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奥波亚兹在其诞生之初，首先作为其宗旨而宣扬的，就是文艺的自主独立性问题。这在其代表人物维·什克洛夫斯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什克洛夫斯基们喜欢采用象棋打比方：象棋比赛只与象棋本身的规则有关，而与棋赛在哪里——是在船上还是在沙龙里——举行无关。文学是自律系统，是一个自我调节、自我证明的结构。
特伦斯·霍克斯指出：正是这种将文学视为自我调节、自我证明的结构的观点，是“形式主义批评最有活力的地方”。而在结构自身内部，一种结构原则的实施，“是文学艺术永保青春的原则”。“象棋中的马应该如何走动，这和棋赛之外的‘现实’无关，而是和具体棋赛有关”。难怪什克洛夫斯基写于1923年的一本文集就题为《马步》，而艾亨鲍姆的祖父就是一个精通象棋技艺的睿智的犹太人。
应当指出，奥波亚兹对于科学的文学学的执着追求与以前文艺学的状况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世纪文艺学大多停留在“作家本体论”范畴上，对文艺的研究多数沦落为其他社会和历史学科的附庸。而俄国形式主义则是文艺学最早开始对其自身本体论进行探求的流派之一，它把文学性当作自己的主人公，力图摒弃前此文艺学那种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它和国外一些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文艺学流派，有如响斯应的一面。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最终确定结束了其长期以来漂泊无主的地位，为科学诗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在文艺学史上类似于哥白尼式的壮举，在今天看来似乎变得更加明显了。
但奥波亚兹在宣扬其主张时，往往夸大其辞，为了吸引公众关注而不惜放大音量，求得最大的市场效应，这在早期尤其明显。因而，他们的言论往往难免有失周密，而为对手留下攻击的口实。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明确主张艺术独立于生活说，公然声称艺术与生活无关，而和生活一样分属于不同的“系列”。在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看来，与人们一般的见解相反，不是生活决定艺术，艺术反映生活，生活第一位而艺术第二位；而是相反，艺术决定生活，艺术能创造新的生活。什克洛夫斯基曾决绝断言：“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在它的色彩中永远也不会反映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颜色。”[86]这句话成为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口头禅和身份证。在后来的研究著作中，这句话被人们一再引用，成为奥波亚兹成员最易被人抨击和讨伐的“软肋”。
其实，对这句话的“言过其实”，说话人自己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的。什克洛夫斯基本人有一次在跟雅各布逊的私下谈话中曾这样交底说：他那句关于“旗帜颜色”（即上面那句引文）的话，的确夸张得有些过分。但他强调“矫枉”就必须“过正”，而且只有“过正”才能“矫枉”。他承认他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不错的策略。他半开玩笑地说：“言过其实没坏处，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永远也‘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87]应该认为这段叙述是可信的：俄罗斯人向来好走极端好夸大其词，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其对真理的真诚和赤诚。在俄罗斯人眼中，真理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的对错，而在于追求者对它是否真挚热情，是否以身与之以命与之。在这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绝非一个特例或例外。其次，在奥波亚兹三巨头中，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位以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提供创新的“酵母”而著称的“主席”，但在系统阐述其思想体系，把这些思想体系化、理论化和逻辑化方面，他显然远不如他的另外两位同道，即特尼亚诺夫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
实际上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等人诸如此类的说法，有许多是为了提高其“市场价值”而故作惊人之语，含有夸张和宣传的成分，不值得严肃对待。这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同道——未来派的行为方式也如出一辙。在“商业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真理必然会被有所遮蔽。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学术论文等量齐观，也“就意味着蔑视历史”。[88]实际上按照维克多·厄利希的说法，这是一代人身上的特征，因为“在那个思想激烈论争的大市场上，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声音能被人听到，就必须大声疾呼”[89]。
但什克洛夫斯基们的这句话以及类似言论之成为招致人们抨击的口实这一点却无可否认，而且，人们抨击此类言论的主要立足点，在于它们触怒了俄罗斯人的道德感。断言文学与社会、与道德无关肯定会招致人们的愤怒，这在俄国文化中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关于俄罗斯思想的特点，瓦·津科夫斯基指出：“如果非得给俄国哲学一个一般性评价而且这评价本身也从不期求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话，那么我会把俄国哲学探索的人类中心论放在首位。俄国哲学是非理论中心主义的（尽管其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深刻的和本质上具有宗教倾向），也非宇宙中心主义的（尽管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开始吸引俄国哲学家关注了），——俄国哲学更多研究有关人、有关人的命运和道路、有关历史的意义和目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道德定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时时处处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俄国哲学思考最具有创造性的来源和最有效的来源之一。在其哲学著作中给以特别强烈表现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泛道德主义以其固有的权利和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俄国思想家身上，甚至在那些干脆根本就没有写作什么著作，而是直接探讨伦理问题的思想家（如基列耶夫斯基）那里找到。”[90]纵观俄国文学批评史，似乎还不曾有哪位批评家，敢于向俄国宗教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泛道德主义发出挑战。
