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与传统语言学研究视野

巴赫金的确是个谜。解读巴赫金也和人类的认识活动一样，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迄今为止，关于巴赫金，国际学术界已经有过3次发现，每次发现都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而又意境深远的巴赫金。对于巴赫金的这3次发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至今天。公允地说，每一次这种发现，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前稍有不同的巴赫金。巴赫金热首先在西方兴起，而后才反馈回苏联（俄罗斯），这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初识巴赫金，人们大都把他当作一个旷世奇才，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广博学识的隐士型学者；而再识巴赫金，人们对他的印象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开始有了更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他的“庐山真面目”似乎一时尚难以确定。而在今天，巴赫金在成为一种国际学术界的“工业”外，其所给予人们的困惑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多，他的面目反倒比以前更加难以确定了。不但如此，国际学术界除了拥护巴赫金者外，现在反对或者不赞成其理论学说的也大有人在，且其呼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响。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巴赫金多多少少是个多面体，因而问题就在于：究竟哪个巴赫金才是巴赫金的“庐山真面目”呢？毫无疑问，巴赫金的所有学术成果，一定有一个代表其精髓的“核”所在，但这个理论核心究竟何在呢？诚如米·列·加斯帕罗夫所描述的那样，“巴赫金世界观的有机统一性被肢解成为一些个别论点：关于对话的，关于诙谐文化的等等。而这是合乎规律的：正如巴赫金号召自己那一代对话者们从过去的文化中仅只撷取那些他们认为对自己必需的东西一样，如今，新一代的对话者们也就从他本人的著作中仅只撷取那些他们认为于自己有必要的东西了。”[1]按照巴赫金本人的解释，他写于各个年代的著作，都是“同一个思想主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俄罗斯关于巴赫金第一部论著的作者弗·索·比勃列尔指出：我们必须把巴赫金的著作理解成为同一本书，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是一线贯穿的，完整统一的（或是被相互陌生化了的），作者为此采用了各种逻辑手法，如过渡、转折、改造，撕裂、重新表述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当今国际学术界在经历了对于巴赫金的“3次发现”，积累了大量丰富扎实的学术成果（国外迄今已出版和发表各类专著论文不下数百种之多。专门研究巴赫金的杂志有两种：一种是英文，一种是俄文。国内论文120篇，专著12部）之后，正在孕育一次新的更加伟大的发现。以往人们对于巴赫金的历次发现，都主要针对巴赫金博大精深思想的某个侧面，如复调小说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对话主义（艺术与责任）、狂欢化、时空体等等。每次这类发现，都引起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强烈震撼，标志着对巴赫金思想的一次深入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又普遍感到，每种对于巴赫金思想的阐释，都无不带有“深刻的片面”的特点，远未达到对这位伟大的人文思想家理论体系整体深入的揭示。这和巴赫金思想对于当今人文社科领域所具有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是很不相称的。实际上巴赫金思想之所以能给人以无穷启发，之所以那么具有生命力和再生力，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为人们解决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钥匙，原因就在于他能打破理论僵局，把人们的思维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巴赫金思想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性，迫使人们认为他的思想绝不是没有体系的，而是一定存在着一个迄今未被人们发现的潜在体系和隐在结构。正如尼·德·塔玛尔琴科所说：“然而我们确信，巴赫金的全部著作和论文实质上研究的都是同一门新学科的一般和个别问题及概念的。换言之，我们坚持这样一种工作假设，即在巴赫金的所有研究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规律的系统关联，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组成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2]《米·米·巴赫金或文化诗学》一书的作者也指出：“这位学者的创作遗产是唯一的和统一的”，犹如“在同一时间里形成的结晶体”：“……1918～1975年可以浓缩为一年，这些年间的所有著作均可以浓缩为一部”。[3]

我们认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和精髓，不是所谓的“复调”，也不是所谓的“对话”和“对话主义”，而是他的话语理论。话语理论关系到语言的本质，而一切关于“复调”、关于“对话”的言谈，都是巴赫金关于语言本质的话语理论的衍射形态。话语理论为本，“复调”和“对话”则为表；话语理论是根，“复调”和“对话”则是枝叶。只有深入把握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即语言的本质观），才能真正把握住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和本质。

