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克洛夫斯基与奥波亚兹

1913年12月31日夜，在圣彼得堡一家艺术家咖啡馆“浪**狗”，一个前此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在校大学生维·什克洛夫斯基，作了一个“未来主义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的演讲。这次偶然的演讲使一个大学生一夜成名，而且，伴随着他的成名，一个文艺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流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事后表明很有象征意义：如果按照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说法真正的20世纪开始于1914年的话，那么，这次演讲过后的那个黎明，就是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一年，巴赫金小组后来的成员梅德韦杰夫在外省一家小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基希涅夫报纸《比萨拉比亚生活》1月26日）。这些孤立的事件之间在当时看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而今天看来却多么意味深长。

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同时也是一个扭转了20世纪文艺学发展走向的批评运动孕育发生滋长蔓延的最初的日子。早在那之前的1908年，在圣彼得堡著名文学教授文格罗夫[1]的普希金研讨班上，年老的教授发现一群才禀优异、具有明确方法论意识的莘莘学子，对于一些与当前的社会绝然无关的诗体形式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老教授写道：

两三年以前我头一次注意到在我主持的课堂讨论班上，有一伙才华卓越的青年学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热情全神贯注地致力于风格、韵律、节奏和绰号的研究，致力于母题分类研究，致力于确定不同诗人所用手法的相似性及其他诗歌外在形式问题的研究。[2]

事实上，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发祥地之一——奥波亚兹——最初诞生时的胚胎。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开始有了一些注重探索“艺术作品的建筑学结构”问题的研究倾向，但它们很少能构成对于俄国本土文化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与未来主义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纯俄国现象”，是一个“本土性现象”。鉴于文学是语言艺术，所以，俄国形式主义从其一开始存在起，就把寻求语言科学的指导作为自己的导向。对此，维克多·厄利希写道：

而对于俄国诗歌研究的确万分幸运的是，在此重大关头，语言学家们也和文艺学家们一样，恰巧也对这两个学科的“相互阐释”问题萌发了强烈的兴趣。诗歌语言问题以及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边界问题，成为具有方法论意识的文学研究者们和青年语言学家们相会的场地，而后者同样也拥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涉足一个长期被人漠视的领域。

俄国文学史的“主人公”如此这般终于被找到了：这也就是诗歌话语——即想象性文学的媒介。

而在语言学界，此时功能主义正在开始其取代传统起源学地位的过程。因此，在一段时期中，诗歌语言成为奥波亚兹们的“最爱”，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言语类型，其所有构成成分都从属于同一个构成原则——即话语完全是为了达到预期的审美效应而‘组织’的”[3]。

俄国形式主义这一运动从其刚一诞生起，就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名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什克洛夫斯基就是俄国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就是什克洛夫斯基这么说并不算大错。用艾亨鲍姆的话说，什克洛夫斯基浑身的细胞也都由文学构成，所以，用他的名字来指代一个以追求文学本体目标为宗旨的批评运动，并不算过分。针对这一点，维克多·厄利希指出：“某些回顾性文章可能会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俄国形式主义的主体部分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个人脑力劳动的产物，而如今如果我们不承认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研究界在组织和表述形式主义方法论酵母方面所发挥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则同样也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在奥波亚兹诞生后的最初岁月里，什克洛夫斯基通过他发表的众多文章和演讲，对这一运动的方法论立场和批评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这一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而只有罗曼·雅各布逊恐怕是个例外。”[4]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伴随着革命与战争的血与火、政治与学术论战的烈火硝烟诞生的。关于这个时代以及自己的活动，什克洛夫斯基留下了一系列文体混杂、却具有惊人的统一灵魂的自叙体著作——《马步》、《第三工厂》、《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汉堡账单》、《感伤的旅行》……诚如某些文艺学家所说，这些著作既是文艺评论，也是学术著作，此外，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自述体的回忆录和个人札记。一个充满剧烈变革的时代使得这个时代的文体也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气息。

什克洛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经历，可以说放在一部惊险小说里也丝毫不会令人感到突兀。首先，他曾经亲历战争，并且拼杀在战斗最激烈的前沿战壕。当战事陷于停顿，士兵们普遍陷于沮丧、浑无斗志之际，他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率领士兵赢得战斗的胜利，并因此获得沙皇颁发的勋章。他也曾参加旧俄的装甲部队，充当部队的机械师，维护机器的正常运转。据说，此期，他为了给白卫军捣乱，故意给铁甲车的汽油里注入白糖，搞坏机器。这件事甚至被布尔加科夫以什波里亚斯基为名字写进了他的小说名著《白卫军》，成为文坛笑谈。但那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来说，也是一个如万花筒般足以令任何人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混乱时期。只有像列宁那样高瞻远瞩、目光深邃的伟人，才能领导历史潮流向着自己期待的方向运转，而一般人和普通人，只能被现实变化万端的万花筒搞得晕头晕脑，找不到北。但看起来什克洛夫斯基却绝不具有如列宁那样的政治远见和历史眼光。否则的话，他绝不会把自己和社会革命党捆绑在一起。这个党说起来原本也是参与掀起二月革命的诸多政党中的一员，但在十月革命后，迅速蜕变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对者，因而成为新生政权中契卡的镇压对象。而什克洛夫斯基曾经参加过这个组织，并且还曾担任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就铸就了什克洛夫斯基的惊险曲折的遭遇。

