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思想史上，犹太思想家书写了百年辉煌。本雅明·哈桑在《革命时代的语言》（Язык во время революции）中这样含蓄地写道：

在犹太人历史的背景之下从1882年到1982年的这一百年，或许可以称之为“犹太人的世纪”。在此之前不曾有过任何时期，犹太人在其中不光在一个国家而且也在整个欧洲文明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提及马克思、胡塞尔、爱因斯坦、卡夫卡、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霍姆斯基、德里达等许多科学与文化名人的名字，我们便无法描述这个当代世界，即便这些人对于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并非那么自信、充满疑问或不偏不倚也罢。

由于犹太教徒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真正的救世主尚未降临，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基督教世界的歧视和迫害。但犹太人却“穷且益坚”，他们散居于世界各地，同时也把他们对犹太教的忠诚和虔诚带到了世界各地。虽然他们居无定所，人不一处，但无论到那里，他们都坚定地保持了犹太教固有的礼仪和习俗。生活在周围人歧视的目光里的犹太人，如果再没有智慧做伴，他们将何以为生？而《塔木德》、犹太教特殊的教规等，则成为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同尊奉的“不言之教”。正因为此，犹太人的智慧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漂泊生涯里，智慧成为犹太人唯一的“不动产”，伴随着他们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涯。而在普遍反犹的环境下生存的唯一支柱就只能靠自身拥有的智慧了。犹太人为人类贡献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与艾亨鲍姆倒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都像真正的东正教徒一样性格谦抑、内向、好学深思而能言善辩、博学多才而又术业专攻。但二人又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巴赫金不是犹太人，而艾亨鲍姆则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人的巴赫金，却一生承受着俄苏犹太人式的命运，他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生活和学术的边缘——正如犹太人处于苏联生活之边缘一样。

实际上，包括艾亨鲍姆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四巨头”——维·什克洛夫斯基、鲍·艾亨鲍姆、尤·特尼亚诺夫、罗曼·雅各布逊——也都是犹太人。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而且，巴赫金并非犹太人。但巴赫金毕竟和俄国语境下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边缘人”，都处于一种文化的边缘。边缘处境使他们不被主流所接纳，但边缘处境恰好也正是其与他者接缘之处，因为有“源头活水”汩汩而来，于是便使“一塘清水”“明亮如镜”。边缘因为其与外界接壤，因此成为内外交点的汇合之处，因而也是新思想赖以产生之基。

当然，俄国形式主义“四巨头”也都不是一般的犹太人，而是“竭力皈依俄罗斯文化的犹太人”。在俄苏也和在欧洲各国一样，历史上虐犹事件一直不绝于书。俄国有过近300年的虐犹史。犹太人在俄苏属于少数族群，受到挤压，这给整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蒙上了另一层深重的阴影。

奥波亚兹的“三巨头”以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罗曼·雅各布逊，他们都是犹太人，但也都是那种“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Jewish but not religious），或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读什克洛夫斯基早年回忆录《感伤的旅行》就可以看出，作为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他们一家曾经经历了多次虐犹事件。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自述：他父亲（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就是个纯种的犹太人：

什克洛夫斯基来自乌曼，在乌曼大屠杀中险些被杀。

事后幸存未死的人去了叶里扎维格勒市，一列火车把我和一些受了伤的红军战士运到了那里。

我的曾祖父以前就住在叶里扎维格勒，并且曾非常富有。

根据传说，临终前，他留给世上100个孙子和从孙子。

我父亲则有将近15个兄弟姐妹。

我爷爷很贫穷，在自己的兄弟家当护林员。

儿子们一旦长到十五六岁，就被打发到什么地方自谋生路去了。[73]

俄国形式主义4位代表人物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他们竭力想要和急于皈依俄国文化的立场，在我们此时回顾这段曾经改变了整个西方文艺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全过程时，总会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在他们那不能不令人感慨的命运里，这一宿命式的“原罪”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怎样的纹理？

艾亨鲍姆就出身于一个流落在俄国的犹太人家庭。

艾亨鲍姆——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是研究这个时代俄国文艺学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中指出：“艾亨鲍姆是一位一流的批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学家，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感受力十分敏锐且对俄国和西欧文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74]由于他对奥波亚兹学术理论所作的贡献，他又被人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和一个杰出的“文化史编年作家”。[75]

