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凡此种种批评意见的反应，在艾亨鲍姆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述（1928年7月15日）。什克洛夫斯基在私下交谈中，小心而又婉转地征询和规劝艾亨鲍姆，说这次让步是不是太大了。而艾亨鲍姆却不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让步大，而艾亨鲍姆却不这么认为呢？结论可以从对创作过程的追溯中求得。根据艾亨鲍姆的记述，他早在1925年12月2日聆听完奥托·克莱施别列尔指挥的贝多芬的交响音乐会以后，便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正在写作的著作中，忽略了一个“环节”，必须对手稿进行较大幅度修改，以便使转折不至于显得太突然。而此时的艾亨鲍姆，据他自己的记述，已经意识到形式主义作为运动已经完结。“怎么办”成为横在他面前的“俄国式的经典问题”。同月的15日，在阅读特尼亚诺夫的历史小说《屈赫利亚》的开头时，他感到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答案。他想，自己是否也写一种近乎于历史小说的东西？这一念头很快滋生发展，并和他有关“代”的意识结合。在写于192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艾亨鲍姆打算写一部仿佛是新的俄国知识分子史，即从理念出发。从卡拉姆津开始，经过一代代人，一群群人，贯穿整个19世纪。以托尔斯泰、勃洛克作结。但整个轮廓尚不清晰，不可遽然动笔。1927年1月21日，在和利夫希茨谈话后，他写道：“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某种行动。大学教学生涯已无可能。”1927年2月16日，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伤疤已然结了痂。”教学生涯结束后，除了编辑工作，他已别无选择。由于工作的变动，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写几代知识分子史的构思，而集中精力描写托尔斯泰的个性成长史。在1928年3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题目不可太大。只能集中写一个人身上引出的一条线索。”此后，《列夫·托尔斯泰传》的写作工作进展极其顺利。1928年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且看他在日记中的记述（1928年3月6日）：“一整天都生气勃勃，轻松愉快——能总是这样就好了。写作进行得异常顺利。开始感到这本书能写好……”3月7日：“仍然感到很轻快，为生命而欢快，这样的感觉很久没有过了。深深陶醉于这本书的写作中——但愿这样的感觉能一直持续下去。”3月20日：“感到自己已经步入一个新领域——精神焕发、甚至智慧超群。”3月30日：“写得兴致勃勃——从未有过的痛快……结果依我看会很重要——以前写任何一部书时都不曾这样过。最重要的是彻底的自由和开放。感到自己简直幸福至极……”7月20日：“高兴地宣告：全书告竣。杀青了！”
艾亨鲍姆在其日记中，丝毫不曾提及外界对他们那一派人的批评意见。此时，法兰克福学派刚刚开始承认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要性，而这是比艾亨鲍姆的让步更大得多的让步。此时，艾略特出版了他的后来成为20世纪代表作的《荒原》；而也是在此时，毕加索回归蓝色和玫瑰色时期。凡此种种，都是20世纪文化新潮的同一类现象。而此时在苏联文坛的艾亨鲍姆，则记述了他与巴赫金小组成员蓬皮扬斯基的结识（1928年5月23日日记）：“结识蓬皮扬斯基……对我们的理解不是那么好，但称我们是一个教派，认为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сближает с Марксизмом）。”
但奥波亚兹们注定难以永久超然世外。1929年，阿维尔巴赫在拉普的支持下，在《在文学岗位上》发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针对艾亨鲍姆的批判文章。此后，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文坛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被捕，曼德尔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及在集中营失踪。1937～1938年的大清洗、大肃反，以及面向全世界的大审判，阿维尔巴赫和古别尔被枪杀……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曾有丝毫反映在艾亨鲍姆的笔下。他始终智慧超群、为人高尚、坚定不移、立场坚定，保持着奥林匹亚神祇式的闲雅从容。艾亨鲍姆在1932年2月8日致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说：“不怨天尤人，一心钻研文学史。”1934年，拉普被解散，成立了作协。新举措带来了新气象，大批作家学者分到了住房。