尔院士指斥语言学“仅仅依靠书面语形式”这种死语言，传统语言学不善于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的言论。语言学是语文学地道的孩子。

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沃洛希诺夫也和后来的巴赫金一样，直接把传统语言学的对象——古代文献、书面语体——说成是“完成的独白型表述”，这在巴赫金学派理论著述中的意义，自然无需我在此絮叨。沃洛希诺夫指出：“要知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的，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抽象化。”任何一个独白型表述，也包括书面文献，都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分。任何表述和完成型的书面语，都在回答着什么，针对着某个回答。它只是整个言语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任何一种文献都在继续着前人的劳动，与他们争辩，等待着积极的回答，预料着回答等等。这显然已经渗透着巴赫金的对话思维的特征了。总之，语言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以人类语言活动的整体为对象，而不是仅仅在其某一部分的基础上建立其科学大厦。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把书面语看成仿佛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孤立整体，而且与它对应的并不是积极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是完全消极的概念”。传统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和范畴，就是在这种孤立的独白型表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总而言之，历来的语言学家所研究的，都是死语言，是和他格格不入的语言。死语言所反映的，压根就不是使用该语言的说话者的语言意识。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概念，是虚假的概念。语言学思维中的语言，就是这种僵死的书面语体的他人语言。而这种僵死的语言成了语言思维的最终现实和出发点。以往的语言学不是以研究为目的，而是以教学为目的：“不是思索语言，而是教授研究过的语言。”[48]这种语言学的第二个基本任务，是把教授研究过的语言编纂成符合学校教学目的的材料——按照语音、语法、词汇的系统。

无论语言学家的文化历史面貌在各国有多大差异，语文学家都是他人的“秘密”书面语和话语的破译者，是破译或继承传统的老师和翻译。最初的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是祭司。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典籍和传说，对于外行而言，都不啻于一种外来语和不懂的东西。祭司的任务就是破译这些祭神的语言的秘密。最古老的语言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吠陀的词语学、古代希腊思想家关于逻各斯的学说以及圣经的语言哲学等，都是这样。

把外来语拿来解释语言本身的奥秘，并且断言如果没有费解的外来言语、外来语言的词汇的话，如果任何一个民族都只知道其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任何时候也创造不出来如《圣经》那样的哲理诗句。外来语或他人话语在沃洛希诺夫的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概念对于巴赫金本人来说，有两点重要的启发：一是它启发了巴赫金关于复调的思想，至少这种思想是与复调理论相互呼应的；二是它也是巴赫金边缘认识论的理论原点之一。认识产生于边缘地带，产生于与他者交界之处，因为唯有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反观自身，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来。他者的眼光是认识求真的充足必要条件。

让我们暂时还是回到沃洛希诺夫身上来。沃洛希诺夫指出：“有一个惊人的特点：从远古时代至今，各种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思维均是以对外来词语和外来语的特殊感觉为基础的，立足于外来语给意识提出的那些任务——破译和讲授已经破译了的。”他进而指出：“母语是‘自家兄弟’，感觉起来就像是自己熟悉的一件衣服，或者还要更好些，就像我们生活和呼吸的那一熟悉的空气。”[49]沃洛希诺夫明确指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是针对他人的外来语而定位的，从语言学和哲学方面来说，这决不是偶然和随意的。不是的，这一定位是一种巨大历史作用的表现，表现了外来语在创造一切历史文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50]外来语的这一作用涉及全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体制和日常生活伦理。别族的外来语曾经带来过文明、文化、宗教、政治组织。在各民族的历史意识深处，外来语都是与政权思想、权力思想、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语言思想主要针对外来语定位。但是，迄今为止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忽视了外来语巨大的历史作用。语言学“仿佛是曾经生气蓬勃的外来语流最终滚到我们面前的一个浪花，是专制的文化创作作用的最终遗迹”[51]。

促使语言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语言之间的相互杂交——沃洛希诺夫并没有因为此话出于马尔之口而因人废言——当然，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马尔正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苏联语言学界的天空中。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和对话理论也是其起源之一，原因就在于此。