艾亨鲍姆出生于斯摩棱斯克。1888年，其家迁往俄国南部的沃罗涅日。其父母都是普通医生。祖父是一位名字载入犹太人百科辞典里的著名犹太数学家和诗人。1905年年方19岁的他考入彼得堡军事医学校学习。次年转入列斯加夫特中学生物部学习。此时除主修的专业外，他花费业余时间自修音乐，主修钢琴、小提琴和声乐。在此期间他得以结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莱莎·勃劳德。1907年，发表《诗人普希金与1825年起义》，受此文的鼓舞，转入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斯拉夫语专业。1912年获学士学位。1917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攻读硕士期间结婚的他，迫于生计，曾到中学做文学课的兼职教师，并为报刊撰稿养家。从1913年到1916年，他写的文章主要与欧洲和俄国当代文学有关。当时的他自诩为“后象征主义”思潮的批评家，追求一种“整体诗学”的立场。他就是在校读书期间认识后来成为这一批评运动主要参加者之一的日尔蒙斯基的。此时，艾亨鲍姆还一度担任家庭教师，教授文学史。这段教学实践使他感到传统文学史学科地位如此低下，实际上业已沦落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因而感到文学史研究方法迫切需要彻底更新。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个彼得堡语文学家尤·亚·尼科利斯基，两人都对这一问题有同感，因而决心尝试探索一种建基在哲学基础之上的美学研究方法。为此，他们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欧洲的康德、亨利·柏格森，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谢·弗兰克、尼·洛斯基等，开始走入他们的精神视野。如前所述，对于艾亨鲍姆幸运的是，在他精神成长成熟，开始渴求新思想新观念之际，恰好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俄国“白银时代”的“盛花期”。

1918年对于艾亨鲍姆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他正式加入奥波亚兹，成为其成员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后来他成为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但他却并非奥波亚兹的“老人”。虽然他和特尼亚诺夫以及什克洛夫斯基都是老同学，并且早在学校时就认识，但在1918年他最终加入奥波亚兹以前，却和奥波亚兹毫无关系。在那年以前的艾亨鲍姆，是一个哲学方法的服膺者，他采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并且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1918年艾亨鲍姆正式加入奥波亚兹，这不仅在他个人的生命中，而且在整个俄罗斯文艺学史上，都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个连艾亨鲍姆那样的学者尚且毅然转向奥波亚兹，可见时代风气若何了。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的艾亨鲍姆，也的确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他皈依奥波亚兹的第二年，发表了他加入这一运动的“表态”之作《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写成的？》，而这篇短文当之无愧地成为奥波亚兹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本体论文艺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艾亨鲍姆个人对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76]

然而，1918年以前的艾亨鲍姆，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貌。虽然他和特尼亚诺夫等人早在圣彼得堡大学文格罗夫教授的普希金讨论班上就已彼此认识，但在那年以前，相互之间并无多少联系。大学毕业后的艾亨鲍姆一度担任教师，并且应聘给人家的孩子讲授文学史。这次教学经历给艾亨鲍姆以极大的刺激，甚至成为他学术转向的间接原因。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充当别的学科的附庸的地位，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缺乏自身的基础。实践告诉艾亨鲍姆：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创立一种以文学的基本特点为基础的文艺学。从外部环境角度看，艾亨鲍姆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自觉”，也是受到时代风气感应的结果：从20世纪初开始，俄国文化界也和世界文化界一起，都深切感到一场波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的方法论危机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革新各门学科的基础，更新其方法论，引进新的观念，重估一切价值，成为响彻云霄的最强音。这一思潮从“白银时代”初起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成为贯穿这个时代的一条主线。

1920年初，巴赫金小组成员蓬皮扬斯基……在文章中屡屡谈到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危机问题，认为再不能采用过去研究文学史的方法研究文学史了。……而此前的1917年，A.M.叶夫拉霍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院士的学生——指出有必要采取心理学方法。只有解决语文学、历史文化学、历史与演变方法的问题，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欲要克服这一理论困境的最著名的尝试来自俄国形式主义。”[77]