巴赫金学派之所以会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文艺学理论领域里所实施的一场其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式革命”：把历来呈现为分裂状态的文学的内外部研究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起来了。致力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在国际上绝非少数，但真正堪称成功者则寥若晨星，而巴赫金学派则是迄今为止我们视野里的最成功者。

这一哥白尼式的伟大革命，酝酿和产生于一颗最小的种子，那就是巴赫金所说的话语（высказывание，слово）。话语成为巴赫金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杠杆。对于巴赫金来说，话语就是促使牛顿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坠落的苹果。话语也是一道横亘在天际的雨后彩虹，它在人文世界的两极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历来歧见纷出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连为一体。话语是酵母，经由巴赫金的培育，它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把人文科学研究的天空和大地——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有机地联结了起来。巴赫金学派所实施的伟大革命，就是从这样一个历来不被人们所关注，一直被摒弃于科学殿堂之外的、江湖上引车卖浆者流所操的言语出发，而走上这一伟大发现之旅的。从巴赫金学派开始，话语这个一直被视为不具备科学合法身份的丑小鸭，被请进了人文学科的神圣殿堂，使之成为人文学科所有学科无不必须对之顶礼膜拜的偶像。如果说20世纪哲学就是语言哲学的话，那么，巴赫金学派的话语就是人文学科皇冠上的明珠。如果说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语言是它们环绕其旋转的太阳的话，那么，话语就是能够通约所有语言的公分母和太阳之核。

在未有巴赫金学派话语以前，人文学科领域是没有话语的合法身份的。孔金和孔金娜认为，巴赫金是话语中包含着第二个人的声音的首位发现者，在他之前，话语的这一秘密还隐藏在无穷的现象后面。“巴赫金研究的对象是话语（слово）及其生命。吸引他的不是个别问题，也不是话语构造的机制问题，而是话语的精神本质问题。巴赫金研究话语在文学作品、在全部时间段里与其所指称的对象的相互关系中的综合形象和完整而统一的性质。”“‘内在对话’更差不多是巴赫金最重要的一般美学发现。”[4]

在前索绪尔时代，语言研究的对象只是各种自然语言，如德语、法语、英语、俄语及其沿革和演变的历史等等。索绪尔的出现，终结了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同时开启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纪元。从索绪尔以来，与作为一种系统概念的语言相对，产生了言语概念，但常常被纳入语言-言语系统中的言语，由于它的相关指涉性，在索绪尔的体系里难能有大的作为，尽管在他之后，一些他的继承者们，如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雅各布逊，开始采用系统功能观点，把莫斯科城郊结合部口语，纳入语言研究的对象系列，从而开启了语言和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结构主义自其产生以来，的确刷新了语言文学研究的史册，开辟了新的天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西方，它甚至成为领导人文学科的主导派别之一。但随着时间的迁移，结构主义固有的缺陷，它的反历史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精神也逐渐暴露无遗。结构主义者们（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者们）泥足深陷于语言的牢笼，割断了语言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纽带，路越走越窄，以致走入了死胡同。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角度看，就是试图走出死胡同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究竟是否成功，还有待我们在研究之后再下结论，但有一点是显然易见的，那就是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也不足以拯救结构主义这个行将溺毙的婴儿。那么，出路何在？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巴赫金的理论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开始卓然显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人们正是从它的对话理论中，看到了拯救科学主义的产儿——结构（解构）主义——的希望所在。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巴赫金的理论具有把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加以打通，把文学的内外视角真正加以贯通的能力。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学研究，但又结合了传统诗学研究一切从文本出发的特点，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却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优点和长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外部视角内在化了，把文学研究的结论真正建立在文本内部分析的基点之上，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研究内外部的贯通与融合。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显著优点，原因在于它的分析对象——话语——本身具有沟通两造，实现二者之间对话的显著优势。巴赫金十分注重研究“外在与内在的复杂辩证关系”[5]，这一点是传统语言和文学研究方法均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不要忘记，当年艾亨鲍姆大学刚毕业在做家教给学生讲授文学史时，就曾为类似的问题而苦恼。他加入奥波亚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文学史研究的结论，真正落实到文本分析的层面。但从来的形式主义者们，大多迷失于自己真正的对象，它们大多是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眼，不能真正把文学研究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统一在一起。