如今，随着时代的迁移和语境的转换，我们已经能够在不受当时文坛风气影响的情况下公正地看待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立场。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艺术观，生活和艺术是两种各个不同的经验系列。生活是前审美材料，它有待于艺术的升华和提炼。总之，什克洛夫斯基其实并不否认生活的存在，而只是认为生活和艺术一样，是另外一个经验系列。艺术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把生活当作自己的原材料，以之为基础构造精美的艺术大厦。只有经由艺术的“点金术”，生活才能变成艺术。但艺术中的生活并非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升华形式。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生活一旦进入诗，便已不复是生活本身了。”[91]什克洛夫斯基在此所说的道理，似乎我们也能多少有所体验：常常有作家抱怨：当他们自以为恭恭敬敬地模仿生活再现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时，却往往被人当作虚构；相反，当他们满以为自己这是在运用艺术家的合法权利进行艺术的虚构时，却往往被人当作比真实还要真实。艺术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点金术”，为什么以同样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优秀作家能写出传世名作，而拙劣的写家却只能写出垃圾读物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些值得人们予以深思的问题。
由此可见：艺术有其不为生活所左右的内在规律和法则。一方面，艺术要接受生活的规范，她必须忠实于生活的趋势和真实；另一方面艺术自身也有其不可让渡的自身法则，不尊重这些法则，也就等于不承认艺术有其相对自主性。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主张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和一定的道理。艺术与生活相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艺术一方面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忠于时代精神服从社会指令，因而其价值在于它的反映现实性和指涉客体性；另一方面艺术中艺术性的大小，又和作品的题材无关，题材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作品艺术性的大小和有无。写“猫”的川端康成和写农民起义的姚雪垠并无高下之别。
然而，就在奥波亚兹们在文艺学舞台上狂飙突进、引领潮流之际，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同学之一的巴赫金，却在风云际会的1918年年底，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彼得格勒，来到了涅维尔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也是从此时起，一个后来同样在20世纪文艺学史上名标青史的思想小组，像一棵小树一般自然而然地长大成长起来。与对文学和文学史分外入迷的奥波亚兹以及对语言及其奥秘如醉如痴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不同，涅维尔小组成员似乎更偏向于纯理论，而在其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并成为小组自然的核心的巴赫金，更是以具有深邃的哲思而见长。巴赫金好学深思的特点既有来自祖上的遗传因子，也有后天的环境因子，更是由巴赫金本人的气质秉性所决定的。什克洛夫斯基是外向的、好动的、富于鼓动力和煽情力的，张扬的、激进的、热情洋溢的、无论为文还是打仗都肯于拼命和勇往直前的；与其相反，巴赫金却是内向的、好静的、谦抑的、理智的和中庸的。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使其注定无法在彼得格勒大学缔结因缘。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在意识层面发生对话与应答。1919年9月13日涅维尔的《艺术日》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巴赫金的小文章《艺术与责任》。这篇文章小得和一篇小品文或随笔相当，但它的分量却随着岁月的迁徙而日益沉重。与什克洛夫斯基们洋洋洒洒动辄万言相反，巴赫金却四两拨千斤地以一位哲人的从容和优雅，轻轻从诸多问题里信手拈来一个问题，却不期然正好命中了奥波亚兹们的“命门”。和什克洛夫斯基们为了突出艺术的特殊性而急于把其与其他客体分而论之相反，巴赫金却一针见血、开门见山地直奔核心命题：“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艺术与生活不是一个范畴，但却都是人的一种活动：艺术也是一种人的生活或人的活动。因此艺术与生活都以人作为其主体。虽然“艺术与生活想要相互地减轻自己的任务，取消自己的责任，因为对生活不承担责任时较为容易创作，而不必考虑艺术时则较为容易生活”。但作为艺术与生活这两个范畴之主体的人却不能忽视自己对生活所承担的责任，应对自己的艺术对于生活所承担的责任而负责。但什克洛夫斯基信誓旦旦地宣称：“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在它的色彩中永远也不会反映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颜色”时，他是那么坚信：艺术和生活是两个范畴，艺术不必对生活承担任何许诺；而巴赫金却告诫他：不，老同学，艺术与生活都具有属人的性质，它们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因此，作为主体的人时刻不能忘记自己对艺术与生活所承担的责任，那就是“应分”（должествование）。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当巴赫金代表哲学向奥波亚兹们提出应战之时，他其实也是在代表整个俄国宗教哲学界发言。巴赫金身后自有一种深厚的传统，那是眼睛只关注于艺术形式特征的什克洛夫斯基们所看不到的。俄国宗教哲学从其最初产生起，就具备一些西方哲学所不具备的特征。在俄国不仅文学与哲学相融被视为一种必然，而且，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伦理学交融也被视为一种常态。要想像西方人那样对各类学科条分缕析，把不同学科划分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是不可能的。在俄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混成整一的。