艾亨鲍姆加入奥波亚兹就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发生的。关于他，维克多·厄利希这样写道：“在该团体正式组建后不久才入盟的鲍里斯·艾亨鲍姆，很快便成为这一团体最具有发言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学养深厚的西欧文学研究者”。尽管对折中主义的妥协持嘲讽态度，而且在表述其方法论主张上又完全毫不妥协，但艾亨鲍姆却与什克洛夫斯基不同，他与其说是个反叛者，不如说是个革新家；与其说是个鲁莽灭裂的波希米亚人，倒不如说是个非正统派知识分子。在俄国诗坛以阿克梅和未来派的革命“虚无主义”（nihilism）为标志的演化过程中，艾亨鲍姆更同情阿克梅派，而非未来派。[78]

内心充满建设本体论文艺学热望的艾亨鲍姆，积极投身于奥波亚兹的理论建设事业：他和他的同人们，真诚地想以自己的努力，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正因为此，他们能够忍受常人未必能忍受的困难、饥馑、严寒、冻馁、能够把三尺书桌当作战场，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永不言悔。精神上独立不倚，永远都是关心别人和他人甚于关心自己。艾亨鲍姆像他研究的经典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一样，把道德（做人）和为文（美学）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79]

正因为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所以，艾亨鲍姆的有些文章，令人感到他不是在为自己建言立说，而是在为自己所属的那一代人立言。在俄国象征主义之后的文坛，艾亨鲍姆更加青睐的，如前所述，是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阿克梅派，而非鲁莽灭裂、欺师灭祖的未来派，即使是革命后换了一套装束的“列夫派”和“新列夫派”，他对他们也十分冷淡。他认为俄国文坛在勃洛克去世之后意味着一代人的逝去，但也意味着俄国文化的火炬已从象征派手中转到了奥波亚兹一代人手中。文章《勃洛克的命运》是艾亨鲍姆1921年10月21日在勃洛克纪念晚会上的发言。后来这篇文章给阿赫玛托娃以很大启示，并且成为后者《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灵感来源之一。

加入奥波亚兹之后艾亨鲍姆的学术研究似乎柳暗花明，陡然之间眼界大开，多有可观。他很快成为奥波亚兹的“三巨头”之一。1922年什克洛夫斯基因故去国期间，艾亨鲍姆不得不披挂上阵，在当时激烈的文坛斗争中，充当奥波亚兹的发言人，为奥波亚兹的学术立场进行不遗余力的辩护。艾亨鲍姆对奥波亚兹的感情，在他写于1922年的《6＝100》中，尽显端倪。生活速度加快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年等于二十年。奥波亚兹诞生于1916年，到1922 年已经6岁。6×20等于120。这就是革命后初期艾亨鲍姆们的真实感受：革命使得现实生活的节奏变快了，而文化建设的步伐也应相应加快。奥波亚兹

本身却始终在工作。它在创造文学理论。革命并未使研究中断——相反，它给工作注入了活力。

革命与语言学。是啊，这是生活与文化的一个奇特而有机的矛盾之一。走出革命的俄国带来了一门有关艺术话语的新科学——这是无可置疑的。人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问题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自发的而非偶然的、非苦心孤诣臆想出来的现象，而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奥波亚兹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绰号——“形式方法”。这并不准确。问题在于原则，而不在方法。[80]

对于一种新学科的诞生和成长来说，艾亨鲍姆所生活的时代，的确与“幸运”二字无缘。两次革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大清洗……在贯穿艾亨鲍姆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在多元本体论文艺学与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种种斗争中，斗争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对称的：一方挟雷霆万钧之力常常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行政命令，把正常的学术讨论转变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另一方却学究气地把问题限制在单纯的学术问题范围内，企图在烈火蒸腾的火海上觅得一块净土和绿洲。双方的心理预期是如此的差异，以致许多讨论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并未在话题一致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

按照现有史料可以判断，在1921～1925年，奥波亚兹和巴赫金们都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一方面，奥波亚兹在此期间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大学生中间，形式主义学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人声称，在当时俄国每个有港口的城市，都有至少一个奥波亚兹分子；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里，奥波亚兹们引起的争议不断，他们遇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严重质疑和挑战，在回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奥波亚兹逐渐走到了他们的“各各他”和“十字架”，成为全社会继续左倾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自身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声已经高度“左”倾了。随着全社会的急遽“左”倾化，学术问题越来越与庸俗的社会学问题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面临的非理性的压力也日益严重。此时坐落在彼得堡的艺术史研究院成了奥波亚兹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奥波亚兹们越来越不得不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和质问。起初，类似的讨论因为是货真价实的而颇有些趣味。