话语只有在巴赫金学派那里，才首次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在那之前，在以特定规范为标准的传统语言学里，话语是不入“大雅之堂”的。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话语那种活跃的、交际的本质。话语不是传统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它包含着活泼的生命力，它是一种言语行为，一种生动的语言创造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第5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作者在此研究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后者是把活生生具体语言的某些方面排除之后所得的结果；这种抽象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是，语言学从活的语言中排除掉的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的意义”。“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6]

沃洛希诺夫则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超语言学”（“元语言学”），“将语境对言词意义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认为言词是一种双面的活动，其意义是说者与听者相互关系的产品，是多元决定的结果。通过强调语境的作用……将索绪尔语言学所排斥的社会历史内涵重新纳入到语言学中”。[7]

超语言学（metalingvistika）表明了语言学研究的边缘性特征。该术语是巴赫金从沃尔夫那里借用来的，用来表示“超出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意，而非表示“元语言学”之意。[8]“不同表述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渗透进每个表述的内部），属于超语言学。”[9]巴赫金还指出：修辞学“不应只依靠语言学，甚至主要不只应依靠语言学，而应依靠超语言学。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текст）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语言不是死物，它是总在运动着、变化着的对话交际的语境。它从来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声音。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人之口转到那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另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与此同时，话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它所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10]

按照鲍恰罗夫的回忆，巴赫金在与其的谈话中表述过这样一种思想，即语言学的原罪就在于它只研究僵化死掉的语言（如拉丁语），以及作为独白体的异己话语和书面语，而忽视了鲜活的、亲切的、活生生的、口头上的丰富的口语。巴赫金认为在语言学之外，有着话语最重要的存在领域，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巴赫金之所以提出“超语言学”这一设想，就是为了对此类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11]

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指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哲学。这是一门‘超语言学’，是认识所有植根于语言中的范畴的总视角。巴赫金还主张，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如此。人本主义对其‘领地’的一贯主张是：‘我是一个人，人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不陌生。’巴赫金的立场则可以看作：‘我的生活是一种言谈，所以语言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不陌生。’在这种统一的语言理论基础上，巴赫金重新思考了范围广阔的被传统认为分属于不同学科的各种课题。”[12]按照构词法分析，“超语言学”中的“超”，有“超出”、“在……之外”、“超越”……等含义，就其本意，是指“在语言学之外……”。也就是说，“超语言学”所研究的，恰恰是传统语言学不予探讨的问题，即在话语生存并发挥其作用的鲜活语境下的话语，而非传统语言学所致力探讨的“词汇学”、“句法学”和“语法”等范畴。

巴里·桑迪韦尔指出：“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中，谈话是文化生活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自身则仅仅是话语链条里一个可能具有的环节，它可以表示从最简单的面对面形式的话语、对于一个问题的只有一个词的回答一直到精心杜撰的官方话语、意识形态以及风格化的文学代码这样一些系列体裁形式。”[13]由此可见，话语是巴赫金学派手中的一把利器，借助于它，巴赫金学派得以一举超越以往的所有人文学科的阈限，从而找到一种能够把不同学科整合到一起的统合各门学科的“公分母”和“哲学之石”。应当指出，在巴赫金学派存在的那个时代，带有同样动机的不只巴赫金学派和奥波亚兹，实际上上文已经介绍过的马尔及其学派，也是以力求寻找到赖以统一全部人文学科的“哲学之石”为指归的。只不过他们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罢了。

