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晚上承蒙几个音乐家朋友的邀请，同他们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听到世界著名管弦乐队—费城乐团的演出，感到非常幸运和值得。

幸运，这是因为票价很贵，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却能听到像费城乐团这样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声望的和高水平的乐队之一的演出。这对同去的几位专业音乐家已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对像我这样一般的音乐爱好者当然是一种耳福了。

值得，因为我手头正有紧急的任务要完成，我住在偏远的西郊，要乘车去天安门，为了保险不迟到，至少也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而且回来已近午夜，安全也是个问题。因而在受到邀请的时候，纵使我把听“费城”认作一种“耳福”，但延误了手头的任务，夜里进城听音乐会，这值得吗？听后的回答是：值得！

我把真正的音乐评论留给同去的行家们写吧！他们是音乐学家和音乐史家。我自己只能把听后主观的感受说出来，讲一讲自己耽误了手头的急事，路途迢迢进一趟城为什么是值得的！

到了举行音乐会的人大会堂，我问：节目单哪儿买？回答是：甭看节目单，很简单，贝多芬的“第二”和“第三”。我听了，心中暗暗纳闷：一场音乐会怎么只有两个节目！而且两个像排着队而来的，“第二”后面跟着一个“第三”，都是贝多芬的，多么单调呀！

我对国外乐团安排这种音乐会的节目并不陌生。为了使音乐会演奏的作曲家作品在时代、风格、乐种上具有多样性，在古今的比例、分量的轻重、品格的不同（抒情或戏剧，庄严或轻快等）上都有所搭配。即使是作家或是乐种的专题音乐会（包括专门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内）也都谋求搭配上的多样化，如今依然流行的是音乐会节目单是，古典的加上一两个一般听众听不明白，或被认为是由于“不习惯”或“水平差”而听不懂的现代派，或现在又有所谓的“后现代派”作品。

然而现在这个拥有自巴洛克音乐时期以来一切经典曲目，而且因它有影响的前任指挥斯托考夫斯基和奥曼迪的思想解放而并不保守的乐队[1]这次到北京来，却只给了我们两个都是贝多芬交响曲的曲目，一个是D大调第二交响曲，另一个是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这个乐队作这样的节目安排，岂不显得太贫乏了吗？

我认为我为世界闻名的费城乐团作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君不见，现在我们中国流行的审美趣味，不到处都表现在媒体对金碧辉煌、五光十色、花花绿绿、花里胡哨、珠光宝气、金玉其外的东西的热衷和宠爱上吗？

出人意料的是，当指挥用指挥棒打完了以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终曲主题为主题的、用回旋曲形式写的英雄交响曲终乐章那重复了十九次的最后一个辉煌的和弦的最后一下，从而结束了当晚全部演出，此时全场听众为指挥沃尔夫冈·萨瓦利施忠于原作的精湛的再创造所激动，这两个交响曲迸发出来的**，一个高出一个，其热烈的程度以几何级数的曲线逐步上升，然而它表现出来的那热烈的感情不是喷出来的，而是用刀具在金石上刻出来的，是热情的火焰，但它不是浑然一团，而是使人感到是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凝固了的眉清目秀的火焰，我的天哪，这不是音乐了，这是雕刻了！听众用不肯停止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要求再来一个，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原以为费城乐团会和来北京演出的多数外国乐团一样，对听众热烈的反应，出于礼貌加演几个如《春节序曲》、《茉莉花》之类的我国管弦乐曲；然而不，指挥萨瓦利施给我们加演的，是又一个贝多芬！—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序曲，作品第43号—等到此曲演完，当听众再次久久热烈鼓掌，衷心要求乐队再加演一个时，指挥一面向热情的中国观众频频鞠躬致谢，一面却向乐队示意下场。他似乎以此表示：“今天晚上费城乐团要向你们说的就是这些！”此时，我才明白过来：萨瓦利施是不会怕人说“费城”单调贫乏的。倒是那些会这样说和这样想的人才显得浅薄无知，因为他作这样的节目安排是有意味深长的用意在里面的。

原来萨瓦利施不仅在给中国听众演奏贝多芬，而是在为我们上一堂与贝多芬有关的音乐史课！

贝多芬28岁（1798年）开始发觉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后来聋病越来越严重，到了1819年，也就是到他49岁的那年，他全聋了，听不见别人讲话，他随身带个小本子，让人把话写在小本上。然而在他半聋和全聋的情况下，他创作了几乎占他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他的代表作《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以及属于他重要作品之列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均是在他全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贝多芬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复杂的不朽乐曲来，这是人类艺术史上公认的奇迹，这是多数人都知道的。