例如，且看艾亨鲍姆1924年1月6日的日记。那天，艾亨鲍姆和扎米亚金就学科（即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私下争论。扎米亚金认为科学应当是不偏不倚的。艾亨鲍姆则和特尼亚诺夫力图证明：科学和批评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问题不在于是否不偏不倚，而在于评价具有各种不同的个性。

9月29日：

卡赞斯基说我们必须“面朝生活”前进——谈起了社会学方法。我和他争了起来——正在进行着一场宗教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与科学的论争。我对此的信念是越来越坚定了。中世纪正在朝我们扑过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采取了一种国家宗教的形式，其行使权力的方式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完全一样——直到宗教大法官等等。进行着一场反对科学思维本身的斗争。这是个可怕的时代，很难在这个时代找到一种顺利生存的方法。[81]

熟悉俄国文献的人大抵都知道，此处所说的“宗教大法官”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出自该书的一章，内容讲述复活了的耶稣和16世纪西班牙大法官之间的一场对话。这一章表明，天主教会及其所宣扬的宗教，其实早已变质了：它的信徒们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崇高的精神，而是面包、权威和奇迹——这些东西已经取代上帝在人们心目中原有的地位。自这部小说发表以来，“宗教大法官”已经成为俄国文学中的著名掌故，意指世俗的权威（即世俗界的行政命令、专制统治等）。此处文中所说之“宗教大法官”，大概影射1924年对大学生实行的清洗运动——全部学生重新“洗牌”，由某个委员会逐一进行甄别之后才能保留学籍。一些被视为“革命”的异己者——如商人之子，贵族沙皇和官僚之子——统统被清洗出大学。

艾亨鲍姆自加入奥波亚兹后，便开始与其共浮沉的命运。如前所述，他们的命运是绝非可以使人羡慕的那一种。但总体而言，在1924年、1925年以前，奥波亚兹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还可以斗胆对来自外界的批评实施反批评，学术界还可以听到各种流派之间对话的声音。但是，随着时日的迁延，情况悄悄在暗中发生着变化：明明占尽上风的奥波亚兹，却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了，而在学术论战中每每落败的庸俗社会学流派，却乘着时势，借着行政命令的力量，从物质生活上对奥波亚兹实行重重挤压，迫使其就范，使得原本轰轰烈烈满有希望的一场运动，就这样渐渐趋于无形，皈依大统。

关于奥波亚兹在那个年代所受到的压力，我们以为最好以艾亨鲍姆为例作一番介绍，其之所以这么做，一个原因是艾亨鲍姆生前曾特别注重书信和日记的写作，从而为我们保留下了一部真实可信的记载。

如果说什克洛夫斯基感人至深之处在于对于艺术的宗教信徒般的虔诚和狂热的话，那么，在艾亨鲍姆身上，同样的精神却是在爱情与事业两难取舍之间而为我们所判定的。毫无疑问，后者同样也令人感动。艾亨鲍姆曾在一篇短文中关于什克洛夫斯基这样评述道：他彻头彻尾浑身上下都是由文学的细胞所组成。而现在在我们看来，艾亨鲍姆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和他的奥波亚兹同道者们是把文学当作自己的各各他去朝拜的。屠格涅夫笔下的男主人公需要在爱情面前经受考验，那么，艾亨鲍姆也一样需要在爱情面前经受对事业是否忠诚的严峻考验。根据艾亨鲍姆1925年1月3日的日记，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拉娅曾亲口对他承认：她与艾亨鲍姆的老同学、老同事同时也是一位美男子有染。此人叫彼·康斯坦京诺维奇·古别尔，生于1886年，死于1938年。那么，对待这件势必会对事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艾亨鲍姆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且看艾亨鲍姆写于1928年2月24日的日记：“古别尔缠着拉娅，拉娅也卖弄风情。这对他们犹如空气一样必要。可我眼中的古别尔却那么陌生。”艾亨鲍姆活着就是为了写作。什克洛夫斯基建议他也给自己搞一个。但他的回答却是：“现在对我来说，无论为了趣味还是神经，有一个女性的确不错。可问题在于我没时间！一般说我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夜里一两点，中间从不休息。”1932年4月25日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艾亨鲍姆写道：“没有托翁我或许早死掉了。他是我的情人。” 艾亨鲍姆的女学生个个漂亮如花而且还都喜欢艾亨鲍姆，但在女人和工作之间，艾亨鲍姆永远都只选后者。艾亨鲍姆也深爱着拉娅，她是他唯一的真爱，即使在一段时期中与另一个人分享她，他也愿意。

