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在巴赫金笔下有多种写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用词来表示。我们认为巴赫金笔下的“слово”、“высказывание”都是“话语”之意。中文版《巴赫金全集》“话语”也有多种译法——“言语”、“语词”、“表述”等，本书则一律采用“话语”这种说法。

话语是巴赫金理论中的核心主角，而话语哲学则是巴赫金文化人类学的哲学之石。

话语除了可以采用不同的说法加以表示外，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描述。例如，可以采用正面描述，但也可以采用反面着笔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描述也是一种更高明的描述。以前，我们误以为语言最小的表义单位是语词，但实际上语词并非这样的单位，而话语才配称得上是这种单位。从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语言现象本身，人们竭力把研究限定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以把握语言的内部规律为宗旨。但语言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还被从外部决定：重视语言内部规律的必然结果是牺牲了语言的外部研究，这是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给人们留下的教训。

每个语词都包含着社会评价。正是这种社会评价使语词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人凭借其话语而必然占据某一社会立场。此类活跃的话语行为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话语的评价色彩越浓，其语义方面就越突出；相反，则话语的主观个性方面突出。活在意识形态交往中，话语成为约定俗成的，而非行为。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对话语在艺术创作中作用的接受和阐释。这两种倾向乃同一过程（硬币）的两面。只有深入研究话语交际的类型和方式以后，才能真正理解话语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它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的因素，也不可能是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出的心理因素。”[26]“表述的生活含义和意义（无论它们怎样）都与表述的纯词汇构成不相符合。说出的话语都蕴含着言外之意。所谓对话语的‘理解’和‘评价’（同意或反对），总是在词语之外还包含着生活的情景。因此，生活不是从外部对表述发生作用：生活渗透在表述内部，代表着说话者周围的统一存在和生长于这个存在中的共同的社会评价，离开这些评价，对表述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可能的。语调存在于生活和表述言词部分的边界上，它好像使话语的生活氛围的热情发生倾斜，它赋予一切语言学的固定范式以生动的历史运动和一次性。”[27]（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在语言学领域里，不啻于掀起了一次革命。它首次向世人揭示：语言可以不反映与其对应的现实，而是遵循着一个自我圆满的系统，遵循这个内在系统的规律。从那开始，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也开始隐隐浮现：语言在大多数人文学科领域，渐渐地被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语言被看作与它的历史发展、与它的社会语境了无干系的独立的领域和部门。语言是语言本身，语言有其自身系统、规律和法则，它与外语言系统了无干系。各类学科研究固然无法脱离语言，但语言本身却不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全部本质，而只是它的本质载体之一。正所谓道寓于万物之中，而万物本身却非道之本体。万物分享了道之本质，但道却无法被归结为万物本身。道的表述（不能不诉诸于表述）并非道本身，但表述本身却并非道（“道可道，非常道”）。

罗伯特·杨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承认巴赫金的主要贡献已经为语言在社会领域里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为了进行社会分析我们没必要侈谈文学与一种叫作具体历史的东西的关系问题。他向我们表明语言本身是如何构成的，是由社会和历史构成的，并且与它们不可分割。在这方面巴赫金严重地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如大卫·福佳斯所说，也就是说，巴赫金不是把“文学当作有关现实生活的知识，而是当作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语言实践”[28]。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从对生产方式的迷恋转移到对消费方式的思考上，同时也把消费制度的重要性作了突出的强调。

在这种观念的统领下，我们看到，话语便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词语有了区别：话语不等于一个或几个词语的组合，但话语必定是由词语或数个词语组合而成。界定何为话语除了要注意说话人、说话对象和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关注话语的语调：因为对于意义的表达而言，语调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我们所讨论的话语为有声语言时更是如此。而话语似乎更青睐有声言语，因为它们总是在具体语境中发生，并永远带有帮助我们理解其内涵的语调。艾伦·加德纳[29]认为巴赫金比较强调“言语的社会性，言语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分离。还有就是与沃洛希诺夫的著作，尤其是其《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的共鸣，以及与那样一些观点的共鸣，如在交际中语调比语词或句法形式更重要的问题”[30]。

