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沃洛希诺夫论超语言学和“他人言语”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作为巴赫金学派的基本著作之一，不仅参与了巴赫金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理论上也和与整个20世纪相始终的、由俄国形式主义开启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在巴赫金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并非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两人的基本著作，奠定了巴赫金学派思想的基础，成为我们最终走进巴赫金学派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

如前所述，话语是巴赫金学派撬动世界的杠杆，也是其理论由以出发的最初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说，则并非直接导源于巴赫金，而是导源于巴赫金小组重要成员之一的沃洛希诺夫。这里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在于，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采用混合而又微妙的非文学话语取代了此前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诗歌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无效的、非科学性的划分，但仍然把话语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和主要对象。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把诗歌语言界定为陌生化的和非自动化的，而把日常生活语言的特征，归纳为自动化的和熟悉的，这种划分难免有机械的嫌疑。

事实上，如果按照经典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表述（他的表述常常在逻辑上很不严密），风格其实是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因为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作家的个人风格在文学中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因为作家所做的一切工作，无非就是“各种”现成的“手法”的组合，犹如厨师烹饪时需要用到的调料一样。给菜肴以味道的，无非是各种调料的不同组合而已。作家的任务不是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而是如何把既有的风格和手法组合起来，以适应读者变化中的不同口味。所以，一部作品的产生，与其说是作家的创作劳动使然，倒不如说是传统这棵“老树”上结出的“新果”而已。因此，什克洛夫斯基才会断言：不是“他”在写书，而是时代借他的手在写书。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采用这样一种视角，则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注定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风格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在构成上，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而且，归根结底是作家主体精神的外现的产物。风格即个人才能的标记，或不怕重复老话：风格即人。但在风格构成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巴赫金的成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问世于同一年（1929），其第3编和最后一部分和巴赫金的著作探讨了相似的内容，但其入思的角度和理论意识的广度却比巴赫金更广。沃洛希诺夫的写作意图是把对待语言的对话方法与历史辩证法联系起来，在理论表述上与巴赫金可以说是如响斯应，琴瑟和谐。[1]实际上，在最初阶段上，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的关系毋宁说是“双向的”（mutual），而且，巴赫金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部分即以沃洛希诺夫早期的贡献为基础而形成的——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如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对于超语言学现象的评价，不同于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同样也把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意识形态进行了简要的分期：“专制主义的教条主义”、“唯理论教条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以上4个时期都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相关联，因此而暗示还有第5个时期，这就是由1917年俄国革命所开创的未予以命名的时期。而巴赫金肯定会对时期的这样一种划分表示异议的。其次，巴赫金肯定对各个时期和语言的均质化表示不满。沃洛希诺夫为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语言学所提供的论据，也是十分简陋的。但他的阐述不像巴赫金那么复杂深奥，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富于创造性的见解。

一般说来，沃洛希诺夫认为任何时代语言的资源——即其模式——都视说话人使用该种语言的程度而存在。简言之，说话人从来都不是在对模式进行例示，而是在修正模式，更准确地说，说话人是在修正模式的社会形成的感觉，以此因应正在进行中的社会活动的压力。压力在不断变化，随着变化的是修正，压力持续时间越广泛越长久，修正也就越广泛越长久。被持续使用的修正会“结晶”成为特定风格，而风格反之又会被当作是一种语法规则。语法不是别的，就是被牢固凝固了的风格。这种从个人说话秉性和气质连续不断地发展成为最无可置疑的语法规则的现象是屡屡发生的。笔者不由得想起当年曾经令编辑老爷们十分头疼的果戈理的文风。在任何语言中都有一种语法化进程和解语法化进程在不断地进行。

修辞和语法规则之间的区别是程度而非类型的区别。因此，有关特殊规范和形式的归属问题会经常地引起争论：一种现象究竟是修辞还是语法现象？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诸如此类的争论是很难达到确定的结果的，因为在语法和修辞、在体系和体系的应用之间，并没有一条严格规定的界限。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流动不定的。