1924年10月《出版与革命》杂志组织了一次有关形式主义的大讨论。艾亨鲍姆的一篇文章作为对批评的反批评发表。而另外5人则都持反对意见，并对艾亨鲍姆进行反驳。而卢纳察尔斯基也是批评者之一（формализм в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и），他认为形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不可知论的多元主义”。艾亨鲍姆斥之为除了谩骂和吠叫别无其他。关于这场争论，根据艾亨鲍姆的记述，只有艾亨鲍姆一个人对决议投了反对票（见1924年12月26日日记）。雅库宾斯基弃权。

艾亨鲍姆反对把行政权力扩张到科学界和学术界。他认为行政权力不应无限扩张，不应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学术和科学论争问题，把对真理的探索与一时一地的权宜之策混为一谈。当时，还可以发表一些较为自由的言论。

艾亨鲍姆在同一期刊物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把相对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因为它们是不对称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使得牛顿经典力学统治下的思想界受到了革命性的冲击，使得经典物理学中的因果论变得分外可疑和不确定起来。当然，所有这一切，当时的艾亨鲍姆未必就已经知道或了解。但艾亨鲍姆却在时代精神的感染下起而反对文学中陈陈相因的旧的因果律，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相对论和形式主义理论——现象系列的无限多样性——都以多元本体论为基础，而且其代表人物都是犹太人。

在艾亨鲍姆心目中，评价一种理论的首要标准，就在于它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正如后来的苏联在评价一种哲学体系的价值时，首先要看它是唯心还是唯物的一样。在艾亨鲍姆看来，当时人们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究其实，是一元论的。他说：“一元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把钥匙，因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然是一元论的——如若不然，则基础的变化（经济制度的）本是不会引起上层建筑（文化制度）的变化的。”在这篇文章中，格于形势，艾亨鲍姆不可能公开称引柏格森（西方）、弗兰克（俄国侨民），而行文中多用“因此”字样省略原因和根据从而为卢纳察尔斯基所诟病。当时，不但卢纳察尔斯基，而且就连列夫·托洛茨基，也同样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缺乏哲学视角：俄国形式主义者是些“犬儒主义者”，不愿站在哲学这样的制高点上从战略角度审视所研究的对象。其实，奥波亚兹们是有哲学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格于形势不便言说而已。而在他们眼中，苏联批评话语常常伴随着的潜台词，是“多元论”和“一元论”的对垒。

当然，在当时的两军对垒中，还始终纠缠着以行政命令取代学术研究的取向。根据丘科夫斯基的日记（1924年12月19日）：卡尔波夫从莫斯科来，审查官要同人们宣誓忠于社会学方法，此举关系到学院的生存。当时，面对来自外面的压力，只有艾亨鲍姆英勇地表示反对。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开始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学术界争议进行果断处理，而且，一个学术单位或机构是否忠诚于社会学方法，乃是决定其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决定性要素。这种处理方法固然果断而且斩决，但留下的隐患也是不容置疑的。

阿维尔巴赫[82]（Авербах Л.Л.，1903～1937）是20世纪20年代文坛另外一位名人，曾长期担任拉普的主要领导人，比艾亨鲍姆小17岁，因此，实际上他们是两代人。阿维尔巴赫属于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革命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成长的学校（或学派亦然！），也是他们身份的标志；而艾亨鲍姆则是革命前一代人，他们受过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一心致力于文学科学的正规化和职业化建设进程，这在年轻人眼里不啻是一种叛卖行径。在“艺术之家”（孤岛）里，老一代人正迅速被新一代人所取代！用艾亨鲍姆的话说：“历史在我们两代人之间划了一道革命的火线！”而这是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重大现象——无产阶级文化派运动——的一个关键词！年轻！许多代表人物尚不满20岁！他们大都处于奥波亚兹初登文坛时的年龄，急于以大声疾呼的方式建立自己在文坛的知名度。而且，更有意思的是，阿维尔巴赫也是个犹太人。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年轻左派把文艺学的职业化当作一种背叛行径！例如，瓦·维列萨耶夫1927年12月文章的题目就是：《谈谈书尘，谈谈鲁兹维尔特的恭维兼谈两次伟大的俄国革命》（О книжной пыли，о комплиментах Руозвельта и о двух вел-иких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ях）。[83]阿维尔巴赫声称：“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就是根据工人阶级的任务来影响和引导读者的心理的文学。我们需要的是阶级立场坚定的作家和完整的世界观的代表。”[84]