俄国宗教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哲学与伦理学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泛道德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在俄国离开和脱离人、人的存在、人的世界观、人的命运和历史道路来侈谈哲学不啻为一种虚幻的奢望。“白银时代”俄国宗教哲学在19世纪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第一位揭幕人弗·索洛维约夫，毕生致力于他的万物统一论哲学体系的建构，而他的这一体系（差不多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系统的理论学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把哲学、宗教、文学与伦理学统一在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内。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赫金其实是在代表“白银时代”思想文化界对奥波亚兹们发言。此时的巴赫金的立场，既不同于形式主义者即奥波亚兹们的立场，也不同于当时盛行其道的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种忽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过分关注作品的阶层、阶级和党派特点的倾向。[92]此期以梅德韦杰夫名义出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可以认为即代表了以巴赫金为首的涅维尔小组的学术立场和基本观点。巴赫金们认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们漠视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横亘的中间环节，而“一下子跳过两个环节，企图直接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去了解作品，把它假设为意识形态创作的唯一的东西，而不是去确定它在社会经济环境中首先是与整个文学和整个意识形态视野在一起的，是它们的不可分割的成分”[93]。巴赫金指出：庸俗社会学家们“常常对意识形态环境的具体一致性、独特性和重要性估计不足，过于匆忙地和直接地从个别的意识形态现象转到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上去。……认为某些从意识形态世界截取出来的作品在其孤立情况下直接决定于经济因素，就像认为在一首诗的范围内韵脚与韵脚的配置、诗节与诗节的配置是由于经济的因果关系直接起作用一样幼稚”。
在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人们普遍把一些曾经介入思想文化大论战中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也当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上某种思潮的实体性代表人物来加以论述。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这一点，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不能把那些直接从某种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第二次反映得出的结论应用于相应时代的社会现象。”这也就告诉我们，文学形象作为生活的反映，它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我们却绝不可以根据文学形象的模式去套现实生活，因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例如取自小说结构之外的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绝对不是社会的典型（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而只是这个社会典型的意识形态的折射。根据科学的社会经济史对他的界定，巴扎罗夫在他的实际存在中根本不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在一定社会集团（在屠格涅夫笔下是自由派贵族集团）的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的折射。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形态要素，基本上是伦理学兼心理学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的”[94]。巴赫金的这段表述对于俄国文学史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围绕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战，相当一部分人把他当作当时平民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代表，从而犯了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艺术”（一重反映）为依据来证实现实（反映对象），也就是以“诗”证“史”的错误。这可以视为是对19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反思。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虽然并不否认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但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一定程度上排除生活要素的本体论文艺学，而且只有这样的文艺学（或诗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学诗学。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对他们是足够公道的。巴赫金们写道：“其实，形式主义者从未否定这些因素（即指外在的社会因素——笔者）的作用，如果说有时也曾否定过的话，那也只是在激烈论战时才这样做。”接下来，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列举了可能对文学发生干预作用的外在因素：“丹特士的子弹过早地终止了普希金的文学活动，否定这一点是可笑的。不考虑尼古拉一世的书刊检查和宪兵第三厅在我国文学中的意义，那是幼稚的。谁也没有否定外在的经济条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形式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完全不否定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实际发生的影响，但是，形式主义否定而且也应该否定外在因素是文学的本质意义及其直接影响文学的内部本性的能力……