按照洛特曼的观察，在俄国，最先关注到语调问题的是艾亨鲍姆。洛特曼写道：“在苏联诗歌学中最先关注语调之作用问题的，是艾亨鲍姆和日尔蒙斯基在其论述俄国诗歌的旋律问题的著作中涉及的。艾亨鲍姆拒绝对在文本节奏构造下产生的旋律和语调问题进行考察，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句法结构的语调方面。虽然在《诗的旋律》（1921）中艾亨鲍姆说‘旋律化’和‘特殊的抒情语调’是在‘节奏-句法体系下’形成的，但在自己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里，他却并未停留在这个节奏和韵律的问题上，而是相应地表述了自己的基本命题：‘我说的旋律仅指语调系统，亦即在句法中实现了的特定语调句型的组合’。”[31]我们不会忘记：艾亨鲍姆关于《外套》的著名论文，其主要论据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果戈理文本中叙事者的“语调”上的。

巴赫金独特的语调理论主要见之于他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表现性语调被视为最重要的话语特征。巴赫金写道：“只有参与该社会集团的暗示评价，无论这个集团怎样广宽，才能彻底了解这个语调。语调总是处于语言和非语言、言说和非言说的边界上。在语调中说话直接与生活相关。首先正是在语调中说话人与听众关联；语调parexcellence（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性的。它对于说话者周围一切变化的社会氛围特别敏感。”[32]巴赫金把语调归入语境诸要素之一，并且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真正使巴赫金的话语分析有别于所有语言学流派的，是他的始终伴随话语理论的语调理论。严格地说，“语调”也是广义的“语境”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

巴赫金为语言学提出的问题是：超语言学必须研究具体话语交际与话语外情境的关系问题，即语境问题。语境相对语言本身更具表义因素，甚至是首要表义因素。迄今为止，话语交际还从未能在脱离与此类具体情境的关系的条件下被理解。话语交际永远都是在以生产交际为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的。话语（语词亦然）不能脱离这一关联。语言活在历史条件和具体的话语交际条件中，而非活在抽象的语言系统中。换言之，抽象的语言系统所研究的，是死的语言而非活的语言：活的语言总是不外乎与语境相关联。巴赫金指出：“话语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对应答作出回应，如此往返，ad infinitum（拉丁语：以至无穷）。于是话语进入没有含义终点的对话。”[33]

话语语义及其在语言史上的意义变化问题，对于社会语言学具有重大意义。以前所有流派的弊端在于不理解语言中所包含的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是语义的主要和必要成分。没有一个语词对它所表示的对象是冷漠的。我们不能把社会评价与情感表现性混为一谈，后者与其相比只是不必非有的外壳。社会评价本身形成着语词的意义内容本身，即语词给其对象的具体定义。社会评价决定话语范围内语词的关联。话语中的社会评价理论清晰说明了语言中话语意义的嬗变史，首次建立了研究此类现象的科学基础。

语调对于话语表义的重要性，可以援引这样的例证来证明：即在某些场合下，语调可以与话语的字面意义相反。这就是所谓“正言若反”或“正话反说”的例子。记得元人杂剧中写一对儿恋人幽会，女主角一见到赴约迟到的男主角就开口骂道：“看了你可憎的模样早添了我三分不快！”不读上下文，还会以为女主角真地对他的恋人恨之入骨呢，其实这是“正话反说”，这句话的意思恰恰相反，它表达了女主人公对男主角的相思之情。下面这个例子则选自书面语：

This was indeed a strong statement.That Tristram Shandy is a much greater novel than many a good story can readily be granted.One can also agree with Sklovsij that toying with the medium is not only a recurrent theme in world literature，but also a procedure essential to its efficacy and growth.[34]

这是正言若反的例子。这一语段的表面意思是正面的，而实际内涵的意义却是反的。例如，假如我们将它逐字译成汉语，则应是：“这一论点的确说得很有力。说《特里斯坦·香迪》是比许许多多‘好故事’都伟大得多的一部小说，这可以被人乐于承认。我们甚至也可以同意什克洛夫斯基的把玩媒介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而且它对于世界文学的效应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序。”

风格即人。维克多·厄利希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式绅士，这从其语言风格的典雅含蓄就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针砭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时，仍然不失古君子之风：温文尔雅、点到为止。实际上这段话真正的意思应该这样来译：

这样的论证的确很难有说服力。说《特里斯坦·香迪》是比许许多多“好故事”都伟大得多的一部小说，这一点人们很难乐于认同。同样我们也很难赞同什克洛夫斯基的把玩媒介的主题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而且它对于世界文学的效应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序（这个观点）。