1917年到1930年间，恰好是艾亨鲍姆走向成熟的岁月。在这些年间，他作为具有自觉的文艺学理论意识的文艺学家，在与外界的频繁冲突和对撞中，思想渐渐走向成熟，年轻时代的鲁莽和冲动没有了，代之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沉稳踏实。这位名闻遐迩的学者尽管名气很大，但在苏联却长期以来难以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与之前相比，艾亨鲍姆多的是自信：他和他的同人们深信自己以其写于18～20年前的优秀著作，业已彻底改变了科学的面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艾亨鲍姆，已经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具有迷人风采和过人的雄辩力的演说家。他“善于在演讲中思考”。演讲“这对他是一种快感”，每当他在演讲时，他是在引导整个大厅”（什克洛夫斯基语）。但在俄国，犹太人出名最容易招人嫉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27年3月6日在著名的杰尼舍夫中学大厅举办的公开辩论会，成为“苏联知识界的一个转折点”。一向被认为是奥波亚兹外围学者或准形式主义者的鲍·托马舍夫斯基也在讨论会上发言，但他的发言却引起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艾亨鲍姆愤怒的反应。他由此认定托马舍夫斯基是一个“忏悔的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也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但他的出现，却被后人认作是苏联先锋派转向的标志。对此次会议，艾亨鲍姆在1927年3月7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昨天（从10点到凌晨2点）在杰尼舍夫中学大厅举行了讨论会。难以描述。严厉的社会学倾向。杰尔查文的发言几近闹剧。在他之后是我发言。随后是马·雅可夫列夫的白痴式的发言（没让他讲完）。随后是特尼亚诺夫。在我和谢芙琳娜之间发生了闹剧。她的发言同样被打断。空气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甚至达到了马上会发生殴斗的地步。以后找时间再加以详细描述。就连什克洛夫斯基也慌了手脚。今晨在大学做了例行讲座——受到了掌声欢迎。大学生们很兴奋。

1927年3月10日：

文学界和学生的讨论会激起的兴奋尚未退潮。无论走到哪儿——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个叫作列·斯塔夫罗金的人发表在《红色晚报》上的文章，犹如火上浇油，文中把我们的发言歪曲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尤其是对托马舍夫斯基。参加过讨论会的人在相互交谈交流印象，而没参加过的人在到处打听，传播流言。……今天在街上碰见奥·曼德尔施塔姆，他仍在为这次讨论会而兴奋不已，想见一面——“共同的事业”——他说。我确信无论会有什么后果，这次讨论会也是十分必要的。会起到应起的作用的。这无疑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人们将会回忆起这个夜晚的。

这是来自奥波亚兹领袖人物之一的艾亨鲍姆对此事的记述。也许，作为当事的一方，他的记述未免有偏激之嫌，那么，不妨让我们看看外界关于这次讨论会又有何评论吧！且看以下3篇报道。第一篇：列·斯塔夫罗金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的一场战斗》。在所有报道中，这篇的立场比较客观，显得不偏不倚：

多数听众无疑是带着预定的情绪来的，因此演讲者们的任何努力或许都无法说服各方中的任何一个人。大约三分之一与会者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为马克思主义者喝彩、叫好或致意，其余的（情绪更加激奋）支持形式主义者们，竭力打断马克思主义者方法的拥护者的发言。

也许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与会者可以随意发言打断报告人的讲话。而善于制造闹剧的大师什克洛夫斯基，似乎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权。他依然一副未来派做派，随意插话，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不失时机地炫耀着自己的渊博知识。有一次，他打断报告人的讲话，插话说：“你们有军队和军舰，而我们只有4个人。因此你们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此，据说，发言被打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无言以答。奥波亚兹对政权无觊觎之心，他们只是想在文艺学诗学领域开一代风气，领时代潮流，这倒是不假。什克洛夫斯基的这段插话，令人油然想起邓拓在《三家村夜话》中的两句打油诗：“倘使文章能误国，开国何须用吴钩？”但什克洛夫斯基大概也觉得不妥，即时作了和解式的说明：“难道我反对社会学方法吗？压根儿没有的事儿。这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