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reported speech，another’s speech，чужая речь）是沃洛希诺夫对于巴赫金学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沃洛希诺夫以“他人言语”为题展开的论述，事实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一种富于学理依据的论证。沃洛希诺夫对于“他人言语”的定义是：“言语中之言语，表述中之表述”，也是一种“关于言语之言语，表述之表述”。[2]对“他人言语”的讨论适足以显示沃洛希诺夫研究语言的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并且揭示了语言的对话本质。

“他人言语”的另外一个向度是向我们揭示了如何理解的问题。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把思维描述为内在化的对话，是一种“内心（对话式）言语”。思维采用的是社会对话的形式，这种对话我们后来是通过我们的大脑默默进行的活动获知的。对于他人话语所做的修正对于研究心理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人话语的重要性在于任何理解活动都与他人话语有某种相似之处。理解就意味着一方面对特定话语的接受和针对其的特定回答，因而理解的结构有点像是引语和注释的关系，这导致话语中出现的报道和评价因素在语境中的在场和出现。但这两个过程并不一定是先后进行的，而更可能是同时混合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和列夫·维戈茨基的“内心话语”说正好可以互参互释。

沃洛希诺夫革新了人文科学历来对于何谓理解的观点。接受美学肯定理解取决于听话人，但对沃洛希诺夫来说，肯定这一点仍然不够，因为人文科学的理解既取决于说话人，也取决于听话人。理解从来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应答。出于同样的考虑，沃洛希诺夫也把话语比作“一座桥梁”——取决于两方面。沃洛希诺夫指出：“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的，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3]沃洛希诺夫在其论文《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中进一步指出：“‘风格即人’，但是，我们可以说：这至少有两个人，更准确地说，是人和以其权威代表所体现的社会集团即听众，即人的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的经常参与者。”[4]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用政治的比喻强调自己的论点。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强调，句法形式是从对变化中的对话语境的反应中产生的。[5]

众所周知，奥波亚兹在其产生之初，曾经把语言划分为（日常）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两类。他们丝毫也感觉不到这种划分必须要有所依据的问题。但巴赫金和巴赫金小组成员并不认同这种划分。虽然奥波亚兹后来自动放弃了这种划分假说，但真正更正这种错误的，却非巴赫金小组莫属。巴赫金自己和沃洛希诺夫都曾探讨了非文学类话语的各种形式，后来巴赫金又在写作《言语体裁问题》时，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巴赫金小组认为，如果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框架，则日常生活领域必然会受到轻视。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的许多著作都涉及非文学陈述的各类形式问题，而巴赫金自己后来还特意写作了《言语体裁问题》。按照巴赫金小组的观点，形式主义理论忽略了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日常生活语言是自动化了的，那么，它也就很难成为活力的焦点和社会以及个人创造力的焦点。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者和他们的同道者未来派来说，日常生活世界（быт）是僵死的、自动化的，实质上是无意识的，因而也就是非创造性的。他们都为一种波西米亚浪漫主义气质所吸引，而喜欢“给社会趣味以一记耳光”，喜欢开头和结尾要有戏剧性的转折，喜欢攻击障碍，没有回应的爱和受伤的感情，启示录式的时代和历史的跳跃。而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世俗生活（быт）。马雅可夫斯基在其自杀诗中写道：“爱的小舟撞碎在日常生活的磨石上了。”与之相反，巴赫金却是从那些最具有日常生活性的作家，从最普通的话语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对于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来说，日常生活是一个常在的生活领域，也是所有社会变革和个人创造性的来源。散文才是真正最有意思的，日常生活领域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散文的创造性一般说来很慢，往往是从很小的范围内滋生的，有时甚至很难察觉。正因为此我们往往未能觉察到它，还以为创新应该来自别的方面。但实际上创新来自于无以数计的很小很小的变化，往往如“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我们之所以难以察觉就因为它们太为我们所熟知了。