此时的艾亨鲍姆也于4月6日住进了新居。他既对现状十分满意，也对未来非常乐观。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艾亨鲍姆称自己想“写一本表现文学大师手法技巧的书，好让青年作家得以有所效仿”。同时他希望批评界能够“少一些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形式主义分析！”1935年5月7日，艾亨鲍姆荣获新职称：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старший науч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 АН СССР）。他早在1919年就曾翻译过席勒，而此时，他于1936年出版席勒诗剧Die Piccolomini 的译本，写作了儿童电影剧本《高加索的俘虏》。1936年，出版了《莱蒙托夫传》。
此期，形式主义的阴影还是时不时地被人提起。1936年7月，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开始批判形式主义。在学生中享有威望的教授大多受到激烈批判。这次批判的火力之猛，据说颇像中国的“**”。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大批判不容个人反驳，个人只能认错，认同集体价值，哪怕那是错的。艾亨鲍姆曾在1924年9月29日日记中，称这样的不容被批判者反驳的批判，令人想起残酷的、宗教审判庭存在的中世纪的一元化体制。为了生存，他决心打掉自己的傲气，采取顺应时势的恭顺态度。但在大清洗盛嚣尘上之际，就连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也都先是被剥夺荣誉，后被肉体消灭，何况如艾亨鲍姆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呢！艾亨鲍姆在1937年10月27日日记中写道：“我对这一切厌烦已极！”此时，艾亨鲍姆开始对欧洲上空渐渐浓厚的战云加强了关注，预感到行将到来的大战势必会影响一代人的未来前途。苏德战争开始那天，艾亨鲍姆聆听了音乐厅演出的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第一乐章》（1941年6月22日）。1941年6月27日是莱蒙托夫逝世100周年纪念日，艾亨鲍姆写文章表示纪念。
然而，残酷的战争之火燃烧到了这位学者的眼前：列宁格勒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长达900天的围困开始了。此刻，身处围城，艾亨鲍姆的思考和写作反而屡屡达到**；他每每感到“内心的解放”，尽管身体虚弱，但却精神亢奋，甚至可以说是迷狂。身边有同事不断饿死，而他却沉浸在紧张激烈的写作中。1941年12月11日，艾亨鲍姆受邀发表充满爱国热情的广播演讲。被围的孤城里生活在初期还能正常进行，如上演《战争与和平》。3月，艾亨鲍姆被从拉多加湖上的“生命线”疏散。
就是在这次疏散过程中，发生了艾亨鲍姆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他的内装有写作列夫·托尔斯泰评传第4卷资料的手提箱被窃。路上，艾亨鲍姆不屑于把箱子拴根绳子系在脖子上，结果，就在他在途中休息时东张西望之际，一转身一回头，箱子不见了。比这更不幸的是，他的应征入伍的独生子（生于1922年6月28日）失踪了。对于一个行将进入晚年的孤苦伶仃的学者来说，这两件事究竟哪个更悲惨，谁能说得出轻重？
艾亨鲍姆不甘于待在疏散地白吃饭。他要进行自己的“文学与战争”。经过他一再请求，上面答应他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到了临终时的特尼亚诺夫。这位年轻的奥波亚兹同道者，此时正躺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等死。他得的病十分蹊跷，暂时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医学手段加以治疗，只能等死。1944年1月2日，特尼亚诺夫逝世。2月24日，艾亨鲍姆抵达萨拉托夫，旋即获得红旗劳动勋章。1944年年末，疏散到外地的大学开始返回列宁格勒。艾亨鲍姆为死于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儿子举行了葬礼。
战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满以为自己这次终于可以被归入人民的行列了，却不料厄运当头。阿赫玛托娃没有迎来自己的二次成名日，却遭逢到她一生最黑暗的“八月”：在该月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中，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点名批判。两人不但被开除出作协，而且被再次打入另册，成为黑线人物。与此同时，批判形式主义的新的浪潮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46年8月《真理报》发表尼·马斯林的文章《论文学杂志“星”》。紧接着又有人发表专门批艾亨鲍姆的文章《谈一谈我们的职业》。文中称形式主义者的活动有害于文学。