沃洛希诺夫指出，外来语的一系列特点，使其成为抽象客观主义的基础。接下来他列举了外来语的8个特点。[52]概括起来，不外乎：理解母语要理解其新的语境意义。语境在言语解读上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其次，完成型的独白表述其实是一种抽象化。只有把话语放在其最初实现的现实历史语境中，这一话语的具体化才有可能。由此可见，言语的本义只有在语境还原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显现，任何脱离具体语境都是对言语意义的抽象化。沃洛希诺夫对于传统语言学处理语言史的方法，显然不满意。他指出，“语言的形式系统化思维”与“语言的活生生的历史概念”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传统语言学所把握的那些概念和范畴，并不能真实反映语言演变过程的实际情形。“从系统的角度看，历史永远表现为仅仅是一系列偶然性的破坏”。[53]其次，正因为语言学是以孤立的独白型表述为客体的，所以，整个研究都在该表述的内部范围内进行。从而使得表述外在活动的一切问题，被留在了研究视野之外。这个问题，以抽象客观主义为依托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很难把文本的内外两者统一起来的。因为他们很早就割断了文本与文本以外世界的联系，即文本的外指涉性。此外，传统语言史实际上成了单个语言形式史，它的发展自成体系，而且与表述的内容无关。在此，沃洛希诺夫援引了福斯勒对传统语言学的批判：“历史语法提供给我们的语言史，简单地说，就是服装的历史。”[54]

沃洛希诺夫接下来阐述的观点，对于巴赫金学派的对话理论而言，具有关键性的奠基意义。他指出：“话语的含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所决定的。其实，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意义。”[55]在巴赫金学派里，语境说的首倡者，应当说非沃洛希诺夫莫属。当然了，事实上在俄国文艺学界，早在他之前和同时，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主张了。语境说可以说也是20世纪语言学界的重大发现。总而言之，是话语的用法而非其字典意义，决定着话语和语词在具体语境即上下文中的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词的意义就等于词的用法。沃洛希诺夫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语言学关注的倾向与该语流相关的说话者的活生生的理解倾向是直接对立的。”[56]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比较特定话语的各种语境是为了确定使用的一致性因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把特定话语从无论哪种相应的语境中解脱出来，并赋予其以语境以外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从中创造出词典意义。这是抽象客观主义学派的第一个错误。

此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把使用任何一个词语的不同语境视为同一的，似乎语境形成了一系列定向的封闭的自足表述。然而，实际上，“使用同一个话语的不同语境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同一话语的不同语境的这种对立的典型情况，是对话的应答。在这里，同一话语出现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语境之中。”[57]沃洛希诺夫指出，任何现实表述（及其各种语境）总是在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各种语境不是相互并置，而是处于一种紧张不断的相互作用和斗争状态。但话语意义在不同语境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语言学根本不予考虑。但恰恰正是话语的多重音性赋予话语以活力，但“意义重音被语言学和统一性表述（parole）一起排斥在外了”。[58]

沃洛希诺夫认为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观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语言就像一件可以由人们代代相传的现成的作品。他们眼里语言是一种死的物体和外来的物体。语言犹如一颗球，由人们代代相传下去。“然而，语言是和言语流一起运动的，并且无法与它分开。其实，语言不是被传送，它在发展，就像不断的形成过程那样在发展。个人根本就得不到现成的语言，他们参加到言语交际的这一流动中来，更确切些，他们的意识只有在这一流动中才能首先得以实现。”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见解，孩子掌握母语意味着他参与言语交际过程。[59]其次，“语言是地道的历史现象”。而抽象客观主义却把语言当作一种共时性存在，因而陷入了机械性的错误之中了。因此，抽象客观主义“这种世界观完全不能提出正确理解历史的根据”。[60]

以上，是沃洛希诺夫对语言学中第一个流派即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第二个流派抽象客观主义的利弊得失，做的深入剖析。究竟哪个对？是第一个流派对，还是沃洛希诺夫在此批评的抽象客观主义对呢？沃洛希诺夫就此写道：“这里，也像到处一样，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中，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61]抽象客观主义对于语言现象而言，语言体系是唯一重要的，作为个体表述的言语行为是被排斥的。而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则把个人表述当作唯一重要的言语行为，从而力求从个人生理生活环境出发对表述加以解释。其实，沃洛希诺夫认为，言语行为或表述，绝非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