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迄今还没有一部涉及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并声称此书系第一部，它将涉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语言思维的基本倾向以及“这一思维在具体的语言学问题方面赖以依存的方法论的基本点”。作者指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语言既是一种意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意识心理现象，它并非纯粹主观的活动，而是意识形态创作的特殊物质活动。在语言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语言学领域还处在“前辩证机械唯物主义”阶段，是机械论的因果范畴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个领域里，还充斥着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和对“事实”的非辩证理解的崇拜，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还几乎未渗入到这些领域。因此之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也就无法对文艺学领域施加其重大影响力。实际上，语言哲学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以及我们的舆论界广泛关心的一系列最重要方面”（即文艺学和心理学问题）。与此同时，“可以说，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话语的标志下，正在兴起，而且这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才刚刚开始。”[6]也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严肃回答在语言学领域里产生的迫切问题。

沃洛希诺夫指出：此书第1编的任务是“指明语言哲学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中的位置”。第2编“将努力解决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语言现象的现实性”问题。“这一问题是新时代一切最重要的语言哲学思想问题的中心。诸如语言的形成问题、言语的互相作用问题、理解问题、意义问题等都是以它为中心的。”最后一编具体研究众多的句法问题中的一个。“我们整个研究的基本思想是使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的构词功能作用和社会本质具体化：必须指明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世界观和语言哲学的原则问题方面，而且还在于一些具体的、最具体的语言学问题上。要知道，如果思想可靠且有效，那么这一有效性应该彻底反映出来。”[7]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1编的主旨是论证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或其现实指涉性。语言是符号，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作为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除此之外，与上述现象不同，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знак）。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8]

这是沃洛希诺夫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第一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明显与整个20世纪十分盛行的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正相对立。符号从其产生之初起就具有双重指向性：它既可以是一种生产工具（如镰刀和斧头），也可以转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而索绪尔式的语言学在肯定语言自身的规律和法则，肯定语言的自律性系统性的同时，却竭力主张语言的非外指向性。沃洛希诺夫反对抹杀语言的外指向性。他指出：“符号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着的，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一个现实。所以，符号能够歪曲或证实这一现实，能够从一定的角度来接受它，等等。……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9]沃洛希诺夫进一步指出：“每个意识形态创作领域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向现实，以自己的方式来折射现实。每一个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功能。”但这种意识形态现象并非一种纯粹心理或意识现象，而是具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所以，人们一般以为理解可以是直接的，是错误的，“理解本身也只有在某种符号材料中才能够实现。”[10]

在肯定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同时，沃洛希诺夫进一步指出符号即语言的起源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起源问题给予优势关注，因为语言的起源事实上同时也是语言的本质之所在。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解释，意识形态创作的特点就在于“它存在于众多有组织的个体之中，它是一种环境，是它们交际的手段。”“符号只能够产生在个体之间的境域内……必须使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即组成集体：只有那时它们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11]语言产生于人际交往的需求。最早的语言大概就如鲁迅所说，是用来协调人们在劳动中的节奏的号子。其后，随着劳动内容的丰富，则语言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话语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整个现实完全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之中。话语里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一功能无关，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medium（手段）”[12]。“话语作为必不可少的成分，伴随着整个一般意识形态创作。话语伴随和评论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没有内部言语的参加，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现象（绘画、音乐、仪式、行为）的理解过程都不会实现。”“话语存在于任何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之中”。[13]话语是“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1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语词“意识”和“意识形态”的释义。受到过苏联哲学熏陶和洗礼的我们，对于意识形态这个词十分敏感，一听到它，就习惯性地把它和阶级、阶级斗争、和东西方长达多年的“冷战”和“两大阵营”联系起来。而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笔下，“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其后来才产生的单义性和固定的所指。语言是在社会交际的生活中产生的，并且也是为人们的社会交际服务的。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处处都离不开交际这个语境。所以，“话语的纯符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无所不在的社会性”。“要知道，话语只有在人们的一切相互影响、相互交往中真正起作用：劳动协作、意识形态的交流、偶尔的生活交往、相互的政治关系等等。在话语里实现着浸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显而易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包括那些变化还只是在逐渐成熟起来，它们还尚未完全形成，还没有探寻达到已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领域。”[15]