然而，和参加会议的学术界人士比较，倒是听众的行为和反应很有趣，这或多或少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就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激烈拥护形式主义的听众占绝大多数，二是双方的行为和反应都很激烈。但对听众成分的分析也有不同之处。按照另一种估计，则听众中形式主义的拥护者、反对者和占据中间立场的，各占约1/3。由于其中多数人系艾亨鲍姆和特尼亚诺夫的学生，所以，大约拥护者和同情者占据多数是符合事实的。斯塔夫罗金的文章是唯一一份证实苏联时期多数听众拥护形式主义的文字证明。

第二篇报道。时间：3月15日。作者：尼古拉·扎戈尔斯基。文章题目：《形式主义的破产》。此文无视此次讨论会多数人拥护形式主义者的事实，说什么：“毋庸置疑，形式主义目前正经历着解体的危机。一度曾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的统一的流派，已经不复存在了。十月革命粉碎了他们的统一。”文章作者仅以托马舍夫斯基发言的要点为依据，说托马舍夫斯基声明必须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文艺学。文章称形式主义所探讨的问题，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完全彻底地予以解决了。这一论点在后来也被批评界一再重复，成为“定论”。

第三篇文章发表于短命杂志《新列夫》。文章作者是艾亨鲍姆本人。杂志目录中写了，但文章末尾未予署名。艾亨鲍姆在日记和写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大概出于谨慎也未提及。判定艾亨鲍姆为此文作者的依据还有：（1）在提及的发言人名中，唯有他有本名和父称；（2）唯独提及他本人时不用“同志”这一称呼；（3）对他的发言转述得最详尽；（4）引述了奥波亚兹的言论。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帮助之下，此文得以发表于莫斯科。

此文值得一提的不是内容，因为其观点我们早已经知道了。值得一提的是由此文引起的一些小事件。一位叫赛富琳娜[85]的女作家不满于艾亨鲍姆对她以“太太”相称而反唇相讥地称艾亨鲍姆为“先生”，为“教授”，从而把自己当作可以和学者以及学术权威平起平坐的人民代表。在台下一片喝彩声中，女作家表述了她的观点：形式主义方法是僵硬的、外在的方法，什克洛夫斯基的论证犹如闹剧，缺乏严肃性。第二天，丘科夫斯基到赛富琳娜家做客，他记述了仍然为昨天的事生气的女作家的状态。这位女作家觉得艾亨鲍姆太把文凭当回事儿了，到处炫耀，对拉普诗人缺乏尊重（什克洛夫斯基说拉普是政府豢养的：“为他们搞了写字台和住房”）。她不愿意加入作协，即不愿意与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为伍。由此可见，这次讨论会真的差点成为一场闹剧。这样的讨论几近于人身攻击，与形式主义思想本身没太大关系。唯一涉及的学术问题是：由赛富琳娜的言论可知：当时颇有些人把形式主义当作“文学的内部阐释”，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成了“文学的外部阐释”了。

文坛斗争的复杂性在于斗争不但存在于不同派别之间，事实上，在同一派内部，随着斗争的发展，在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也产生了无休止的斗争，而亚·沃隆斯基[86]——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红色处女地》——的主编，其地位受到新崛起的一代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挑战。他们习惯于以“进攻”的姿态夺取对俄罗斯文学的所有权或领导权。他们想要凭借一次漂亮的踢球射门，把支配文学的权利从“老一代学者”那里夺过来。他们既不需要形式主义的自律，也不需要教养和经验。

1927年3月。莫斯科。费奥多尔·格拉特科夫[87]在给高尔基的信中称：阿维尔巴赫及其同伙想要把沃隆斯基排挤出编辑部。罗伯特·沙格瓦伊尔在有关20世纪20年代的权威著作中称：沃隆斯基曾经受到过类似法庭式的审判。后来，他实际上失去了主编权，尽管名字一直存在到20年代末。当时文坛斗争如何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的艾亨鲍姆也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意识到自己有被卷入斗争旋涡中去的危险。