在这次批判浪潮中，对艾亨鲍姆触动最大的，还是和阿赫玛托娃有关的问题。当年，艾亨鲍姆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顾问，他与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也长达30年。第1部评论这位被誉为“俄罗斯诗坛的月亮”的女诗人的专著，出自艾亨鲍姆之手。在此之际，不但女诗人难免被再次玷污，就连她所隶属的“阿克梅派”，也被迫跟着倒霉。报上已经有人称阿克梅派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流派”了。还有人把账进一步算在长达百年的莫斯科、彼得堡之争上来。艾亨鲍姆在1946年8月17日的日记里，详细无遗地记录了传达日丹诺夫报告的一次会议的情形。在随后列宁格勒召开的批判会上，人们开始公开点艾亨鲍姆的名了。老学者也不得不就此问题表态了。他检讨自己在写作关于女诗人的专著时没有意识到阿赫玛托娃的诗是政治诗。他承认错误属于自己一个人，与阿赫玛托娃无关。
艾亨鲍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愿向压力屈服和低头。而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则被迫公开认错。前者早在1930年的《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中，就对自己及同人们的错误作了检讨。这次，他又和托马舍夫斯基一起，谴责1937～1938年大清洗的牺牲品。这样一来，艾亨鲍姆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那个秋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黏滞的秋天。艾亨鲍姆在1946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一次教研室会议上自己受到批判的情形，也附带几笔勾勒了一个真人形象：
昨天是沉重的一天——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但干得很吃力——老走思。写得很少。随后便是教研室会议，有来自“列宁格勒真理报”的记者出席。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一个卑鄙无耻的老头儿，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自己捞好处。他嘴里吐着肮脏的话语和可恶的暗示扑在我身上，显然是想利用我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赢得彩声。他把自己打扮成我在思想上的敌人，口里念着戏剧舞台上的台词——鬼才知道说的是什么！人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了……
但教研室批判这只是有组织的活动中的一个部分，紧接着，便有一个叫鲍·留里科夫的人，在10月2日的《文化与生活》上发表文章《论艾亨鲍姆教授的有害观念》：“艾亨鲍姆的观点建基在把艺术与生活割裂开来的形式主义基础之上……”文章暗示一个名字带有许多欧洲味儿的人，怎么可以指望他不鄙视一切来自俄国的东西呢？对于此种隐蔽和暗中进行的反犹行径艾亨鲍姆嗤之以鼻，但此人的署名——留里科夫（Рюриков）——却不能不令艾亨鲍姆想到官方选择一个有着这个姓氏的人来写作这篇狗屁文章，一定是别有用意。于是，艾亨鲍姆写了下列打油诗：
Решил принять я гордый вид—
Кто не богат，но родовит！
Что мне отныне формалисты，
Когда я—Рюрикович чистый！
（我决定装出一副高傲的面孔——
因为我虽然没有钱，但出身于高贵的血统！
如今那些形式主义者们有什么了不起，
既然我是纯种的皇亲国戚！）
艾亨鲍姆遭此际遇，不得已辞去教研室主任一职。辞职仅一个月，他的妻子拉娅就去世了。妻子去世给他精神以很大打击，致使他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7月30日的日记称：胸闷，心绞痛。1949年2月2日再次发作。“结果这一次，维克托丽娅·洛特曼——伟大学者尤里·洛特曼的妹妹——前来陪护。她得知作协医生来不了或是不愿来帮艾亨鲍姆的忙。尤里·洛特曼证实，妹妹一连几周守护在病人的床边。”晚年的艾亨鲍姆，多少有些像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1948～1949年，新成立的以色列拒绝与苏联合作，苏联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反犹运动。而借着运动的声势，舆论又对当年的奥波亚兹开始了新一轮的揭露和批判。一个署名多库索夫的人发表文章《反对诽谤伟大的俄国作家》，抨击艾亨鲍姆和他的“老对手”托马舍夫斯基。鲍·帕普科夫斯基的文章《评艾亨鲍姆教授的形式主义和折衷主义》，不光被登载在地方小报上，而且还出现在大部头的文学期刊《星》上。艾亨鲍姆此时就是这份杂志的编委之一。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对艾亨鲍姆都非常熟悉，文中大量引用其《我的编年纪事与期刊》中的话语，加以断章取义，以之罗织罪名。作者还试图追究艾亨鲍姆的多元本体论立场，援引艾亨鲍姆的原话大加引申发挥：“不，一元论已经让我们厌腻至极！我们是多元论者。生活是丰富多样的——绝不可以归结为单一因素。让盲人们去研究一元论好了。生活并非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建构的——而这只会更好。”作者在“一元论”后加注：“指唯物主义。”文中还指责艾亨鲍姆对托洛茨基在形式主义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予以正面肯定，但却极少在论述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引用列宁的有关论述。