然而，我们是根据什么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的译法是准确的呢？什么给我们以这样十足的信心呢？难道我们没有歪曲维克多·厄利希的本意吗？是上下文即语境。可见，语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认知的方向，而且也可以实际帮助我们确定词句的真实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选自同一本书：

Both critics would agree that Puskin was too com［lex a phenomenon to agmit of unequivocal classification.两位批评家（特尼亚诺夫和托马舍夫斯基——笔者）都一致认为普希金作为一种现象十分复杂以致很难达成一种明确的定义］。此句中的直接意义——“达到”实为“达不到”之意。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35]以及巴赫金-梅德韦杰夫都把语境当作产生意义的先决条件。沃洛希诺夫指出，话题（按即意义）不仅取决于词汇、词法、句法、语音、语调等语言学的内部形式，而且也“取决于表述外部环境的因素。丧失了这些环境因素，我们同样也不能理解表述，就如同丧失了其中的最重要的词语”。[36]巴赫金认为完整的话语包括：语义（слово-понятие）、语象（слово-образ）和语调（интонация слова）。

然而，语言或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人们借助话语理解世界，展现自己的所见所得，交流个体所得的内容。因而我们可以说话语是我们生活本身的一个因素。

在俄国，把语言当作世界观的主人公加以崇拜的热潮，始于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对这一崇拜热是一次降温。然后过渡到俄国形式主义理论。20世纪初俄国文坛的语言热有两条途经，都来自象征主义，也都曾受到西欧相应的影响。通过未来主义结合西欧实证主义产生了另一种在西欧哲学中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现象学，进而在俄国形成了施佩特的语言哲学，其后传人则为洛谢夫（《称名哲学》）。在和巴赫金学派同时期的奥波亚兹那里，对语言的崇拜是与对文艺学主体性的探索一同进行的，而与其几乎就是同一个运动的未来派相比，奥波亚兹对语言的探索更多了一些科学的色彩因而被未来派视为来自科学界的代表。

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首先必须认识“语言形式”被抽象出来的那条方法论之路。这些形式是如何被抽象化的？它遵循怎样的方向？前提是什么？语言无法在自然系统中被理解，而是只能在历史系统中被理解。语言的物质方面仅只是具体社会现象的抽象成分。停步于此类抽象范围内，我们终将无法理解话语的充分的社会内容。话语的语音物质形式也湮没在说话和听话人所属社会关系的语境中。在语言史上，语音是充分的语言现象，而在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近代语言学各种流派里，语音并没有作为合法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话语整个而言并没有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为了将不被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对象纳入语言研究中来，就必须创立一种“超”语言学。语言作为一种规范系统，可以成为任何话语的规约，但却仅只是话语中的一些成分而已，而非对话话语的整体。语言学史上充斥着过渡形式的虚假的结构（按即“伪问题”）。

巴赫金认为话语是交际的基本单位，它受制于说话者即话语主体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要知道，言语在现实中存在的形式，只能是各个说话者、言语主体的具体表述。言语总是构成为表述，属于特定的一个言语主体，在这一形式之外它是无法存在的。”[37]“话语的含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所决定的。其实，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这里，话语可就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可以说，它用于多少个语境，就可以分成多少个话语。”[38]巴赫金提出这样一种话语概念以与索绪尔等人抽象的语言方案相对立。话语身上打上了社会活动的印记。一种意义被嵌入进行中的话语语流中，成为对先前话语的回应或期待着别人话语的回答。表述或话语大到一部长篇小说，小到一张字条都可囊括无遗。有的时候，“整部的长篇小说是一个表述，就像日常对话中的一个对语或一封私人信件一样（长篇小说与它们有共同的特性）。”[39]因此，意义从来不会被固定在特定的话语身上（非字典意乎？）。话语从来是对话式的，它的功能是在社会交际过程中进行协商协调，因而话语只有作为回应和答语时才能被理解。话语非但离开社会语境不可被接受，而且，总是会在其所存在的交际过程中发生变形。话语从来不是静态的和自我等值的，而是动态的和在交际过程中时时处于协商中，活的语言永远都会抵制语言学家的系统分类学。新的艺术话语观只有在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内在批判中前行。揭示某些认识论断的社会根源并不能穷尽问题本身。