总而言之，形式主义不能承认对文学起作用的外在的社会因素可以成为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成为其内在发展的因素。[95]在这样做的时候，什克洛夫斯基们竭力排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这在其活动的早期尤为明显。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却认为，文艺不但与意识形态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具有双重属性，文学史家一刻也不应忘记：“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环境具有双重联系。以自己的内容反映这一环境而建立的联系，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艺术特点的整体和作为这一环境的一个独特部分而与它直接发生的联系。”[96]
在这里，巴赫金们在谴责庸俗社会学的同时，其与形式主义的分野也约略可见：什克洛夫斯基们作为文艺学家，[97]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机械师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及其组成结构的，而作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往往却被他们所忽略了，至少在早期和中期如此。而涅维尔学派却从一开始起就旗帜鲜明地肯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奥波亚兹与涅维尔小组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线。
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是经过作家心理折射过的生活，因此，已经不可与原生态的生活同日而语。既然是经过作家心理洗礼后的产物，其样态必然带有作家心理的扭曲。针对这一点，艾亨鲍姆在《论文学》中指出：“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定形，都已是精神生活本身，其内容与直接体验有着显著差别。在此，精神生活已经被置于有关其表现形式的若干一般观念之下了，而这些观念必须服从某种经常与传统形式相关的构思，以此而必然采取一种假定性的、与其外语言的真实的直接内容不符的形态。所记录下来的仅仅是在自我观察过程中被意识到被分化出来的某些方面，其结果必然使精神生活受到歪曲和风格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书信和日记这类文件进行纯心理分析来说，需要采用特殊方法的原因。这种特殊方法应能穿透自我观察，而在语言形式之外，在永远是假定性的风格外壳之外，来观察精神现象本身。”[98]
这里，艾亨鲍姆是以书信和日记甚至进而以传记为例来讨论这个对于文艺学十分重大的问题的。书信和日记尚且如此，那么，作家关于自己的自传，按理说应该是“信史”了吧？非也。即使是作家自传，其实也不可以作为严格的科学材料来加以引用。这是因为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回顾或反思，都是在业已“流动过的”精神生活的某一阶段对前此另外一个阶段的回顾。而由于这种回顾是在“今天”的心境直接支配下进行的，所以，无论作家本人愿意承认与否，这种回顾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精神生活在彼时彼地的本来形态。这一点也已为文艺学的现代发展所证实。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指出：“热中人做冰雪语”，这在作家来说是极为普遍的。钱先生无疑也主张研究作家要以作品文本为依据，而不要过分相信传记或自传一类的文字，并且认为前者在可信度上远胜于后者。钱先生甚至俏皮地回答一位来访的外国记者说：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好吃就是了，何必问这只蛋是哪只母鸡所下的呢？钱先生列举了好多例子，其中就有培根在为文和为人方面的深层差异。当然，这里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作家的普遍准则：有的作家文如其人，有的作家则文不如其人甚或与其人格截然相反。巴赫金也在其著作中，称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格，其实是戴着面具的，是不可与其真实为人等同视之的。无论怎么说，把作家作品与其本人的生活等量齐观，无疑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奥波亚兹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的确似乎触到了现代艺术的核心理念：即如何看待艺术的创造性和写实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他们的，也许更多的是实际从事创作的作家诗人，而非那些不懂文艺而却妄论文艺的学者或文学史家。例如，米兰·昆德拉就曾信笔写道：“莫泊桑不让自己的肖像出现在一系列著名作家的肖像中：‘一个人的私生活与他的脸不属于公众。’赫尔曼·布洛赫在谈到他自己、穆奇尔和卡夫卡时说：‘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人有什么真正的生平。’这并不是说在他们的生活中乏事可陈，而是说他们的生活不是要被区别开来，不是要公众化，成为供人书写的生平。有人问卡雷尔·恰佩克为什么不写诗。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厌恶说自己。’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纳博科夫说过：‘我厌恶去打听那些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可以揭起我私生活的一角。’伊塔洛·卡尔维诺事先告诉人家：他向任何人都不会说一句关于他自己生活的真话。福克纳希望‘成为被历史取消、删除的人，在历史上不留痕迹，除了印出的书’（需要强调的是：是印出的书，所以不是什么没有完成的手稿，不是信件，不是日记）。照一个著名比喻的说法，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来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所以一个小说家的传记作者是将小说家建立起来的重新拆除，重新建立小说家已经拆除的。传记作者的工作从艺术角度来说纯粹是消极的，既不能阐明一部小说的价值，也不能阐明它的意义。一旦卡夫卡本人开始比约瑟夫·K吸引更多的关注，那么，卡夫卡去世后再一次死亡的过程就开始了。”[99]
雅各布逊则从现代语言学角度，阐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在《论最新俄国诗歌》中，他指出：“指控诗人有某种思想，某种感觉，这种行为法之荒谬，恰如中世纪的公众狠揍扮演犹大的演员一样；这种行为之愚蠢，恰如指控普希金杀死了连斯基一样。”[100]他认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我们要时时记住：“我们在艺术中大多采用的不是思想，而是语言事实。”雅各布逊甚至认为，就连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是外在于他的著作的。对于反映他的人生本质来说，作品本身远较外在生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雅各布逊的这一立场可以代表整个奥波亚兹的观点。与关于诗人传记学问题的观点的新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奥波亚兹对现实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后期也有了新的转变。雅各布逊在布拉格时期，开始强调在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的同时，不应忽视文学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艺术同社会结构其他部位的关系上始终可以看到辨证法，我们所强调的东西不是艺术的独立主义，而是审美功能的自主性”[101]。这等于承认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方式的艺术，与其他经验系列不是漠不相关，而是紧密相联。