原来，这一次艾亨鲍姆这是被人暗中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艾亨鲍姆、马尔克·阿扎托夫斯基、古科夫斯基和日尔蒙斯基），这4位语文学权威和犹太裔学者教授，都被作为“世界主义者”列入应予批判者的名单。官方说他们4人都属于维谢洛夫斯基[89]学派。此时只有什克洛夫斯基敢于顶风叫板：公开为维谢洛夫斯基说好话。1949年4月5日在语文系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上，对“四教授”进行了批判。艾亨鲍姆由于前不久刚刚犯过心脏病尚未痊愈，未能出席，但会议仍然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艾亨鲍姆在其论述俄罗斯民族文化之骄傲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居然敢说托尔斯泰最不具有民族性，否认莱蒙托夫诗歌的民族特征。1945年，他还号召作家不要追逐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题材，并且居然敢说法捷耶夫的天才之作《青年近卫军》是“模仿之作”，等等。对于艾亨鲍姆的最后打击，是以苏联作协主席身份出现而实际上是党和政府在文化界的代言人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文章，和一个叫作阿·杰缅季耶夫1949年9月24日发表在《文学报》上的文章。
对于在反世界主义运动期间的社会氛围，洛特曼有一段记述颇值得我们回顾：“我整日徘徊在公共图书馆基本书库的书架间。而与此同时事件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急遽越来越凶险。与世界主义斗争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在我不经意间这场斗争居然走到了我的身边。一开始是抨击艾亨鲍姆。可这场运动的严肃性不知为何却未能被我意识到。更何况在此之前刚刚举办过校庆，艾亨鲍姆在校庆日还获得过奖章。”[90]
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标志着苏联最终无法接纳异端，也是俄罗斯长达200年虐犹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同时也标志着长达200 年的犹太人归化运动的最终破产，因为列宁格勒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归化了的犹太人。而奥波亚兹“三巨头”——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特尼亚诺夫——就曾经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殚精竭虑，因为他们曾经把这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许多杰出的犹太人文学史家和文艺学家都持同样的观点，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尤里·洛特曼在爱沙尼亚；叶菲姆·爱德金德、约瑟夫·布罗茨基出于不同原因，离开了俄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俄罗斯犹太人，则更多选择数学家和程序员这样的职业，因为那样的职业会比文学更安全一些。
关于此时的艾亨鲍姆，洛特曼曾经这样写道：“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期，命运让他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他的儿子——一位天才的作曲家，本来有望成为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的年轻人，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死于前线；他的妻子——关于她他曾在日记中写到说她是他一生中唯一亲近过的女人（在精神上他与女儿都很少沟通）——去世了。在此之后，便是报纸杂志对他进行的长期的、侮辱性的、极其不客观的攻击和抨击。”[91]