在3月22日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艾亨鲍姆披露了行将到来的论战所带有的反犹色彩：“德雷福斯案件仍在进行。有人来莫斯科打报告，要求实施镇压措施。我该设想如何离开这所大学的事了。就连学生们也已预感到了。”

在下一封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通报了事情的结果：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将取消文学专业——文学教学将集中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只教语言。我在大学的工作结束了。莫斯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沃尔金被派来实施这次改革。在下一封电话中又通报：文学专业正式宣布取消。

看来，官方决心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彻底腰斩形式主义了。由于一系列论战的结果，仅仅只是证实形式主义在大学很有市场，所以，继续争论下去只能是有害无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取消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的文学专业。这将彻底清除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等人在犹太学生中的支持者。此事和撤销沃隆斯基的主编职位具有同等意义。

此举对于一生以文学研究为职志的艾亨鲍姆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在行将去职的关头，艾亨鲍姆以苦涩的语气，对金斯堡[88]回顾了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道路：1925年遴选为正教授；1926年在编副教授；1927年编外副教授；1928年编外讲师。这也就是说，和人们的职称一般随着年龄往上走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艾亨鲍姆学术成就骄人，但却走了一条与一般人相反的人生之路：学术职称越来越低。艾亨鲍姆于是断然决定递交辞呈。

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加强了对于文艺的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末，不但奥波亚兹自己，就连旁观者们也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命运心知肚明了。

在1924年那场著名的论战过后的第二年，形式主义者们进行了又一次悲壮的努力。他们犹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西绪福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艾亨鲍姆的日记里，对此事件有过记述（1928年3月5日）：

什克洛夫斯基来了。“三巨头”对大学生分别做了演讲。等于一次集体亮相。然后就是彻夜狂欢（米基耶夫宫白色大厅）。

双方平等交流、充分发表各自意见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以后的所谓论争就几近于法庭审判——分原告和被告了 。

大厅里学生摩肩擦踵。

“各执己见”是此次争论的结果，但作为一场运动的形式主义已然呈现解体之势。

受到内外压力挤迫的奥波亚兹，终于到了势必改弦易辙的地步。据当代文学史家研究称，1922～1928年的艾亨鲍姆，走了个“大转弯”，致使其理论学说出现了前后不一致和不彻底性。此前的艾亨鲍姆否认外文学语境对于文学文本研究的重要性。而在写于1928年的《托尔斯泰在60年代》中，他对托尔斯泰的阐释已经开始大量引入各类文学外语境材料（包含数十页的传记、大量托尔斯泰和法、德思想家关于时代的评论等）。对此，文学史家金斯堡也持同样见解。事实上是，此时的形式主义的确作出了巨大让步，以致和早期学说形成明显的矛盾和不一致。这也是奥波亚兹理论适应和调整的结果。此时的奥波亚兹成员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此时的苏联变了，而形式主义者们亦不例外。另外，除别的原因外，他们每个人的研究兴趣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艾亨鲍姆开始致力于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系统研究，他的《托尔斯泰在50年代》（1928）是“过去百年中托尔斯泰研究中的最高点”，什克洛夫斯基在《材料与风格》（1928）后转向电影。作为编剧和合作者之一，仅1928年一年他就出了不少于8部电影。

此后，相互尊重和共同的过去，始终都是奥波亚兹“三巨头”持续终生的友谊的基础。他们从不忏悔，勇往直前。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也开始吸取来自外界的批评的声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转向”——与世纪初那次“转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那一次转向是美学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向，是从美学到语言学即从形而上学到实学的一次重大“转向”，而这次“转向”却是从封闭的文艺学多元本体论转向开放的文艺学多元本体论。出版于1931年的《托尔斯泰在60年代》在艾亨鲍姆个人学术研究史上，正是这一转向的标志。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就在于部分地开始吸收社会学观点，指出托尔斯泰曾受到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的影响。这部著作被维克多·厄利希当作“内在论社会学的一次尝试”。

艾亨鲍姆的此次尝试，引起了奥波亚兹其他成员的不满。雅各布逊和特尼亚诺夫在二人合作所著的《布拉格命题》（按：即后来公开发表的《论语言与文学研究问题》）中，认为艾亨鲍姆对非文学要素的引进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太狭隘；而什克洛夫斯基也对艾亨鲍姆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