话语成为巴赫金手中的一根杠杆，借助于它，巴赫金一举颠覆了笼罩在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谬说，填补了历来横亘在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文本研究与文本外研究之间的鸿沟，在两者乃至在科际和文化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开辟了各种流派得以相互交流对话的“场”。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后来移居美国的米·爱泼斯坦援引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重视艺术家们惯用的语言描绘功能和表达功能，不仅善于客观地再现作为客体的人物语言的社会特征和个人特征，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物语言之间相互的对话关系，而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语言学的特征。因为他的主要描绘对象是语言本身，而且还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对语言而发的论及语言的语言，被描绘的语言和描绘的语言，平等地在同一平面上汇合到一起”[14]。爱泼斯坦指出，话语的这样一种自我指涉性既有正面的、不同意识的对话之意，也有负面的、指语言的自我封闭性，自我消解性（самоглущенность）之意。[15]由此可见，被20世纪文艺学家所不断憧憬的，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填平横断在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的崇高理想，只是在巴赫金学派那里，才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从来都不乏先进人士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但真正实现理想境界的又有几人？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奥波亚兹尽管也是最先提出类似理想的人士，但二者在他们那里并未获得有机融合和贯穿。

伽达默尔指出：“哲学必须遵循一个古老的智慧即用活的语言来言说。”[16]从巴赫金开始，话语（discourse，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开始真正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合法主人公，这就首次从对象方面入手，为超语言学研究规定了合理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历来游离于语言研究之外的把不同学科统一整合的话语，正式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在传统语言学史上，话语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要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语言材料必须具有合法身份，即它必须先符合规范。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据说是所谓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语词。然而，完全本着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是无法解决所有的语言文化问题的。因为这种所谓的语言材料，只是“死的语言”——语言材料只有成为历史文献以后才会呈现为这种样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按照语法教科书来说话办事的。语言研究并不等于做化学实验，必须把物质以提纯的形态放在烧瓶里进行。被提纯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活的语言，因此是没有资格充当语言文化研究的对象的。诚如塞缪尔·韦伯所说，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小组）“是在努力恢复符号的真值，通过将其从被语言学家所支配的（僵死的）语文必然性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方式来恢复其真值”[17] 。而且，俄语中的“话语”一词（слово），正如帕姆·莫里斯（Pam Morris）在英文版《巴赫金选集》的前言中所说，一般表示人们所说的话语，而非抽象的语言。[18]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写道：研究语言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的科学思维。因为“它受到了传统语文学或文化历史观的束缚。它不懂得该如何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传统语文学的弊病在于“总是从完成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研究“语言的共性”。“然而，要知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的。传统语言学思维是“在书面语的尸体上形成并且成熟”的。[19]正如巴赫金所批判的那样：“情况只能是这样：语言学把词语的纯语言因素孤立起来，解放出来，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统一体及其具体的类别，这样才从方法论上掌握了自己的对象，亦即对非语言学价值漠不关心的语言（或者不妨说，语言学创造出一种新的纯语言学的价值，任何表述都可归属于这一价值）。”[20]

传统语言学的这一特点并未由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现而得到根本改观，相反，反而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强化。语言在索绪尔眼里是一个具有自足价值的体系，而与外在的现实生活了无关系。语言之有价值在于语言自身，而与外在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来脱离生活的语言也就成为语言文化研究的合法主人公了。其实，支配着早期奥波亚兹的根本理念，就与索绪尔的这一学说有关。事情最初发生变化是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翼——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当年，该小组在雅各布逊领导之下，首次颇有见地地把研究莫斯科城近郊区人们的口头话语当作研究对象之一。并且小组成员为此开始了大量的收集材料的工作。俄国形式主义的前驱性探索尽管没有结出一定的果实，但却对后人其中也包括巴赫金学派不能没有一定影响。也许在巴赫金选定“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时，难保没有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汲取灵感。巴赫金话语观的优越性在于他并未把语言当作死尸放在手术台上进行阉割，而是把活生生的语言——带着血丝——的语言进行“活体解剖”。研究者不但可以得知语言的表层含义，而且还可以得知其深层内涵；不但得知其用法意义，而且还可以得知其语境内涵。语言并不总是等同于它的字典含义，相反，在多数场合下，语言等于它的用法。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会生发出各种不同的光和色来，甚至与其本意相反甚至相抵触。不能否认，在对活的话语的历史性选择中，俄国形式主义者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前驱罗曼·雅各布逊的探索，也许也给予巴赫金们以启发或灵感了。

这样一来，巴赫金学派把握语言问题的独特视角，便与传统语言学中的各个流派有了显著的区别。按照巴赫金学派的观点，话语的原则在于：没有一种话语不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的，也就是说，脱离具体时空体的话语（即抽象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而对于科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交际或先于交际的思考不是内向于主体的，而是在语言行为中外向于对象并以此参与存在。因而，话语永远具有应对性。任何真正的理解本质上都是对话。