与此相应，在诗（亦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雅各布逊的立场也有了显著转变。诗歌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所陈述的事件进行着修饰和限定。修饰和限定取决于作者的意图、读者、规避审查甚至作家的词汇储藏等多种因素。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诗中所陈述的实际体验，可以被表现得与作者的意图完全相反。一方面，经由惯例滤过的生活事实，在诗中可能会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诗歌也可能太贴近生活，以致产生一种危险。当诗人信誓旦旦向我们保证，这一次他要跟我们讲真话时，切勿相信。反之，当诗人声称他的故事纯属虚构时，也未可轻信。因为我们本不指望诗人只说真话，因为诗人在诗中的面目，仅仅是个面具。因此，在文学中，对作家的内在审查机制，大可以松弛一下。
托马舍夫斯基则指出：“诗歌作品与心理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单通道的因果制约关系。诗往往遵循一时代的流行惯例来神化诗人的生活，而每一文学流派都有他们自己关于诗人的理想化了的形象。自传体诗所写的，往往不是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应该发生的事。自传体诗尽管不实，但也可能转变为生活事实。”
在对待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方面，也同样如此。民间文学永远不是对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切勿将古希腊通俗小说中的抢婚情节误认为是当时的日常生活现象。当习俗已经不再成其为习俗时，才能成为构成动机的基础。”[102]众所周知，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骑士制度和骑士风俗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了。这种制度和风俗在作家笔下本来是备受嘲弄的对象，但却不期然而然使这部作品成为为骑士制度举行葬礼的加冕之作。
因此，如果人物行为和情节要素是为统一的审美结构所必需的，那么，试图寻求人物行为、情节要素的解释和根据便是无益的。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乃是情感的观念”。在尚未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作审慎考察之前，便从作品中引出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结论，是极不适当的。因为从作品表层所见到的现实表现，可能实际上仅仅是附加于现实之上的审美公式。因为艺术中所表现的任何生活片断，都已经过“惯例”或“标准”的扭曲。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仅仅在于确定这种扭曲的角度。
由此可见，审美功能的自主性存在于虚构性文学和文学创作的各种类型和级次中。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艺自主性观点，经历了从个别诗歌用语与其他客体的对应，转入了整个文学作品与现实——主观现实（创作者）与客观现实（社会环境）——的对应。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确立文学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独立性，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才有可能。
巴赫金认为：“文学史家一刻也不应忘记，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环境具有双重联系：以自己的内容反映这一环境而建立的联系，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艺术特点的整体和作为这一环境的一个独特部分而与它直接发生的联系。”巴赫金指出：“生活，作为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感受的总和，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环境的棱镜的折射，只有赋予它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才能成为情节（сюжет）、本事（фабула）、主题（тема）、母题（мотив）。还没有经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所谓原生现实，是不可能进到文学的内容中去的。”[103]
接下来巴赫金们便是在为俄国形式主义者辩护了：“至于文学作品首先而且直接由文学本身来决定这一点，当然不能也不应当使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感到不安。马克思主义完全容许其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不但如此，它还容许意识形态对基础本身的反作用。因而更不用说，它能够而且应该容许文学对文学的影响了。”[104]接下来，巴赫金的论述就更加清晰了。他写道：
再重复一下，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是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被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105]
这样一来，在否定了单纯外部决定论（庸俗社会学）和单纯内部决定论（奥波亚兹）以后，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综合方案：此方案既避免了前者也避免了后者的错误，为文艺学走出困境探索了一条与俄罗斯人传统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解决途径。正如一些西方学人所说，巴赫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诗语与日常生活语言关系问题的方案，于今看来要远远优于和高于当时处于对立状态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106]