艾亨鲍姆被逐出大学和普希金之家以后，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他和女儿与孙女奥丽迦和丽达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靠出卖他的钢琴以及他微薄的退休费和奥丽迦微薄的工资为生。什克洛夫斯基曾经记述了此时的艾亨鲍姆：“常常去听音乐会，在家里对着唱片指挥乐队演奏。……他以音乐为生，想写一部器乐史和器乐演变史。”把形式主义关于文学的理念应用在音乐中，可是却未能写成。
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可能。被迫无所事事的他，开始常常反思什么是老年这样的玄学问题。1952年7月15日《文学报》发表了由德·勃拉果依、格·马科戈年科、鲍·梅拉赫（全是艾亨鲍姆的熟人）共同署名的文章《经典作家的经典版本》。艾亨鲍姆在此日日记中心情郁闷地写道：“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绝大部分出自我的手笔——是从我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写的审稿意见里直接抄来的。”此时的他任何人都可以剽窃，因为他现在是个“无名氏”。
事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虐犹主义运动中，其他那些代表犹太民族文学的作家艺术家们，大都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流放和枪毙，而什克洛夫斯基等“三巨头”，以及日尔蒙斯基、托马舍夫斯基等“形式主义者”，却只遭受到行政措施的惩罚，即只是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呢？对于这个问题，丽吉娅·金斯堡给了很好的回答——她是奥波亚兹终生不渝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初，她曾经特别想出版关于赫尔岑的一部书稿，此时，一个“非常悦耳的女人声音”电话邀请她到某旅店面谈。在那里，3个男人逼迫她在一份证明艾亨鲍姆是人民公敌的文件上签字。此后那3个男人一连3天都逼迫她签字，但她坚决不签。原来，只要她一签字，就可以启动艾亨鲍姆及其追随者案件，他们的罪名是危害文艺学，而艾亨鲍姆是首犯。此事刚过了两个月，斯大林去世了，因而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丽姬娅·金斯堡之所以能勇敢地站出来，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她曾经当过奥波亚兹“三巨头”的学生，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生的引路人。早在1928年，她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艾亨鲍姆和特尼亚诺夫，我的生活该会是另外一个样，也就是说我会是另外一个我，会具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可能性，另外一种感觉方式、工作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
晚年艾亨鲍姆的境况，在其及门弟子尤·米·洛特曼笔下，得到了清晰的记录。在承受猛烈批判的岁月里，艾亨鲍姆的心境不可能是轻松的。洛特曼这样写道：“然而，形势的急骤变化，以及首先是由艾亨鲍姆从1948年开始承受的越来越凶猛越来越凶险的毫不间断的抨击和批判，把小组的气氛完全给破坏了，随后干脆把整个小组也给毁掉了。在艾亨鲍姆书房里友好的会面变得越来越罕见了。后来，艾亨鲍姆成了完全**裸的迫害的受害人，到他家拜访已经不无危险了，于是便彻底停止下来了。”[92]而这段记述实际上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晚年处境艰难，但艾亨鲍姆仍然还是尽其所能地对文艺学界的下一代发挥超长的影响力，而且在洛特曼文艺学思想的形成中，这位老学者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洛特曼在晚年回忆起他所知道的艾亨鲍姆。他说曾经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叫布尔索夫的批评家，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从讲台上对艾亨鲍姆说：“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你是得承认您其实并不喜欢俄罗斯人民！”这样的话在那个日子里其分量相当于毋庸置疑的判决书。承认这一点犹如当面承认自己有罪。落井下石是卑鄙者的身份证，但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告密的人还少吗？的确，艾亨鲍姆属于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嫉妒心的人。布尔索夫和其他人并非什么恶人，他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顺应时势以求自保罢了。