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方式无疑十分具有启发性。但要追溯其来源，则必然使我们把视线回溯到20世纪之交的俄国思想文化的现场上来。进入20世纪以来，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潮开始对俄国产生巨大冲击，而对于这种冲击，自身也处于激烈变化关头的俄国思想文化界，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淡然处之。虽然认识论在俄国远不如价值论更受欢迎，但真正鼓动一种时代风潮的最有力的推手，当然还是在有关认识论中关于主、客体问题的新见解。那么，在世纪末和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究竟哪些来自西方的最新观念对俄国知识分子最具有冲击力呢？

雅各布逊在回顾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时指出，20世纪人文学科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引入，人文学科中对于“绝对真理”、“客观真理”的迷信开始解体并瓦解了，这对于启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绝对真理和上帝的被贬黜，为思想的启动开通了航道，打破了冰封的水面，使得思想的米涅瓦的猫头鹰可以在“黄昏时刻”起飞了。这种情形和当今之世解构主义对于传统思想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所实施的“暴力”，可以说是何其相似乃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把统治思想界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牛顿经典力学统治的世界观彻底打烂，从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时间隧道”、“空间可以弯曲”……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学说，也开始对文化人产生了不可救药的迷人的影响：按照雅各布逊的描述，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自杀，固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的因素，但也与这位当时首屈一指的诗人笃信人死后可以复生，从而早死可以早投生的“糊涂”观念不无关系。

对话主义和话语本质论，是巴赫金哲学人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存在的本质在对话）和价值论（交往价值观和多元文化对话论）。巴赫金思想的价值之一是揭示了语言的对话本质。“卡尔·马克思说过，只有在语言中表述出来的思想，在别人看来才是现实的思想，因此在我本人看来也才是如此”[21]。

话语需要他者，并且只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话语的性质才能得到很好的确定。同时话语也能揭示话语主体的本质：语言是本质的表象。巴赫金指出：

话语对于对话者的定位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的，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连接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22]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话语研究不能脱离话语的外指涉性而孤立地进行。话语或表述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交往性质和价值。人类生存的本质在于语言，而语言的本质在于对话和交流。他者的眼光和外位性、超视性，乃是求得真知的充足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巴赫金思想时，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在外与内、表与里的辩证综合中，研究巴赫金关于文化的创造性本质、关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巴赫金文化人类学的总纲，只有抓住这一总纲，才能深入理解巴赫金有关历史诗学、结构诗学、小说诗学、小说话语、文化诗学的社会学诗学的核心思想。巴赫金有关复调小说、多声部、一语双声、狂欢化、时空体等的论述，也只有在这一总纲的统领下，才能各得其所。巴赫金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学家，也不是一个泛形式主义者；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家，也不单纯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现代派，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后现代主义者，而毋宁说他是一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现实的最好回答。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人文社科学术流派进行对话的产物。

话语理论是巴赫金理论的哲学之石，它是巴赫金语言本质观的核心体现，是巴赫金语言观的核心。话语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体现了巴赫金把握语言问题的独特视角。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学派的最根本的方法论。

借助于话语，巴赫金对人文学科的根本方法论进行了一次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哥白尼式革命”，而巴赫金所实施的这一伟大的革命，是凭借对话语的分析奠定了其第一块基石的。话语与前此语言文学研究的对象相比，具有显著优点。首先，是它的社会性。话语（和语言一样）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对话性，而对话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恩格斯指出，即使是在只有两个人组成的社会里，双方也必须得让渡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权利。这就说明即使是两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所谓的“社会”，而“社会”必然伴随着话语的交流和对话。话语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对话性。话语总是说话者有所为而发，也必然是针对特定对语而发，话语只能产生于对话式语境，抛弃对话性，也就等于抛弃语言和文学研究的根本对象。

而话语的社会性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或生活常识，但却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否认或摒弃的人在认识上的必然特点（说缺点也有道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23]

