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眼睛》，不知道怎么给上海译文做成单行本了，只是一个小长篇的篇幅啊。查了下年表，这篇成文时间是在《玛丽》之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之前。心里掂量了下，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次序。

玩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让手退场。这是纳博科夫最重要的创作理念：只剩下“在场的眼睛”。一开始，小说是以“我”的视角为支点的，“我”是一个十月革命后，流亡柏林的旧俄难民，爱上了一个富商的留守太太，被察觉后遭富商暴打，萌生死念。自杀未遂之后，“我”看破红尘，只剩下一双阅世的“眼睛”。特别要注意第21页的那句话，“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新生的开端，至于自己嘛，我只是个旁观者”，再然后，情节转场，出现了万尼亚一家人，还有他们的家庭聚会。

从此，情节都由一个叫“斯穆罗夫”的人承包了。随后“我”又时时出场，并费尽心思想知道万尼亚等人对斯穆罗夫的看法，这就是“眼睛”的寓意——可怜的斯穆罗夫的存在，仅限于他在别人的头脑里的反映。一大半的情节便是为此而设的，“我”所做的事便是窥探别人头脑里的“斯穆罗夫”。在最后，斯穆罗夫被万尼亚拒绝后，意图对万尼亚不轨但未遂，离去时得到了最后一位，也就是万尼亚的恋人——穆欣的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大浑蛋。”此时，所有的谜团都浮出了水面，“我”即是斯穆罗夫。

谜底破解以后，再回头看一遍小说，觉得搞笑得要死。比如斯穆罗夫这个人，在不同的“眼睛”里有几个版本，全知视角说他“偶尔说句笑话，就在沉闷的聚会中推开暗门，吹进清新的小风。优雅的辅音余韵，意味他高贵的出身”……哈哈，当知道第一人称的“我”就是斯穆罗夫本人之后，才明了这不过是他的自恋自赏而已。

寡言不合群的人，可供外围读解的参数比较少，总是容易被误读。在阅历不深、间接经验也只限于通俗小说的万尼亚眼中，文青气质、忧郁少言的斯穆罗夫“很善良，太善良了，非常爱每一个人，所以总是荒唐又迷人”。而饱经世事、老于世故的穆欣，则一眼看破了斯穆罗夫为自己编排的华丽军旅传奇，知道他的酷，不外是羞涩胆怯加经历苍白。精于算计的商人赫鲁晓夫（很明显，叫赫鲁晓夫，是为了揶揄红色政权。纳博科夫的小心眼，让我哭笑不得。他总是不忘讥讽布尔什维克、暴发户、通灵术、犹太人、德国人和弗洛伊德学派）只看见斯穆罗夫领带上的洞，就认定他穷困窘迫，是个贼。

和平主义者玛丽亚娜，片刻不忘彰显自己的道德优势，不容对方辩驳，就把斯穆罗夫说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白匪”。精神分析学拥簇者罗曼，时时都在寻找下手分析的材料，他写信告诉远方的朋友，说斯穆罗夫是性别倒错。书店老板，犹太人施拖克，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他寡淡日常的唯一调料，就是滋养自己的疑心病，他觉得把人生活成爱·伦坡的恐怖小说才带劲……哈哈，他说斯穆罗夫是隐藏的特务。

真实的形象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映射他的千万面镜子。多认识一个人，幻象就多繁殖出一个母本，然后继续增殖，像顽强的寄生物一样四处蔓延。那句话怎么说的？当你活成了一个锤子，你看谁都像钉子。人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幻象找个下家。

其实，后来纳博科夫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也是通过好几个人的眼睛，正面的、褒义的、贬斥的各类视角，去拼凑、还原一个人。别忘记纳博科夫是个文体实验家，所以他把这个烂俗的爱情故事，放进了一个侦探小说里来写，先是收集了很多人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版本，然后让读者像侦探断案一样，自己推理剥离出一个塞巴斯蒂安。这个《眼睛》，不妨看作抵达《真实生活》之前的小练习。

最好的写实小说家，都是眼睛型的，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控制力稍差，就有点动手动脚，我每次看内米洛夫斯基的小说都提心吊胆的——她讨厌她妈，还仇视农民，对贫苦阶层不信任，有敌意，一写到他们，她的笔法就降温了。她写她妈眼睛里的欲望、开得很低的领口，都让我觉得有点不洁，她始终念念不忘：这是个**，毁了她的童年。

那天和他们吃饭，说到小说技术的问题。保罗·奥斯特自然是玩技术，但是他那个结构，一看就是精心雕琢的，多少还是留下痕迹；雷蒙德·卡佛的技术就更熟练，几乎是大化无形。我说：“100个小说家里，有1个是天才，剩下的99个都是技术工人。”当达·芬奇画了成千上万个鸡蛋以后，他闭着眼睛画个圆圈，也是技术；杜拉斯写《情人》，外行看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律动，但是写小说的人，比如王小波，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精心编排过的。这里有个悖论，就是：即使是真实的感情，也要有很好的技术，才能把它表达到位。朋友说：“19世纪就比较流行全知视角，因为那时人的思维惰性很强，接收信息也比较老实。现在的读者口味刁得很，非得写成侦探小说一样，一点点喂给他们，吊他们的胃口才行。”我发现还是“挖井型”作家比较爱玩技术，也是因为题材局限，像纳博科夫，很明显，他对政治很排斥，对世情也冷淡，交际面也不是很广，如果依赖情节，他就太窄了——就好像手头只有胡萝卜和青菜的厨师，只好在装盘、配色、刀工和调味上下苦功了。