1953年3月13日，艾亨鲍姆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时代结束了：他于3月5日去世，没有恢复意识。一个未知的新时代开始了。”艾亨鲍姆的命运得到了改观：9月10日，艾亨鲍姆的编辑职位被恢复。1955年4月26日艾亨鲍姆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关于这次胜利这样写道：
“没有，绝无丝毫郁闷！我昨天出席了一个学术会议——你猜我这是在哪儿？在普希金之家！！！郑重邀请我出席，而且，无论我多么推让，还是硬把我让到了主席台就座。听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报告——其中包括伊格尔·彼得洛维奇·叶连明关于古代文学艺术形式研究的非常睿智的报告。他是学院派里名副其实的最好的学者，但如果没有你的著作也就不可能有诸如此类的报告。文学史如今栖身在那些研究古典的学者那里去了——他们以之为营养是会成长起来的。”艾亨鲍姆在此所流露出来的由于重返普希金之家而带来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对于为文艺学的主体地位奋斗了一生的一位虔诚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晚年看到自己播撒的种子已经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更高兴的事呢？
关于艾亨鲍姆的结局，恐怕只有罗曼·雅各布逊的记述最为经典，不妨让我们援引这位流寓美国的俄国学者的原话，来结束这一小节的叙述：
1959年11月24日在列宁格勒的作家之家上演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的新剧本，并邀请鲍·米·艾亨鲍姆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当时感到身体不适，可是，有些迷信的剧作家深怕他拒绝因而迫使艾亨鲍姆最终还是决定发言。他的发言短小精悍意思鲜明，结尾时说：“对于报告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适时打住，所以我也就适时住口好了。”说完，老学者走下台，在第一排小孙女身边自己的座位上就座，等到哗啦啦的掌声静止后，人们才发觉，依靠在小孙女肩头的他，已经去世了。
作为奥波亚兹的代表人物之一，艾亨鲍姆一生追求建立科学诗学的学术理念，忠实于他的多元本体论，并不遗余力地为此呼吁呐喊，甚至在临终前仍然对文艺学现状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1] 关于文格罗夫，洛特曼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0年，文格罗夫在列宁格勒在彻底的孤独中死于由饥饿引起的伤寒（голодный тиф。妻子去世了，儿子死于前线，幸运的是，关于儿子的死他当时还不知道）。他临终时，在他病床的两边站着他的学生特尼亚诺夫尼亚诺夫和阿·斯洛尼姆斯基。文格罗夫用软弱无力的声音对他们说：‘嗯，趁我还活着，你俩再当着我的面争一争关于形式主义的问题吧。’他作为一个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和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形式主义与他格格不入。他距离先锋派的**相当遥远。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年轻人仍在为文化问题而**洋溢，甚至都忘记了面包问题，而在为文学分析的方法问题进行论战，并且勇敢地抛弃旧的寻找新的方法，这在他最后的时刻给他以安慰。”（Л.А.Колобаева：Рус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0，С.125.）
[2]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29.洛特曼在文章中关于文格罗夫讨论班这样写道：“从这个班里走出了普洛普、特尼亚诺夫、斯维亚托斯拉夫-米尔斯基、古米廖夫、吉皮乌斯、多里宁、日尔蒙斯基、恩格哈特、斯洛尼姆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他们全都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文艺学之花，是普希金学新学派的创建者。文格罗夫研讨班的年轻学子们是文艺学中形式主义方法的创造者。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作品本身以及文本置于关注的中心。这样一种对待技巧之谜的态度本身散发着那个时代的气息。甚至就连敌视形式主义的敌人如诗人勃洛克——为此而曾严厉指责过古米廖夫的诗人勃洛克，也曾大声宣称一个‘快乐真理’的诞生：‘要想创作艺术作品首先得学会制作艺术作品。’（《勃洛克全集》第6卷，第168页）奥波亚兹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在这句话下签署上自己的名字的。”（Ю.М.Лотман：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3，С.136.）
[3]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29.
