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欢乐颂》写于1785年夏天。次年这首诗发表在他自编的杂志《塔莉娅》[1]第二期上。诗人写这首长诗的直接缘起是受到了与克尔纳友情的激发。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圈子连席勒在内共有五人，他们自称为“神圣的五人”。这诗写出后克尔纳为它谱了曲，成为他们的团契歌（Bundeslied）。

席勒自从写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控诉封建暴虐的剧本《强盗》（1780年）以后，受到了符腾堡小暴君卡尔·尤根[2]公爵的迫害。1782年他潜逃到曼海姆城，想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从事创作。然而他在那里的处境并不好。虽然他的两个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在曼海姆民族剧院等处演出取得极大成功，但他却负债累累，到处碰壁。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从莱比锡的来信（1784年），这封信向席勒讲了许多充满真挚感情的话，向他表示钦佩和钦慕，使席勒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写信人就是克尔纳[3]，席勒接受了邀请于1785年春投奔到莱比锡克尔纳那里。随后又跟克尔纳移居到德累斯顿。他生活在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圈子里。受到了这些朋友对他在物质上和事业上的赞助、精神上的鼓励，使他感到友谊的无限温暖和生活的无限美好。于是在他在紧张创作修改他第四个名剧《唐卡洛斯》的同时，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长诗《欢乐颂》（An die Freude）。那时席勒26岁。

我们可以从这首长诗里指出多处（例如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说明席勒对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们的友谊的热烈赞颂。但是这首诗的意思远不止此，席勒在这首诗里歌颂的是那时正在觉醒并走向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席勒这首诗的主旨是：“一切人们都结成兄弟。”他在这首诗里号召：“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他在这首诗里主张：“和全世界实行和解！”。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还写出了像响着冲锋号般声音的诗句：“弟兄们，快乐地往征途上高歌猛进！像那恒星在瑰丽的太空飞奔，像那英雄为胜利一往无前。”这种人道主义就是普遍的人类之爱。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分阶级、不分敌友、不分善恶的。这种普遍人类之爱的思想在诗里表达得淋漓尽致。恩格斯1885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著作中对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进行了深刻和尖锐的批判。他用讥讽的口吻说：“留下的只是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阶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很明显.这里指的老调子就是一百年前席勒写的这首长诗《欢乐颂》。恩格斯对鼓吹“普遍人类之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必要的。因为自1848年开始。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就已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1871年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尝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觉醒着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容许它来调和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也还要记得两点：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评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4]。第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等情况下，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但是，在我国，却有人因为席勒的《欢乐颂》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将其说成是反动的作品，而且还株连到为它谱写了乐曲的贝多芬，说贝多芬是反动的，《第九交响曲》是反动的，进而株连到1959年中央乐团的演出，因演出了《第九交响曲》，所以演出也是反动的。现在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反动的不是席勒和他的《欢乐颂》、贝多芬和他的《第九交响曲》，反动的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形而上学其为害之烈可与公元前5世纪汪达尔人毁灭罗马文化的程度相比。

现在我们按照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将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以内来观察，将席勒的《欢乐颂》和贝多芬为此谱写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看它们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席勒在1785年写《欢乐颂》的时候，欧洲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资产阶级正在革封建制度的命。在成诗两年前，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欧洲正处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四年后巴黎的巴士底狱被第三等级的群众砸开。德国的土地上，由于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强大，革命性要差一些。但是，有政治敏锐性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受到革命思潮的冲击也安静不下来了。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德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启蒙运动，无畏的战士莱辛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情况还不止于此，德国的文艺界受了卢梭“返回自然”的影响，受了从英国传来的蔑视传统、不满现实的“天才崇拜”的影响，出现了德国文艺史中特有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席勒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等就是“狂飙突进”文艺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和伴随着这些创作的一些文艺评论无情地揭露、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残酷和腐败、虚伪和丑恶。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个倾向剧的席勒的《阴谋与爱情》（1782年）就是对德国封建等级制度最严厉的抨击。剧本反映了市民阶级（也即资产阶级）要向贵族争平等争自由的强烈愿望。