巴赫金指出：“在一个谈话集体里，哪个人也绝不认为话语只是一些无动于衷的词句，不包含别人的意向和评价，不透着他人的声音。相反，每个人所接受的话语，都是来自他人的声音，充满他人的声音。每个人讲话，他的语境都吸收了取自他人语境的语言，吸收了渗透着他人理解的语言。每个人为自己的思想所找到的语言，全是这样满载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的语言在许多人的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对他人语言的各种不同感受，对他人语言作出反应的不同方法——这些可能就成了超语言学研究每一种语言（其中也包括文学的语言）时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每一时代里的每一流派，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手段的范围。远非在任何的历史环境中，作者语义的最终旨趣，都能通过直接的、非折射的、非虚拟的作者语言表现出来。当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左右一切的语言时，每个创作意图，每种念头、感情、心境，就需通过他人语言、他人风格、他人姿态折射出来；不能不加说明，不保持距离，不通过折射，便同上述的他人语言直接地融为一体。”[24]

索绪尔及其门徒把语言文学研究的对象系统化的结果之一，是使其内在化了，它的所指并未打破“语言的牢笼”。索绪尔证实语言的内在系统性和规律性，但它的缺点，就是把语言和文学当作与我们经验中的现实，与我们生存的社会，了无干系的纯理性系统。而巴赫金所标举的话语，其之所以卓越，就在于它的外指涉性，它与我们的社会经验息息相关，它就是我们的社会经验的符号化产物。这样一来，便把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基础，牢牢地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

但巴赫金的理论如果仅仅止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也会大大贬低其理论对于诗学建设的重大意义。话语是各种声音在那里形成对话的一个“场”，那里有各种声音的交织，因此，在充分注意对话的产生、对话的进行、对话的结果的同时，话语理论并未忽视其中每个声音的个性价值。不同话语的交锋同时也是不同意识的交锋。话语即意识。沃洛希诺夫指出，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事实，人类所有的言语话语都是一种小型的意识形态建构。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于意识形态系统和他们所谓作为社会行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特征的研究，其之所以能超越前人，独步一时，就在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手法的特点的研究，真正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卓越个性。对话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应用，显示了巴赫金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冠绝今古的强大生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当然不会在巴赫金之后达到顶点和绝对，但巴赫金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都尚未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而巴赫金的研究，的确是把文本的内外研究加以融会贯通的典范之作。正如一位俄国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巴赫金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如若不提巴赫金的学术贡献，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巴赫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当然，话语在巴赫金思想体系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并非只有抽象意义可言，而无具体例证或分析话语可支持的。事实上，在巴赫金的理论演说中，话语分析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立体的和多向度的。首先，话语研究必须从对话语的分类或话语类型学入手，他的话语类型学表明他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揭示文本特点的文本分析工具。刘易斯·巴格比指出：在巴赫金的理论视野里，“在文学对话中，语言首先是作为审美事实出现的。巴赫金的注意力并不在语词本身或语词内部，而在于语词、话语、语境、信息、介质与其他语词、话语、语境、信息与介质之间的关系。”“按照巴赫金的描述，对话关系体现于作为一种具体和整合现象的语言之中，即在回忆录作者、编年史家、哲学家或诗人所使用的话语中。因而系统研究话语从而也就是对文化进行任何考察时的一个基础。”[25]

当代西欧（俄国亦然）语言哲学问题显得分外重要。当代西方哲学在语言的标志下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一新的哲学思潮却刚处于起步阶段。围绕“话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与中世纪围绕现实主义、唯名和唯实论（номинализм，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м）的斗争十分相似。这些活跃于中世纪的哲学传统正在当今新康德主义者的现象学和唯名论现实主义中复活。对新康德主义者而言，“话语”正在成为超验意义和具体现实生活，认识的主观-心理主体及其周围的经验现实之间的交点和“第三王国”。符号和语义形式（象征形式）成为把以上两方面统一起来的文化创造的共同领域。话语即处于这种系统性地位。当今人们正在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克服马堡学派和唯科学主义和（按卡西尔的说法）的唯伦理主义。借助于内心语言形式（如同一种半超验形式）为已经僵化的超验-逻辑范畴王国输入了历史形成史和动态。人们正在以此为基础重新反思唯心主义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