[4]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36.
[5] В.Б.Шкловский：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Москва：Новости，1990，С.156.
[6] В.Б.Шкловский：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1990，С.346.
[7]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80页。
[8]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73.
[9] В.Б.Шкловский：Избранное.В 2-х томах，Том 2，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3，С.6.
[10]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234-235.
[11] И.Ю.Иванюшина：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идеология，поэтика，прагматика，Саратов：СГУ，2003，С.245.
[12] 无独有偶，对什克洛夫斯基这一论据的阐释，与在“语言学”和“美学”比喻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H.康拉德如出一辙，他把后一种比喻的目的描述为“让其沐浴在一种新的氛围中”（参阅〔美〕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第201页）。按：什克洛夫斯基的原话是：“我们的观点与波捷勃尼亚观点的区别可以表述为：形象并非不断变化中的谓语的常在主语。形象的目的不是使其意义贴近我们的理解，而是创造一种对于对象的特殊接受方式，使人能够‘看见’而非‘认知’它们。”（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20.）
[13]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3.
[14]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01.
[15] Katerina Clark，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С.15.
[16]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16.
[17] Tony Bennett：Formalism and Marx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26.
[18]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98.
[19] 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6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518～519页。
[20] 此处这一说法是从德国美学家B.克里斯蒂安森那里借用的，其著作《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Hamau，1909）是奥波亚兹理论家们多以赞许态度称引的为数不多的几部西欧著作中的一种（参阅该书第11、14、15章）。如下文所述克里斯蒂安森的“区别和差异特征”（Differenzqualit??t）已经成为形式主义美学家的关键术语之一。——原注
[21]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02.
[22]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04.
[23] 参阅〔波兰〕弗兰西斯克·谢德列斯基：《论波兰诗歌中的自由》，《话语》1938年第3辑，第104 页。
[24]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23.
[25]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3、65页。按：此处译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26]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35，p.145.
[27]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ет：Стать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Эссе（1914-1933），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С.294.
[28]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ет：Стать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Эссе（1914-1933），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С.487.
[29]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22.
[30]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Ход коня.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Москва，Берлин：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ликон，1923，С.88.按：什克洛夫斯基的原话还有：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е от того，что изменяются формы жизни，фор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менения в искусстве — н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ечнаго каменения，вечного ухода вещей из ощутим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в узнавания.
……
Вся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форм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путь от рождения к смерти，от видения и 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когда вещи вылюбовываются и выглядываются в каждом своём перегибе до узнавания，когда вещь，форма делается тупым штучником-эпигоном，по памяти，по традиции，и не видится и самим покупателем.——原注
[31] Б.В.Томашевский：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Поэтика，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1996，С.157.
[32]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第296页。——原注
[33] Ю.М.Лотман：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Стать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58-1993）.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7，С.775-776.
[34] Ю.Тынянов：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волюция.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Москва：АГРАФ，2002，С.194.
[35] 参见钱军：《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第151页。
[36] Ю.М.Лотман：Семиофе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4，С.129.
[37] Ю.М.Лотман：О поэтах и поэзии：Анализ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6，С.719.
[38]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6-7.
[39]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58页。
[40] М.М.Бахтин：Фрейдизм.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Марксизм 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Статьи，Москва：Лабиринт，2000，С.40.
[41]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1页。
[42]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87～188页。
[43]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09～310页。
[44] Ю.М.Лотман：О поэтах и поэзии：Анализ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6，С.112.
[45] Ю.М.Лотман：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Стать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58-1993）.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7，С.776.
[46] Оге А.Ханзен-Леве：Русский формализм：мета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азвития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а остранения，Москва：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1，С.21.
[47] В.С.Бае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Компендиум，М.：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3，С.6.
[48] В.С.Бае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Компендиум，М.：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3，С.6.