话语语境观的真正意义是借以摒除了使话语的意指形而上学化和超时代化的企图和倾向。话语当然既属于它的时代，又超越于它的时代，它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这一点得到了巴赫金自己的首肯。在《杜瓦金访谈录》里，巴赫金认为语言科学的原罪就在于它走上了一条研究已然死亡了的、异己的语言之路。[40]而巴赫金所倡导的话语研究或分析，则把研究对象锁定在“活的言语”精神内涵的研究上，使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与语言行为和语言实践密切相关，而不是把“僵死的语言”、与“生命之树”全无关系的书本中的语言，纳入研究的视野而一劳永逸地与语言的生命形态相隔绝。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某些代表人物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实用语言”这一范畴，而实际上所谓“实用语言”这一概念缺乏严格的科学审核，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和无法予以界定的范畴。事实上全民语言的语言共同体都可以合法进入审美及任何领域，成为构成任何专业领域范畴的材料。诚如阿赫玛托娃说过的那样，最美妙的诗也许是从语言的垃圾里提炼出来的。把语言共同体划分为新闻语言、法律语言、经贸语言、体育语言等，今天看来虽于专业教学有一定实用意义，但对语言共同体研究无所裨益。而且这种划分本身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言，也大可存疑。但俄国形式主义当年甚至认为实用语言是一个无须质疑、不证自明的概念。首次起而改正这一错误的是巴赫金小组。巴赫金及其同人们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都是非文学类的杂语和混合语等各种形态。

巴赫金的话语分析之所以能在使语言在“活生生的状态下”被分析，有两个因素是别的语言流派所不具备的，一是语境意识，二是语调概念。前者直接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由于要时时判别一个现象是否“陌生”，奥波亚兹成员们常常不得不还原到语境中去实施鉴别，把“熟悉”作为背景，才能准确判别一种现象究竟是否“陌生”。所以，在讨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时，不谈以“熟悉”为背景只能是“盲人说象”。这是在话语的某一个方面应用语境学的范例。语调由于对于表义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所以，也被巴赫金等人列入语境要素中加以重视。这样一来，在巴赫金学派的话语分析条件下，那种只能出现在语言学教科书里，与具体的话语环境无关的话语，是无权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的——因为这种话语是“无从索解”的——当一个“筐子”可以装任何东西时，也就意味着它什么也装不了。

也许是借鉴了形式主义的教训，巴赫金避免了在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对比中研究诗歌语言这样一种方法论角度，而是研究诗歌这种话语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交往形式是如何以话语材料为基础建构而成的。话语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因而脱离生活的话语也就丧失了其意义，因为话语的意义来源于“非话语的生活情境”。“而且话语本身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旦要其与生活脱离，便会丧失其意义”。[41]

诗歌语言仅仅只是一般语言的一个方面。而且，对诗歌或任何文学作品进行的语言学研究，也仅仅只是研究此类对象的方法之一。虽然了解一部作品的构成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其究竟是不是文学作品，而任何话语也都可以按照文学的方式予以建构，从而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由此可见，“俄国形式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审美对象从其他话语中分离了开来，而仅仅只研究前者”[42]。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巴赫金学派似乎并未看到奥波亚兹中期在实施“社会学转向”后的成果，如特尼亚诺夫划时代的巨著《诗歌语言问题》的杰出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已经摒弃了早期对于日常实用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无效划分，而把诗歌语言（被纳入诗体结构中的一般语言）界定为一个系统，而诗歌功能（即审美功能）仅仅只是该系统所发挥的功能。

对于巴赫金学派而言，对于诗歌以及文学作品的研究真正有意义的语义切割的最小单位是话语（слово，высказывание，utterances，discourse）。巴赫金-梅德韦杰夫称赞俄国形式主义把文艺学研究建基于对文本的研究上，并且把话语研究提升到文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使话语研究的重要性达到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巴赫金学派认为，人的两极对立性源于每个人都是站在其在世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观世的。这就是“位置法则”，它是理解和认识的基本条件。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含义在与另一种含义、他人含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含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含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和片面性。