席勒的《欢乐颂》是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写的。诗里要求“一切人们都结成兄弟”，其具体含义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争平等。它的矛头是指向封建等级制度的，这是一种革命的要求。顺便指出，席勒在《塔莉娅》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稿中，这句诗是“乞丐要成为公侯的兄弟”，这样，它的革命锋芒就更为毕露了。后来改写成“一切人们都结成兄弟”，反而减弱了它的力量。但是它的锋芒所向仍是封建贵族，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贝多芬在他1812年为《欢乐颂》谱曲而起草的计划中，干脆潦草地把这行诗写为“公侯就是乞丐”，虽然这是贝多芬惯有的匆忙中的误笔，但也显示出他对封建贵族和王公大臣是何等的蔑视。席勒在长诗的第八节这样写道：“在王座前也要保持丈夫气概，弟兄们为此可以抛弃生命财产，给有功者戴上花冠，让骗子们灭亡垮台。”像这样的诗句就更显出觉醒了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气概。有人考证，席勒起初给这首长诗定的标题是“自由颂”（An die Freiheit）而不是“欢乐颂”。文学史家们对这样的说法是有争议的，但按照时间和席勒当时的经历，还有按照这词的基本内容来看，把“欢乐”两字换成“自由”也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诗人在这首长诗中也暴露了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应该说是他世界观中消极、软弱的一面。他在诗里鼓吹“和全世界实行和解”，“宽恕我们的死敌”，“鼓起勇气去忍受苦难”就是证明。他要别人不用革命的实践去解决现实的矛盾，而是“将受难者引上道德的顶峰”，想用“道德”和“信仰”来解决现实矛盾，这就是席勒世界观中最致命的弱点。这些软弱和妥协的思想也是当时德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它们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文学、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这个国家由于前述的经济、政治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无能。知识界中所表现的那种妥协胆小的庸人习气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有必要谈一谈如何看待《欢乐颂》中反映的席勒的宗教观念。诗里有好几处带着敬畏的语气说到高踞于群星之上的“玄妙的神灵”。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对宗教问题也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不错，在席勒、贝多芬生活的时代，早存在着革命的无神论思想，例如法国以狄特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中的一些唯物论者就是无神论的代表。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革命派有相当一部分人还都相信神。但他们相信的神与当时禁锢人们精神世界的教会的正统教义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神学是泛神论和自然神论。卢梭和伏尔泰就是这种信仰的代表。这些人不相信天主教会给他们描绘的那样的上帝。他们把神融化到自然中去，他们承认世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对他们来说自然规律就是神。这样的有神论实际上是以神学形式掩蔽起来的唯物论。《欢乐颂》中给我们描写的神就带着这种浓厚的自然神论的色彩。比如，诗的第三节“在大自然的**上，万物吮吸着欢乐……”；第四节中说推动永恒的大自然发展、运动的不是上帝而是“欢乐”；在同一节中席勒把守护在上帝之前的天使和虫豸放在同等地位；在第六节中席勒把人看作是一种能与神灵为伍的力量。贝多芬也是信神的，但他相信的神是大自然；他相信的神也是那使他“终身为善”，使他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的道德力量。像这样对神的认识在教会的眼中就是一种异端了。天主教会长期不演唱他的《庄严弥撒》，就是因为其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不把它看作真正的宗教音乐。这部宏伟的宗教音乐最先不是在教堂演出的，而是被抽出其中几段在维也纳一家戏院里演出。所以不能简单化地将历史上的一切神学思想都说成反动的；更不能简单化地认为《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合唱乐章是诗人和音乐家用来宣扬宗教迷信的。恰恰相反，席勒在《欢乐颂》中反映了在当时最先进的自然观—康德关于太阳系形成的星云说（1755年）。第四节、第七节中所显示的诗人对宇宙的观念就带着康德星云说的色彩。

人们常常把贝多芬创作的《第九交响曲》和歌德写的《浮士德》相比。83岁的歌德花了55年的时间写完了《浮士德》，而57岁的贝多芬至少用了31年的时间酝酿，最后写出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创造都各花了他们大半生的心血，这两部作品同时也分别是两位艺术家各自一生思想和经历的总结。贝多芬22岁的时候就有志于把席勒的《欢乐颂》“每一段都谱上音乐”了，这是从波恩大学的法学教授费歇尼希（Fischenich）1793年给席勒夫人写的信中得知的，[5]从贝多芬1798年写的草稿中，发现了他为《欢乐颂》中“定有位慈父居住在彼方”的诗句谱上的旋律；[6]在1802年写的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中，有两处用了“欢乐”这个词，其中一个用斜体字写出以表强调；[7]1808年所作《C小调钢琴合唱幻想曲》（op.80）中有类似《第九交响曲》合唱乐章的雏形结构，其主题与《第九交响曲》的合唱乐章主题有相似之处；[8]1811年的草稿中发现夹在《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乐》构思的乐句中，有为《欢乐颂》头两行诗谱写的乐思，并附有关于将它谱写成终曲的简单说明；[9]1812年的草稿中发现贝多芬准备写一个包括有《欢乐颂》合唱的序曲，其中说明将在席勒原诗中挑选某些诗节谱曲，放弃了波恩时代将全诗谱曲的计划；[10]1814年的草稿中再次出现要写这样一个序曲的意图：[11]1822年准备写两个交响乐的计划，其中一个他称作“德意志交响乐”，并为它起草了以《欢乐颂》为合唱乐章的主旋律，这个旋律就成了《第九交响曲》合唱乐章的主旋律；[12]1823年贝多芬集中力量创作了《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乐章，然后在1822年构思的主旋律的基础上写出了终曲—合唱乐章。