[49] 2007年6月21日米·爱泼斯坦在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讲演中的话。
[50]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97-512.
[51]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505-508.
[52] 按：这还是一句双关语，这两个词如果组合起来念，听起来又像是俄文中的“巧克力”（шоколад）。
[53]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507.
[54]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15.
[55] 爱泼斯坦在其所著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5）中指出，特尼亚诺夫的诗歌语言理论，以及维·什克洛夫斯基和鲍·艾亨鲍姆的陌生化理论，与伊夫里特（现代希伯来语）的“密集型”和“和谐性”以及其“非俄罗斯人出身”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见该书第379页注）
[56] М.Н.Эпштейн：Слово и молчание：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6，С.322-323.
[57] М.Н.Эпштейн：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5，С.379.
[58] Ю.Тынянов：Архаисты и новаторы，Л.：Прибой，1929，С.546.
[59] М.Н.Эпштейн：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5，С.137.
[60]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2.
[61]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5页。
[62] 14世纪前古罗斯王公的侍从兼文书。——笔者
[63]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5.
[64] 生于1930年的当代英国剧作家。——笔者
[65]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5.
[66]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6.
[67]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75～76页。
[68]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7-418.
[69]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18.
[70] М.Н.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С.422-423.
[71] Ю.М.Лотман：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80，С.282.
[72] Ю.М.Лотман：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80，С.82.
[73] В.Б.Шкловский：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1990，С.230.
[74]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75.
[75]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82.
[76]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133.
[77] М.М.Бахтин：Беседы с В.Д.Дувакиным，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2，С.86.
[78] М.М.Бахтин：Беседы с В.Д.Дувакиным，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2，С.86.
[79]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144.
[80]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136.
[81]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137.
[82] 阿维尔巴赫，曾任拉普总书记。
[83] Craig Brandist，Galin Tihanov：Materializing Bakhtin：The Bakhtin Circle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 and Oxford：St.Martin 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 s College，2000，p.149.
[84] 张捷编选：《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下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93页。
[85] 赛富琳娜·莉蒂娅·尼古拉耶芙娜（Сейфуллина Ли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1889～1954），苏联女作家。成名作《违法者》（1922），1923年移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20世纪20年代文坛对其创作有肯定（亚·沃隆斯基与尼·阿谢耶夫），也有否定（维·什克洛夫斯基）。见刁绍华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第550页。
[86] 沃隆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Вор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84～1943），苏联批评家，作家。革命后在文学领域里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家之一，和列·托洛茨基一样谴责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逐步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苏联文学中来。1921～1927年，担任《红色处女地》的主编。1937年被不公正地镇压。1956年恢复名誉。参见刁绍华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第710～711页。
[87]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格拉特科夫（Гладков 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1883～1958），苏联小说家。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开始为报纸撰稿。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移居莫斯科。1923年加入无产阶级作家团体“锻冶场”。代表作《水泥》反映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的恢复。1932～1940年，成为《新世界》编委会成员之一。1945～1948年主持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的工作。其自传体三部曲《童年的故事》、《逃亡女奴》、《动乱的年代》获斯大林奖金（1951）。曾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及苏联作协理事。参见刁绍华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第232～233页。
[88] 金斯堡·叶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Гинзбург Евгений Семёновна，1906～1977），苏联犹太女作家。20世纪20年代当中学教师。1937年被捕。1947年获释。1956年恢复名誉。代表作《险峻的历程》（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1967）描写劳改营生活，是著名的地下出版物。晚年还著有《涅瓦河畔》和《赛纳河畔》。参见刁绍华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第299页。
[89] 维谢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1838～1906），俄国文学史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80），文学历史比较研究的代表，历史诗学创始人。其《历史诗学》虽未最后完成，但对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Section 3，Chapter 1.
[90] Ю.М.Лотман：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3，С.37.
[91] Ю.М.Лотман：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3，С.66.
[92] Ю.М.Лотман：История и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2，С.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