沃洛希诺夫用一小节篇幅向我们介绍了语言学领域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诚然如沃洛希诺夫所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而要研究意识形态现象，就必须凭借词语的材料。普列汉诺夫等人所说的社会心理，“在现实和物质上都被作为是一种话语的相互作用”。“生产关系和由它直接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一切可能的话语交往，他们话语交际的一切形式和方式：在工作中，在政治生活中，在意识形态的创作中。”而社会心理，“这首先是各种言语的现象，它从各个方面环绕着所有稳定的意识形态创作的形式和样子：场外交谈、在剧院、音乐会、各种社会集会中的意见交换、简单的偶尔交谈、对生活和平常行为的话语反应方式、自我意识的内部话语方式，自己的社会状况等等，等等。”[16]20世纪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话语分析学派，其实就肇始于此。

沃洛希诺夫接下来的论述，令人想起巴赫金关于言语体裁问题的言论。的确，作为巴赫金小组成员之一，沃洛希诺夫的许多言论是与巴赫金吻合或相近的，可见，他们之间有着相同甚至近似的理论基础。沃洛希诺夫指出：“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交际的言语形式修养。每一组同类的形式，即每一种生活言语体裁相对应着自己的一组话题。”对于这种东西，沃洛希诺夫在此将其命名为“表述形式”，并认为对于表述形式的分类，应该依据言语交际形式分类。这后者的形式完全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在这里，显然沃洛希诺夫的解读是把言语形式（体裁）给极大地政治化了。事实上，话语在非政治领域里也拥有广大空间——政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隅——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隅。当然，在巴赫金本人的著作里，关于言语形式的政治内涵，就不是那么明显。下面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对其进行梳理。

符号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同一个语言外现象，在符号表现中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以上的评价。“任何一种詈骂都可以成为被赞扬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真理对于许多其他方面却不可避免地会听起来是一个最大的谎言”[17]（这里对译文稍作改动。原文中的брань是“詈骂”的意思，而非“战争”——笔者）。“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18]“统治阶级总是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超阶级的永恒特征，扑灭它内部正在进行执着的社会评价的斗争，使它成为单一的重音符号。”“其实，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意识形态符号就像雅努斯具有两面性”。[19]

当今世界上，解构意识形态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在后现代主义盛行一时的时代，成为一种学术界的风尚。然而，意识形态观点并未过时，试看今日之天下，那些口口声声鼓吹非意识形态化的人，往往才是某种潜在意识形态的鼓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其实是想要解除我们的意识形态武装的一个口实，掩盖在其下的，是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狼子野心。

沃洛希诺夫在总结时指出：“在话语中，在每一个表述中，无论它多么渺小，心理和意识形态、内部和外部的这一生动的辩证综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实现着。在每一个言语活动中，主观感受就消失在所说话语-表述的客观事实之中，而所说话语在应答的理解中被主观化，以便或早或晚产生出回话。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话语都是各种社会声音混杂和斗争的小舞台。个体口中说出的话语成了社会力量之间生动的相互影响的产物。”[20]

该章探讨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很困难的问题（也许有人甚至会认为这个问题难到无法解决的地步）。在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任务中，沃洛希诺夫指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学的“客观心理学”，而非建立生理学的、生物学的“客观心理学”的必要性。生物学和生理学方法都是不适用的，因为意识的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事实。问题的症结在于要寻找到一种客观但同时又细致又灵活的研究意识，研究人的主观心理的方法。

