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笔记(1 / 1)

来记点费里尼的笔记。费里尼?对了,就是那个意大利鬼才导演。先说关键词吧,第一个是“家乡”:居移气,养移体,不一样的地脉自能养育出不一样的人文——费里尼来自里米尼,那是亚平宁山脉掩映下的一个小村落,彼时完全没有被工业文明催熟过,一入夜则进入中世纪般昏黑闷重的静谧。海水暗中澎湃,大雾抹杀一切,渔火勾勒出湮远的海岸线,没有电视,电影院在好几里之外,歌剧院常年歇业。文化生活可谓是寸草不生。

精神上没有营养源就算了,偏偏费里尼的成长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就是二战法西斯当政的年代,全民备战,美化武功,神化“战争”“英雄主义”,这些词连同“政治”“纲领”“集团”“结社”“政党”在内,后来都成了费里尼词库里的贬义词、冷感词。他的爸爸被法西斯暴徒暴打过,他自己则差点被校长踢断脊椎,他反抗的方式是非常苍白和微弱的,比如集会时故意依次漏穿制服中的一件,这次是长筒靴,下次是无边帽,直到他发现自己会无师自通地画漫画,他用孩童漫画式的变形,去反抗周遭的成年人:修女长着气球般的、沉甸甸的**,坏老师长着匹诺曹式的大鼻子。后来他的导演思路也是靠漫画阐释的,他先画出他想象中的人物,然后才和服装、美工、技术人员开始围绕这个人物周围的空白地带设计场景和故事,我看他的电影,老有种与现实错位的失重感,不晓得是不是缘于此。

他让我想起少年鲁迅,后者小时候常常被一个叫八斤的大孩子欺负,一是体力上处于劣势,二是家教森然,鲁迅满腔激愤。有一天,鲁迅的爹巡检孩子的房间,结果在床垫下面发现一沓漫画,上面草草画了一个秃头小人,身边放利箭一支,上书“射死八斤”。鲁迅后半生的口诛笔伐,我看也就是在“射死八斤”的延长线上。我觉得鲁迅的处女作既不是《狂人日记》,也不是他在东京的译作,而是“射死八斤”。一个孱弱又偏激的孩子,根据抗暴的途径不同,或是诉诸笔墨,或是隐身声色,分别成为作家、漫画家、电影导演,等等。鲁迅成了前者,而费里尼成了后者。

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见了生人都会脸红的孩子,成了挂着三个麦克风、五个口哨,手执导演筒,在黑压压的人头之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导演呢?可能是因为他太会说故事了,费里尼此人,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形容他的话,我觉得是“说谎者”,他存活于这个冷硬世界的方式,就是活在虚拟层面上。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正史,第二句肯定就是戏说,第三句肯定就是大话。他的叙事技术我看比大多数小说家都强,就像日本时尚设计师高田贤三能把一块光滑的布料平摊在人体上直接裁衣一样,费里尼说故事也是过场圆熟,毫无接缝,浑然天成。他说故事的笔法,就是把这个人物描述成他自己的漫画,寥寥数笔,择其凸凹,放大得当,神采即出。

费里尼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母性”。说起来意大利是个盛产母性图腾的国度:比如文艺复兴的圣母像,战时的“罗马妈妈”、烈女之类,但是在费里尼的字典里,“母亲”是缺席的。他几乎从未提及过这个女人,他常常用的词是“母性”。而代言母性的居然是“妓女”!母亲生养我们,哺育我们,而妓女则是青春期最初的性启蒙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母亲和妓女对他同样是恩同再造——嘿嘿,别嘘我,我只是在贴紧费里尼的思维曲线。

他总是温情脉脉地回忆着那些妓女,有一个叫“小金鱼”的,因为只要给她几条鱼就能与她鱼水共欢。甚至对孩子她也平视,一毛钱可以看屁股,两毛钱加上性感的扭摆动作,四毛钱是下身,她母式的丰盈身材、温驯的迎合、无垠的兽性、催人泪下的甜蜜爱抚,对一个生活在闭塞乡间的清教徒家庭、每周一次要去教堂高声忏悔涤清罪恶的孩子、一个在话语高压的骗局中长大的孩子,肉欲也许是唯一诚实的东西。

费里尼总让我想起《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那个孩子,也是战时的意大利,也是一个孱弱白皙、肋骨森森、在夏天从不敢穿泳衣的胆怯孩子;也有在乱世里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堕落女性,用她熟而微醺的、热带水果般的肉体,滋养着一个被神父、教堂、清教徒家庭、制式教育压扁的,饥渴于性和生活的小男孩。费里尼和那个小男孩一样,躲在建筑物的阴影里,等着那些成年女人做完弥撒出来——哈哈,看,她们一窝蜂出来了!自行车坐垫上、横杠上、后座上……四面八方,全意大利最漂亮的屁股像鲜花一样盛开,一直开到了几十年后费里尼的电影里。镜头的角落里都充满了巨大、丰美的女体,像饥饿之后的过度饱食。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都在思考:这个人,他得以成立的枢纽是什么?我找到了费里尼的枢纽,他像所有骗局中长大的孩子一样,走到对立面去,彻底成为怀疑论者,像中国的王小波、王朔也是同理,用近乎无厘头的黑色幽默,在废墟上艰难地重建。他嗤笑中产阶级华丽的无知,“他们在城堡里养了1000只羊,然后雇了农民来数它,哈哈”,他嗤笑宗教的救赎骗局,因此费里尼的名字,曾经被贴上教堂的大字报。他镜头里的世界,活像马戏团:混乱,无序,颠倒一切。啊,差点忘了费里尼词库里的枢纽词汇:马戏小丑。

是什么拯救了这个痛恨身体暴力、敌视战争和流血的孩子?啊,是马戏小丑。这是费里尼褒义词单上的头牌。他关于马戏团最初的记忆是一个神奇的早晨,像是天外神秘飞行物一样,一个五彩缤纷的马戏团帐篷,降落在这个孩子的家门口。他第一次走进那潮湿沉静又生机盎然的所在时,内心便涌起山鸣谷应般的大回响,圆拱棚下的火圈,马匹在绕场时的嘶叫,训练员的“嘶嘶”的口哨声,啊,还有马戏小丑,小丑们用湿漉漉的大眼睛看着他,使他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也许这是他选择导演工作的隐性理由,马戏团生活和导演工作很有相通之处:一些不同背景的人,技术人员、美工、演员、灯光、化装,组成一个临时的团体,过流动性的、轮子上的生活。每天附着在不同的外景上表演,争吵,纠纷,协调,漫无秩序,缓慢地朝着一个目标进发,最后奇迹般地实现了预期。如果要他选择一个最看重的品质,他会说是“天真”,而只有在未经智性催熟的孩子、弱智者、马戏小丑、妓女、底层的蒙昧大众身上,天真才得以保存,这也是他片中投以善意目光的人群。他自己,始终固执地不愿意长大,17岁以后每当别人问他的年纪,他都目光迷离地说“不记得了”。哈哈,多么无辜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