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戴着梅德维杰夫之面具的巴赫金在结尾部分充满**地写道：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该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能够成为严肃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能在批判过程中得到阐明，变得更加坚实。
整个年轻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非常年轻——给予好的敌手的评价，应当比给予坏的战友的评价高得多。[107]
当然，这只是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之间对话的交点之一，当然也是比较重要的交点之一。
[1]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31.
[2] 例如，笔者翻译的美国学者沃尔特·G.莫斯所著《俄国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中，就列有“白银时代文学”专节（第155～164页）。——笔者
[3] И.Ю.Иванюшина：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идеология，поэтика，прагматика，Саратов：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рат.ун-та，2003，C.8.
[4] James P.Scanlan：Russian Thought after Communism：The Recovery Of A Philosophical Heritage，Armonk：M.E.Sharpe Inc，1994，p.13.
[5] Nikolai Nikolaev：“Lev Pumpianskii and the Nevel School of philosophy”，Craig Brandist，David Shepherd and Galin Tikhanov （eds.）：The Bakhtin Circle：In the Master s Absenc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36.
[6] Nikolai Nikolaev：“Lev Pumpianskii and the Nevel School of philosophy”，Craig Brandist，David Shepherd and Galin Tikhanov （eds.）：The Bakhtin Circle：In the Master s Absenc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56.
[7]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33.
[8] Анастасия Гачева，Ольга Кавнина，Светлана Семенова：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20-1930 х годов，Москва：ИМЛИ РАН，2003，С.61.
[9] А.П.Казаркин：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XX века，Том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С.4.
[10]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reface.
[11]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
[12] Michael F.Bernard 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9.
[13] Michael F.Bernard 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0.
[14] Michael F.Bernard 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28.
[15] Е.А.Счастливцева：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Густава Шпета，Киров：2010，C.174.
[16] М.М.Бахтин：Pro et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0.
[17] Густав Шпет：Предмет и задачи этн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17，Ⅰ，58；История как предмет логики，Научные известия，1922.
[18]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44.
[19] 这是胡塞尔的关键概念之一。显然胡塞尔在“客观的”（objective）这一术语的使用上是十分谨慎的，因为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独立于观察力敏锐之主体的实体。对胡塞尔来说，如同对康德一样，这种实体是不可接受的、孤立自在的和不可讨论的。因此，选择“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仅仅意味着所讨论的现象是“给定的”（given），或面向许多“主体”而存在的。
[20] 参阅该书第3章。
[21] 〔美〕在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所著《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观点有一个简短而又信息量丰富的介绍。见该书第152页。
[22]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32.
[23]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46.
[24] Ruth Coates：Christianity in Bakhtin：God and the Exiled Autho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
[25] 季明举：《艺术生命与根基——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第55页。
[26] Michael N.Epstein，Alexander A.Genis，Slobodanka M.Vladiv-Glover：Russian Postmodernism：New Perspectives on Post-Soviet Culture，Berghahn Books，Incorporated，1998，p.359.
[27]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42.
[28] http：//www.public.iastate.edu/～mashahom/Bakhtin_theology.pdf.p.4.
[29] http：//www.public.iastate.edu/～mashahom/Bakhtin_theology.pdf，pp.1-20.