这种研究主观心理的客观方法，其价值和术语我们通过巴赫金的早期著作已经有所了解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方法视为巴赫金小组成员共享的“意识形态视野”。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都特别重视他者在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巴赫金来说，他者即外位性，即“视觉剩余”，即来自每一个作为审美完结体和激进独特世界观引发的行为。而沃洛希诺夫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采用社会学术语对他者进行了再阐释：“意识的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事实……基本决定心理内容的过程，不是在体内完成的，而是在它的外部，哪怕单个的机体也参加。”20世纪30年代，巴赫金又在其心理学上增加了一个作为意图的社会学维度，从而得以借助于沃洛希诺夫的创见丰富自己的理论，但却规避了后者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这两位思想家的另外一个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反对索绪尔的交往模式论。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表述并非从说话人那里发出传到听话人那里，而是从交际外部作为一种双面行为而构成。因此表述“在同等程度上既取决于谁说也取决于对谁说”。当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把思想解释为内在言语时，他们假定他者——作为每个双面行为中的另外一面——必然参与我们哪怕是最私密的思想，而如果用索绪尔的精神来理解语言的话，则必不如此。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心理是社会地形成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寻找纯粹孤立自在的心理学规律是错误的。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和心理，而心理学家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注意到心理的个体差异），但却没必要去寻求特殊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这些差异。的确，即使是这样的话，一般规律何以会允许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想法和体验何以各个不同的问题，也依然会是无解的。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无论心理生活的材料还是心理生活赖以组织而成的基本原则，从社会和意识形态生活的更一般材料和原则的立场看，都是断断续续的。特殊的心理规律本身是没有的；至少在弗洛伊德等人所以为的那种意义上是没有的；相反，倒是有一些心理-意识形态生活的原则，这些原则允许众人所分享的体验因程度不同而相异。

如此众多的想要洞悉意识形态和心理学的企图遭到失败，沃洛希诺夫指出，其原因在于这是两个有着严格区分的领域，只是近来才发生了相互接触和交往。关于思考的内容和思想的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论据的全部历史，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错误。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关键问题来源于个体这个词的两种意义的混淆——即作为生物学样本的个体和作为个人的个体。作为生物学样本或自然客体，个体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有着重要的差异，但是，个人的范畴（或个性的范畴）事实上没必要与社会（个体）对立。“最令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划清心理与意识形态界限问题的‘个体的’概念。个体的对应概念往往被看成是‘社会的’。由此得出心理是个体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是虚假的。”[21]

一方面，个体的个性是“纯粹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现象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必然是个体的。“每一个意识形态产品都带有自己创造者或创造者们的印迹”，这一产品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而被个别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的话，则其会一直作为意识形态现象而存在下去的。正如个别性是社会地构成的一样，意识形态现象要求个别的应用来取得存在。“意识形态符号应该深入到内部主观符号的领域中去，发出主观的声调，以便成为活的符号，而不致落入不被理解的珍品圣物的名义境地。”[22]

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位于一个完整的人的“内部”。我的头脑是在我身上，但我的心理却不。“根据自己的存在特征，主观心理仿佛被限制在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间，仿佛位于这两个现实范围的边界线上”。在这个边界线上，出现了机体与外部世界的相遇，“但是相遇并不是物理的”，而毋宁说是符号的相遇。“心理感受是机体与外部环境接触的符号表现”。[23]

按照沃洛希诺夫的模式——对此模式，20世纪30年代的巴赫金也许会以散文学[24]而非符号学精神予以大力阐发的——每个个体都被卷裹进两类交际活动中去。个人与其他个人通过特殊表述建立关系，与此同时，也在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心理之间建立关系。这种经常发生的双重活动，使得心理生活成为一种边缘现象。沃洛希诺夫在此打了一个政治学的比方：这就像一个住在海外的人，祖国可以为他申请治外法权一样，心理在机体内部也享受着类似的“治外法权”（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