1919年，什克洛夫斯基所在的社会革命党一位成员的笔记本被契卡截获，他们破译了笔记本上用密码书写的名单，并迅速展开搜捕行动。什克洛夫斯基由于有人报信，得以逃离住所。但他的一个哥哥被捕并很快被枪杀。关于这位被枪毙的哥哥，什克洛夫斯基是这样说的：“被捕的同志们都被枪毙了。我哥哥也是其中之一。他不是右派。他比3/4‘红军政委’都一千倍地更热爱革命。”[5]他带着写作文章所必需的书籍和卡片，踏上了不知所之的流亡之路，亡命天涯，居无定所，食不一处，有时甚至把疯人院当作暂栖之地。逃亡路上他每每感慨命运的无常、生命的短暂。在一列火车上，他混迹于一群从前线下来的士兵中，但还是被一个曾经盯过他梢的契卡人员认了出来。什克洛夫斯基急中生智，从飞驰的列车上跳车逃亡。重返莫斯科后，他深感如此流亡终究不是行止，遂通过高尔基向斯维尔德洛夫求情。斯维尔德洛夫给契卡部门写了张字条，要求取消什克洛夫斯基案件，这才把他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为了这件事，什克洛夫斯基终生都对高尔基充满感激之情，称他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的“诺亚”。而“世界文学”、“艺术之家”和“格勒日宾纳出版社”就是高尔基手中的“方舟”。高尔基拯救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而是为了让俄国不再滋生文盲。

1922年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前社会革命党分子谢苗诺夫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该党军事委员会的内幕，什克洛夫斯基的身份暴露了。逮捕行动刚刚开始，什克洛夫斯基便先行踏上了逃亡之路。他辗转托人引领经过芬兰湾的冰面流亡到西方，最终于6月来到柏林。直到1923年秋天才得以离开。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期间参加了一系列工作，写作了他著名的日记体小说《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Зоо，или письма не о любви）、一部自传《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和论文集《马步》（Ход коня）。1923年秋，漂泊国外的什克洛夫斯基终于痛切地认识到，他所钟爱的俄罗斯文化，是不可能被他像空气一样装在瓶子里带往国外的，而离开俄罗斯这片土壤，他将像脱离大地的安泰一样软弱无力。于是，他以给苏共政治局公开信的方式向苏联“投诚”，回到了苏联。在《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中，什克洛夫斯基写道：

我无法在柏林生存。

我的全部日常生活、我的全部技能都与今日之俄国相关联。我只会为她而工作。

我生活在柏林，这件事不对。

革命使我获得了再生，没有革命我无法呼吸。待在这里我只能窒息。[6]

但另一种说法是说促使他很快回国的原因，是他的妻子被契卡扣押为人质的缘故。侨民作家中的许多人相信这一说法。但当时没有什么人被扣押做人质而自行回国的，不是就他一个人，还有许多作家如阿·托尔斯泰、安·别雷、茨维塔耶娃等，所以，此说只能是聊备一说而已。

在追溯什克洛夫斯基从1914年到1923年的足迹时，最使我们惊奇的是，这一时期恰好也是奥波亚兹以及什克洛夫斯基个人从事学术活动并取得最初成果的时期。学术研究、战争、逃亡……这些截然不同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什克洛夫斯基身上的呢？这的确是个令人难解之谜。而什克洛夫斯基个人所具有的魅力，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传奇般的经历体现出来的。

在奥波亚兹最初的活动中，留下了鲜明印记的，是这样一些地点：纳杰日金33号，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艺术史研究院，奥·勃里克（Брик 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1888～1945）家的客厅，艾亨鲍姆的家……国内战争时期的列宁格勒，人们饱受战争之苦，饥馑、严寒、食物和木柴短缺、营养缺乏、贫血、虎列拉……可以说是饥寒交迫。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那是饥肠辘辘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我们围坐在简陋的铁皮炉前，燃书取火。我们撕下篇篇书页，似乎是最后一次读这些书。我们用撕下的书页生炉子。”[7]有一次，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古米廖夫同乘一辆马车去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车还没到地点，曼德尔施塔姆就在路上饿昏了过去。没有木柴取暖，人们只得把钢琴劈了当柴火烧——什克洛夫斯基如是说。

然而，怀抱着建设新文化热情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忍受着非人所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努力拼搏奋斗。他们当中不乏激进的革命派，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成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就取决于他们手中的笔。那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