[30] Craig Brandist，David Shepherd and Galin Tihanov（eds.）：The Bakhtin Circle：In the Master s Absenc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49.
[31] Анастасия Гачева，Ольга Кавнина，Светлана Семенова：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20-1930 х годов，Москва：ИМЛИ РАН，2003，С.64-68.
[32] Alexander Mihailovic：Corporeal，Words：Mikhail Bakhtin s Theology of Discourse，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7，p.45.
[33]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297.
[34]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5页。
[35]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87页。
[36]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80页。
[37]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90页。
[38]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58页。
[39] Н.Д.Тамарченко：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Бахтина и 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пособие по спецкурсу，Москва：Изд-во Кулагиной，2001，С.111-112.
[40]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468页。
[41] Galin Tihanov：“Bakhtin’s West World”，New Literature Review，2002（5），pp.56-57.
[42] Gary Saul Morson，Caryl Emerson：Mikhail Bakhtin：Creation of a Prosaic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4.
[43] 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和作家，接近辩证神学和存在主义。曾居住德国（1933年前）和以色列。布伯哲学的中心思想为生存就是“对话”（神与人，人和世界之间的对话）。
[44] М.Н.Эпштейн：Слово и молчание：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6，С.277.
[45] Caryl 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12.
[46] Caryl 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58.
[47] С.С.Конкин，Л.С.Конкина：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Саранск：Морд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3，С.331.
[48] Michael Gardiner：The Dialogics of Critique：M.M.Bakhtin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2，p.2.
[49] Katerina Clark，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8，p.252.
[50]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41.
[51]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32.
[52] К.Г.Исупов：Бахтинология.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Перев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Публикации Алетейя，1995，С.12.
[53] М.М.Бахтин：Беседы с В.Д.Дувакиным，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2，С.125.
[54] Katerina Clark，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1.
[55] Katerina Clark，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61.
[56] Caryl 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59.
[57] Booker，M.Keith：Bakhtin，Stalin and Modern Russian Fiction：Carnival，Dialogism and Histor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5，p.3.
[58]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p.83-84.
[59]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105.
[60] 〔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60页。
[61] 〔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31页。
[62] Caryl Emeron：Сritical Essays on Mikhail Bakhtin，New York：G.K.Hall and Co.，1999，p.33.
[63]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3页。
[64] 罗伯特·杨断言，梅德韦杰夫死于1938年，而其死因可能是因为冒名出版了巴赫金的著作的缘故。见罗伯特·杨：《回到巴赫金》，《文化批评》第2期（1985～1986年冬季号），第74～75页。
[65]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39.
[66]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42.
[67] М.М.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ом 2，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С.143.
[68] Caryl Emeron：Сritical Essays on Mikhail Bakhtin，New York：G.K.Hall and Co.，1999，p.32.
[69]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25.
[70] Craig Brandist，David Shepherd and Galin Tihanov（eds.）：The Bakhtin Circle：In the Master s Absenc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35.
[71] 〔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50、262页。
[72] Michael Gardiner：The Dialogics of Critique：M.M.Bakhtin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2，p.2.
[73]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7.
[74]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97.
[75]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63.
[76]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164.
[77]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116.
[78]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88，89.
[79]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97.
[80]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98.
[81]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85.
[82]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104-110.
[83] М.М.Бахтин：Беседы с В.Д.Дувакиным，Москва：Согласие，2002，С.40.
[84]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290.
[85] 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его семья，стра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33.
[86]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Ход коня.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Москва，Берлин：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ликон，1923，С.39.
[87]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77
[88] 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p.132.
[89]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42.
[90] В.В.Зень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Ростов на Дону：феникс，Том 1，2004，С.18.
[91]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ет：Стать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Эссе （1914-1933），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С.143.
[92] С.С.Конкин，Л.С.Конкина：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Саранск：Морд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3，С.109.
[93]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3页。
[94]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33页。
[95]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97～198页。
[96]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4页。
[97]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25页。
[98] Б.Эйхенбаум：О литературе：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С.132.
[99]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184～185页。
[100] Р.О.Якобсон：Работы по поэтике，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1987，С.275.
[10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第530页。
[102] 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С.32.
[103]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28页。
[104]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4页。
[105]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45页。
[106] Michael F.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
[107]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张捷、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