对话仅只是话语交际中的一种形式，当然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但广义的对话其实包容广泛。书同样也是话语交际的一种成分。其他诸如书评、批评性论文、通报等，通常须以以前的材料为定向，作者通常都有确定的立场。书以此进入一个大规模的对话场。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的现实，它同实际现实的接触，它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完全不能仅仅归结为它在自己的内容里反映现实。不，它正是作为长篇小说，参与社会生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本身有时在社会现实中占有十分重大的地位，这种地位往往并不比反映在它内容中的社会现象小。”[43]“‘全语体性’是文学基本特征所使然。文学——首先是艺术，亦即对现实的艺术的、形象的认识（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语言这种艺术材料来达到的艺术的形象的反映。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言在这里不仅仅是交际手段和描写表达手段，它还是描写的对象。”[44]“艺术形象的本质便是如此：我们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能生活于其内部，又能从外部观察它。艺术认知的本质就在于这是一种双重的体验和观察：‘他者的生活——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艺术家对自己主人公的态度即是如此：他既生活在主人公之内又在他之外，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形象。”语言是以“生活的形态”得到描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语）。[45]“文学不是科学、政论、公事和其他的折中组合。所有这些语体都是以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区分的。它们在这里不像在其他领域里那样是描绘、传递、表达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描写的客体或对象。它们不仅是构筑形象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构筑成的形象。”[46]

由此可见，语言之于文学，既是文学描写的对象，也是文学描写的手段和工具。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一方面反映生活真实，歌颂理想的崇高，另一方面其语言本身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品评、鉴赏和体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可以启发我们进行无穷的思考，引导我们的思维步入更加广阔的空间。

同一个字词，在不同的语境下甚至可以表达截然不同的概念，即使反义词用如同义词或反之，这至少提醒我们一点，即语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字典，而更多时候则取决于语境，甚至可以说赋予语词以意义的，是语境。意义总是语境化了的。“表述……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使用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的术语和方法来加以描述和界定。……‘文本’这一术语不是符号完整表述的实质。”“不可能存在孤立的表述。它总是要求有先于它的和后于它的表述。没有一个表述能成为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表述。它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脱离这一链条便无法研究。”[47]话语从来就不会在真空的、零语境状态下生存。因此，词语从来就不会有什么抽象的固定的语义（在这个意义上）。更有甚者的是，语言的意义等于语言的用法。而在特定用法中的语言都是语境化了的。让我们试举一例。李斯《狱中上疏》：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才，谨遵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48]

此例中的所谓“罪”实乃“功劳”之代名词也！巴赫金在讨论暗辩体时指出：“在暗辩体中，作者的语言用来表现自己要说的对象物，这一点同其他类型的语言是一样的。但在表述关于对象物的每一论点的同时，这种语言除了自己指物述事的意义之外，还要旁敲侧击他人就此题目的论说，以及他人对这一对象的论点。这个语言指向自己的对象，但在对象之中同他人的语言发生了冲突。他人语言本身并没有得到复现，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49]巴赫金还补充说明：暗辩体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的含义：即除了指物述事的含义之外，又出现了第二层含义——针对他人语言的含义”[50]。封建时代大臣在君主面前永远只有“认罪”的份儿，即使是为自己“表功”，也得以“罪”名之！这里的“名”与“实”岂可本着字典规范之！“我们知道，词在具体文句中所表现出的意义与它在静止的贮存状态下所具有的意义往往是不相同的：一个词在活的语言中所表现出的含义，有的是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有的是它在某一固定文句中才含有的具体义、临时义，有的甚至是假借义。”[51]

此外，《论语》里有一个词儿，叫“束脩”。按照传统诠释，“束脩”意为“一束腊肉”。“束”就是用绳子捆拢来为一束，“脩”，就是腊肉。所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全文的语义是：只要学生交一束腊肉，孔老夫子就可以把他收入门下，施以礼教。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人的命运参差不齐，有贫有富。有的人穿金戴银，花天酒地，有的人则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种情形即使是在孔老夫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概莫能外。那么，能交得起“干肉一束”的，想必是世家子弟，那么，还有众多连“一束腊肉”也交不起的贫家子弟，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莫非孔子会把他们摒弃于门外吗？孔老夫子不是还享有“贫民教育家”的美誉吗？他不是倡导“有教无类”吗？这岂不是和他办教育的宗旨——“一视同仁”地对待学生相矛盾吗？

看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束脩”一词究竟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上。南怀瑾先生对《论语》有其独到的研究。他认为“束脩”不是具体之“一束腊肉”，而是说“有虔诚向学之心”。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任何人只要他心诚，有虔诚向学之心，孔老夫子就会把他收入门下，一视同仁地对其施以礼教。“我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这是我和古人看法所不同的地方，所谓自行束脩，就是自行检点约束的意思。”[52]这无疑是一个语言问题，但它最终关涉到孔夫子的教育思想的完整问题。这里当然有语言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两种教育思想、办学理念问题，因此，当然也是意识形态问题。

理解话语的语义，就是将其语境化和细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