要谈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合唱乐章，必须与前三个乐章联系起来。但本文要介绍的只是合唱乐章与席勒的长诗《欢乐颂》的创作背景，所以仅把终曲合唱部分抽出来与席勒的原诗作比较。前面提供的材料表明贝多芬被席勒这首诗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吸引了31年。《欢乐颂》给音乐家以灵感，最后写出了《第九交响曲》。但是，任何人读了席勒的诗，听了《第九交响曲》终曲的合唱，都会感到：合唱和音乐的感染力要比原诗给人的感染力强得多。贝多芬和席勒同样都以某种艺术手段表达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的向往，但贝多芬在音乐中表现的气魄要比席勒在诗中表现的大得多。人们简直可以这样说：不是音乐附丽于原诗，而是原诗附丽于音乐。这表明了贝多芬争平等、争自由的斗争意志要比席勒坚定得多。这不仅是我听了音乐以后的一种主观感受，事实也证明如此：席勒自从离开了克尔纳等朋友，到了魏玛（1787年），到了耶那（1789年）当历史教授，便钻进了康德哲学。1799年又回到魏玛，直到1805年去世，他不再在人间追求理想，而是徘徊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去寻找。他之后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日臻完美，但年轻时那股叛逆精神却大大减退了。然而贝多芬从年轻时代到他写完《第九交响曲》（1824年），直至去世（1827年），一直都保持着他原来的那股傲劲。虽然耳聋妨害他与人交往，但他总是扎根在生活中，立足在人群中，他的作品始终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反映着时代的气息和人民的感情。

有人说，在他晚年的钢琴奏鸣曲中和弦乐四重奏中显示了“超脱”、“虚幻”、“消沉”、“孤独”；说贝多芬在晚年“陷于悲观消极”，“向梦境和神明寻求慰藉”，等等。这种评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这种方法观察事物不可能正确认识。不错，他晚年的作品在发展上有自己的特点，有不同于以往之处。贝多芬是一位不安于已有的成就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不断地创新，这是贝多芬区别于同时代其他音乐家的特点与优点。因此他在晚年作品中在表现方法上更简练，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而有些思想僵化的演奏家和评论家却听不懂他的音乐，发出了种种议论。但是，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可以听出他的音乐和以往一样，既有悲哀也有欢乐，既有严肃也有幽默。罗曼·罗兰曾用贝多芬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其的一生和创作：“通过痛苦得到欢乐。”[13]这句话不仅完全适用于他晚年的创作，而且在这些创作中还得到了更完美、更深刻的反映。贝多芬为他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130）重写的终曲，是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写的最后的作品。这首终曲朴素欢快的音乐所散发出来的浓厚民间风味和生活气息，正好有力地证明了贝多芬一生都没有脱离现实、脱离人民。

[1] 这杂志是席勒在曼海姆创办的，原名《莱因州的塔莉娅》（Die rheinische Thalia），他去莱比锡后改名为《塔莉娅》，由他的朋友出资印行，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在希腊神话中，“塔莉娅”是喜剧女神、九个缪斯女神之一。

[2] 当时德国分裂为300多个独立小王国，符腾堡（Württemberg）公国是其中之一，卡尔·尤根（Karl Eugen）是这公国的君主。

[3] 克尔纳（Christian Gottfried K?rner 1756—1831），法学家，文学评论家，在文学史上因他与席勒的友谊而出名。他的儿子推渥道·克尔纳（Theoalor Koerner）是一位在反拿破仑战争中有名的爱国诗人。

[4]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版，第512页。

[5]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London,1896，第322页，但作者误将收信人夏洛蒂当作席勒的姐姐。

[6]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London,1896，第322页。

[7]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London,1896，第323页。

[8] [德]许纳沃尔夫：《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贝多芬》，东德哈勒，1953，第二册，第205页。

[9]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London,1896，第323页。

[10]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London,1896，第325页。

[11] [德]许纳沃尔夫：《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贝多芬》，东德哈勒，1953，第二册，第205页。

[12] [德]许纳沃尔夫：《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贝多芬》，东德哈勒，1953，第二册，第209页。

[13] 见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北京，1978，第44页。原译文为“用痛苦换来的欢乐”。核对许纳沃尔夫书第二册第16页上引贝多芬原信，德文原文是：“Wir En—dliche mit dem urtendliclfen Geist sind nur zu Lei—den und Freuden geboren，und beinahe Koennte mansagen，die Ausgezeichnetsten erhalten durch Leiden Freude.” 应译为：“我们这些生命有限但有着无限精神的人是为着痛苦和欢乐而生的，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总是通过痛苦得到欢乐的。” 傅译与原意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