但是，当贝多芬发现自己有耳聋的迹象，他作为一个自小热爱音乐、把音乐看作是自己毕生的神圣事业，并为自己音乐上已取得成就而自豪的人来说，受到的打击、感到的痛苦是巨大的，因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并为此立下了绝命书—这事恐怕知道的人就少了。这个遗嘱叫《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但贝多芬并没有自杀，这绝命书在他生前也就不为人知，一直到他1827年病故后才被发现（现藏汉堡市立图书馆）。这绝命书所以被称作《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是因为它是在当时维也纳的郊区海利根施塔特（现已为市区）写的，时间标明为1802年10月。要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听到的，费城乐团为我们演奏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恰恰就在贝多芬写这绝命书的同时同地创作的。

我们中国的文艺评论历来有一个好传统，即在考察一个人物或作家作品的时候，常用的是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方法。我说它是个好传统，是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相吻合。在理解贝多芬的这个第二交响曲时，应用这个方法，便不能不同时把这个遗书一起拿来研究了，因为它们是在同时同地写的。我们在遗书里读到的材料：贝多芬所生活的时代、当时的境遇、耳病后的心境：恐惧和绝望、他的人生态度、他对艺术的态度、他的艺术思想，等等，都可以用来印证这个交响曲，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把贝多芬的这个D大调交响曲听深听透。我相信这次带领“费城”来京演出的指挥教授，除了研究总谱，分析各家阐述这个“贝二”的各种音响资料外，他一定重温了这个堪称“贝二”双胞胎的《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这一重要文献。

有人可能说，像萨瓦利施这样年高资深、阅历丰富的指挥大师对贝多芬九个交响曲一定是倒背如流了，演出还用准备？还用去念什么《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对一个并非只为了吃饭赚钱、并非为了追求虚荣而从事音乐艺术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艺术和人生中追求真善美，就是为了使艺术为人们带来幸福和启示。由此他们把每一次演出都看作是一次再创造，这样他们在每次演出之前总是要认真准备，精心排练。为了演好贝多芬第二交响曲，心里一定会装着《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因为它是吸取新的灵感的来源。我敢说，萨瓦利施这位指挥在指挥前心里必定装着已经熟悉的贝多芬的遗嘱，而且他会假定，我国的听众在听“贝二”时，心里一定也是装着《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如果有人不知道，他一定会希望他们听后补课，去读一读这篇感人肺腑的遗书，然后再去把“贝二”听一遍。

人们一听到贝多芬因为失聪而绝望甚至想到自杀，因而写了一封绝命遗书，那么他在同时写的D大调交响曲中，按常人之见，应该是一片悲悲戚戚、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痛不欲生的声音；这个交响乐似乎应该比柴科夫斯基的“悲怆”还悲，才说得过去。然而，乐队在萨瓦利施先生的指挥棒下扑面而来的声音便是：主部主题愉快活泼的律动，以及由进行曲构成、体现法国大革命时代感的副部音乐。

这快乐的律动和革命气息，虽都在海顿、莫扎特古典交响曲严格规正的奏鸣曲式框架中打转周旋，但它们表达的时代气息与海顿、莫扎特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贝多芬没有半点伤感和忧郁，有的是雄赳赳气昂昂、乐观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第二乐章是贝多芬交响曲中少有的那样长的慢乐章，论者喜欢强调它的典雅优美与莫扎特有着姻缘关系，我则认为贝多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对生活的美好感受和热爱。他在1801年11月16日致好友韦格勒的信中说：“把生命活上它一千次，这该多美啊！”我们在这个乐章里听到两个美丽的主题多次重复，不仅不感到厌烦，相反唯恐它们就此结束。原因恐怕就是贝多芬对生活的美好感觉和热爱通过第二乐章的音乐感染了我们。

第三乐章标明是谐谑曲，我们在里面听到的是音乐家的调皮和幽默。第四乐章是用回旋奏鸣曲式写的，这里没有古典交响末乐章惯有的郑重和严肃，相反比起第三乐章，其中的调皮和幽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写过指挥贝多芬全部交响曲的体会的柏辽兹把它称作交响曲的第二谐谑曲。

只有说完了这些，跟着上来听“贝三”才顺理成章。“贝三”把我们激励得无所畏惧，使我们感到，为了人间的公平和正义去冲锋陷阵、为了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然后那加演的《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序曲》又使我们冷静下来，它使我们懂得这场音乐会的音乐所要表达的真谛，它在努力使听众心中暗暗想着:今后如何准备着为追求人间的真善美而付出自己的一切。

音乐会完了，观众散了。

不，萨瓦利施不仅在为我们演奏音乐，而且在给我们上课。

[1] 见英文版《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大词典》第十三卷826页，第十四卷621～624页，第十八卷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